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體
唐代：趙蕤
《萬機論》曰：“雖有百萬之師，臨時吞敵，在將也。”吳子曰：“凡人之論將，恒觀之于勇。勇之于將，乃萬分之一耳。”故《六韜》曰：“將不仁，則三軍不親；將不勇，則三軍不為動。”孫子曰：“將者，勇、智、仁、信、必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人；必，則無二心。此所謂“五才”者也。
三軍之眾，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于一人，謂之氣機。道狹路險，名山大塞，十人所守，千人不過，是謂地機。善行間諜，分散其眾，使君臣相怨，是謂事機。車堅舟利，士馬閑習，是謂力機。此所謂“四機”者也。
夫將可樂而不可憂，謀可深而不可疑。將憂則內疑(將有憂色，則內外相疑。故曰不相信也。)，謀疑則敵國奮(多疑則計亂，亂則令敵國奮威。)。以此征伐，則可致亂。
故將，能清，能靜(廉財曰清，不擾曰靜。老子曰：“重為輕根，靜為躁君也。”)，能平，能整，能受諫，能聽訟，能納人(受賢于群英之中，若越納范蠡、齊納寧戚之類也。)，能采善言，能知國俗，能圖山川，能栽厄難(險、難、厄，皆悉明之。)，能制軍權。
危者安之，懼者歡之，叛者還之(將有不合去者，慰誘還之，若蕭何追韓信。)，冤者原之，訴者察之，卑者貴之(士卒若卑賤者，貴之。昔吳起下與士卒同衣食是也。)，強者抑之，敵者殘之(卑中有賤，而敵貴者，亂上下之禮，殘殺之。)，貪者豐之(懸賞以豐其心，所以使貪。)，欲者使之(臨敵將戰，有欲立功名，有欲利敵人者，皆許而使之，所謂使勇使貪。)，畏者隱之(士卒有所畏懼者，隱蔽于后，勿使為軍鋒，軍敗由鋒怯。)，謀者近之，讒者覆之(有讒斗者，覆信之。)，毀者復之(官職有毀廢者，則修而復之。)，反者廢之，橫者挫之，服者活之(首服罪者，活之。)，降者說之(說，舍。)。
獲城者割之(賞功臣也)，獲地者裂之(賜功榮者)，獲國者守之(得其國，必封賢以守之。昔吳伐越，得而不守，所以終敗也。)。獲厄塞之，獲難屯之，獲財散之。
敵動伺之，敵強下之(敵陣強則下之，勿與戰。若齊師伐魯，鼓之，曹劌不動。三鼓，破齊，下之。)，敵凌假之(敵之威勢凌吾而來，宜持重以待之，勿與戰。楚凌漢，求戰一決，漢祖知弱，不許之，是也。)，敵暴安之(敵人為暴虐之行，則安之勸之，所以怒我眾也。昔燕伐齊田單，不下，燕師掘齊人冢墓，田單安勸之。)，敵悖義之(敵為悖亂之事，則隨有義以待之，彼悖我義，故克之。)，敵睦攜之，順舉挫之(舉順以挫逆也)，因勢破之，放言過之(放過惡言，以誣詐敵人，以怒己眾也。)，四網羅之。此為將之道也。
故將拒諫，則英雄散；策不縱，則謀士叛；善惡同，則功臣倦(賞罰不明，善惡無異，則有功之臣皆懈倦也。)。將專己，則下歸咎(專己自任，不與下謀，眾皆歸罪于將而責之。)；將自臧，則下少功(臧，善也。將自伐勛，忘下自用者，故曰少功也。)；將受讒，則下有離心；將貪財，則奸不禁(上貪，則下盜也。)；將內顧，則士卒淫(內顧，思妻妾也。)。將有一，則眾不服；有二，則軍無試(試，法也。)；有三，則軍乖背；有四，則禍及國。
《軍志》曰：將謀欲密，士眾欲一(將眾如一體也)，攻敵欲疾。將謀密，則奸心閉；士眾一，則群心結(結如一也)；攻敵疾，則詐不及設。軍有此三者，則計不奪。將謀泄，則軍無勢；以外窺內，則禍不制(窺，見也。謀泄，則外見己情之虛實，其禍不可制也。)；財入營，則眾奸會(凡為軍，使外人以財貨入營內，則奸謀奄集其中心。)。將有此三者，軍必敗。
將無慮，則謀士去(將無慮，不能從謀，故去之。)；將無勇，則吏士恐(將怯，則下無所恃，故恐也。)；將遷怒，則軍士懼。慮也，謀也，將之所重；勇也，怒也，將之所用。故曰：必死，可殺也；必生，可虜也；忿速，可侮也；廉潔，可辱也；愛人，可煩也。此五者，將軍之過，用兵之災。
故凡戰之要，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刑用權，則不勞而功興也。其將愚而信人，可謀而詐；貪而忽名，可貨而賂；輕變，可勞而困；上富而驕，下貧而桀，可離而間；將怠士懈，可潛而襲。智而心緩者，可迫也；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誘也；貪而喜利者，可襲也、可遺也。仁而不忍于人者，可勞也；信而喜信于人者，可誑也；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懦心喜用于人者，可使人欺也。此皆用兵之要，為將之略也。
譯文
《萬機論》說：“即使有百萬軍隊，在戰斗打響時想要吞沒敵人，關鍵還在于將領。”吳起說：“常人在評論將領時，常把‘勇’看成一個重要的衡量標準。其實，‘勇’對于一個將領來說，只占他所具備品質的萬分之一。”
所以《六韜》說：“為將的不仁愛，三軍就不會親和；為將的不勇猛，三軍就不會主動向前。”孫子說：“做為一個將領，要具有勇、智、仁、信、必五種品格。”有勇，就不可侵犯；有智，就不能使他迷亂；有仁，就懂得愛人；有信，就不會欺誑他人；有必，就不會產生二心。這就是通常所稱的“五才”。
雖有百萬之眾的軍隊，但安排布置、權衡輕重，還要有一個總的指揮，這就是關系到士氣之盛衰的“氣機”。道路狹窄險峻，有名山大塞阻隔，十個人把守，千人也休想通過，這就是能否認識利用地形的“地機”。善于使用間諜，離間眾人，使敵國君臣相互怨恨，這就是陷敵于不戰自亂的“事機”。
戰車堅固、舟船輕便，戰士武藝嫻熟，戰馬久經教練習慣于奔馳這些是發揮戰斗力的“力機”。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四機”。
為將的要樂觀，不可憂愁，謀略要深藏但不可猶疑。將有憂愁，軍隊內部就會產生有懷疑[將有憂色，軍內軍外都會有疑慮，有疑慮就互不信任]；實行謀略有遲疑，敵國就會振奮[多疑會使計謀亂，亂就會讓敵人顯示威風]，在這種情況下作戰，那只會導致失敗混亂。
所以為將的要清廉，要鎮靜[廉潔奉公叫“清”，不受外界襲擾叫“靜”。
老子說：“重是輕的本，靜是動的君”]，能公平能嚴整，能接受意見，能判斷是非曲直，能廣納人才[在眾多英才之中采納賢德之才，象當年越國接納范蠡、齊國接納寧戚]，能聽取善言，能了解敵國風俗，能圖畫山川地形，能叛斷艱難險阻[險、難、厄諸多情況，都非常了解]，能控制軍權。危難者使他安全，恐懼者使他高興，叛逃者使他回還[與將領不合、離開軍隊的要安慰、誘導，使他返回，就象當年蕭何月下追韓信一樣]，含冤者要平反，申訴者要明察，位卑者要厚待他[從前吳起與士兵同衣同食就是典型的例子]，強壯者要抑制，敵對者要殺掉他[卑賤低下的和尊貴者對抗，攪亂上下禮數，要殺掉他]，貪婪者要滿足他[懸賞滿足其欲望，這就是利用貪婪者]，有欲望的要利用他[面臨敵人即將作戰，有想建立功名的，有想痛殺敵人的，都要答應，這就是利用“勇”、利用“貪”]，畏懼做前鋒的，要安排他到部隊的后面[士卒有畏懼的，要把他隱蔽在隊伍后面。不要讓他做前鋒，一軍的失敗往往是由于前鋒的膽怯]，有謀略的親近他，專門說別人壞話的要除掉他[有因讒言而械斗的，要清除]，缺損的官職要及時補上[官職有缺損的，要及時整修]，反叛者要殺掉，橫暴者要打擊，順服者要饒恕他[一開始就服罪的，要給他一條活命]，投降者要使之心悅誠服，占領城池者要割出一塊獎給他[獎賞有功之臣]，獲取別人領地的要劃出一塊賜給他[賞賜有功名的人]，獲取敵國后要守衛[占領了敵國，一定要派賢德之士去守衛。當初吳國討伐越國，得到后卻不去守衛，所以最終導致了失敗]。奪取了要塞，就要防守；奪取險要之地，就要屯兵把守；奪取了財物，就要分散給眾人。敵人有行動，就要注意觀察，敵人士氣強盛，就要想辦法消磨他[要想辦法削弱敵人士氣，不要馬上和他作戰。就象當初齊國攻伐魯國，擊鼓進攻，曹劌伏兵不動。等到齊國擊鼓三次后，曹劌才下令進攻，一舉打敗了齊國軍隊]，敵人攻勢凌利，要避開他[敵人攻勢兇猛，直撲而來，我方這時要沉穩地應對，不要和他馬上交戰。當初楚軍攻伐漢，要求和漢決一死戰，漢高祖劉邦知道自己的軍隊弱小，因而不答應，就是這種情況]，敵人越是暴怒，就越要安定我軍[敵人做出暴虐的行為，要安撫、勸勉我軍，這樣會使我軍更加憤怒。如燕國討伐齊國的田單，久攻不勝，燕國的軍隊就掘開齊人的祖墳，田單勸勉齊軍那樣〕，敵人越是悖逆，我軍越要有義舉[敵人悖亂，我軍則要有義舉，以此抗拒敵人。敵人悖逆，我軍仁義，所以最終能戰勝敵人]，敵人和睦，要離異他，順應敵人的舉動挫敗他，要善于分析客觀形勢、利用有利條件消滅敵人，要會夸大惡言[夸大惡言，用來誣詐敵人，用來激怒自己的軍隊]，使敵人出錯，然后圍而殲之。
上述種種，都是做為一個將領必須具備的能力。
所以說，將領不聽從別人的意見，英雄就會離他而去；不采納謀士的計策，謀士就會背叛他；為善為惡一樣看待，有功之臣就無心向上[賞罰不明，善惡不分，有功之臣就會懈怠]；將專斷，下級就會怨恨[一人專斷，不與人協商，眾人就會怨恨他、責怪他]；將居功稱能，下級就不會積極立功；將聽信讒言，下難就會產生離異之心；將貪，奸佞之事就難以禁絕[上面貪婪，下面就更甚]；將戀妻妾，士卒就放蕩。以上種種，將占其一，士卒就不服；占其二，軍紀就無法執行；占其三，部隊就會反叛作亂；占其四，禍亂就將危及國家。
《軍志》上說：“將領的謀略要機密周全，全軍要團結如一人[將眾如一個整體]，攻擊敵人要疾速。”將領的謀略機密周全，好心就無機可逞；全軍上下團結如一人，就會眾志成城[團結如一，攻敵疾速，奸計就來不及布設。
這三條能在軍中施行，計謀就不會耽誤。謀略被泄漏了，軍隊就無威勢可言；敵人刺探到我內部情況，禍患將不可制止地發生[計謀泄漏了，敵人對我軍中情況了如指掌，禍患就不可避免了]；非法的財物進入軍營，奸佞之人就會結黨營私[大凡治軍，如果讓外人把財物帶入軍營內，那么奸險之心也就藏在其中了]。將領如有這三種行為，軍隊一定要失敗。
將無主見，謀士就會離去[將無謀，不能聽從謀略，謀士所以要離開他]；將無勇，軍士就會驚恐[將領膽怯，下失依靠，所以會驚恐]；將遷怒于人，軍士就會懼怕。主見、謀略，是將帥所依重的；勇氣、怒氣，是將帥所慎用的。所以說，有勇無謀，只知死拼，就可能被敵誘殺；臨陣畏怯，貪生怕死，就可能被敵俘虜；急躁易怒，一觸即跳，就可能被敵凌侮而妄動；廉潔好名，過于自尊，就可能被敵污辱而失去理智；只知愛護民眾，就可能被煩擾而陷于被動。以上五點，是將帥容易犯的過失，是用兵的災禍。
所以說作戰最重要的，首先是要看將領及其才能。依據法度使用權力，就會不勞而功成。如敵方將領愚鈍而輕信別人，可使用計謀欺詐他；如貪婪而不顧名聲，可用重金賄賂他；如輕舉妄動，就設法使他勞頓窘困；如上富貴而驕縱，下貧窮而有異心，就可以離間他們；如敵人將帥倦怠、士卒松懈，就可以偷襲。如將領聰明而反應遲緩，就要使他急迫；如勇猛又輕生，就欺凌他；如急躁易激動，就要誘惑他；如貪功好利，就要襲擊他、賄賂他。如果因仁愛而對敵不狠，就要用敵人的殘暴教育他；如廉潔卻又不愛他人，就要凌侮他；如剛毅又喜歡自以為是，就要假裝順從他；如果內心懦弱、喜歡被別人驅使，就要讓人去欺詐他。以上所說的這些，都是用兵的要旨，為將帥者必須了解。
趙蕤
趙蕤 (ruí），字太賓，梓州鹽亭人（今四川省鹽亭縣兩河鎮趙家壩人），約生于唐高宗顯慶四年 ( 公元 659 年 )，卒于唐玄宗天寶元年( 公元742年)。唐代杰出的道家與縱橫家 。趙蕤和李白是唐代的“蜀中二杰”,以“趙蕤術數,李白文章”并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