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色
南北朝：劉勰
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蓋陽氣萌而玄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微蟲猶或入感，四時之動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華秀其清氣，物色相召，人誰獲安？是以獻歲發春，悅豫之情暢；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氣清，陰沉之志遠；霰雪無垠，矜肅之慮深。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況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
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沉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為出日之容，“瀌々”擬雨雪之狀，“喈喈”逐黃鳥之聲，“喓々”學草蟲之韻。“皎日”、“嘒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連形：并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雖復思經千載，將何易奪？及《離騷》代興，觸類而長，物貌難盡，故重沓舒狀，于是“嵯峨”之類聚，葳蕤之群積矣。及長卿之徒，詭勢瑰聲，模山范水，字必魚貫，所謂詩人麗則而約言，辭人麗淫而繁句也。
至如《雅》詠棠華，“或黃或白”；《騷》述秋蘭，“綠葉”、“紫莖”。凡攡表五色，貴在時見，若青黃屢出，則繁而不珍。
自近代以來，文貴形似，窺情風景之上，鉆貌草木之中。吟詠所發，志惟深遠，體物為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寫毫芥。故能瞻言而見貌，即字而知時也。然物有恒姿，而思無定檢，或率爾造極，或精思愈疏。且《詩》、《騷》所標，并據要害，故后進銳筆，怯于爭鋒。莫不因方以借巧，即勢以會奇，善于適要，則雖舊彌新矣。是以四序紛回，而入興貴閑；物色雖繁，而析辭尚簡；使味飄飄而輕舉，情曄曄而更新。古來辭人，異代接武，莫不參伍以相變，因革以為功，物色盡而情有馀者，曉會通也。若乃山林皋壤，實文思之奧府，略語則闕，詳說則繁。然則屈平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贊曰∶
山沓水匝，樹雜云合。目既往還，心亦吐納。
春日遲遲，秋風颯颯，情往似贈，興來如答。
譯文
《物色》是《文心雕龍》的第四十六篇，就自然現象對文學創作的影響，來論述文學與現實的關系。
全篇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論自然景色對作者的影響作用。劉勰從四時的變化必然影響于萬物的一般道理，進而說明物色對人的巨大感召力量；不同的季節也使作者產生不同的思想感情。根據這種現象，劉勰提煉出一條基本原理：“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迂，辭以情發。”相當精辟地概括了文學創作和自然景物的關系。
第二部分論述怎樣描寫自然景物。必須對客觀景物進行仔細地觀察研究，再進而結合物象的特點來思考和描寫。劉勰從《詩經》中描繪自然景色的具體經驗中，概括出“以少總多”的原則，認為這是值得后人學習的。對漢代辭賦創作中堆砌辭藻的不良傾向，劉勰提出了批評，要文學創作避免這種“繁而不珍”的羅列。
第三部分總結了晉宋以來“文貴形似”的新趨向，提出一些具體的寫作要求：首先是要密切結合物象，“體物為妙，功在密附”；其次強調“善于適要”，能抓住物色的要點；再次是要繼承前人而加以革新，做到“物色盡而情有余”；最后強調“江山之助”，鼓勵作者到取之不盡的大自然府庫中去吸取營養。
本篇是《文心雕龍》中寫得比較精采的一篇。除論述的形象生動外，還以鮮明的唯物觀點，比較正確地總結了情物關系、“以少總多”、“善于適要”和“江山之助”等重要問題。
（一）
春秋四季不斷更代，寒冷的天氣使人覺得沉悶，溫暖的日子使人感到舒暢；四時景物的不斷變化，人的心情也受到感染。春天來到，螞蟻就開始活動；到秋天降臨，螢火蟲便要吃東西。這些微小的蟲蟻尚且受到外物的感召，可見四季變化對萬物影響的深刻。至于人類，靈慧的心思宛如美玉，清秀的氣質有似奇花；在種種景色的感召之下，誰又能安然不動呢？所以，春日景物明媚，人便感到愉悅舒暢；夏天炎熱沉悶，人就常常煩躁不安；秋日天高氣清，引起人們陰沉的遙遠之思；冬天霰雪無邊，往往使人的思慮嚴肅而深沉。因此，一年四季有不同的景物，這些不同的景物表現出不同的形貌；人的感情跟隨景物而變化，文章便是這些感情的抒發。一葉下落尚能觸動情懷，幾聲蟲鳴便可勾引心思，何況是清風明月的秋夜，麗日芳樹的春晨呢？
（二）
所以，當詩人受到客觀事物的感染時，他可以聯想到各種各樣類似的事物；他依戀徘徊于宇宙萬物之間，而對他所見所聞進行深思默想。描寫景物的神貌，既是隨著景物而變化；辭采音節的安排，又必須結合自己的思想情感來細心琢磨。因此，《詩經》里邊用“灼灼”二字來形容桃花顏色的鮮美，用“依依”二字來表現楊柳枝條的輕柔，用“杲杲”二字來描繪太陽出來時的光明，用“瀌瀌”二字來說明大雪紛飛的形狀，用“喈喈”二字來形容黃鳥的鳴聲，用“喓喓”二字來表現蟲鳴的聲音。還有用“皎”字來描繪太陽的明亮，用“嘒”字來說明星星的微小，這都是用一個字就道盡物理；有的用“參差”來形容荇菜的長短不齊，用“沃若”來表現桑葉的鮮美茂盛，這都是用兩個字就完全描繪出事物的形貌。這類例子都是以少量的文字，表達出豐富的內容，并把事物的神情形貌，纖毫無遺地表現出來了。即使再反復考慮它千百年，能有更恰當的字來替換么？及至《楚辭》繼《詩經》而起，所寫事物觸類旁通而有所發展。物體的形貌是多種多樣的，不易完全描繪，因而詞匯便復雜繁富起來；如描摹山川險峻的“嵯峨”和草木茂盛的“葳蕤”等，便大量出現。后來司馬相如等人，于文章的氣勢力求奇特，于文章的音節力求動聽，往往要用一系列的形容詞藻，來描寫山水景物。這就真如揚雄說的：《詩經》作者寫的東西雖華麗，但恰如其分，而且文字也比較簡約；辭賦家寫的東西，就過于華麗，辭句也過于繁多。至于像《詩經·小雅·裳裳者華》中說到盛開的花朵：“有黃色的，有白色的。”《楚辭·九歌·少司命》中說到秋天的蘭花：“綠色的葉子，紫色的莖。”可見凡是描繪各種色彩的字，適當應用，方覺可貴；如果青的、黃的層見迭出，那就過于繁雜，不足為奇了。
（三）
晉宋以來，作品重視描寫事物形貌的逼真。作者深入觀察風物景色的神情，研究花草樹木的狀貌；吟詠景物從作者深遠的情志出發，而描繪事物的訣竅就在于能密切地符合真相。所以，如果文字用得巧，事物寫得逼真，那就像在印泥上蓋印一樣，用不著過多的雕琢，而事物的本來面目便可完全無遺地描繪出來。這就使人能從作品的字句里看到景物的形貌，了解到不同的季節。但是事物各有固定的樣子，而作者構思卻沒有一定的法則；有的好像滿不在乎地就能把景物寫得很好，有的卻仔細思索還和所描寫的景物相差很遠。《詩經》和《楚辭》中突出的特點，就是善于抓住客觀事物的要點；后來善寫文章的人，都不敢在這上面和它們較量。卻無不依照這種方法，學其巧妙，隨著文章的氣勢而顯示出奇特來。所以，只要作者善于抓住事物的要點，就能把本來不新鮮的景物也描繪得極其新穎了。因此，一年四季的景色雖然多變，但寫到文章中去要有規則；事物雖然繁雜，但描寫它們的辭句應該簡練；要使得作品的味道好像不費力地流露出來，情趣盎然而又格外清新。歷代作家，前后相繼，在寫作上都是錯綜復雜地演變著，并在一面繼承，一面改革中取得新的成就。要使文章寫得景物有限而情味無窮，就必須把《詩經》、《楚辭》以來的優良傳統融會貫通起來。山水川原實在是文思的深厚府庫；描寫它的文字過簡就會顯得不夠完備，過詳又顯得繁冗。屈原之所以能深得吟詩作賦的要領，不就是得到楚地山川景物的幫助嗎？
（四）
總之，高山重迭，流水環繞，眾樹錯雜，云霞郁起。作者反復地觀察這些景物，內心就有所抒發。春光舒暢柔和，秋風蕭颯愁人；像投贈一樣，作者以情接物；像回答一樣，景物又引起作者寫作的靈感。
劉勰
劉勰（約公元465——520），字彥和，生活于南北朝時期的南朝梁代，中國歷史上的文學理論家、文學批評家。漢族，生于京口（今鎮江），祖籍山東莒縣（今山東省莒縣）東莞鎮大沈莊（大沈劉莊）。他曾官縣令、步兵校尉、宮中通事舍人，頗有清名。晚年在山東莒縣浮來山創辦（北）定林寺。劉勰雖任多種官職，但其名不以官顯，卻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龍》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和文學批評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