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命
唐代：趙蕤
(《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夫人之受生，貌異音殊，若樂愚智，尊卑壽夭，無非三勢，業理使之然。)
夫天道性命，圣人所希言也。雖有其旨，難得而詳。然校之古今，錯綜其紀，乘乎三勢，亦可以仿佛其略。何以言之？荀悅云：“凡三光(議曰：三光，日月星也。)、精氣變異，此皆陰陽之精也。其本在地，而上發于天。政失于此，而變見于彼，不其然乎？”
(文王問太公曰：“夫人主動作舉事，有禍殃之應，鬼神之福乎？”太公曰：“有之。人主好重賦斂，大宮室，則人多病瘟，霜露殺五谷；人主好畋獵，不避時禁，則歲多大風，禾谷不實；人主好破壞名山，壅塞大川，決通名水，則歲多大水傷人，五谷不滋；人主好武事，兵革不息，則日月薄蝕不息，太白失行。”文王曰：“誠哉！”)
今稱《洪范》咎征，則有堯、湯水旱之災；消災復異，則有周宣云漢寧莫我聽！《易》稱：“積善余慶。”則有顏、冉短折之兇。善惡之報，類變萬端，不可齊一，故視聽者惑焉。
(太史公曰：“《書》稱：‘天道無親，嘗與善人。’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回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饜而早夭。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余甚惑也。)
嘗試言之：孔子曰：“死生有命。”又曰：“不得其死。”又曰：“幸而免”者，夫死生有命，其正理也；不得其死，未可以死而死也；幸而免者，可以死而不死也。此皆性命三勢之理也。(昔虢太子死，扁鵲治而生之，扁鵲曰：“我非能生死人者，我能治可生者耳。”然不遇扁鵲，亦不生矣。若夫膏肓之病，雖醫和不能治矣。故曰：死生有命，其正理也；不得其死，未可以死而死也；幸而免者，可以死而不死也。此荀悅論性命三勢之理也。
揚子《法言》云：或問：“壽可益乎？”曰：“德。”或問曰：“回、牛之行德矣！何不益也？”曰：“德故爾。如回之殘，牛之賊，焉得壽？”曰：“殘賊或壽。”曰：“彼妄也，君子不妄也。”)
推此以及教化，亦如之。人有不教化而自成者，有待教化而后成者，有雖加教化而終不成者，故上智與下愚不移，至于中人則可上可下(議曰：《傳》云：“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之以禍。”此可上可下者。)。推此以及天道，則亦如之。
災祥之應，無所疑焉。故堯湯水旱，天數也。(議曰：夫陰靜陽動，天回地游，太一算周，成百六之厄，太歲數極，為一元之災。必然之符，不可移也。故《傳》曰：“美惡周必復。”又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言必定也。故曰天數。漢時公孫弘則不然，以為堯遭洪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余烈。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觀公孫弘所言，以為德感水旱，非天數也。一家之談，非為正論。)
《洪范》咎征，人事也。(議曰：《傳》云：“禍福無門，唯人自招。”謂立事以應休咎，故曰人事。)
魯僖霪雨，可救之應也。周室旱甚，難變之勢也。(議曰：孔子云：“祭如在。”言祭法在精誠也。語曰：“應天以實，不以文言。”上天不以偽動也。《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古語曰：“土性勝水，掬壤不可以塞河；金性勝木，寸刃不可以殘林。”《傳》曰：“小惠未孚，神勿福也。”此言善少不可以感物也。今雩祭是同而感應異者，或謂仁甚少，而求福甚多。或徒設空文，精誠不至。故不同也。)
顏冉之兇，性命之本也。(議曰：秦伯問于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黡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人，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黡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黡之怨實彰，將于是乎？”在后世一年，晉滅欒氏。由是觀之，黡雖汰虐，以其父武子之德，身受其福；盈雖賢智，以其父黡之汰虐，遂遇于禍。然則禍之與福，不在我之賢虐矣。
范曄曰：“陳平多陰謀，而知其后必廢；邴吉有陰德，夏侯勝識其當封及子孫。終陳掌失侯，而邴昌紹國，雖有不類，不可致詰。其大致歸于有德矣。袁安、竇氏之間乃情，帝室引義雅正，可謂王臣之烈。及其理楚獄，未嘗鞠人于臟罪。其仁心足覃平后昆。子孫之盛，不亦宜乎？”
由是觀之，夫陳平、邴吉及袁安之后，衰與盛乃在先人之德，又不在我之得失矣。虞南曰：“夫釋教有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惠，與夫仁、義、禮、智、信，亦何殊？故蓋以所修為因，其果為報。人修此六行，皆多不全，有一缺焉，果亦隨滅。”是以鬷明丑于貌而惠于心。趙壹高于才而下于位，羅裒富而無義，原憲貧而有道，其不同也，如斯懸絕。興喪得失，咸必由之。由是言之，夫行己不周則諸福不備，故吉兇禍福不得齊也。故世人有操行不軌而富壽者矣，有積仁潔行而兇夭者矣。今下士庸夫，見比干之剖心，以為忠貞不足為也；聞偃王之亡國，以為仁義不足法也。不亦過乎？)
《易》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言其異也；“兼三才而兩之。”言其同也。故天地之道，有同有異。據其所以異，而責其所以同，斯則惑矣。守其所以同，而求其所以異，則取弊矣。遲速、深淺，變化錯乎其中，是故參差難得而均也。天、地、人、物之理莫不同之。故君子盡心焉、盡力焉，以邀命也。
(議曰：孫卿云：“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理則吉，應之以亂則兇。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循道而不惑，則天不能禍；背道而妄行，則天不能吉。故明于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若星墜、木鳴，天地之變，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唯人妖，乃可畏也。何者？政險失人，田荒稼惡，糴貴人饑，道有死人，夫是之謂人妖也。政令不明，舉措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妖也。禮義不修，外內無別，男女淫亂，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日至，夫是之謂人妖也。三者錯亂，無安國矣。”其說甚邇，其災甚慘。《傳》曰：“萬物之妖，書不說。無用之辯，不急之察，棄而不治也。”墨翟曰：“古之圣王，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而勸之為善；發憲令以教誨，明賞罰以助勸。若此則亂者可使理，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為不然，昔者桀之所亂，湯理之；紂之所亂，武王理之。此世不渝而人不改，上變政而人易教。則安危治亂，在上之發政也。豈可謂有命哉？”
昔梁惠王問尉繚曰：“吾聞黃帝有刑德，可以百戰百勝，其有之乎？”尉繚曰：“不然。黃帝所謂刑德者，以刑伐之，以德守之，非世之所謂刑德也。世之所謂刑德者，天官、時日、陰陽、向背者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何以言之？今有城于此，從其東西攻之，不能取；從其南北攻之，不能取。此四者，豈不得順時乘利者哉？然不能取者，何也？城高池深，兵戰備具，謀而守之。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天官之陣曰：背水陣者，為絕軍；向阪陣者，為廢軍。武王之伐紂也，背漳水，向山之阪，以萬二千擊紂之億有八萬，斷紂頭，懸之白旗。紂豈不得天官之陣哉？然而不勝者，何也？人事不得也。黃帝曰：‘先稽己智者，謂之天子。’以是觀之，人事而已矣。”
按：孫卿、墨翟、尉繚之說，言吉兇禍福在于人矣。周公誡成王曰：“昔殷王中宗，治人祗懼，弗敢荒寧，享國七十年。其在高宗，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享國五十九年。其在祖甲，爰知小人之衣食，能保惠于庶人，弗侮鰥寡，享國卅有三年。自時厥后，立王生則逸，惟耽樂之從，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三、四年。嗚呼！嗣王其鑒于茲。”
《史記·陳世家》曰：“陳，舜后也。周武王封之陳。太史公云：舜之德，至矣。禪于夏，而后世血食者，歷三代。及楚滅陳，而田氏得政于齊，卒為建國，百世不絕。”《南越傳》云：“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于人哉！何其久也？歷數代，嘗為君主，勾踐一稱伯。蓋禹之烈也。”又曰：“鄭桓公友者，周厲王之少子也。幽王以為司徒，問于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吾欲南之江上，何如？’對曰：‘昔祝融為高辛火正，其功大矣。而其于周，未有興者。楚，其后也。周衰，楚必興，興非鄭之利也。’公曰：‘周衰，何國興？’對曰：‘齊、秦、晉、楚乎！夫齊，姜姓，伯夷之后也。伯夷佐堯典禮。秦，嬴氏，伯翳之后也。伯翳佐舜，懷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嘗有功于天下。而武王封叔虞于唐，其地阻險，以此有德。若周衰，并必興矣。’”
按：周公、馬遷、太史伯之談，言興亡、長短，必依德矣。此略言其本而不語其詳。嘗試論之曰：命也者，天之授也；德也者，命之本也。皇靈雖陰騭下人，定于冥兆。然興亡、長短，以德為準。若德修于曩，則命定于今。然則今之定命，皆曩之德也明矣。夫命之在德，則吉兇禍福不由天也；命定于今，則賢圣、鬼神不能移也。故君子盡心焉、盡力焉，以邀命也。此運命之至也。)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此之謂矣。
(議曰：夫吉兇由人，興亡在德。稽于前載，其在德必矣。今論者以堯舜無嗣，以為在命，此謬矣。何者？夫佐命功臣，必有興者，若使傳子，則功臣之德廢。何以言之？昔鄭桓公問太史伯曰：“周衰，何國興？”對曰：“昔祝融為高辛火正，其功大矣。而其于周，未有興者。楚，其后也。周衰，楚必興。齊，姜姓，伯夷之后也，伯夷佐堯典禮。秦，嬴氏，伯翳之后，伯翳佐舜，懷柔百物。若周衰，并必興矣。”是以班固《典引》云：“陶唐舍胤而禪有虞，有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乃歸功元首，將授漢劉。”由此言之，安在其無嗣哉！又曰：“楚師屠漢卒，睢水鯁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若雷震。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抗之哉！”此其弊也。
對曰：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問子韋，子韋曰：“心者，宋分野也，禍當在君。雖然，可移于人。”據此言，則君有禍，人當受之。若當君厄舍之時，則生人涂炭。雖伊、顏、游、夏，何所抗哉？故莊子曰：“當堯舜，天下無窮人，非智得也；當桀紂，天下無通人，非智失也。時勢適然。”此之謂矣。
又曰：“彼戎狄者，人面獸心，晏安鴆毒，以誅殺為道德，蒸報為仁義。自金行不競，天地板蕩，遂覆瀍洛，傾五都。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據此論，以戎狄內侵，便謂由命，此所謂不量于德者也。何則？昔秦穆公問戎人由余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理乎？”由余笑曰：“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圣黃帝作為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可小理。及其后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于下；平疲極，則以仁義怨望于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殺，至于滅宗，皆此類也。夫戎狄則不然，上含淳德，以遇于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夫戎狄之德有如是者。”今晉之興也，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閼伯實沈之隙歲構；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其傾覆屠膾，非止于誅殺也。風俗淫僻，廉恥并失。先時而昏，任情而動，皆不恥淫逸之過。不拘妒忌之惡，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其淫亂兇逆，非止于蒸報也。
由是觀之，晉家之德，安勝于匈奴哉！今見戎狄亂華，便以為在命不在德，是何言之過歟！)
趙蕤
趙蕤 (ruí），字太賓，梓州鹽亭人（今四川省鹽亭縣兩河鎮趙家壩人），約生于唐高宗顯慶四年 ( 公元 659 年 )，卒于唐玄宗天寶元年( 公元742年)。唐代杰出的道家與縱橫家 。趙蕤和李白是唐代的“蜀中二杰”,以“趙蕤術數,李白文章”并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