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禮樂
唐代：吳兢
太宗初即位，謂侍臣曰：“準《禮》，名，終將諱之。前古帝王，亦不生諱其名，故周文王名昌，《周詩》云：‘克昌厥后。’春秋時魯莊公名同，十六年《經》書：‘齊侯、宋公同盟于幽。’惟近代諸帝，妄為節制，特令生避其諱，理非通允，宜有改張。”因詔曰：“依《禮》，二名義不偏諱，尼父達圣，非無前指。近世以來，曲為節制，兩字兼避，廢闕已多，率意而行，有違經語。今宜依據禮典，務從簡約，仰效先哲，垂法將來，其官號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兩字不連讀，并不須避。”
貞觀二年，中書舍人高季輔上疏曰：“竊見密王元曉等俱是懿親，陛下友愛之懷，義高古昔，分以車服，委以藩維，須依禮儀，以副瞻望。比見帝子拜諸叔，諸叔亦即答拜，王爵既同，家人有禮，豈合如此顛倒昭穆？伏愿一垂訓誡，永循彝則。”太宗乃詔元曉等，不得答吳王恪、魏王泰兄弟拜。
貞觀四年，太宗謂侍臣曰：“經聞京城士庶居父母喪者，乃有信巫書之言，辰日不哭，以此辭于吊問，拘忌輟哀，敗俗傷風，極乖人理。宜令州縣教導，齊之以禮典。”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佛道設教，本行善事，豈遣僧尼道士等妄自尊崇，坐受父母之拜，損害風俗，悖亂禮經？宜即禁斷，仍令致拜于父母。”
貞觀六年，太宗謂尚書左仆射房玄齡曰：“比有山東崔、盧、李、鄭四姓，雖累葉陵遲，猶恃其舊地，好自矜大，稱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廣索聘財，以多為貴，論數定約，同于市賈，甚損風俗，有紊禮經。既輕重失宜，理須改革。”乃詔吏部尚書高士廉、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普責天下譜牒，兼據憑史傳，剪其浮華，定其真偽，忠賢者褒進，悖逆者貶黜， 撰為《氏族志》 。士廉等及進定氏族等第，遂以崔干為第一等。太宗謂曰：“我與山東崔、盧、李、鄭，舊既無嫌，為其世代衰微，全無官宦，猶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際，則多索財物，或才識庸下，而偃仰自高，販鬻松槚，依托富貴，我不解人間何為重之？且士大夫有能立功，爵位崇重，善事君父，忠孝可稱，或道義清素，學藝通博，此亦足為門戶，可謂天下士大夫。今崔、盧之屬，惟矜遠葉衣冠，寧比當朝之貴？公卿已下，何暇多輸錢物，兼與他氣勢，向聲背實，以得為榮。我今定氏族者，誠欲崇樹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猶為第一等，只看卿等不貴我官爵耶？不論數代已前，只取今日官品、人才作等級，宜一量定，用為永則。”遂以崔干為第三等。至十二年，書成，凡百卷，頒天下。又詔曰：“氏族之美，實系于冠冕，婚姻之道，莫先于仁義。自有魏失御，齊氏云亡，市朝既遷，風俗陵替，燕、趙古姓，多失衣冠之緒，齊、韓舊族，或乖禮義之風。名不著于州閭，身未免于貧賤，自號高門之胄，不敦匹嫡之儀，問名惟在于竊貲，結褵必歸于富室。乃有新官之輩，豐財之家，慕其祖宗，競結婚姻，多納貨賄，有如販鬻。或自貶家門，受辱于姻婭；或矜其舊望，行無禮于舅姑。積習成俗，迄今未已，既紊人倫，實虧名教。朕夙夜兢惕，憂勤政道，往代蠹害，咸已懲革，唯此弊風，未能盡變。自今以后，明加告示，使識嫁娶之序，務合禮典，稱朕意焉。”
禮部尚書王珪子敬直，尚太宗女南平公主。珪曰：“《禮》有婦見舅姑之儀，自近代風俗弊薄，公主出降，此禮皆廢。主上欽明，動循法制，吾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遂與其妻就位而坐，令公主親執巾，行盥饋之道，禮成而退。太宗聞而稱善。是后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遣備行此禮。
貞觀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古者諸侯入朝，有湯沐之邑，芻禾百車，待以客禮。晝坐正殿，夜設庭燎，思與相見，問其勞苦。又漢家京成亦為諸郡立邸舍。頃聞考使至京者，皆賃房以坐，與商人雜居，才得容身而已。既待禮之不足，必是人多怨嘆，豈肯竭情于共理哉。”乃令就京城閑坊，為諸州考使各造邸第。及成，太宗親幸觀焉。
貞觀十三年，禮部尚書王珪奏言：“準令，三品以上，遇親王于路，不合下馬，今皆違法申敬，有乖朝典。”太宗曰：“卿輩欲自崇貴，卑我兒子耶？”魏征對曰：“漢、魏已來，親王班皆次三公下。今三品并天子六尚書九卿，為王下馬，王所不宜當也。求諸故事，則無可憑，行之于今，又乖國憲，理誠不可。”帝曰：“國家立太子者，擬以為君。人之修短，不在老幼。設無太子，則母弟次立。以此而言，安得輕我子耶？”征又曰：“殷人尚質，有兄終弟及之義。自周已降，立嫡必長，所以絕庶孽之窺窬，塞禍亂之源本。為國家者，所宜深慎。”太宗遂可王珪之奏。
貞觀十四年，太宗謂禮官曰：“同爨尚有緦麻之恩，而嫂叔無服，又舅之與姨，親疏相似，而服之有殊，未為得禮，宜集學者詳議。余有親重而服輕者，亦附奏聞。”是月尚書八座與禮官定議曰：
臣竊聞之，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別同異、明是非者也，非從天下，非從地出，人情而已矣。人道所先，在乎敦睦九族。九族敦睦，由乎親親，以近及遠。親屬有等差，故喪紀有隆殺，隨恩之薄厚，皆稱情以立文。原夫舅之與姨，雖為同氣，推之于母，輕重相懸。何則？舅為母之本宗，姨乃外戚他姓，求之母族，姨不與焉，考之經史，舅誠為重。故周王念齊，是稱舅甥之國；秦伯懷晉，實切《渭陽》之詩。今在舅服止一時之情，為姨居喪五月，徇名喪實，逐末棄本，此古人之情或有未達，所宜損益，實在茲乎。
《禮記》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蓋推而遠之也。”禮，繼父同居則為之期，未嘗同居則不為服。從母之夫，舅之妻，二人相為服。或曰“同爨緦麻”。然則繼父且非骨肉，服重由乎同爨，恩輕在乎異居。固知制服雖系于名文，蓋亦緣恩之厚薄者也。或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饑共寒，契闊偕老，譬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也，乃愛同骨肉，于其死也，則推而遠之，求之本源，深所未喻。若推而遠之為是，則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為是，則不可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安在？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顏弘都則竭誠致感，馬援則見之必冠，孔伋則哭之為位，此蓋并躬踐教義，仁深孝友，察其所行之旨，豈非先覺者歟？但于時上無哲王，禮非下之所議，遂使深情郁于千載，至理藏于萬古，其來久矣，豈不惜哉！
今陛下以為尊卑之敘，雖煥乎已備，喪紀之制，或情理未安，爰命秩宗，詳議損益。臣等奉遵明旨，觸類傍求，采摭群經，討論傳記，或抑或引，兼名兼實，損其有余，益其不足，使無文之禮咸秩，敦睦之情畢舉，變薄俗于既往，垂篤義于將來，信六籍所不能談，超百王而獨得者也。
謹按曾祖父母，舊服齊衰三月，請加為齊衰五月；嫡子婦，舊服大功，請加為期；眾子婦，舊服小功，今請與兄弟子婦同為大功九月；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功五月。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舅，舊服緦麻，請加與從母同服小功五月。
詔從其議。此并魏征之詞也。
貞觀十七年十二月癸丑，太宗謂侍臣曰：“今日是朕生日。俗間以生日可為喜樂，在朕情，翻成感思。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追求侍養，永不可得。仲由懷負米之恨，良有以也。況《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辰，遂為宴樂之事！甚是乖于禮度。”因而泣下久之。
太常少卿祖孝孫奏所定新樂。太宗曰：“禮樂之作，是圣人緣物設教，以為撙節，治政善惡，豈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對曰：“前代興亡，實由于樂。陳將亡也為《玉樹后庭花》，齊將亡也而為《伴侶曲》，行路聞之，莫不悲泣，所謂亡國之音。以是觀之，實由于樂。”太宗曰：“不然，夫音聲豈能感人？歡者聞之則悅，哀者聽之則悲。悲悅在于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其人心苦，然苦心相感，故聞之則悲耳。何樂聲哀怨，能使悅者悲乎？今《玉樹》、《伴侶》之曲，其聲具存，朕能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耳。”尚書右丞魏征進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樂在人和，不由音調。”太宗然之。
貞觀七年，太常卿蕭瑀奏言：“今《破陳樂舞》，天下之所共傳，然美盛德之形容，尚有所未盡。前后之所破劉武周、薛舉、竇建德、王世充等，臣愿圖其形狀，以寫戰勝攻取之容。”太宗曰：“朕當四方未定，因為天下救焚拯溺，故不獲已，乃行戰伐之事，所以人間遂有此舞，國家因茲亦制其曲。然雅樂之容，止得陳其梗概，若委曲寫之，則其狀易識。朕以見在將相，多有曾經受彼驅使者，既經為一日君臣，今若重見其被擒獲之勢，必當有所不忍，我為此等，所以不為也。”蕭瑀謝曰：“此事非臣思慮所及。”
譯文
唐太宗即位之初，曾對侍臣們說：“根據《周禮》的規定，帝王的名字，都要避諱。可是古代的帝王，生前并不避諱這些，周文王叫昌，但《周詩》中寫了‘攻克姬昌之后’這樣的詩句。春秋時，魯莊公名叫同，莊公十六年《春秋經》上有這樣的字句：‘齊侯、宋公在幽地結為同盟。’只是到了后來，帝王們才制造出許多禁忌來，他們下令，生前就要對帝王的名字進行避諱。我認為這樣做很沒有道理，應該改變。”于是下詔說：“按照《禮記》，人名是兩個字的，只要不是兩個字連著出現，就不要避諱。孔子是通達事理的圣人，以前不是沒有指出過這種事。近世以來，世人多加禁忌，生出很多避諱，與《禮記》的規定不符。現在應該遵循經典，從簡約出發，效仿先哲，規范后世。官員的稱謂、姓名，公私的文章書籍，只要‘世’和‘民’兩個字不連讀，就沒有必要避諱。”
貞觀二年，中書舍人高季輔上疏說：“我私下看到，密王李元曉他們都是皇親國戚，陛下對他們的關注仁愛之心，超過古代的帝王。但是，陛下對于分派給他們兵馬，委以重任這些大事，仍須遵循禮儀規范，以讓天下人臣服。我看見皇子們拜見叔叔時，叔叔們也馬上回禮。一個家庭有一個家庭的禮數，帝王之家也如此，豈能如此顛倒上下秩序呢？希望陛下加以教誨和訓誡，永遠遵循前人美好的禮儀。”唐太宗于是下詔李元曉等人，對吳王李恪、魏王李泰兄弟不用答拜。
貞觀四年，唐太宗對侍臣說：“我聽說，京城的百姓在為父母服喪期間，有的人聽信巫師的妖言，在辰日這天不哭，他們謝絕別人的哀悼慰問，拘泥于禁忌不允許悲傷，這是傷風敗俗、違背人情事理的做法。現在下令各州縣，讓他們教導百姓，一律按照正確的禮儀規范去做。”
貞觀五年，唐太宗對侍臣說：“佛教、道教徒，本應該廣做善事，怎么能夠讓尼姑、道士等人妄自尊貴，坐著接受父母的跪拜禮呢？這樣做只會損害民風民俗，使禮儀混亂。現在，應該馬上下令禁止這種行為，仍舊讓他們對自己的父母行跪拜禮。”
貞觀六年，唐太宗對尚書左仆射房玄齡說：“近來，山東的崔、盧、李、鄭四大姓，雖然在前幾代就已衰敗，但他們仍依仗舊時的名望，自高自大，號稱士大夫。每當把女兒嫁給其他家族，總要大肆索取聘禮財物，一味貪圖數量，根據財禮的數目決定婚約，就像集市上的商販一樣，這樣做敗壞了風俗，也攪亂了《禮經》的規定。既然他們的門望與事實不符，看來，現在的禮儀制度應該有所改革了。”于是下詔，命吏部尚書高士廉、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人訂正姓氏，普遍收集全國家譜。并根據史書傳記，刪除浮華，考訂真假，如果一個家族上代出了忠賢，就提升等級，出了叛逆，就加以貶黜。依此標準，撰寫了一部《氏族志》。后來，高士廉等人在唐太宗面前呈上所定的氏族等第時，仍把崔干列為第一等。太宗說：“我和山東的崔、盧、李、鄭，并無宿怨，只是因為他們世代衰微，現在已經沒有一個人做官，卻還自稱是士大夫，婚嫁的時候，依此大量索取財物。有的人才能見識平庸低劣，卻還悠然自得地自夸高門，炫耀死去的祖先，依附于富貴之列，我真不明白社會上為什么還會看重他們？如果有人能建立功業，爵位隆重，善于侍奉君主和父親，忠孝都值得稱贊，或者道德仁義高尚，學藝通博，這樣也足以自立門戶，稱得上是士大夫。如今崔、盧之類，只是自恃遠祖的高官厚爵，怎能和當朝的顯貴相比呢？公卿以下的人，何苦給他們多送財物，助長他們的氣勢呢？他們只圖虛名不顧實際，想借此增加自己的光彩。我之所以要復位氏族，是為了樹立當今顯貴的地位，為什么還把崔干列在第一等，你們這不是看輕我朝的官爵嗎？所以，不管以前如何，只按照今天的官品、人才來定等級，并且這次量定等級將作為永久的準則。”于是把崔干定為第三等。貞觀十二年，《氏族志》全書完成，共一百卷，頒行天下。其后，唐太宗下令說：“氏族高下，要以官爵相聯系，婚姻的正道，要以仁義為先。自從北魏失國，北齊滅亡，朝野變化，風俗衰敗。早先的燕、趙古姓，后人多失去官爵，以前齊、韓舊族，行為也有悖禮義。他們名不聞于鄉里；身不免于貧賤，卻自稱高門后裔，而不講究嫁娶禮儀，依仗名望只在于勒索財物，女兒必嫁給富貴之家。于是就有新做官的人和錢財多的人家，羨慕富貴人家的祖宗，搶著和人家攀親，多送財物，如同買賣。雙方有的自愿貶低家門，受辱于姻親，有的夸耀過去的地位，在公婆面前行為無禮。這種做法積習已久，已經成了風俗，至今還未改變，這既紊亂了人倫，也有虧于名教。我日夜謹慎小心，操勞政事，歷代的弊端禍害，都已制止革除，唯有這項壞風氣，還沒有完全轉變。從今以后，讓天下人都要懂得嫁娶的規矩，務必合乎禮法，按照朝廷的禮儀辦事，才符合我的心意。”
禮部尚書王珪的兒子王敬直，娶了唐太宗的女兒南平公主。王珪說：“《禮記》上規定有婦人拜見舅舅、姑母的禮儀。可近世以來，這種風氣逐漸改變了，公主下嫁，這些禮節都被廢棄了。陛下圣明，處處都遵循法令規范。我接受公主的拜見之禮，哪里只是自己的榮耀，其實是在成全大唐禮儀之邦的美名啊。”于是和妻子在公婆的座位上就坐，讓公主親自拿著帕子，行侍奉父母的洗手進食之禮，禮畢，公主自行退下。唐太宗聽說此事后非常贊成。此后，凡是有公主下嫁，都要遵照這條禮儀。
貞觀十二年，唐太宗對侍臣說：“古時候，諸侯入朝拜謁天子，有專門住宿和沐浴的地方，供給他們一百車草喂養馬匹，享受客人的禮遇。白天天子在正殿里端坐，晚上在庭院中點燃蠟燭，向他們噓寒問暖。京城里還有為各個郡縣專門設立的館舍。現在，我聽說各地使者到京城，都租房子居住，他們和商人雜居在一起，僅有容身之地而己。如今待客之禮如此怠慢，恐怕各地使者會產生怨恨，怎么還會愿意為朝廷盡職盡忠呢？”于是，下令京城有條件的客棧，為各地來的使者營造館舍。修成之后，唐太宗還親自前去參觀視察。
貞觀十三年，禮部尚書王珪上奏說：“按照律令，三品以上的官員，在道路上遇到親王，可以不下馬致禮。不過現在，這種行為卻是違法的，這實在與朝廷律令不符啊！”唐太宗說：“你們想自己尊貴，而輕慢我的兒子們嗎？”魏徵說：“漢代、魏晉以來，親王的禮遇都低于三公。然而，現在三品官員和天子六尚書九卿，都要為親王下馬致禮，這是親王所不應該接受的禮節。這樣做既無先例可循，又違背國家的法令，于理實在不合。”唐太宗說：“國家確立的太子，是未來的國君。一個人地位的高低，不在于年齡的長幼。如果太子去世，那么同母的弟弟就該列為太子。你這樣說，不是在輕視我的兒子嗎？”魏徵又說：“商代崇尚質實，有兄長去世，弟弟繼承的規定。從周代以來，都立長子為繼承人，這樣做就杜絕了庶子意圖篡權奪位、制造混亂的可能性。國君對此應該審慎。”于是，唐太宗接受了王珪的意見。
貞觀十四年，唐太宗對禮官說：“現在，與你共同生活的人去世了，還要為他披麻戴孝。可是嫂子、叔叔去世了，卻不服喪。舅舅和姨媽，都是親屬，但表喪的禮節卻有差別。這些做法都不符合禮儀規范，應該招集學者來商議一下，制定出服喪的禮儀。有同屬親屬但侍奉的禮數卻很輕的，也應一起上奏。”就在同月，尚書八座和禮官定下了規范：
臣聽說，禮是用來判斷疑惑不明的事理，決定遲疑不決的行為，區別異同，明辨是非的，它不是從天而降，也不是從地下冒出來的，而是根據人情事理推論出來的。人道最重要的一點，是使九族和睦。九族和睦，在于由近及遠，實行親疏有別的禮節。親屬之間有差別，所以喪禮中的祭文，應根據情分的多少來書寫。舅舅和姨媽，和母親是一族，但他們之間有差別，為什么呢？舅舅和母親是一家，姨媽出嫁后改姓丈夫的姓，成為別家的人，參考經史，舅舅的確比姨媽重要。所以周王顧念著齊國，稱齊國是舅甥之國。秦穆公不忘晉國重耳是他的舅舅，把他的兒子康公送到渭陽，作了《渭陽》這首詩。現在，舅舅去世，只是服喪三個月，對姨媽卻要居喪五個月，遷就了虛名，喪失了人情，舍本逐末，背棄了根本。這大概是古人對人的感情沒有考慮周全，應該有所增減。
《禮記》說：“兄弟的孩子猶如自己的孩子，這是因為引而進之。嫂嫂、叔叔不用守喪，是因為推而遠之。按禮的規定，和繼父一起生活過，就要為他居喪一年，如果沒有一起生活，就不用居喪。至于繼母、舅舅的妻子，對這二者服喪的禮節相同。常言道：“如果共同生活過的繼父去世了，應該為他披麻戴孝。”繼父并非生父，對他服喪隆重是因為共同生活過，恩情輕微是因為不住在一起。因此，服喪雖然事關名分，但也隨恩情厚薄而定。如年長的嫂子，她撫養年幼的叔子像對待自己的親生兒子一樣，兩人同甘共苦到終老，這比起一起生活的繼父，和其他一起生活的人，情義的深淺怎可相提并論呢？嫂子生前，二人情同骨肉，嫂子死后，卻以外人的禮節對待她，這種做法實在讓人難以理解。如果推而疏遠是對的，那生前就不應住在一起；生前住在一起，死后就不應像看待路人一樣看待嫂子。生前恩情厚重而死后禮節輕微，用這個原則來衡量，有這樣的道理嗎？并且侍奉嫂子的禮節，史書上的記載也不一致。后漢，鄭仲虞撫養寡居的嫂子和她的兒子，待她的禮節和情義都很篤厚。晉時，顏弘都的嫂子雙目失明，需要服用蛇膽，他千方百計弄到蛇膽，終于使嫂子重見光明。后漢將軍馬援對嫂子極為尊重，不戴帽子就不敢進屋拜見嫂子。《禮記》記載：孔子之孫孔伋在嫂子的靈位前痛哭。這些都是親身實踐禮義規范，極其仁義孝敬的人。能夠深明其中大義的，難道不是先知先覺者嗎？現在沒有圣明的哲人，百姓也不議論禮儀之事，致使禮儀之中包含的道理不被重視，這種情況由來已久，真讓人痛惜啊。
現在，陛下認為尊卑之序雖然都制定完備了，但喪禮制度還不合情理，于是令大臣詳加審議修改。我們遵照陛下圣旨，參考了經典、傳記，進行了修改增刪，使沒有明文規定的禮儀變成條款，希望這會使人倫敦厚和睦，使日漸輕薄的民俗變得淳樸，改變過去淺薄的風俗，給后世留下榜樣，這些是六經上沒有談到的，是陛下超越百世帝王獨自獲得的。
我們謹遵禮儀，做了規定，如果曾祖母、曾祖父去世，過去服喪三個月，現在請陛下延長至五個月；嫡子的妻子，過去服喪九個月，現在請再延長；各位兒子的妻子服喪，請將過去規定的五個月改為九個月；嫂子、叔叔過去不服喪，現在請改為服喪五個月。弟弟的妻子和丈夫的兄弟也應服喪五個月。舅舅過去只披麻戴孝，現在請規定同對待繼母一樣，服喪五個月。
看畢，唐太宗下詔通過此項議案。此議案的作者乃魏徵。
貞觀十七年，十二月癸丑日，唐太宗對大臣們說：“今天是我的生日。民間認為生日是可慶可賀的事情，但我卻感慨萬千。帝王君臨天下，富有四海，可是想奉養父母，卻永遠無法做到。仲由貧困時，常常到外面去為父母背米，他到楚國做官之后，富有萬鐘之粟，但那時他的父母去世了，再想盡孝心已不可能，所以他感到非常遺憾。《詩經》說：‘可憐我的父母，為養育我付出了多少艱辛啊。’怎么可以在父母生我這樣艱難的日子，舉辦宴會尋歡作樂呢？這實在是與禮儀相違。”說完，便情不自禁地哭泣了許久。
太常少卿祖孝孫上奏新近制定的音樂。唐太宗說：“禮儀、音樂，是圣人為了節制人們的情欲而設立的，用來教化百姓，它們應該符合規范。同樣，政治的好壞，難道不也因此而生嗎？”御史大夫杜淹說：“前代的興衰存亡，也跟音樂有關。陳后主滅亡，就是因為奢侈荒淫和為妃嬪們譜寫淫曲《玉樹后庭花》所造成的。齊滅亡，也是因為齊東昏侯作《伴侶曲》，行旅之人聽到，無不悲傷而泣，這乃是亡國之音啊。所以，國家的存亡，全在于音樂。”唐太宗不同意，說：“不是這樣的，僅僅是聲音怎么能影響人呢？快樂的人聽到聲音就會喜悅，哀傷的人聽了就會悲傷。悲喜之情在于人心，并非是音樂造成的。即將滅亡的國家，百姓內心凄苦。聽到哀怨的音樂，內心十分感動，就會愈加悲傷。相反，一首悲哀的音樂，怎么會使快樂的人悲傷呢？現在，《玉樹后庭花》、《伴侶曲》這些靡靡之音依然存在，我自己都可以演奏它們。但是，可以肯定，你們是不會悲傷的。”尚書右丞魏徵接著說：“古人說，禮呀，禮呀，難道就是玉帛之類的禮器嗎？樂呀，樂呀，難道就是鐘鼓之類的樂器嗎？音樂的關鍵在于人的心境，不在于音調。”唐太宗很贊同他的看法。
貞觀七年，太常卿蕭瑀上書說：“現在《破陣樂舞》在天下廣為傳頌，但此樂仍不足以形容陛下超世的武功和宏偉的業績。陛下先后打敗了劉武周、薛舉、竇建德、王世充等亂世梟雄，我愿意來寫一寫陛下無人可比的神勇。”唐太宗說：“我在天下紛爭的亂世，為了拯救天下蒼生，迫不得已，才征討四方，所以才有了這個舞蹈和音樂。然而高雅的音樂，應該只陳述歷史梗概，不宜把詳情原原本本寫出來。我看當今朝廷的將相，很多都曾受敵人的驅使，如果現在又看到他們被俘虜的情景，畢竟曾經有過君臣關系，肯定會于心不忍。考慮到這些，所以我認為不可。”蕭瑀道歉說：“這件事臣根本沒有想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