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賢務農
：佚名
《孟子》：“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
《氾勝之書》：“湯有旱災，伊尹作為‘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氾，扶巖反，水名。又姓，出敦煌、濟北二望，本姓凡氏，避地于汜水，因改焉。
《史記》：“管仲相齊，與俗同好惡。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猗頓，魯窮士，聞陶朱公富，問術焉。告之曰：“欲速富，養五牸。”乃畜牛、羊，子息萬計，貲擬王公。
《莊子》：“長梧封人曰：‘昔予為禾稼，而鹵莽種之，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蕓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來年深其耕而熟耨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飱。’”
《前漢·食貨志》：“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師古曰：‘李悝，文侯臣也；悝音恢。’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升；服虔曰：‘與之三升也。’臣瓉曰：‘當言三斗。謂治田勤，則畝加三斗也。’師古曰：‘計數而言，字當為斗。瓚說是也。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矣。’又曰：‘糴甚貴，傷民；韋昭曰：“此‘民’，謂士、工、商也。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
漢文帝時，賈誼說上曰：“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引。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眾，國胡以饋之？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茍粟多而財有余，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驅民而歸之農，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人，轉而緣南畝，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
前漢，宣曲任氏。楚漢相距于滎陽，米石至萬。而豪杰金玉，盡歸任氏，以此起富。折節為儉，力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生，不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趙過，為搜粟都尉，能為代田，以故田多墾辟；用力少而得谷多。
黃霸為潁川，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浮淫之費，治為天下第一。
龔遂為渤海，勸民務農桑，今口種一株榆，百本睻，五十本蔥，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雞。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趣田畝；秋冬課收斂，益蓄果實、菱、芡。吏民皆富實。
何武為刺史，行部必問墾田頃畝、五谷美惡。
召信臣為南陽，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蓄積有余。信臣為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于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于儉約。郡中莫不耕稼力田。吏民親愛信臣，號曰“召父”。
后漢王丹，家累千金，好施與，周人之急。每歲時農收后，察其強力收多者，輒歷載酒肴，從而勞之；便于田頭樹下，飲食勸勉之；因留其余肴而去。其隋懶者，獨不見勞，各自恥不能致丹，其后無不力田者。聚落以致殷富。
杜為南陽，省愛民役，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后有杜母。”
任延為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獵為業，不知牛耕，每致困乏。延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辟；歲歲開廣，百姓充給。
茨充為桂陽令，俗不種桑，無蠶織、絲麻之利，類皆以麻枲頭貯衣。民惰窳，少粗履，足多剖裂血出，盛冬皆然火燎灸。充教民益種桑柘，養蠶、織履；復令種苧麻。數年之間，大賴其利，衣履溫暖。今江南知桑蠶、織履，皆充之教也。
張堪拜漁陽太守，開稻田八千余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歧；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樊重，字君云，謚壽張敬侯。世善農稼，好貨殖。重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營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歲倍，至乃開廣田土三百余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灌注。又池魚牧畜，有求必給。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稱美。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責家聞者皆慚，爭往償之。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勢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己，豈不樂哉！”
王景為廬江太守，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余，而食常不足。景乃教民用犁耕，墾辟倍多，境內豐給。又訓令蠶織，為作法制，著于鄉亭。
王符曰：“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饑；一婦不織，天下受其寒。今舉俗舍本農，趨商賈，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
崔寔為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為作紡績、織纴之具以教，民得以免寒苦。
劉陶曰：“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為至急也。”
仇覽為蒲亭長，勸人生業，為制科令，至于果菜為限，雞豕有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群居就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恤窮寡。期年，稱大化。
杜畿為河東，勸耕桑，課民畜牸牛、草馬，下逮雞豚，皆有章程，家家豐實。然后興學校，舉孝悌。河東遂安。
童恢除不其令，若吏稱其職，人行善事，皆賜酒肴以勸勵之。耕、織、種、收，皆有條章。一境清靜。
《齊民要術》：皇甫隆為敦煌。敦煌俗不曉作耬犁；及種，人牛功力既費，而收谷更少。隆乃教作耬犁，所省傭力過半，得谷加五。又敦煌俗，婦女作裙，孿縮如羊腸，用布一匹。隆又禁改之，所省復不貲。
僮種為不其令，率民養一豬、雌雞四頭，以供祭祀，死買棺木。
顏裴為京兆，乃令整阡陌，樹桑果。又課以閑月取材，使得轉相教匠作車。又課民無牛者，令畜豬；投貴時賣以買牛。始者民以為煩，一二年間，家有丁車引、大牛，整頓引豐足。
譙子曰：“朝發而夕異宿，勤則菜盈傾筐。且茍有羽毛，不織不衣；不能茹草飲水，不耕不食。安可以不自力哉？”
李衡于武陵龍陽洲上作宅，種甘橘千樹。敕兒曰：“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可足用矣。”橘成，歲得絹數千匹。
仲長子曰：“天為之時，而我不農，谷亦不可得而取之。青春至焉，時雨降焉，始之耕田，終之簠簋，惰者釜之，勤者鐘之。時及不為，而尚乎食也哉？”
北魏辛纂，拜河內刺史，督勸農桑，親自檢視，勤者資以物帛，惰者加以罪。
魏陳思王曰：“寒者，不貪尺玉，而思短褐；饑者，不愿千金，而美一食。”
晉桓宣鎮襄陽，勸課農桑，或載鉏耒于軺軒，或親耘獲于壟畝。
唐張全義為河南尹，經黃巢之亂，繼以秦宗權、孫儒殘暴，居民不滿百戶，四野俱無耕者。全義招懷流散，勸之樹藝。數年之后，都城坊曲，漸復舊制；諸縣戶口，率皆歸復；桑麻蔚然，野無曠土。全義明察，人不能欺，而為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彩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
有田荒穢者，則集眾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責之曰：“彼誠乏人牛，何不助之？”眾皆謝，乃釋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故比戶皆有蓄積，兇年不饑，遂成富庶焉。
李襲譽，嘗謂子孫曰：“吾負京有田十頃，能耕之，足以食；河內千樹桑，事之，可以衣；能勤此，無資于人矣。”
譯文
《孟子》：“后稷教民農作、種植五谷；五谷豐收，人民得到養育。”
《汜勝之書》：“商湯的時候，發生過旱災，伊尹創造區田種植法，教民給區田施肥，背水澆灌莊稼。”氾，扶巖反，水名。“氾”字作為姓氏，起源于敦煌、濟北地方的兩個大家族，他們本來姓“凡”，因為避秦亂，逃到氾水，便改姓“氾”。
《史記》：“管仲在齊國做宰相時，他的喜好和憎惡，完全和世俗百姓相同。他曾說：‘糧倉盈滿，方可(教民)知曉禮節；豐衣足食，方可(教民)知曉榮辱。’”
猗頓是魯國的窮讀書人，聽說陶朱公非常富有，便前去請教致富的方法，陶朱公告訴他說：“要想很快致富，就養五畜牸。”他便開始畜養牛羊，繁殖的幼畜數量，可以用“萬頭”作單位來計算，他的資產可以和王公相比。
《莊子》：“長梧封人說：‘往年我種莊稼，漫不經心地將種子種下，莊稼亦漫不經心地回報我；鋤草時馬虎了事，莊稼也馬虎了事地報答我。第二年，我深耕田地，并且勤加耘鋤，莊稼生長得繁茂旺盛，我全年飽食不受饑餓。’”
《漢書·食貨志》：“魏文侯時，李悝倡行充分利用地力的教化。師古說：‘李悝是魏文侯的臣；悝，音恢。’他說：方一百里的土地，提封九萬頃，除山陵、沼澤、城市、村居，占地三分之一，剩余的耕地還有六百萬畝。種田勤勉，每畝可增收三升，服虔說：‘是給農民三升。’臣瓚說：‘三升應作三斗，是說做務好時，每畝可增產三斗。’師古說：‘根據實地計算，三升應作三斗。臣瓚的說法是對的。種田不勤勉時，每畝減收的數量也是三升。所以說方百里的土地，增收和減收的數字，都會達到一百八十萬石。’又說：‘糧價過高會傷害市民的利益，韋昭說：“這里的‘民’字，是指士、工、商。”糧價過低會傷害農民的利益。市民工商受到傷害，便會離此他往；農民受到傷害，便會使國家貧困；故糧價過高或過低，都會造成危害。’”
漢文帝時，賈誼勸說皇上說：“管子說：‘糧倉滿盈，方可(教民)知曉禮節。’民食不足，而能將國家治理好的例子，從古到今未曾聽說過。漢朝建國至今，歷時已近四十年，公家和百姓的儲糧，仍使人感到非常痛心。人世間有豐穰和饑饉，是天時運行的常事，雖禹、湯在位，仍不免有天災。假如不幸發生寬廣二三千里的大旱災，國家用什么救濟百姓？再如邊境突然遭受敵人入侵，常須調動數十萬甚至上百萬的軍隊，國家用什么去供給軍糧？貯積一事，實為關系天下安危的大事。只要國家糧多和財力充足，還有什么辦不成功的事情？用以攻城必取，用以守土必固，用以興兵作戰必勝。懷柔敵人，哪怕是遙遠的番邦也一定會歸順朝廷；那時還會有什么人，不聽從朝廷命令！現在應當驅使眾人回到農業中去，讓天下的人都能自己生產自己吃；讓從事末技游食的人，都能從事農業生產，必會使蓄積充足，人民安居樂業。”
西漢時，宣曲任氏，善儲粟谷。那時楚漢兩軍正在滎陽激戰，米價上漲到每石一萬錢。大戶人家不得不用金玉交換谷子，金玉遂盡入于任氏手中，任氏由此大富。任氏折節為儉，努力從事種田和畜牧。別人買東西，都搶著要便宜的，唯獨任氏樂意出高價買好的。他家的富足，保持了好幾代人。任公所立的“家約”規定：“非自家田地出產，非自養畜禽所生，一概不準穿不準吃。國家的錢糧不繳納完畢，自己就不準飲酒吃肉。”并能親身力行作為鄉里眾人的表率。為此，他既極為富有，又受到人主的敬重。
趙過，任搜粟都尉，創行代田法，田地大多得到開墾。代田法花費的勞力少，但產量卻高。
黃霸，任潁川郡太守，讓郵亭、鄉官都飼養雞豬，(所得收入)用來贍養鰥、寡和貧寒人家。又讓(百姓)務耕農，事蠶桑，節省用度，增值資財，發展種植業和畜牧業，要民去除鋪張浪費，他的政績為天下第一。
龔遂，任渤海郡太守，勸導百姓勤務農耕，從事蠶桑；要求每人栽種榆樹一株、睻一百本、蔥五十本、韭菜一畦，每家養母豬兩頭、雞五只。百姓有佩帶刀劍的，便讓他賣掉劍買牛，賣掉刀買牛犢，說：“為什么把牛和犢佩帶在身上？”春天和夏天，農人必須到田間勞動；秋天和冬天，督促百姓收刈入倉，增儲果實、菱芡。全境吏民都過上富足殷實的生活。
何武任(揚州)刺吏，行部所至，一定要詢問州郡墾田若干頃畝，五谷生長好壞。
召信臣任南陽郡(太守)，重視為人民興辦有利的事業，一心一意地要讓百姓快些富裕。他深入農村，出沒在路邊田畔，親自勸說農民重視農耕。他住宿過的地方，遍及全郡各地的鄉亭，極少有休息的時間。他視察郡中的水源，挖通溝渠，修建水門提閼共數十處，用來擴大灌溉面積。灌田數年年增加，多達三萬頃。人民蒙受到灌溉的利益，家有儲積。他為百姓制定《均平用水公約》，刻于碑石，立在田首地畔，以防發生爭水的糾紛。嫁娶、喪葬務求節約，禁止奢侈浪費。郡中百姓無不努力務農，勤勉耕耘。全郡官民無不對信臣懷有敬愛的感情，尊稱他為“召父”。
后漢王丹，家資累積，富有千金，為人好施舍，能幫助他人解決困難。每到年終收獲大忙過后，察訪勞動好收谷多的農人，便攜帶著酒肉，一一前去犒勞。常在田頭樹下，席地飲食，對其人進行勸勉慰問。臨走時把剩余的酒菜留下，隨即辭去。那些少數懶惰的農民，得不到王丹的犒勞，他們都深感不能使王丹前來慰勞自己為恥，此后無不努力種田。由此全村百姓，無不富裕。
杜詩任南陽太守，省簡勞役，愛護百姓，墾田數量大大增加，全郡百姓家家殷實富足。人民歌頌他說：“前有召父，后有杜母。”
任延官為九真太守。九真地方的百姓，向來以射獵鳥獸為生，尚不知曉牛耕的方法，故時常陷于貧困。任延便叫百姓鑄造各種農具，教給他們使用的方法，開墾土地。從此新開辟的耕地年年增加，百姓生活充足。
茨充任桂陽縣令，當地百姓不知種桑，人民享受不到養蠶和紡織絲麻的利益，多用麻枲頭填充冬衣。百姓習于懶惰，生活簡陋，連腳上穿的粗履都極少見到；許多人的腳凍裂開口出血，嚴冬時都點火烘烤。茨充讓百姓多栽桑樹和柘樹，養蠶繅絲織履；并讓多種苧麻。經過數年的時間，便享受到絲麻的利益，穿上了溫暖的衣服和鞋子。今日江南知道種桑、養蠶、織作絲履，都是茨充的教導。
張堪官拜漁陽太守，開辟稻田八千多頃，勸百姓種稻，使人民過上富裕生活。百姓歌頌他說：“桑樹無附枝，麥穗分兩歧；張君施仁政，其樂不可支。”
樊重，字君云，追封壽張敬侯，世世代代擅長農事種植和喜好經營商業。樊重為人性情溫和敦厚，治家有法度。三世同堂共居，子孫早晚向他請安問候，儼如身在公家。他經管家產，向來沒有被拋棄掉的東西；督促使用童仆，都很得當。所以能上下齊心協力，家庭收入年年成倍增加，開墾的田地多至三百多頃。他建造的房舍，都有好幾進廳堂和高閣，引陂渠水灌注庭院間。他家又養魚、飼牲畜，家中所有需用之物都能自給。他曾為了想做家具，先著手栽種梓、漆，受到別人的譏笑；但若干年后，梓、漆皆得到應用，過去譏笑他的人也前來向他請求借用。他的財產多達好多萬，便用來周濟撫恤本宗族的人，本鄉本土的人也得到他的惠賜。有外孫何姓，兄弟之間為爭家產鬧糾紛，樊重認為這事很不光彩，便用他自己的田地二百畝，平息了他們的爭訟，受到縣人的稱贊和好評。他平時借貸出去的錢款，累計不下數百萬，臨終留下遺言，把文契全部焚削掉。借債的人聽說以后，皆感到非常慚愧，爭先恐后地前來還債。樊重時常告誡兒子們說：“大富大貴的人家，沒有能保持始終不敗的。我并非不喜歡榮華富貴，怎奈天道厭惡驕滿，喜好謙恭，前朝權貴外戚的結局，都可作為明戒。但求保全父母，保全自己，豈不是很快樂嗎！”
王景為廬江郡太守，百姓不知曉使用牛耕，故土地雖然有潛力，但糧食卻常不夠吃。王景就教百姓用牛和犁耕田，所開墾的土地，成倍增加，使本郡百姓豐衣足食。他又教百姓養蠶和紡織，并編寫出蠶織方法規程，張貼在各地鄉亭。
王符說：“一個農夫不耕田，天下便會受到饑餓；一個婦女不織布，天下便會受到凍寒。如今世俗都舍棄農耕本業，轉而趨向商賈，這無疑是：一個人種田，供一百人吃食；一個婦女種桑養蠶，供一百人穿衣。用一個人的力量，供養一百人，怎么能供應夠呢！”
崔寔任五原郡太守，那里的土地本來適合種麻，但當地百姓卻不知曉紡績織布。百姓冬天沒有衣穿，便將細草堆積起來，人臥在草堆里避寒。會見官吏，便身披細草當衣。崔寔為他們制作紡績織布的工具，教給紡織的方法，使他們免受凍寒的痛苦。
劉陶說：“百姓可以百年無器用，不可以一天沒飯吃，可見糧食是不可缺少的急需物資。”
仇覽任蒲亭長，勸令百姓搞好生活和生產，并制定出明文條令，詳細規定種植蔬菜和果樹的數量，喂養雞只和生豬的數目。農事完畢，便讓子弟聚集起來學習。百姓中如有剽輕不軌或游手好閑、恣意妄為的人，便責令他們從事種田和蠶桑勞動，并規定有嚴格的監督懲治條例。他本人能親自幫助百姓料理喪葬，賑濟貧窮，撫恤孤寡。一年過后，民風大變。
杜畿任河東郡太守，勸令百姓耕農、務蠶桑，督促他們畜養牸牛、草馬，甚至養雞豚多少，皆有規定，家家衣食豐足。接下來便是著手興辦學校，選舉孝悌。河東郡遂趨向安定。
童恢除任不其縣令，凡本縣官吏，只要能勝任本職工作，本人能行善事，皆賜予酒肉，以資獎勵。對農耕、紡織、播種、收獲，各種農活，皆規定有具體要求。全縣境內，安寧無事。
《齊民要術》載：皇甫隆任敦煌郡刺史，百姓不知曉制作耬犁，播種時既費人工和牛力，而且谷子的產量也很低。皇甫隆便教給百姓制造耬犁，節省的勞力超過一半，收獲的谷子增加五成。又敦煌的風俗，婦女穿的裙子，習慣做成折縐孿縮如同羊腸一般的百褶裙，一條裙子要費掉一匹布。皇甫隆加以禁止，并改用新裙式，所節省的費用也不可勝計。
僮種任不其縣令，規定每人養一頭豬、四只母雞，以供祭祀或死后賣掉用來買棺材。
顏裴任京兆尹，于是讓百姓整修田間道路，（在路邊）種植桑樹和果樹。又規定在農閑月份，伐取木材，使民轉相傳授造車技術。又規定凡是沒有牛的人家，必須養豬，趁豬價貴時賣出，用賣豬的錢買牛。初開始時，百姓感到政令過于煩瑣，但一二年過去，每家都有丁車、大牛，事事整頓，豐衣足食。
譙子說：“早晨同時出發，到天晚投宿，便會有（遠近的）不同；（同時采野菜）勤快的人可采滿筐。即使有了羽毛，不織成布，仍然沒有衣服穿；人不能依靠吃青草喝涼水生活，不從事農耕，便沒有飯吃。難道一個人可以不自己努力嗎？”
李衡在武陵郡龍陽洲上，修建住宅，種植了一千株柑橘，（臨死）告誡兒子說：“我州里有一千頭木奴，不要你供給它們吃穿，每頭每年向你獻上一匹絹，也可以足夠用了。”橘樹長成后，果然一年可得到好幾千匹絹。
仲長子說：“上天替人作成四時，我若不務農，也不可能得到糧食。春天已到，時雨已經降下，從整地播種開始，到糧食收獲入簠簋結束，懶惰的人畝收一釜，勤勉的人畝收一鐘。農時已到，而不及時播種的人，尚可得到吃食嗎？”
北魏辛纂，官拜河內郡刺史，督促勸導百姓從事農業和蠶桑生產，常親自下鄉檢查視察。對勤勉的人，獎給財物、布帛；對懶惰的人，則進行懲罰。
曹魏陳思王說：“身受凍寒的人，并不貪求尺玉，而是渴望得到一件短褐；饑餓的人，并不愿得到千兩黃金，而是以能得到一頓飽餐為美事。”
晉桓宣鎮守襄陽，督促獎勵農耕蠶桑，有時將鋤頭、耒耜置放在軺軒上，有時親赴田間參加鋤地和收刈勞動。
唐張全義任河南尹，當時經過黃巢作亂，接著又遭秦宗權、孫儒的大燒殺，居民不到一百戶，城四郊看不到有耕田的人。全義招流民安置，勸他們從事農耕；幾年以后，都城中大街小巷，逐漸恢復舊日的規模；各縣的戶口，亦多恢復。遍地是生長茂盛的桑麻，田野中看不到有不耕的荒地。全義為人明察事理，別人不能欺瞞，但他的治理方法，卻寬緩和平，政令簡約。全義每外出，看到有的田地莊稼生長好，便下馬和隨從人等共同觀看，召見田主用酒飯進行慰勞。誰家的蠶繭、麥子收成好，有時便親自到他家，叫出全家老幼，賜給茶彩衣物。民間傳說：“張公不喜愛歌舞女伎，有時觀看，亦不曾見他有笑容；只有看到好麥、好蠶繭，才會喜笑顏開！”
有的人家，田地荒蕪草多，全義便將此家人召集到一起，用杖責打。假如被打人申訴說，“田荒，是因缺乏人力牛力”，便召集他的鄰人加以責問說：“如他確是缺乏人力牛力，你們為何不幫助他？”直到眾人都承認錯誤，才放他們離開。從此鄰里之間有無相通，彼此互相幫助，所以家家有存糧，即便遇到災荒的兇年，也不會挨餓。(河南府)從此變成富足的地方。
李襲譽曾經告訴子孫說：“我家在京城附近有田地十頃，能耕種的好，可足夠吃的；河內有千株桑樹，從事蠶績，便可供穿衣；只要能勤于這些，便不需要他人的資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