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增篇
兩漢：王充
傳語曰：圣人憂世，深思事勤，愁擾精神，感動形體，故稱“堯若臘，舜若腒，桀、紂之君，垂腴尺余。”夫言圣人憂世念人，身體贏惡，不能身體肥澤，可也；言堯、舜若臘與腒，桀、紂垂腴尺余，增之也。
齊桓公云：“寡人未得仲父極難，既得仲父甚易。”桓公不及堯、舜，仲父不及禹、契，桓公猶易，堯、舜反難乎？以桓公得管仲易，知堯、舜得禹、契不難。夫易則少憂，少憂則不愁，不愁則身體不癯。舜承堯太平，堯、舜襲德。功假荒服，堯尚有憂，舜安〔而〕無事。故《經》曰：“上帝引逸”，謂虞舜也。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為而天下治。故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夫不與尚謂之癯若腒，如德劣承衰，若孔子棲棲，周流應聘，身不得容，道不得行，可骨立〔皮〕附，僵仆道路乎？紂為長夜之飲，糟丘酒池，沉湎於酒，不舍晝夜，是必以病。病則不甘飲食，不甘飲食，則肥腴不得至尺。《經》曰：“惟湛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魏公子無忌為長夜之飲，困毒而死。紂雖未死，宜贏癯矣。然桀、紂同行則宜同病，言其腴垂過尺余，非徒增之，又失其實矣。
傳語又稱：“紂力能索鐵伸鉤，撫梁易柱。”言其多力也。“蜚廉、惡來之徒，并幸受寵。言好伎力之主致伎力之士也。或言武王伐紂，兵不血刃。”夫以索鐵伸鉤之力，輔以蜚廉、惡來之徒，與周軍相當，武王德雖盛，不能奪紂素所厚之心；紂雖惡，亦不失所與同行之意。雖為武王所擒，時亦宜殺傷十百人。今言“不血刃，”非紂多力之效，蜚廉、惡來助紂之驗也。
案武王之符瑞，不過高祖。武王有白魚、赤烏之佑，高祖有斷大蛇、老嫗哭於道之瑞。武王有八百諸侯之助，高祖有天下義兵之佐。武王之相，望羊而已；高祖之相，龍顏、隆準、項紫、美須髯，身有七十二黑子。高祖又逃呂后於澤中，呂后輒見上有云氣之驗，武王不聞有此。夫相多於望羊，瑞明於魚烏，天下義兵并來會漢，助強於諸侯。武王承紂，高祖襲秦，二世之惡，隆盛於紂，天下畔秦，宜多於殷。案高祖伐秦，還破項羽，戰場流血，暴尸萬數，失軍亡眾，幾死一再，然後得天下，用兵苦，誅亂劇。獨云周兵不血刃，非其實也。言其易，可也；言不血刃，增之也。案周取殷之時，太公《陰謀》之書，食小兒丹，教云亡殷，兵到牧野，晨舉脂燭。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浮杵，赤志千里。由此言之，周之取殷，與漢、秦一實也。而云取殷易，兵不血刃，美武王之德，增益其實也。凡天下之事，不可增損，考察前後，效驗自列。自列，則是非之實有所定矣。世稱紂力能索鐵伸鉤；又稱武王伐之兵不血刃。夫以索鐵伸鉤之力當人，則是孟賁、夏育之匹也；以不血刃之德取人，是則三皇、五帝之屬也。以索鐵之力，不宜受服；以不血刃之德，不宜頓兵。今稱紂力，則武王德貶；譽武王，則紂力少。索鐵、不血刃，不得兩立；殷、周之稱，不得二全。不得二全，則必一非。
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耳。以至仁伐不仁，如何其血之浮杵也？” 若孔子言，殆〔且〕浮杵；若孟子之言，近不血刃。浮杵過其實，不血刃亦失其正。一圣一賢，共論一紂，輕重殊稱，多少異實。紂之惡不若王莽。紂殺比干，莽鴆平帝；紂以嗣立，莽盜漢位。殺主隆於誅臣，嗣立順於盜位，士眾所畔，宜甚於紂。漢誅王莽，兵頓昆陽，死者萬數，軍至漸臺，血流沒趾。而獨謂周取天下，兵不血刃，非其實也。
傳語曰：“文王飲酒千鐘，孔子百觚。”欲言圣人德盛，能以德將酒也。如一坐千鐘百觚，此酒徒，非圣人也。飲酒有法，胸腹小大，與人均等。飲酒用千鐘，用肴宜盡百牛，百觚則宜用十羊。夫以千鐘百牛、百觚十羊言之，文王之身如防風之君，孔子之體如長狄之人，乃能堪之。案文王、孔子之體，不能及防風、長狄，以短小之身，飲食眾多，是缺文王之廣，貶孔子之崇也。
案《酒誥》之篇，“朝夕曰祀茲酒”，此言文王戒慎酒也。朝夕戒慎，則民化之。外出戒慎之教，內飲酒盡千鐘，導民率下，何以致化？承紂疾惡，何以自別？且千鐘之效，百觚之驗，何所用哉？使文王、孔子因祭用酒乎？則受福胙不能厭飽。因饗射之用酒乎，饗射飲酒，自有禮法。如私燕賞賜飲酒乎？則賞賜飲酒，宜與下齊。賜尊者之前，三觴而退，過於三觴，醉酗生亂。文王、孔子，率禮之人也，賞賚左右，至於醉酗亂身：自用酒千鐘百觚，大之則為桀、紂，小之則為酒徒，用何以立德成化，表名垂譽乎？世聞“德將毋醉”之言，見圣人有多德之效，則虛增文王以為千鐘，空益孔子以百觚矣。
傳語曰：“紂沉湎於酒，以糟為丘，以酒為池，牛飲者三千人，為長夜之飲，亡其甲子。”夫紂雖嗜酒，亦欲以為樂。令酒池在中庭乎？則不當言為長夜之飲。坐在深室之中，閉窗舉燭，故曰長夜。令坐於室乎？每當飲者，起之中庭，乃復還坐，則是煩苦相藉，不能甚樂。令池在深室之中，則三千人宜臨池坐，前俯飲池酒，仰食肴膳，倡樂在前，乃為樂耳。如審臨池而坐，則前飲害於肴膳，倡樂之作不得在前。夫飲食既不以禮，臨池牛飲，則其啖肴不復用杯，亦宜就魚肉而虎食。則知夫酒池牛飲，非其實也。
傳又言：紂懸肉以為林，令男女倮而相逐其間，是為醉樂淫戲無節度也。夫肉當內於口，口之所食，宜潔不辱。今言男女倮相逐其間，何等潔者？如以醉而不計潔辱，則當其浴於酒中，而倮相逐於肉間。何為不肯浴於酒中？以不言浴於酒，知不倮相逐於肉間。
傳者之說，或言：“車行灑，騎行炙，百二十日為一夜。”夫言：“用酒為池，”則言其車行酒非也；言其“懸肉為林，”即言騎行炙非也。或時紂沉湎覆酒，滂沲於地，即言以酒為池。釀酒糟積聚，則言糟為丘。懸肉以林，則言肉為林。林中幽冥，人時走戲其中，則言倮相逐。或時載酒用鹿車，則言車行酒、騎行炙。或時十數夜，則言其百二十。或時醉不知問日數，則言其亡甲子。周公封康叔，告以紂用酒期於悉極，欲以戒之也。而不言糟丘酒池，懸肉為林，長夜之飲，亡其甲子。圣人不言，殆非實也。
傳言曰：“紂非時與三千人牛飲於酒池。”夫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紂之所與相樂，非民，必臣也；非小臣，必大官，其數不能滿三千人。傳書家欲惡紂，故言三千人，增其實也。
傳語曰：“周公執贄下白屋之士。”謂候之也。夫三公，鼎足之臣，王者之貞干也；白屋之士，閭巷之微賤者也。三公傾鼎足之尊，執贄候白屋之士，非其實也。時或待士卑恭，不驕白屋，人則言其往候白屋；或時起白屋之士，以璧迎禮之，人則言其執贄以候其家也。
傳語曰：“堯、舜之儉，茅茨不剪，采椽不斫。夫言茅茨采椽，可也；言不剪不斫，增之也。《經》曰“弼成五服”。五服，五采服也。服五采之服，又茅茨、采椽，何宮室衣服之不相稱也？服五采，畫日月星辰，茅茨、采椽，非其實也。
傳語曰：“秦始皇帝燔燒詩書，坑殺儒士。”言燔燒詩書，滅去《五經》文書也；坑殺儒士者，言其皆挾經傳文書之人也。燒其書，坑其人，詩書絕矣。言燒燔詩書、坑殺儒士，實也；言其欲滅詩書，故坑殺其人，非其誠，又增之也。
秦始皇帝三十四年，置酒咸陽臺，儒士七十人前為壽。仆射周青臣進頌始皇之德。齊淳於越進諫始皇不封子弟功臣自為〔挾〕輔，刺周青臣以為面諛。始皇下其議於丞相李斯。李斯非淳于越曰：“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臣請敕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敢藏詩書、百家語、諸刑書者；悉詣守尉集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滅；吏見知弗舉，與同罪。”始皇許之。明年，三十五年，諸生在咸陽者，多為妖言。始皇使御史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者，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七人，皆坑之。燔詩書，起淳于越之諫；坑儒士，起自諸生為妖言，見坑者四百六十七人。傳增言坑殺儒士，欲絕詩書，又言盡坑之。此非其實，而又增之。
傳語曰：“町町若荊軻之閭。”言荊軻為燕太子丹刺秦王，後誅軻九族，其後恚恨不已，復夷軻之一里，一里皆滅，故曰町町。此言增之也。
夫秦雖無道，無為盡誅荊軻之里。始皇幸梁山之宮，從山上望見丞相李斯車騎甚盛，恚，出言非之。其後左右以告李斯，李斯立損車騎。始皇知左右泄其言，莫知為誰，盡捕諸在旁者皆殺之。其後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民或刻其石曰“ 始皇帝死，地分”。皇帝聞之，令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人誅之。夫誅從行於梁山宮及誅石旁人，欲得泄言、刻石者，不能審知，故盡誅之。荊軻之閭，何罪於秦而盡誅之？如刺秦王在閭中，不知為誰，盡誅之，可也；荊軻已死，刺者有人，一里之民，何為坐之？始皇二十年，燕使荊軻刺秦王，秦王覺之，體解軻以徇，不言盡誅其閭。彼或時誅軻九族，九族眾多，同里而處，誅其九族，一里且盡，好增事者，則言町町也。
王充
王充（27—約97），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今屬浙江），他的祖先從魏郡元城遷徙到會稽。王充以道家的自然無為為立論宗旨，以“天”為天道觀的最高范疇。以“氣”為核心范疇，由元氣、精氣、和氣等自然氣化構成了龐大的宇宙生成模式，與天人感應論形成對立之勢。其在主張生死自然、力倡薄葬，以及反叛神化儒學等方面彰顯了道家的特質。他以事實驗證言論，彌補了道家空說無著的缺陷。是漢代道家思想的重要傳承者與發展者。《論衡》是王充的代表作品，也是中國歷史上一部不朽的無神論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