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書篇
兩漢：王充
儒家之宗，孔子也。墨家之祖，墨翟也。且案儒道傳而墨法廢者，儒之道義可為，而墨之法議難從也。何以驗之？墨家薄葬、右鬼，道乖相反違其實，宜以難從也。乖違如何？使鬼非死人之精也，右之未可知。今墨家謂鬼審〔死〕人之精也，厚其精而薄其尸，此於其神厚而於其體薄也。薄厚不相勝，華實不相副，則怒而降禍，雖有其鬼，終以死恨。人情欲厚惡薄，神心猶然。用墨子之法，事鬼求福，福罕至而禍常來也。以一況百，而墨家為法，皆若此類也。廢而不傳，蓋有以也。
《春秋左氏傳》者，蓋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宮，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傳》也。公羊高、谷梁、胡母氏皆傳《春秋》，各門異戶，獨《左氏傳》為近得實。何以驗之？《禮記》造於孔子之堂，太史公。漢之通人也，左氏之言與二書合，公羊高、谷梁寘、胡母氏不相合。又諸家去孔子遠，遠不如近，聞不如見。劉子政玩弄《左氏》，童仆妻子皆呻吟之。光武皇帝之時，陳元、范淑上書連屬，條事是非，《左氏》遂立。范叔尋因罪罷。元、叔天下極才，講論是非，有余力矣。陳元言訥，范叔章詘，左氏得實，明矣。言多怪，頗與孔子“不語怪力”相違返也。《呂氏春秋》亦如此焉。《國語》，《左氏》之外傳也，左氏傳經，辭語尚略，故復選錄《國語》之辭以實。然則《左氏》《國語》，世儒之實書也。
公孫龍著堅白之論，析言剖辭，務折曲之言，無道理之較，無益於治。齊有三鄒衍之書，瀇洋無涯，其文少驗，多驚耳之言。案大才之人，率多侈縱，無實是之驗；華虛夸誕，無審察之實。商鞅相秦，作耕戰(zhàn)之術；管仲相齊，造輕重之篇。富民豐國，強主弱敵，公賞罰，與鄒衍之書并言。
而太史公兩紀，世人疑惑，不知所從。案張儀與蘇秦同時，蘇秦之死，儀固知之。儀知〔秦〕審，宜從儀言以定其實，而說不明，兩傳其文。東海張商亦作列傳，豈蘇秦商之所為邪？何文相違甚也？《三代世表》言五帝、三王皆黃帝子孫，自黃帝轉相生，不更稟氣於天。作《殷本紀》，言契母簡狄浴於川，遇玄鳥墜卵，吞之，遂生契焉。及《周本紀》言後稷之母姜嫄野出，見大人跡，履之，則妊身，生後稷焉。夫觀《世表》，則契與後稷，黃帝之子孫也；讀《殷》、《周本紀》，則玄鳥、大人之精氣也。二者不可兩傳，而太史公兼紀不別。案帝王之妃，不宜野出、浴於川水。今言浴於川，吞玄鳥之卵；出於野，履大人之跡：違尊貴之節(jié)，誤是非之言也。
《新語》，陸賈所造，蓋董仲舒相被服焉，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觀。鴻知所言，參貳經傳，雖古圣之言，不能過增。陸賈之言，未見遺闕，而仲舒之言雩祭可以應天，土龍可以致雨，頗難曉也。夫致旱者以雩祭，不夏郊之祀，豈晉候之過邪？以政失道，陰陽不和也。晉廢夏郊之祀，晉侯寢疾，用鄭子產之言，祀夏郊而疾愈。如審雩不修，龍不治，與晉同禍，為之再也。以政致旱，宜復以政。政虧而復修雩治龍，其何益哉！《春秋》公羊氏之說，亢陽之節(jié)，足以復政。陰陽相渾，旱湛相報，天道然也，何乃修雩設龍乎？雩祀神喜哉？或雨至，亢陽不改，旱禍不除，變復之義，安所施哉！且夫寒溫與旱湛同，俱政所致，其咎在人。獨為亢旱求福，不為寒溫求佑，未曉其故。如當復報寒溫，宜為雩、龍之事。鴻材巨識，第兩疑焉！
董仲舒著書，不稱子者，意殆自謂過諸子也。漢作書者多，司馬子長、揚子云，河、漢也，其余涇、渭也。然而子長少臆中之說，子云無世俗之論。仲舒說道術奇矣，北方三家尚矣。讖書云“董仲舒亂我書”，蓋孔子言也。讀之者或為亂我書者，煩亂孔子之書也，或以為亂者，理也，理孔子之書也。共一“亂”字，理之與亂，相去甚遠。然而讀者用心不同，不省本實，故說誤也。夫言“煩亂孔子之書，才高之語也。其言理孔子之書，亦知奇之言也。出入圣人之門，亂理孔子之書，子長、子云無此言焉。世俗用心不實，省事失情，二語不定，轉側不安。案仲舒之書不違儒家，不〔反〕孔子，其言“煩亂孔子之書者”，非也。孔子之書不亂，其言理孔子之書者，亦非也。孔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亂者，〔終〕孔子言也。孔子生周，始其本；仲舒在漢終其末。班叔皮續(xù)太史公書，蓋其義也。賦頌篇下其有“亂曰”章，蓋其類也。孔子終論，定於仲舒之言，其修雩始龍，必將有義，未可怪也。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五帝、三王，顏淵獨慕舜者，知己步騶有同也。知德所慕，默識所追，同一實也。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質定世事，論說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故仲舒之文可及，而君山之論難追也。驥與眾馬絕跡，或蹈驥哉？有馬於此，足行千里，終不名驥者，與驥毛色異也。有人於此，文偶仲舒，論次君山，終不同於二子者，姓名殊也。故馬效千里，不必驥；人期賢知，不必孔、墨。何以驗之？君山之論難追也。兩刃相割，利鈍乃知；二論相訂，是非乃見。是故韓非之《四難》，桓寬之《鹽鐵》，君山《新論》類也。世人或疑，言非是偽，論者實之，故難為也。卿決疑訟，獄定嫌罪，是非不決，曲直不立，世人必謂卿獄之吏才不任職。至於論，不務全疑，兩傳并紀，不宜明處，孰與剖破渾沌，解決亂絲，言無不可知，文無不可曉哉？案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可褒，則義以明其行善；可貶，則明其惡以譏其操。《新論》之義，與《春秋》會一也。
夫俗好珍古不貴今，謂今之文不如古書。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論善惡而徒貴古，是謂古人賢今人也。案東番鄒伯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周長生之輩，位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囊橐，文雅之英雄也。觀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章〕句》，文術之《咸銘》，君高之《越紐錄》，長生之《洞歷》，劉子政、揚子云不能過也。〔蓋〕才有淺深，無有古今；文有偽真，無有故新。廣陵陳子回、顏方，今尚書郎班固，蘭臺令楊終、傅毅之徒，雖無篇章，賦頌記奏，文辭斐炳，賦象屈原、賈生，奏象唐林、谷永，并比以觀好，其美一也。當今未顯，使在百世之後，則子政、子云之黨也。韓非著書，李斯采以言事；揚子云作《太玄》，侯鋪子隨而宣之。非斯同門，云、鋪共朝，睹奇見益，不為古今變心易意；實事貪善，不遠為術并肩以跡相輕，好奇無已，故奇名無窮。揚子云反《離騷》之經，非能盡反，一篇文往往見非，反而奪之。《六略》之錄，萬三千篇，雖不盡見，指趣可知，略借不合義者，案而論之。
王充
王充（27—約97），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今屬浙江），他的祖先從魏郡元城遷徙到會稽。王充以道家的自然無為為立論宗旨，以“天”為天道觀的最高范疇。以“氣”為核心范疇，由元氣、精氣、和氣等自然氣化構成了龐大的宇宙生成模式，與天人感應論形成對立之勢。其在主張生死自然、力倡薄葬，以及反叛神化儒學等方面彰顯了道家的特質。他以事實驗證言論，彌補了道家空說無著的缺陷。是漢代道家思想的重要傳承者與發(fā)展者。《論衡》是王充的代表作品，也是中國歷史上一部不朽的無神論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