第六章
一政治目的對戰爭目標的影響
一個國家對待另一個國家的事情如同對待本國的事情那樣認真，那是永遠不會有的。其他國家有事時，它只會派出一支數量不大的援軍；如果這支援軍失利了，它也就認為盡到了義務，于是就盡可能地尋求便宜的脫身之計。
歐洲政治中向來有種慣例，即加入攻守同盟的國家承擔相互支援的義務。可是，一個國家并不因此就必然與另一個國家同仇敵愾，利害一致，它們并不考慮戰爭的對象是誰和敵人使用多少力量，只彼此預先約定派出一定的。通常為數相當有限的軍隊。在履行這種同盟義務時，同盟國并不認為自己同敵人已經處于必須以宣戰開始和以締結和約告終的真正的戰爭中。而且，就是這種概念也并不是在什么情況下都十分明確的，它在運用時也不是固定不變的。
同盟國假如能把約定提供的一萬。二萬或三萬援軍完全交給正在作戰的國家，使它根據自己的需要來使用，讓它可以把這支援軍看作是雇來的部隊，那么，事情就有了某種內在聯系，在這方面戰爭理論也就不致完全陷入束手無策的境地了。可是，實際上事情遠非如此。援軍通常都有自己的統帥，統帥只會按照本國宮廷的意志行事，而本國宮廷給他制定的目標，是同宮廷的不徹底的意圖一致的。
甚至當兩個國家一起同第三個國家真正進行戰爭時，也并不全是意味著這兩個國家都必然會把第三個國家看作誓不兩立的敵人，它們經常會像做生意那樣地行事。每一個國家都據它可能冒的風險和可能得到的利益投入三四萬人作為股金，并且表示在這次交易中除了這點股金外不能再承擔任何損失。
不僅僅當一個國家為了一些對它沒有任何重大關系的事情去援助另一個國家時是這樣，甚至當兩個國家有很大的共同利益時，援助也并不是毫無保留的。而且同盟者通常也只是約定提供條約規定的少量援助，而把其余的軍事力量保留起來，以便于將來根據政治上的特殊考慮加以使用。
這種對同盟戰爭的態度是十分普遍的，只不過到了現代，當極端的危險驅使某些國家走上自然的道路時，當無限制的暴力迫使某些國家（如屈從于拿破侖的國家）走上這條道路時，才不得不采取自然的態度。過去那一種態度帶有不徹底性，是很不正常的，因為戰爭與和平在根本上是兩個不能劃分階段的概念。可是，這種態度并不僅僅出于理性所不齒的。純粹的外交習慣，并且也淵源于人類所固有的局限性及弱點。
最后，就是在一個國家單獨對其他國家進行的戰爭中，戰爭的政治原因對于戰爭的進行也有強烈的影響。
我們如果只要求敵人做出不大的犧牲，那么，我們就會滿足于通過這戰爭取得一個不大的等價物，而且我們會認為，通過不太大的努力就可以達到這個目標。敵人大體上也會作同樣的考慮。一旦這一方或那一方發現自己的估計有些錯了，發現自己并不像原來希望的那樣比敵人強，而是比敵人弱，他常常就會感到缺乏軍費和其他種種手段，就會在精神上缺乏足以激起較大干勁的力量。因此，他只好盡量地應付，希望未來發生對他有利的事件，在這種情況下，戰爭就如同一個久病的人一樣有氣無力地勉強拖延著。
這樣一來，戰爭中的相互作用。每一方都想勝過對方的競爭。暴烈性與無節制性，都消失在微弱的動機所引起的停頓狀態中，雙方都會不冒危險地在大大地縮小了的范圍內進行活動。
如果我們承認政治目的對戰爭具有著這樣的影響，那么，這種影響就不再有什么界限了，而且我們甚至不能不承認仍舊存在著目的僅僅在于威脅敵人而支持談判的戰爭。
如果戰爭理論要成為而且始終成為哲學的探討，那么，它在這個問題上顯然就會陷入束手無策的境地。在這里它找不到包含于戰爭概念中的一切必然的東西，因而它就會失去它所以能夠成立的一切根據。雖然如此，不久就有了一條自然的出路。軍事行動中的緩和因素越多，或更確切地說，行動的動機越弱，行動就越消極被動，行動就越少，就越不需指導原則。這樣，整個軍事藝術就只不過是小心謹慎，它的主要任務就在于使搖擺不定的均勢不致突然發生對自己不利的變化，使得半真半假的戰爭不至于變成真正的戰爭。
二戰爭是政治的一種工具
直到目前為止，我們一直是在戰爭的性質與個人與社會團體的利益相對立的情況下進行探討的，有時我們從這一方面，有時從另一方面進行探討，以免會忽視這兩個對立著的因素的任何一個，這種對立的根源還存在于人的本身，因此，通過哲學的思考是不能解決的。我們現在，想尋找這些矛盾著的因素在實際生活中由于部分地相互抵消而結成的統一體。假如不是有必要明確地指出這些矛盾和分別考察各個不同的因素，我們本來在一開始就能談這種統一體。這種統一體是這樣一個概念：戰爭假如不過是政治交往的一部分，而決不是什么可以獨立的東西。
人們當然都知道，戰爭僅僅是由政府與政府。人民與人民之間的政治交往引起的。可是，人們通常作這樣的想象：似乎戰爭一爆發，政治交往即告中斷，就出現一種只會受本身規律支配的完全不一樣的狀態。
反，我們卻認為，戰爭無非是政治交往用另外一種手段來繼續。我們所以說用另外一種手段，就是為了要同時指出，這種政治交往并不因戰爭而中斷，也不因為戰爭而變成某種完全不同的東西，無論使用怎么樣的手段，政治交往實質上仍是繼續存在的；而且，戰爭事件所遵循并受其約束的主要路線，只會是貫穿整個戰爭直到媾和為止的政治交往的輪廓。難道還可作其他的設想嗎？難道隨著外交文書的中斷，人民之間和政府之間的政治關系也就中斷了嗎？難道戰爭不正好是表達它們的思想的另一種文字和語言嗎？戰爭當然有它自己的語法，可是它并沒有自己的邏輯。
因此，決不能使戰爭離開政治交往。假如離開政治交往來考察戰爭，那么，它就會割斷構成關系的一切線索，且會得到一種毫無意義和毫無目的的東西。
當戰爭甚至是徹底的戰爭，完全是敵對感情這個要素的不受限制的發泄時，也必須這樣看問題，因為所有那些作為戰爭的基礎的和決定戰爭的主要方向的因素，像我在第一篇第一章中所列舉的：自己的力量。敵人的力量。雙方的同盟者。雙方的人民和政府的特點等，不是也都帶有政治的性質嗎？它們不是都同整個政治交往緊密結合而不可分的嗎？現實戰爭同時并不像戰爭的概念所規定的那樣，是一種趨向于極端的努力，而是一種本身有矛盾的不徹底的東西；這樣的戰爭是不太可能服從其本身的規律的，必須把它看作是另外一個整體的一部分，而這個整體就是政治；假如我們再考慮到這些，那么就更必須像上面那樣看問題了。
政治在使用戰爭時，總是不管那些產生于戰爭性質的嚴密的結論的，它極少考慮最終的可能性，而只以最直接的概然性作為依據。倘若整個行動因而出現了大量的不確實性，以致變成一種賭博，那么，每個政府的政治就都想在這場賭博中，用機智和銳敏的眼力超勝過敵人。
這樣一來，政治就把戰爭這個摧毀一切的要素變成了一種單純的工具，把要用雙手和全身氣力才能舉起作致命一擊的可怕的戰刀，變成一把輕便的劍，有時甚至于變成比賽用的劍，政治可以用這把劍交替地進行沖刺。虛刺與防刺。
這樣一來，戰爭就使秉性膽怯的人所陷入的矛盾自行解決了，倘若這可以算作是一種解決的話。
既然戰爭從屬于政治，那么，戰爭就會帶有政治所具有的特性。政治越是宏偉而有力，戰爭也就越宏偉而有力，甚至可能會達到其絕對形態的高度。
所以，當我們這樣看待戰爭時，不但沒有必要去忽視這種具有絕對形態的戰爭，而且相反地還應該經常不斷地考慮到它。
只有依據這樣的看法，戰爭才又成為一個統一體，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把所有的戰爭看作是同一類的事物，而且只有這樣，在判斷時才會有一個正確而恰當的立足點及觀點，而這種立足點和觀點是我們制訂和評價大的計劃時所應當依據的。
當然，政治因素并不能深入地滲透到戰爭的每個細節部分，配置騎哨和派遣巡邏哨，是不需要以政治上的考慮作依據的。可是，政治因素對制訂整個戰爭計劃和戰局計劃，甚至往往對制訂會戰計劃，卻有決定性影響的。
所以，我們也沒有在一開始就急于提出這個觀點。在研究著個別問題時，這個觀點不但對我們用處不大，反而會在一定程度上分散我們的注意力；可是在制訂戰爭計劃和戰局計劃時，它卻是不可缺少的。
一般地說來，在生活中最重要的莫過于準確地找出理解和判斷事物所必須依據的觀點并堅持這一觀點，因為只有從一個觀點出發，我們才會對大量的現象有統一的理解，而且也只有觀點的統一，我們才不致陷入矛盾。
所以，既然制訂戰爭計劃時不能有兩個或更多的觀察事物的觀點，譬如忽而根據軍人的觀點，忽而根據行政長官的觀點，忽而根據政治家的觀點等，那么，我們就要問：其他一切都必須服從的是否必然就是政治呢？
我們探討問題的前提是：政治在它本身中集中與協調內政的一切利益，也集中和協調個人的一切利益和哲學思考所能提出的一切其他利益；因為政治本身不是別的，它無非是這一切利益的代表。至于政治有時也會具有錯誤的方向，會主要地為統治者的野心。私利和虛榮服務，這不是這里想要討論的問題，因為軍事藝術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作為政治的導師。我們在這里只能夠把政治看作是整個社會的一切利益的代表。
因此，現在的問題僅是：在制訂戰爭計劃時，是政治觀點應讓位于純粹的軍事觀點（假設這種觀點可以想象的話），即政治觀點完全地消失或從屬于純粹的軍事觀點，還是政治觀點仍是主導的，而軍事觀點應從屬于它。
只有在戰爭是單純由敵對感情引起的殊死斗爭的情況下，才能設想政治觀點會隨著戰爭的爆發而消失。這樣，正像我們上面說過的那樣，現實戰爭無非是政治本身的表現。使政治觀點從屬于軍事觀點，那是荒謬的，因為戰爭正是由政治產生的。政治是頭腦，戰爭只是工具，不可能是相反的。因此，也只能是軍事觀點從屬于政治觀點。
我們想一想現實戰爭的性質，回憶一下在本篇第三章中已講過的，我們首先應該根據由政治因素和政治關系產生的戰爭的特點與主要輪廓的概然性來認識每次戰爭，而且時常——在今天，甚至我們可以說在大多數情況下——都必須把戰爭看成是一個各個部分不能分離的有機的整體，也就是說，各個部分的活動都必須匯集到整體中去，并從整體這個觀念出發。這樣我們，就會完全確信和明白，借以來確定戰爭主要路線和指導戰爭的最高觀點不能是別的，只會是政治觀點。
制訂的戰爭計劃從這一觀點出發，就會像一個鑄件那樣完整，對它的理解與評價就比較容易與合乎情理，它的說服力就比較強，它所依據的理由就比較充分，歷史也就比較容易理解了。
從這一觀點出發，政治利益和軍事利益之間的沖突就至少不會再是由事物的性質決定的，所以，如果出現了這種沖突，也只能認為正是由于人的認識能力不完善的緣故。如果政治向戰爭提出戰爭所不能實現的要求，那么它就違背了政治應該了解它想使用的工具這一前提，也就是違背了一個應有而不可缺少的前提。倘若政治能正確地判斷戰爭事件的進程，那么，確定什么樣的戰爭事件和戰爭事件的什么樣的方向是與戰爭目標相適應的，就全是而且只能是政治的事情。
簡而言之，軍事藝術在它最高的領域內就變成了政治，當然不是寫外交文書的政治，而是打仗的政治。
依據這一觀點，對一個大規模的戰爭事件或者它的計劃進行純軍事的評價是不能容許的，甚至是有害的。在制訂戰爭計劃時向軍人咨詢，如有些政府常做的那樣，讓他們從純軍事觀點來判斷，那確實是荒謬的。而有些理論家要求把現在有的戰爭手段交給統帥，要統帥根據手段制訂一個純軍事的戰爭計劃或戰局計劃，那就更加荒謬了。一般的經驗也告訴我們，今天的軍事盡管非常復雜，而且有了很大的發展，戰爭的最主要輪廓仍始終是由政府決定的，用專門的術語來說，只不過是由政治當局，而不是由軍事當局決定的。
這全是事物的性質決定的。倘若對政治關系沒有透徹的了解，是不可能制訂出戰爭所需要的主要計劃來的。當人們說政治對作戰的有害影響時（人們是常常這樣說的），實際上他們所說的完全不是他們想要說的意思，他們指責的其實并不是政治于作戰的影響，而是政治本身。如果政治是正確的，也就是說，如政治同它的目標是一致的，那么，政治就其本身的意圖來說就只會對戰爭發生有利的影響。當這種影響同目標不一致時，其原因只能到政治的錯誤中去尋找了。
只有當政治期望從某些戰爭手段和措施中得到同它們的性質不相符合因而不可能得到的效果時，政治才會通過它的決定對戰爭發生有害的影響。正如一個人用不十分熟練的語言有時不能正確地表達思想一樣，政治也常會作出不符合自己本來意圖的決定。
這種情況經常地發生，于是人們就感覺到了進行政治交往時必須對軍事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但我們在繼續論述以前，必須防止一種十分容易產生的錯誤的理解。我們決不認為，當君主本人不親自掌握內閣時，一個埋頭于公文的國防大臣，或一個學識淵博的軍事工程師，或甚至一個能征善戰的軍人就因此能成為杰出的首相。換句話說，我們決不認為，熟悉軍事是首相的主要素質。偉大而出眾的頭腦。堅強的性格，這些才是他的主要的素質。至于軍事知識，是可以用這種或者那種方式很好地予以彌補的。法國的軍事活動和政治活動再沒有比貝利耳兄弟與舒瓦瑟耳公爵當權時更糟的了，這三個人盡管都是優秀的軍人。
要使一次戰爭完全同政治意圖相符合，而政治又完全同戰爭手段相適應，倘若沒有個既是政治家又是軍人的統帥，那么就只有一個好辦法，只好使最高統帥成為內閣的成員，以便內閣能參與統帥的主要活動。可是，只有當內閣即政府就在戰場附近，從而不需費很多的時間就能決定各種事情時，這才是很可能的。
１８０９年奧地利皇帝這樣做了，１８１３年。１８１４年和１８１５年反法聯盟各國的君主這樣做了，且這種做法證明是十分行之有效的。
在內閣中，除了最高統帥的影響外，任何其他軍人的影響都是極其危險的，這種影響很少能導致健康而有力的行動。法國的卡諾于１７９３年。１７９４年和１７９５年從巴黎指揮作戰的例子在這里是用不上的，因為只有革命政府才會執行恐怖政策。
現在我們想以歷史的考察來結束本章。
在歐洲，上一世紀九十年代的軍事藝術中出現了一種驚人的變革，因為這種變革的出現，那些優秀軍隊的技巧有一部分已喪失作用，同時，人們在戰爭中還取得了一些過去難以想象的規模巨大的成就，因此，人們自然就認為一切錯誤的計算仿佛都應該歸咎于軍事藝術。十分明顯，軍事藝術過去一直被習慣局限在這個概念的狹窄的范圍里，現在，超出這個范圍卻又符合事物性質的可能性讓它感到意外而不知所措了。
那些以寬廣的視界觀察事物的人，把這種現象歸咎于幾世紀以來政治對軍事藝術所發生的十分不利的普遍影響，這種影響使軍事藝術降為一種很不徹底的東西，常常降為一種十足的耍花招的藝術。事實的確是如此，然而，只把這種情況看成是偶然發生的和可避免的，那卻是錯誤的。
另一些人認為，這一切都可以從奧地利。普魯士。英國等個別的國家的政治所起的暫時影響中得到闡釋。
然而，人的智力感到意外而不知所措的原因果真是在軍事范圍內而不在政治本身嗎？這種不幸用我們的語言來說，到底是產生于政治對戰爭的影響呢，還是產生于錯誤的政治本身呢？
法國革命很明顯，對外所產生的巨大影響，與其說是由作戰的新手段與新觀點引起的，不如說是由徹底改變了的國策和內政。政府的特點與人民的狀況等引起的。至于其他各國政府未能正確認識這一切，企圖用慣用的手段同那些新的與壓倒一切的力量相抗衡，這都是政治的錯誤。
那么，人們以純軍事的觀點來看待戰爭是否能夠認識和改正上述錯誤呢？不可能。假設真的有一位有哲學頭腦的戰略家，他可以僅僅根據敵對因素的性質就推論出一切結果，并想據這一結果對未來的可能性作出預言，那么他的這種妄想是完全不會有任何結果的。
只有當政治能夠正確地估計法國的覺醒力量和歐洲政治中新產生的關系時，政治才能預見到戰爭的大的輪廓在這種情況下可能是怎樣的，而且也只有這樣，它才能確定必需使用的方法的范圍和選擇使用手段的最好的途徑。
因此，我們可以說，法國革命所取得的二十年勝利，主要地是反對這次革命的各國政府的政治錯誤的結果。
當然，這些錯誤只是到戰爭期間才暴露出來，在戰爭中出現了同政治所抱的期望完全相違背的現象。但所以發生這種情況，不是因為政治沒有向軍事藝術請教。政治家當時相信的軍事藝術，是他那個世界的軍事藝術，是從屬于當時的政治的軍事藝術，是政治一直作為非常熟悉的工具來使用的軍事藝術，像這樣的軍事藝術，我認為自然同政治有同樣的錯誤，所以它不能夠糾正政治的錯誤。的確，戰爭本身在本質上和形式上也發生了一些重大的變化，這些變化已使戰爭更接近其絕對形態，但是，這些變化并不是因為法國政府已經擺脫了政治的羈絆而產生的，而是因為法國革命在法國和全歐洲引起了政治的改變而產生的。改變了的政治提供了完全不同的手段和不同的力量，因而使戰爭產生了在其他的情況下難以想象的威力。
所以，就連軍事藝術的實際變革也是政治改變的結果，這些變革不僅遠不能證明兩者是可以分割的，反而十分有力地證明了兩者是緊密結合的。
再重復一遍：戰爭是政治的工具；戰爭必不可免地具有政治的特性，它必須用政治的尺度來加以衡量。因此，戰爭就其主要方面來說正是政治本身，政治在這里以劍代筆，但卻并不因此就不再按照自己的規律去進行思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