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句
南北朝：劉勰
夫設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聯字以分疆；明情者，總義以包體。區畛相異，而衢路交通矣。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為章，積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無疵也；章之明靡，句無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從，知一而萬畢矣。
夫裁文匠筆，篇有大小；離章合句，調有緩急；隨變適會，莫見定準。句司數字，待相接以為用；章總一義，須意窮而成體。其控引情理，送迎際會，譬舞容回環，而有綴兆之位；歌聲靡曼，而有抗墜之節也。
尋詩人擬喻，雖斷章取義，然章句在篇，如繭之抽緒，原始要終，體必鱗次。啟行之辭，逆萌中篇之意；絕筆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綺交，內義脈注，跗萼相銜，首尾一體。若辭失其朋，則羈旅而無友，事乖其次，則飄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于顛倒，裁章貴于順序，斯固情趣之指歸，文筆之同致也。
若夫章句無常，而字有條數，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或變之以三五，蓋應機之權節也。至于詩頌大體，以四言為正，唯《祈父》《肇禋》，以二言為句。尋二言肇于黃世，《竹彈》之謠是也；三言興于虞時，《元首》之詩是也；四言廣于夏年，《洛汭之歌》是也；五言見于周代，《行露》之章是也。六言七言，雜出《詩》、《騷》；兩體之篇，成于西漢。情數運周，隨時代用矣。
若乃改韻從調，所以節文辭氣。賈誼、枚乘，兩韻輒易；劉歆、桓譚，百句不遷；亦各有其志也。昔魏武論賦，嫌于積韻，而善于資代。陸云亦稱“四言轉句，以四句為佳”。觀彼制韻，志同枚、賈。然兩韻輒易，則聲韻微躁；百句不遷，則唇吻告勞。妙才激揚，雖觸思利貞，曷若折之中和，庶保無咎。
又詩人以“兮”字入于句限，《楚辭》用之，字出于句外。尋兮字承句，乃語助馀聲。舜詠《南風》，用之久矣，而魏武弗好，豈不以無益文義耶！至于“夫惟蓋故”者，發端之首唱；“之而于以”者，乃札句之舊體；“乎哉矣也”者，亦送末之常科。據事似閑，在用實切。巧者回運，彌縫文體，將令數句之外，得一字之助矣。外字難謬，況章句歟。
贊曰∶
斷章有檢，積句不恒。理資配主，辭忌失朋。
環情革調，宛轉相騰。離合同異，以盡厥能。
譯文
《章句》是《文心雕龍》的第三十四篇，專論分章造句及其密切關系。劉勰所說的“章”，是沿用《詩經》樂章的“章”，用以指作品表達了某一內容的段落。本篇譯注中用“章節”二字，亦即此意，和現在論著中常說的“章節”不同。劉勰的所謂“句”，也和后來“句子”的概念有別。如其中說“以二言為句”，只指語言的一個停頓。古有句、逗之分，本篇所說的“句”，都包括在內。
本篇分兩大部分。首段為第一部分，論“章句”的意義和分章造句的基本原理；要求做到文采交織于外，脈絡貫注于內，結構嚴密，首尾一體。后三段為第二部分：第二段論句子的字數，要求短句不促迫，長句不松散；第三段論用韻，既反對“兩句輒易”，也不贊成“百句不遷”而主張“折之中和”；第四段論虛字，認為虛字雖無實際意義，但“在用切實”，為詩文創作所必需。
紀昀評本篇第二部分“但考字數，無所發明”；“論押韻特精，論語助亦無高論”，基本上是對的。這部分所論三個問題都一般化，論韻雖略有可取，亦非“特精”。但第一部分的一些意見，是有可取之處的。劉勰從任何作品都必須由字而句，由句而章，然后積章成篇的道理，提出要寫好文章，就要一句不茍，一字不妄；從而深刻地說明了篇章字句的關系，也有力地說明了“振本而末從”在寫作中的必要。對章句的處理，其總的要求是“搜句忌于顛倒，裁章貴于順序”；但又注意到問題的復雜性，所以，一方面主張根據具體內容而“隨變適會”，一方面又強調章句的運用如舞蹈有定位、歌唱有定節，不能乖離其基本原理。只有這樣，才能“原始要終，體必鱗次”，把文章寫成一個有條不紊、結構嚴密的整體。
（一）
文章內容的安排要有適當的位置，言辭的處理要有一定的次第；組成位置有定的內容叫做“章”，組成次第有定的言辭叫做“句”。所謂“章”，就是顯明；所謂“句”，就是局限。對言辭的局限，就是聯結文字，分別組成句子；使內容顯明，就是匯總各個句子，構成完整的意義。章和句的作用雖然各不相同，但二者的聯系是很密切的。人們進行寫作，是由個別的文字組成句子，再把句子組成章節，然后由章節組成一篇。所以，要全篇光彩，必須各個章節沒有毛病；要各個章節都明麗，必須所有的句子沒有缺點；要所有的句子都優美，必須一切文辭都不亂用。由此可見，抓好字句就能寫好篇章，懂得章句的基本道理，就有可能寫好一切文章了。韻文和散文的寫作，篇幅有長有短；分章造句，音節有緩有急：這些要根據不同的情況而臨機應變，是沒有固定的準則的。一個句子統領若干文字，有待適當地聯系，才能起到它的作用；一個章節匯總一定的意義，必須表達一個完整的內容才能成章。在內容的掌握上，要取舍得當，就如回旋的舞蹈，行列有一定的位置；柔麗的歌聲，高低有一定的節奏。考查《詩經》的作者想要表達的內容，雖是分章說明意義，但章節和句子在全詩中，和在蠶繭上抽絲一樣，從開始到結束，都是聯系緊密而絲毫不亂的。開頭說的話，就考慮中篇的內容；結束時的話，則是繼承前面的旨意；因而能文采交織于外，脈絡貫注于內，前后銜接，首尾一體。如果文辭和整體失去聯系，就像孤獨的旅客沒有同伴；敘事違反了正常的次第，就像飄蕩的游子無處安身。所以，組合句子要避免顛倒，分判章節要按照順序：這的確是文章情趣的共同要求，散文與韻文都是如此。
（二）
至于散文，雖沒有固定的句式，但用字有一定的技巧：四字句比較緊湊但不促迫，六字句雖然較長，但不松散；有時變化為三字句、五字句，是一種隨機應變的方法。至于詩體、頌體的一般格式，則以四言句為正格。但《詩經·小雅·祈父》中以“祈父”二字成句，《詩經·周頌·維清》中以“肇禋”二字成句。查二字句的作品開始于黃帝時期，如《彈歌》這個歌謠就是；三字句的作品產生于虞舜時期，傳為帝舜所作《元首》歌便是；四字句的作品發展于夏代，傳為太康之弟在洛水邊所作《五子之歌》就是；五字句的作品出現在周代，《詩經·召南》中《行露》篇就有部分五言句。六字、七字的句子，在《詩經》、《楚辭》中已攙雜出現；整篇文字或七字的作品，到兩漢時期才完成。隨著發展中內容不斷復雜，各種句式就根據不同的情況而更換使用了。
（三）
至于改換韻腳，變動音調，是為了調節文章的語氣。賈誼和枚乘的辭賦，是兩韻一換；劉歆和桓譚的作品，則是一韻到底：這就是各人的愛好不同了。從前曹操論賦，不滿于同韻的重復，而主張善于變換。陸云也說：“四言句的轉變，以四句一換為好。”他對用韻的意見，和枚乘、賈誼相同。但兩韻一換，聲調音韻略嫌急促；如較長的辭賦一韻到底，讀起來又會使人感到疲勞。才情昂揚的作者，雖然運思順暢，怎如折中用韻，不疏不密，可保不出大的毛病。
（四）
《詩經》的作者把“兮”字寫入句內，《楚辭》中用“兮”字，常常在句子之外。查究用“兮”字組成句子，只是為了輔助語氣的聲音。從舜帝的《南風歌》以來，“兮”字的運用已很長久了。曹操討厭用“兮”字，大概是他認為對作品的內容沒有什么益處吧。至于“夫”、“惟”、“蓋”、“故”等，是句子開頭的發語詞；“之”、“而”、“于”、“以”等，是插入句中的常用語；“乎”、“哉”、“矣”、“也”等，則是用于句末的老話頭。對于說明事理，這些虛詞本身似乎沒有具體意義，但在句子中的作用卻是很必要的。高明的作者加以靈活運用，組合成完整的作品，將使若干個句子，靠一虛詞的幫助而很好地聯系起來。既然虛字還惟恐其不妥，何況所有的章句呢？
（五）
總之，處理章節有一定的法度，積字成句卻沒有常規。每個章節的內容要配合主旨，每個句子的文辭應避免孤立。圍繞內容來安排音韻，就能緊密結合而相互發揚。在千變萬化中離章合句，以盡章句之能事。
劉勰
劉勰（約公元465——520），字彥和，生活于南北朝時期的南朝梁代，中國歷史上的文學理論家、文學批評家。漢族，生于京口（今鎮江），祖籍山東莒縣（今山東省莒縣）東莞鎮大沈莊（大沈劉莊）。他曾官縣令、步兵校尉、宮中通事舍人，頗有清名。晚年在山東莒縣浮來山創辦（北）定林寺。劉勰雖任多種官職，但其名不以官顯，卻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龍》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和文學批評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