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零三
宋代：歐陽修、宋祁等
劉蕡
劉蕡，字去華，幽州昌平人，客梁、汴間。明《春秋》，能言古興亡事，沈健 于謀，浩然有救世意。擢進士第。元和后，權綱馳遷，神策中尉王守澄負弒逆罪， 更二帝不能討，天下憤之。文宗即位，思洗元和宿恥，將翦落支黨。方宦人握兵， 橫制海內，號曰“北司”，兇丑朋挻，外脅群臣，內掣侮天子，蕡常痛疾。
太和二年，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帝引諸儒百余人于廷，策曰：
朕聞古先哲王之治也，玄默無為，端拱司契，陶氓心以居簡，凝日用于不宰， 厚下以立本，推誠而建中，繇是天人通，陰陽和，俗躋仁壽，物無疵癘。噫！盛德 之所臻，夐乎其不可及已。三代令主，質文迭救，百氏滋熾，風流浸微，自漢以降， 足言蓋寡。
朕顧唯昧道，祗荷丕構，奉若謨訓，不敢怠荒，任賢惕厲，宵衣旰食，詎追三 五之遐軌，庶紹祖宗之鴻緒。而心有未達，行有未孚，由中及外，闕政斯廣。是以 人不率化，氣或堙厄，災旱竟歲，播植愆時。國廩罕蓄，乏九年之儲；吏道多端， 微三載之績。京師，諸夏之本也，將以觀治，而豪猾逾檢；太學，明教之源也，期 于變風，而生徒惰業。列郡在乎頒條，而干禁或未絕；百工在乎按度，而淫巧或未 息。俗恬風靡，積訛成蠹。其擇官濟治也，聽人以言則枝葉難辨，御下以法則恥格 不形；其阜財發號也，生之寡而食之眾，煩于令而鮮于治。思所以究此繆盩，致之 治平，茲心浩然，若涉淵冰。故前詔有司，博延群彥，佇啟宿懵，冀臻時雍。
子大夫皆識達古今，志在康濟，造廷待問，副朕虛懷，必當箴治之闕，辨政之 疵，明綱條之致紊，稽富庶之所急。何施革于前弊？何澤惠于下土？何脩而治古可 近？何道而和氣克充？推之本源，著于條對。至若夷吾輕重之權，孰輔于治？嚴尤 底定之策，孰葉于時？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克平何務？惟此龜鑒，擇乎中庸， 斯在洽聞，朕將親覽。
蕡對曰：
臣誠不佞，有正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 懷憤郁抑，思有時而發。常欲與庶人議于道、商賈謗于市，得通上聽，一悟主心， 雖被襖言之罪無所悔。況逢陛下詢求過闕，咨訪嘉謀，制詔中外，舉直言極諫。臣 辱斯舉，專承大問，敢不悉意以言？至于上所忌，時所禁，權幸所諱惡，有司所與 奪，臣愚不識，伏惟陛下少加優容，不使圣時有讜言受戮者，天下之幸也。謹昧死 以對：
伏以圣策有思古先之治，念玄默之化，將欲通天地以濟俗，和陰陽以煦物，見 陛下慮道之深也。臣以為哲王之治，其則不遠，惟致之之道何如耳。伏以圣策有祗 荷丕構而不敢荒寧，奉若謨訓而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勞之至也。若夫任賢惕厲，宵 衣旰食，宜絀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 興亡，明當代之成敗。心有未達，以下情蔽而不得上通；行有未孚，以上澤壅而不 得下浹。欲人之化，在脩己以先之；欲氣之和，在遂性以導之。救災旱在致精誠， 廣播殖在視食力。國廩罕畜，本乎冗食尚繁；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豪猾逾檢， 繇中外之法殊；生徒惰業，繇學校之官廢；列郡干禁，繇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繇 制度不立。伏以圣策有擇官濟治之心，阜財發號之嘆，見陛下教化之本也。且進人 以行，則枝葉安有難辨乎？防下以禮，則恥格安有不形乎？念生寡而食眾，可罷斥 惰游；念令煩而治鮮，要察其行否。博延群彥，愿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 臣安敢愛死？伏以圣策有求賢箴闕之言，審政辨疵之令，見陛下咨訪之勤也。遂小 臣斥奸豪之志，則弊革于前；守陛下念康濟之心，則惠敷于下。邪正之道分，而治 古可近；禮樂之方著，而和氣克充。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權；嚴尤所陳，無最 上之策；元凱之所先，不若唐堯考績；叔子之所務，不若虞舜舞干。且非大德之中 庸、上圣之龜鑒，又何足為陛下道之哉？或有以系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者，臣請 披肝膽為陛下別白而重言之。
臣前所謂“哲王之治，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始終不懈而已。 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元也。《春秋》以元加于歲，以春加 于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 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承天之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終始必法于天 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能謹其始，又能謹其終，懋而脩之，勤而行之，則執契 而居簡，無為而不宰，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安有三代循環之弊，百偽滋 熾之漸乎？臣故曰：“唯致之之道何如耳。”
臣前所謂“若夫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絀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實 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陛下不 以國家存亡、社稷安危之策而降于清問，臣未知陛下以布衣之臣不足與定大計耶？ 或萬機之勤有所未至也？不然，何宜憂而不憂乎？臣以為陛下所先憂者，宮闈將變， 社稷將危，天下將傾，四海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圣慮宜先及之。 夫帝業艱難而成之，固不可容易而守之。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 玄宗繼其明，至于陛下，二百余載，其間圣明相因，擾亂繼作，未有不用賢士、近 正人而能興者。或一日不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恥，萬古為恨。臣謹按《春秋》， 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昔董仲舒為漢武帝言之略矣，有未盡者，臣得為陛下備 論之。夫繼故必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為君 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春秋》：“閽弒吳子 余祭。”書其名，譏疏遠賢士，昵刑人，有不君之道。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 念《春秋》繼故之誡。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履正道；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 近正人。遠刀鋸之殘，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顓其任，庶寮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 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懾朝廷，勢傾海內，群臣 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墻，奸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于今日， 此宮闈將變也。臣謹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為 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后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閽 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況太子未立，郊祀未脩， 將相之職不歸，名器之宜不定，此社稷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王札子殺召伯、 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此書者，重其顓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 命，君之所存者在令。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 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于 晉，書其歸者，能逐君側之惡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陵夷，籓臣跋扈。 有不達人臣大節，而首亂者將以安君為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在逐惡為義。 則典刑不繇天子，征伐必自諸侯，此海內之將亂也。故樊噲排闥而雪涕，袁盎當車 而抗辭，京房發憤以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明知之矣。臣謹按《春秋》， 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君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陰重之機，處父所 以及殘賊之禍，故《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泄其事，則下不 敢盡言。故《傳》有造膝詭辭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 為陛下言之，慮陛下不能用也。忽而不用，必泄其言，臣下既言而不行，必嬰其禍； 適足鉗直臣之口，而重奸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 之憂，裴回郁塞，以須陛下感悟，然后盡其啟沃。陛下何不聽朝之余，時御便殿， 召當世賢相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傾救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 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得治其前，當 治于后；不得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終任賢之效，無宵 旰之憂矣。
臣前所謂“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者。臣聞 堯、禹之為君而天下大治者，以能任九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舉，不貳其業， 不侵其職，居官唯其能，左右唯其賢，元凱在下雖微而必舉，四兇在朝雖強而必誅， 考其安危，明其取舍。至秦二世、漢元成，咸愿措國如唐、虞，致身如堯、舜，而 終敗亡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舍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奸人，不親忠良， 不遠讒佞也。伏惟陛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景行于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 懼于后。陛下無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紀綱未絕，典刑猶在，人誰不欲致 身為王臣，致時為升平？陛下何忽而不用邪？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惡如 四兇，詐如趙高，奸如恭、顯，陛下何憚而不去邪？神器固有歸，天命固有分，祖 宗固有靈，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也，失于強暴；漢之亡也，失于 微弱。強暴則奸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強臣竊權而震主。臣伏見敬宗不虞亡秦之禍， 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洪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 追矣。
臣前所謂陛下“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不能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 不得下浹”；且百姓有涂炭之苦，陛下無繇而知；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無繇而信。 臣謹按《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塞，上出 惡政，人為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終自取其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 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茍百姓不存，則雖社稷不得固其重；社稷不 重，則人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 陛下宜令慈仁者視育之，如保傅焉，如乳哺焉，如師之教導焉。故人之于上也，恭 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親近貴幸，分曹建署，補除卒吏，召致賓 客，因其貨賄，假以聲勢；大者統籓方，小者為守牧，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 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奸欺之罪。故人之于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仇敵。今 海內困窮，處處流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獨不得存，老幼疾病不得 養，加以國權兵柄顓于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奸吏因緣而弄法，冤痛之聲，上達 于九天，下入于九泉，鬼神為之怨怒，陰陽為之愆錯。君門萬重，不得告訴，士人 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并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即不幸因 之以病癘，繼之以兇荒，陳勝、吳廣不獨起于秦，赤眉、黃巾不獨生于漢，臣所以 為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也。如此則百姓有涂炭之苦，陛下何繇而知之乎？陛下 有子惠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乎？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固其然也。臣 聞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余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紀綱日紊，國祚日衰， 奸宄日強，黎元日困，繇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陛下即位，憂勤兆庶， 屢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息，自喜復生于死亡之中也。伏惟陛下慎終如 始，以塞四方之望。誠能揭國柄以歸于相，持兵柄以歸于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 奸吏因緣之害，惟忠賢是近，惟正直是用，內寵便僻無所聽焉。選清慎之官，擇仁 惠之長，敏之以利，煦之以和，教之以孝慈，導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 情，俾萬國歡康，兆庶蘇息，即心無不達，而行無不孚矣。
臣前所謂“欲人之化也，在脩己以先之”，臣聞德以脩己，教以導人。脩之也， 則人不勸而自立；導之也，則人不教而率從。君子欲政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 人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從化，豈 立教之旨未盡其方邪？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為明， 臣以正時為忠。知人在任賢而去邪，正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任則重賞不足以勸善， 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人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必至，化之必 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奸邪而不私其左右，舉賢正而不遺其疏遠，則化浹朝廷矣。 愛人而敦本，分職而奉法，脩其身以及其人，始于中而成于外，則化行天下矣。
臣前所謂“欲氣之和也，在遂其性以導之”者，當納人于仁壽也。夫欲人之仁 壽也，在立制度，脩教化。夫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斂輕，賦斂輕則人富矣； 教化脩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矣，則仁義興焉；既安 矣，則壽考至焉。仁義之心感于下，和平之氣應于上，故災害不作，休祥存臻，四 方底寧，萬物咸遂矣。
臣前所謂“救災旱在乎致精誠”者。臣謹按《春秋》，魯僖公一年之中，三書 “不雨”者，以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文公三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人君 無閔人之心也。故僖致誠而旱不害物，文無恤閔而變則成災。陛下有閔人之志，則 無成災之變矣。
臣前所謂“廣播殖在乎視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 勤。人勤于力則功筑罕，人勤于財則貢賦少，人勤于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力皆 勤矣，愿陛下廢百事之用，以廣三時之務，則播植不愆矣。
臣前所謂“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者。臣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糴于 齊。”《春秋》譏其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饑。臣愿斥游惰之人以篤耕殖， 省不急之費以贍黎元，則廩蓄不乏矣。
臣前所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繇國家取人不盡其材、任人不明其 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聲而不求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本。 臣愿核考課之實，定遷序之制，則多端之吏息矣。
臣前所謂“豪猾逾檢，繇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按《春秋》， 齊桓公盟諸侯不日，而葵丘之盟特以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 故《春秋》備而書之。然則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 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于 南則亡命于北，或正刑于外則破律于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繇兵農勢異，而中 外法殊也。臣聞古者因井田以制軍賦，間農事以脩武備，提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 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以保乂邦家，式遏亂略。太宗置府兵臺省軍 衛，文武參掌，閑歲則橐弓力穡，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脩復古制，不廢舊物。今 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于奉朝請；六軍不主武事，止于養階勛。軍容合中官之 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 謀不足以翦除奸兇，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閭里。 羈紲籓臣，干陵宰輔，隳裂王度，汩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 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奸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誼。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臣 愿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還軍衛之職，脩省署 之官；近崇貞觀之風，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刑下國，始天子而達諸侯，可以制 猾奸之強，無逾檢之患矣。
臣前所謂“生徒惰業，繇學校之官廢”者，蓋國家貴其祿，賤其能，先其事， 后其行，故庶官乏通經之學，諸生無脩業之心矣。
臣前所謂“列郡干禁，繇授任非人”者，臣以為刺史之任，治亂之根本系焉， 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御豪強，恩可以惠孤寡，強可以御奸寇，政可以移風俗。 其將校曾更戰陣，及功臣子弟，請隨宜酬賞。茍無治人之術者，不當任此官，即絕 干禁之患矣。
臣前所謂“百工淫巧，繇制度不立”者，臣請以官位祿秩制其器用車服，禁以 金銀珠玉，錦繡雕鏤。不蓄于私室，則無蕩心之巧矣。
臣前所謂“辨校葉”者，繇考言以詢行也；臣前所謂“形于恥格”者，繇道德 而齊禮也；臣前所謂“念生寡而食眾，可罷斥惰游”者，已備于前矣。臣前所謂 “令煩而治鮮，要察其行否”者，臣聞號令者，治國之具也。君審而出之，臣奉而 行之，或虧益止留，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煩而治鮮，得非持之者有所蔽欺乎？
臣前謂“博延群彥，愿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其敢愛死”者。昔晁 錯為漢削諸侯，非不知禍之將至，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茍利社稷，死無悔焉。臣 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僇，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悔，豈忍姑息時忌，竊 陛下一命之寵哉？昔龍逄死而啟商，比干死而啟周，韓非死而啟漢，陳蕃死而啟魏。 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戮于權臣之手，臣 幸得從四子游于地下，固臣之愿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后，將孰為啟之哉！
至如人主之闕，政教之疵，前日之弊，臣既言之矣。若乃流下土之惠、脩近古 之治而致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上之所陳者，實以臣親承圣問，敢不條對。 雖臣之愚，以為未極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恭，奉宗廟 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悌長，字百姓以教人慈幼，調元氣以煦育，扇大和以仁壽， 可以消搖無為，垂拱成化。至若念陶鈞之道，在擇宰相以任之，使權造化之柄；念 保定之功，在擇將帥以任之，使脩閫外之寄；念百度之求正，在擇庶官面任之，使 顓職業之守；念百姓之怨痛，在擇良吏以任之，使明惠養之術。自然言足以為天下 教，動足以為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食，勞神惕慮，然 后致治哉！
是時，第策官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龐嚴見蕡對嗟伏，以 為過古晁、董，而畏中官眥睚，不敢取。士人讀其辭，至感概流涕者。諫官御史交 章論其直。
于時，被選者二十有三人，所言皆冗齪常務，類得優調。河南府參軍事李郃曰： “蕡逐我留，吾顏其厚邪！”乃上疏曰：“陛下御正殿求直言，使人得自奮。臣才 志懦劣，不能質今古是非，使陛下聞未聞之言，行未行之事，忽忽內思，愧羞神明。 今蕡所對，敢空臆盡言，至皇王之成敗，陛下所防閑，時政之安危，不私所料，又 引《春秋》為據，漢、魏以來，無與蕡比。有司以言涉訐忤，不敢聞。自詔書下， 萬口籍籍，嘆其誠鯁，至于垂泣，謂蕡指切左右，畏近臣銜怒，變興非常，朝野惴 息，誠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季漢之亂，復興于今。以陛下仁圣，近臣故無害忠 良之謀；以宗廟威嚴，近臣故無速敗亡之禍。指事取驗，何懼直言？且陛下以直言 召天下士，蕡以直言副陛下所問，雖訐必容，雖過當獎，書于史策，千古光明。使 萬有一蕡不幸死，天下必曰陛下陰殺讜直，結讎海內，忠義之士，皆憚誅夷，人心 一搖，無以自解。況臣所對，不及蕡遠甚，內懷愧恥，自謂賢良，奈人言何！乞回 臣所授，以旌蕡直。臣逃茍且之慚，朝有公正之路，陛下免天下之疑，顧不美哉！” 帝不納。郃字子玄，后歷賀州刺史。
蕡對后七年，有甘露之難。令狐楚、牛僧孺節度山南東西道，皆表蕡幕府，授 秘書郎，以師禮禮之。而宦人深嫉蕡，誣以罪，貶柳州司戶參軍，卒。
始，帝恭儉求治，志除兇人，然懦而不睿，臣下畏禍不敢言，故蕡對極陳晉襄 公殺陽處父以戒帝，又引閽弒吳子，陰贊帝決。帝后與宋申錫謀誅守澄不克，守澄 廢帝弟漳王而斥申錫，帝依違其間，不敢主也。賈餗與王涯、李訓、舒元輿位宰相， 以謀敗，皆為中官夷其宗，而宦者益橫，帝以憂崩。
及昭宗誅韓全誨等，左拾遺羅袞上言：“蕡當太和時，宦官始熾，因直言策請 奪爵土，復掃除之役，遂罹譴逐，身死異土，六十余年，正人義夫切齒飲泣。比陛 下幽東內，幸西州，王室幾喪。使蕡策早用，則杜漸防萌，逆節可消，寧殷憂多難， 遠及圣世耶！今天地反正，枉魄憤胔，有望于陛下。”帝感悟，贈蕡左諫議大夫， 訪子孫授以官云。
贊曰：漢武帝三策董仲舒，仲舒所對，陳天人大概，緩而不切也。蕡與諸儒偕 進，獨譏切宦官，然亦太疏直矣。戒帝漏言，而身誦語于廷，何邪？其后宋申錫以 謀泄貶，李訓以計不臧死，宦者遂強，可不戒哉！意蕡之賢，當先以忠結上，后為 帝謀天下所以安危者，庶其紓患耶！
譯文
劉蕡的字叫去華，是幽州昌平縣人，客居在梁地、汴州一帶。他精通《春秋》，能分析古今興亡的原因，沉穩并擅長計謀，慷慨有拯救國家的抱負。他考中了進士。元和年后期，法紀混亂大權旁移，神策軍中尉王守澄殺死了唐憲宗，換了兩代皇帝都不能處罰他，全國人都感到憤慨，唐文宗登基，想報唐憲宗的舊仇，消滅他的黨羽。當時宦官掌握了兵權，隨意支配全國，號稱“北朝廷”，壞人聚集，在宮外威脅百官，在宮內牽制、欺負皇帝，他常感到痛心。
大和二年(828)，舉行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的科舉考試，皇帝把一百多位儒生召到朝廷，出試題說：我聽說古代圣王治理天下，清靜隨順，無為而治，政不繁民心歸附，不干預遇事守法，使人民富足來建立根本，用誠心建立公正，因此天意和人心相通，陰陽和諧，人民仁德長壽，萬物沒有疾病。
啊！那高尚仁德達到的境界，簡直是無法趕上的。夏、商、周三代賢君，質樸和文采互相補充，諸子學說盛行，政治逐漸衰退，從漢代以后，能稱道的少有。
我雖然不懂仁德，但繼承了大業，將這些作為法則，不敢怠慢，任用賢才，兢兢業業、起早貪黑，不敢說追趕三王五霸的偉績，只是想繼承祖輩的大業。但心里有沒想到的，政令有不能使人信服的，上從朝廷下到各地，治理上的失誤很多。
所以人民沒全都教化好，人民心情不舒暢，連年旱災，不能按時播種種植。國家倉庫儲蓄很少，沒有九年的儲備；官吏任用五花八門，不是全經過了三年的考績。
京城，是華夏的根本，人們從這里看全國的治理，但有豪強違法；太學，是推行教化的基地，改變風俗的希望所在，但學生有的荒廢了學業。治理各地重在頒行條例，但還是有人違令；工匠重在按法度施工，但不斷有人變新花樣。滿不在乎的風氣盛行，小錯積累成大禍害。選擇官吏治理百姓，聽別人報告真假難以分辨，用法律懲罰臣民，又怕他們不知自律。
在增加財富發布政令方面，生產財富的少、消耗財富的多，政令繁多但收效卻甚微。想要根除這些弊病，建成太平盛世，心里沒有把握，像涉過深水一樣。因此下令有關部門，廣招賢才，來告訴我過去不懂的道理，以期建成太平盛世。
你們都博古通今，立志治好國家，到朝廷來回答問題，正合我求賢若渴的心意，一定會指出治理不足、政令不當、法令紊亂的地方，找出使國家富裕的當務之急。對以前的弊病怎樣改革？怎樣為百姓造福？怎樣治理可接近古代盛世？
怎樣治理可使上下和諧？找出根源，寫成文章。至于管仲輕重篇理論的權衡，哪些對治理有幫助？嚴尤建成盛世的謀略，哪些合于現在？人才的考察先抓什么？羊祜的平定方略哪些可以實行？以他們作為借鑒，選擇恰當的，只要能增長見識，我將親自觀看。
他答道：我確實不聰明，但有治好國家使皇帝成為圣明君主的辦法，沒有職位不能實行；有不怕觸犯敢于勸諫的心愿，沒有機會不能上達皇上。心懷抑郁，想有機會報效。常想和平民在路上、和商人在市場上議論，能傳到皇上耳朵里，對皇上有點幫助，即使因奇談怪論被判罪也不后悔。何況碰到皇上詢問失誤，征求良策，對朝廷內外頒詔令，舉行直言進諫的考試。我既然參加了考試，又承蒙皇上出題，怎敢不說出所有想說的話。至于皇上是否忌諱，現在是否禁止，權貴幸臣是否討厭，有關部門是否錄取，我一概不考慮，希望皇上多加寬容，不使圣明時代有因說直話被處死的，就是國家的幸運了。我冒著死罪回答于下：皇上考題談到思念古代圣王的治理，無為而治的教化，想溝通天意人心來改變風俗，使陰陽和諧來養育萬物，可見皇上考慮治道的深入。我認為古代圣王的治理，那榜樣并非不可企及，只看用什么辦法去達到罷了。皇上考題說繼承大業不敢貪圖享樂，奉為法則而不敢怠慢忽略，可見皇上有為百姓操勞的志向。
如果任用賢才，兢兢業業，起早貪黑，就應貶逐身邊的小人和奸臣，任用可做棟梁的重臣。如果要趕上三王五霸的政績，繼承祖輩的偉業，就應借鑒古代的興衰，明曉現在的成敗。心里有沒想到的，是因為下面的情況被阻隔沒能反映上來；政令有時不能使人信服，是因為皇上的恩澤多受攔阻不能造福百姓。想把人民都教化好，應先修身做榜樣；想要人民心情舒暢，應順應民心加以疏導。救旱災應感動上天，想多種植那么國事應根據人民收割和耕種來安排。國家沒有儲蓄，是因為吃閑飯的太多；官吏任用五花八門，是因為選擇任用不恰當。豪強違法，因宮廷內外法令不一致；太學學生荒廢學業，是因為學校的職能廢棄了；各地方違反命令，是因任用的人不好；工匠變新花樣，是因為制度沒建立。皇上考題有選擇官吏治理百姓的心愿，增加財富發布政令的感慨，可以知道皇上教化的根本。按實績選拔人才，真和假怎會難以分辨呢？用禮制要求臣民，他們怎會不知自律呢？知道生產財富的少消耗財富的多，應貶斥懶惰和游說的人；知道政令繁多但收效甚微，要明察政令是否執行了。廣招賢才，希望皇上一定接受他們的勸諫；到朝廷來參加考試，我怎敢怕死不說？皇上考題有求賢才指出治理不足的話，審查政令辨別不當的指示，可見皇上征求意見的心情。如果滿足了我貶逐奸臣豪強的愿望，以前的弊政就會被革除；保存皇上富國利民的志向，恩惠就會廣布全國。能分清治理方法的好壞，可以接近古代賢君的政績；禮樂制度得以遵行，國家就和諧了。管仲的方法，還不是天子應取的；嚴尤論述的，也沒有最好的謀略；人才的考察，沒有比考察官吏更重要的；羊祜的平定方略，不如虞舜用文德感化。這些都不是最好的德政，皇上不需效法，哪里值得對皇上說呢？對于那些關系國家安危、預示國家存亡的，我請求為皇上竭誠分析、強調一下。
我上面所說“古代圣王的治理，那榜樣并非不可企及”，是指只要皇上慎重思考，努力實行，始終不松懈就行。按《春秋》所說，元是萬物的開始，春是一年的開始。《春秋》用元來稱第一年，把春字寫在王字前，是表明帝王應像奉行天道一樣，來慎重地對待開端。又列舉季節來表示一年的終結，列舉月份來表示季節的終結。《春秋》在沒有事件的情況下，也一定寫下起始的月份來記載季節，表明帝王應該奉行天道，來慎重地對待終結。帝王治國的起始和終結都一定要取法于天的原因，是因為天不斷運行。
皇上如能慎重地對待開端，又能慎重地對待終結，努力地治理，勤勉地施行，就能治理好國家使人民寬厚，清靜隨順但不違法度，發揚使人民富足的大業，光大建立公正的高風，哪有三代賢君互相重復的弊病、諸子偽學逐漸盛行的問題呢？
所以我說：“只看用什么辦法去達到罷了。”
我上面說到“任用賢才，兢兢業業，起早貪黑，應貶逐身邊的小人和奸臣，任用可做棟梁的重臣”，認為這是皇上應憂慮操心的大問題。我聽說帝王憂慮不該憂慮的事，國家一定衰弱；不憂慮應該憂慮的事，國家一定危險。皇上不問我們國家存亡，朝廷安危，我不知道皇上是覺得我們微賤不值得參與重大決策呢？還是太忙沒有考慮到這上來呢？否則，為什么不憂慮應該憂慮的事呢？我認為皇上應首先憂慮的事，是宮廷將發生變亂，朝廷將出現危險，國家將遭滅亡，全國將發生動亂。這四方面，國內已經有了苗頭，所以我認為皇上應先憂慮這些。國家大業創始艱難，守業當然也不會容易。
太祖皇帝奠定了基礎，高祖皇帝付出了辛勞，太宗皇帝開創了大業，玄宗皇帝又發揚光大，一直到皇上，已有兩百多年，中間既不斷有明哲的治理，也不斷有憂慮和禍亂發生，沒有不任用賢人、親近正人君子而能使國家興盛的，只要一天不考慮這些，就有可能國家滅亡，成為祖宗的恥辱、萬年的憾事，按《春秋》所說，帝王的職責，在于體察天意來正確治理。
過去董仲舒對漢武帝把主要的都說了，有沒說到的，我愿為皇上補充論述一下。
繼承先帝帝位時史官一定要寫登基，這是用來表示即位是正當的；皇帝去世一定要記載去世的地點，這是表示是壽終正寢的。所以當帝王的，他說的必定是合乎正道的舉措，他掌握的必定是不折不扣的權力，他接近的必定是正派的人。
《春秋》說：“守門人殺死了吳國子爵余祭。”直接寫他的名字，是批評他疏遠賢人，親近受過刑的人，有不合君道的行為。希望皇上不忘祖先開創國家的辛勞，記住《春秋》繼承先帝帝位的告誡。
使法令嚴明的開端，應說合乎正道的話，實行正道的舉措；杜絕篡位殺帝王的發展，就應掌握不折不扣的權力，接近正派的人。疏遠宦官，親近正直的人，宰相們能獨立掌管朝中的事務，百官能履行他們的職責。為什么讓身邊五六個人獨攬了全國的政務，對外地單獨用皇上的名義發號施令，在朝內竊取了皇上的權力，在朝廷作威作福，在全國橫行霸道，百官不敢指責他們的行為，皇上不能制服他們的惡意，災禍在宮中醞釀，陰謀在身邊產生，我擔心曹節、侯覽又產生在今天，這是宮廷將發生變亂了。《春秋》說“：魯定公在第一年春天做了魯王。”沒有稱正月的原因，是《春秋》認為前王不能壽終正寢，那么后王也不能算是正當的，所以說“魯定公沒有正月”。現忠臣賢人不能成為皇上的親信，宦官獨攬廢黜擁立皇帝的大權，使故世皇帝不能壽終正寢，也使皇上不能正當即位，何況皇太子還沒有決定，祭祀還沒舉行，將軍宰相的權力沒有歸還，正確的地位尊卑沒有確立，這是國家將出現危險了。《春秋》說“：王札子殺死了召伯、毛伯。”按《春秋》的慣例，臣子互相攻殺不記載。這里記載了，是看重他獨占了君王的命令。上天授予的叫天命，君王發布的是命令。接受天命卻又喪失了，是不合君道；侵占君王的命令并獨自占有，是不合臣道，君不合君道，臣不合臣道，這是國家遭滅亡了。
《春秋》說，晉趙鞅率領晉陽的軍隊不按命令進入了晉都，寫他進入，是因為他能驅逐國君身邊的壞人來使國君安全，所以《春秋》褒獎他。現在皇權遭侵奪，藩鎮橫行霸道。如有不懂臣下大義的，首先叛亂的將用使國家平安作為名義；不探究《春秋》深義，動武的將借口驅除惡人。那么刑罰就不歸皇上掌握了，征討一定會由藩鎮掌握，這是全國將發生動亂了。因此樊噲闖門流淚進諫，袁盎攔著車陳辭，京房因憤怒而被處死，竇武不怕獻出生命，這都是皇上明明知道的。
根據《春秋》，晉狐射姑殺死了陽處父，卻記載為晉襄公殺死了他的原因，是因為他的國君泄露了他的話。晉襄公不能保守秘密，陽處父因此被殺死了，所以《春秋》貶斥他。皇上泄漏意見，臣下就不敢全心全意；皇上泄漏事情，臣下就不敢都說，因此《傳》有臣下受親近卻不說直話的記載，《周易》有喪失性命反而壞事的告誡。現公卿重臣，不是不想對皇上說這些，是擔心皇上不能采納。忽略而不采納，一定會泄漏他的話，臣子說了不被采用，一定會因此遭殃；這只會堵塞正直臣子的嘴，增加奸臣的威風。所以忠臣想說出全部心里話就有丟命的擔心，想說明全部意圖就有反而壞事的顧慮，徘徊抑郁，想等待皇上醒悟，然后再竭誠勸諫，皇上為什么不在上朝后的閑暇時間里，不時到旁邊的宮殿里，召見賢明的宰相和老臣，詢問應變防禍的計謀，訪求挽救危亡動亂的辦法，堵塞陰謀邪惡的通道。貶斥身邊邪惡的臣子，抑制他們侵權威逼的野心，恢復他們守門清掃的勞役，遵守他們應該遵守的法紀，操心他們應該操心的事。雖已不能治理好以前的事，但應治理好以后的事；不能端正開始，應該端正終結，這樣就能夠虔誠地奉行前代經典，能經承先帝的大業，發揮賢才的作用，沒有起早貪黑的憂慮了。
我上面說到“如果要趕上三王五霸的政績，繼承祖宗的偉業，應借鑒古代的興衰，明曉現在的成敗”，我聽說唐堯、夏禹任帝王國家大治的原因，是能夠任用九官、四岳、十二牧，不失時機地提拔人才，不妨礙他們履行職責，不侵奪他們的權力，任官只看他的才能，只有賢人才親近，賢才在手下即使微賤也一定提拔，四兇在朝中即使勢力大也一定要處死，考慮安危，辨明取舍。秦二世，漢元、成皇帝，都想使國家像有唐和有虞，使自己像堯和舜，但終于失敗滅亡的原因，是因為他們不知道安危的關鍵，不知道取舍的標準，不任用重臣，沒認出壞人，不親近忠臣賢人，不疏遠奸臣。只要皇上明察唐堯、虞舜興盛的原因，作為自己努力的方向；借鑒秦、漢滅亡的原因，作為現在的警誡。皇上不要認為朝廷沒有好宰相，百官沒有賢才。現在法度還沒廢棄，刑法仍然存在，人民哪個不想做皇上的臣子，使現在成為太平盛世？皇上為什么忽視而不任用他們呢？有人任官沒有才能，在皇上身邊卻并非賢才，兇惡得像四兇，狡詐得像趙高，奸邪得像弘恭、石顯，皇上為什么害怕而不除掉他們呢？
國家已有歸屬，天意仍未改變，祖宗神靈保佑，賢臣懷有忠心，皇上想想這些吧！
過去秦朝滅亡，是過于殘暴；漢朝滅亡，是過于軟弱。過于殘暴奸臣怕死就謀害君主，過于軟弱強暴的臣子竊取了權力就威脅君主。我已看到敬宗皇帝不防備秦代滅亡的災禍，不防微杜漸，希望皇上深思漢代滅亡的擔憂，防止災禍發展，那么祖宗的偉業可以繼承，三王五霸的政績就可以趕上了。
我上面說皇上“心里有沒有想到的，是因為下面的情況被阻隔沒能反映上來，政令有時不符合愿望，是因為皇上的恩澤受攔阻不能造福百姓”，百姓有深重苦難，皇上不能知道，皇上有愛護百姓的心愿，但百姓不能信服。我看到《春秋》寫“梁國滅亡”卻不寫“被攻占”，是認為梁國是自己滅亡的，是認為當權者頭腦昏亂、耳目閉塞、統治殘暴，人們都當了強盜，他們卻不知怎么辦，終于自取滅亡。我聽說君王尊顯的原因，是看重他的國家，看重國家的原因，是他的人民存在。如果人民不存在，那么即使有國家也不能保證別人看重；國家不被人看重，那么君王也不能保持他的尊顯。所以治理國家的人，不能不知道百姓的愿望。
百姓是皇上的兒女，皇上應命慈愛、仁德的人看護、養育他們，像保姆那樣關懷，像喂奶那樣養育，像老師那樣教誨。所以人民對官長，像對神靈那樣恭敬，像對父母那樣愛戴。現在有時卻不是這樣，皇上親近權貴幸臣，他們按職務建立官署，任免官吏，豢養門客，皇上給他們金錢，給他們權勢，大的統治一片地方，小的掌管一州，大官沒有清廉慈愛的政績卻有貪婪的危害，小官沒有忠誠的節操卻有作惡欺騙的罪行。所以人民對于官長，像對豺狼那樣害怕，像對仇敵那樣厭惡。現全國人民貧困，到處都有流亡失散的人，挨餓的人沒有吃的，受凍的人沒有穿的，鰥夫、寡婦、孤兒、孤老沒人撫恤，老人、小孩、患病者沒人照顧，加上國家和軍隊的權力被皇上身邊的人獨掌，貪官搜刮民財來保持恩寵，污吏因為關系歪曲法令，喊冤叫苦的聲音，上沖云霄，下入黃泉，鬼神為此怨恨發怒，陰陽就為此失調。皇上被人阻隔，人們不能去報告，士人無處歸向，人民無處效忠。
官吏昏亂，人民貧困，到處都有強盜，國家崩潰的局勢，擔心馬上就會出現。如果不幸又有疾病流行、災荒出現，陳勝、吳廣不單出現在秦代，赤眉、黃巾起義不單產生在漢朝，這就是我為皇上感到激動、痛心的原因。像這樣老百姓即使有深重的苦難，皇上怎么能知道呢？皇上有對百姓像兒子樣愛護的心愿，老百姓怎么能相信呢？使皇上政令有不能使人信服的，心里有沒有想到的，這是必然的。我聽說漢元帝登基初期，改變了七十多項制度，他的用意非常誠懇，他的聲譽非常高。但法令日益紊亂，國家日益衰弱，壞人日益強大，百姓日益貧困，這是因為他不能選擇、任用賢才，失去了對臣下的控制。自從皇上登基，為百姓們操勞，多次頒布詔令，全國人民，沒有不敬仰贊嘆的，都自己慶幸又從死路上得到了再生。希望皇上有始有終，以滿足人民的愿望。如果能將國家的權力交還給宰相，將兵權交還給將領，廢除貪官搜刮民財的政令，消除污吏看關系枉法的禍害，只親近忠臣賢人，只任用正人直臣，不聽信受寵奉承的人。挑選清廉、慎重、仁愛、慈惠的官員，用利益使他們勤勉，用仁愛使他們感到溫暖，用孝敬和慈愛去教誨他們，引導他們遵行道德禮義，除掉堵塞耳目的人，溝通上下的愿望，使藩國歡欣，萬民生息，那么就會心里沒有不知道的，政令沒有不使人信服的了。
我上面說到“想把人民都教化好，應先修身做榜樣”，我聽說德是用來修身的，教是用來引導別人的。君子修好自己的道德，人們不用勸告就會自己立德；用修身來引導他們，人們不用教誨都會跟隨。君子如希望政令必定被遵行，所以就自己做表率；想人們都聽從教化，因此用道來駕御他們。現在皇上以身作則但政令沒被必定遵行，用道駕御但人們沒有聽從教化，是否建立教化沒有掌握方法呢？建立教化的方法，應是君王用明智來控制，臣子盡忠心來實行。君王以了解臣子為明智，臣子以輔助時政為忠。了解臣子就應任用賢人并驅除邪惡，輔助時政就應鞏固根本并遵守法紀。
不任用賢人用重賞也不能夠勉勵善人，不驅除邪惡用重刑也不能夠禁止違法，根本不鞏固人民就會流離失所，不遵法紀權力就會分散，這樣想要人們聽從教化，按教化施行，是不可能的。皇上如能貶斥奸臣而不偏袒近侍，提拔賢人不遺漏卑賤，那么教化就能在朝廷得到貫徹。
愛護人民而重視根本，各負其責又奉公守法，注重自身修養再去要求別人，先在朝廷實行再擴大到朝外，那么教化就能在全國實施了。
我上面說到“想要人民心情舒暢，應順應民心加以疏導”，是指應使人民仁德、長壽。要想人民仁德長壽，應建立規章，修明教化。建立規章費用就會減省，費用減省賦稅就會減輕，賦稅減輕人民就富足了。教化修明就沒有爭斗，沒有爭斗就不用刑罰，不用刑罰人民就安寧了。人民富足了，仁義之道就興盛了；人民安寧了，就長壽了。仁義之道感動了大地，安寧元氣感動了上天，所以災害就不會發生，吉兆就會出現，各地就太平無事，萬物就蓬勃生長。
我上面說到“救旱災應感動上天”，據《春秋》記載，魯僖公在一年之中，三次寫了“沒下雨”，這是因為君王同情人民，魯文公在三年中，只寫了一次“沒下雨”，是因為君王不同情人民。因為魯僖公有同情人民的誠意，所以天旱卻沒有影響收成，魯文公不同情人民，天旱就成了災害。皇上同情人民，那么就不會成為災害了。
我上面說到“要想多種植，那么國事應根據人民收割和耕種來安排”，《春秋》說“：做君王的應隨時看百姓在忙什么。
百姓在忙耕種就不要興勞役，百姓在為財富勞碌就應減輕賦稅，百姓在為饣胡口奔忙就停止一切耗費。”現在百姓為了財富、饣胡口和耕種在操勞，希望皇上停止各種事務的耗費，來增加春夏秋三季的投入，那么耕種就不會有缺失了。
我上面說到“國家沒有儲蓄，是因為吃閑飯的太多”，《春秋》記載說“：臧孫辰向齊國借糧。”《春秋》指責他沒有九年的積蓄，一年收成不好老百姓就挨餓。我希望斥退游說懶惰的人來鼓勵耕種養殖，減省不急需的費用來供給人民，那么儲蓄就不會缺乏了。
我上面說“官吏任用五花八門，是因為選擇任用不恰當”，是因為朝廷取士不能發揮他的全部才干，任用人不知道關鍵。現在皇上任用人才，只求聲譽不管實績，所以人們為了升官，只圖虛名不管實際。我希望考核官吏的實績，規定官吏升遷的順序，那么五花八門的官吏任用就停止了。
我上面說“豪強違法，是因為宮廷內外法令不一致”，是指朝廷、宮中禁令不一致。根據《春秋》，齊桓公和諸侯會盟不記載日期，但葵丘會盟卻記載了日期，這是贊美他能夠宣布周天子的法令，遵奉官員的規定，所以《春秋》詳細地記載了這事。官職是五帝、三王設置的；法規是高祖、太宗皇帝制定的。法規應一致，官職應合乎名分。現又分宮外官員、宮中官員，形成南朝廷、北朝廷的格局，有人在南朝廷犯法就逃到北朝廷去，有人被宮外判刑卻被宮內赦免，法令不由一方決定，人們不知怎么辦，這是因為軍隊和農夫制度不一致，宮里宮外法令不相同。我聽說古代按田制來承擔軍費，在農閑時練兵，按封地決定軍隊數量，在官員中任命將領，因此軍隊和農夫的制度一致，文武官員一樣，用這來保護國家安寧，遏制陰謀。太宗皇帝設了各級軍職，用文武官員一起掌管，沒有戰事就收起武器種莊稼，有戰事就放下農具拿起武器，用這方法恢復古代制度，不廢棄過去的制度。現在卻不這樣。兵部尚書不管軍隊，只是上朝請安；軍職不管作戰，只是用來褒獎功勛。觀軍容使總管宦官的事務，禁衛被宦官掌管。一戴上頭盔，恨文官就像仇敵；一進入軍隊，看農夫就像塵土。不能用計謀鏟除兇暴，只會用權詐作威作福；沒有勇氣保衛國家，只會殘暴侵犯人民。控制藩鎮將領，欺負宰相，破壞制度，擾亂朝政。依靠軍隊的力量，向上控制了君王，假托皇上的命令，向下駕御英雄豪杰。只知耍陰謀利用矛盾，不知按節操為國獻身。這難道與祖先安排文武官職的本意相合嗎？我希望皇上將文武官員職掌結合起來，把軍隊和農夫的任用結合起來，端正高貴和低賤的名分，統一宮里宮外的制度，歸還軍隊的職能，整頓朝廷的官制，效法近代貞觀年的規定，恢復遠古周朝的制度，從京城推廣到各地，從皇上一直到藩鎮，這樣就能制服強橫的奸臣，沒有違法的擔憂了。
我上面說“太學學生荒廢學業，是因為學校的職能廢棄了”，是指朝廷看重祿位，看輕才能，看重他的出身，看輕他的操行，所以百官不能精通學術，太學學生也沒有學習的愿望了。
我上面談到“各地方違反命令，是因為任用的人不好”，我認為州刺史的官職，是治理好壞的根本、朝廷法令的基礎，他們的權力能駕御豪族，仁惠能撫恤孤兒寡婦，力量能抵御盜寇，政令能改變風俗。他的將領如打過仗，和功臣的兒子弟弟一樣，請讓他按情況獎賞，如果沒有治理人民能力的，不應任這官，這樣就可以消滅違反命令的禍害了。
我上面說到“工匠變新花樣，是因為制度沒建立”，我請求按官職級別規定他的用具、車輛和服裝，禁止用金銀、珍珠、寶玉裝飾，錦繡雕刻的工匠私人不能擁有，那么就沒有奢侈的新花樣了。
我上面所說“辨別真和假”，是指從考查言論到考查行為；我前面所說“知道自律”，是通過道德使他們遵行禮制。
我上面所說“知道生產財富的少消耗財富的多，應貶斥懶惰和游說的人”，已在上面詳細論述了。
我上面說到“政令繁多收效甚微，要明察政令是否執行了”，我聽說政令是治理國家的工具，君王審慎發布，臣下恭敬實行，如有打折扣、增加、不執行和扣留的，治罪決不輕饒。現皇上政令繁多，但收效甚微，是否執行政令的人有欺騙行為呢？
我上面說到“廣招賢才，希望皇上一定接受他們的勸諫；到朝廷來參加考試，我怎敢怕死不說”，過去晁錯為漢朝削弱眾王國，不是不知道災禍將要降臨，只是有忠臣的心愿、壯士的節操，只要對國家有利，死了也不后悔。我不是不知道說了話會惹禍，計謀被采納了也會被殺害，但對國家的危難感到悲痛，對人民的痛苦感到傷心，哪里忍心順從現在惡人的忌諱，竊取皇上一官半職呢？過去關龍逢被殺預示了商朝的建立，比干被殺預示了周朝的建立，韓非子被殺預示了漢朝的建立，陳蕃被殺預示了魏國的建立。
我今天到這里來，有關部門可能不敢上報我的文章，皇上又不能知道我的觀點，落選后一定會被當權的臣子殺害，我如有幸能和上述四位賢臣在陰間交游，正是我的愿望，但不知道殺死我的人，在我死了以后，將為誰預示呢？
皇上治理的不足，政令教化的不當，以前的弊病，我已經說到了。至于為百姓造福，使治理接近古代盛世，使上下和諧，要靠皇上實行正確的政策，上面所論述的是因為我受到皇上親自詢問，不敢不說，即使像我這樣愚蠢，也認為沒有說完教化的主要方面、皇上治國的要點。
希望皇上敬奉天地來教人民恭敬，敬奉祖宗來教人民行孝，瞻養長者來教人民尊敬長者，愛護百姓來教人民愛護弱小，調整陰陽來養育萬物，促進和諧使人仁德長壽，就能清靜隨順，安閑治理。至于考慮治理措施，在于選擇任用宰相，命他們代行管理；考慮保境平叛，在于選擇任用將領，命他們鎮守各地；考慮各部門正常運轉，在于選擇任用好官吏，讓他們知道安撫老百姓的辦法。自然而然言談能成為全國的訓誡，舉動能成為全國的法則，仁德能勸勉善良，道義能制止邪惡，哪里需要起早貪黑、勞神操心、兢兢業業，才能治理好呢！
當時，考官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饣束、庫部郎中龐嚴看到他的答題后嘆服，認為超過了古代的晁錯、董仲舒，但是害怕宦官懷恨，不敢錄取他。士人們讀了他的答題，甚至有感慨得流下了眼淚的。諫官和御史不斷上奏為他叫屈。
那時候，被錄取的有二十三人，所說的都是平庸、拘謹的日常事務，卻都高升了官職。河南府參軍事李..說“：他落選我卻入選了，我的臉皮不是太厚了嗎！”
就上奏說“：皇上到正式宮殿來征求直言勸諫，使人人都很感動。我才能平庸膽小，不敢評價古今對錯。使皇上聽到沒聽過的話，做沒做過的事，后悔反省，愧對神靈。他的答題，敢于說出所有心里話，包括帝王的成敗、皇上應防備的、現在政局的安危，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又引證《春秋》做根據，從漢朝、魏國以后，沒有能比得上他的。但考官因為他所說有觸犯和不合旨意處，不敢錄取他。錄取詔書頒下以后，人們紛紛議論，嘆服他的真誠和梗直，以至于流下了眼淚，都說他指責了皇上的近侍，怕他們懷恨，做出不合常規的事，朝廷內外都很擔心，擔心忠臣被害，法紀被破壞，漢末的變化又發生在今天。因為皇上仁德圣明，近侍所以沒有殺害忠臣的計劃；也因為皇上祖宗有靈，近侍因此不敢自取滅亡。從這結果看，為什么怕說直話？況且皇上設直言極諫科叫全國人才來考試，他說直話來滿足皇上的提問，即使有觸犯也應寬容，即使有過錯也應獎勵，載進史書，光耀萬代，如果萬一他遇事身亡，全國都會認為是皇上暗殺說直話的人，和全國人結仇。忠誠正直的人，都怕被殺，人心動搖，就沒法辯解了。何況我都怕被殺，比他差得很遠，內心非常慚愧，雖然自己認為是賢士，但人們會怎么說？我請求將任命給我的官職，用來表彰他敢說直話。我可避免茍合取容的慚愧，朝廷可有公正的錄取，皇上可避免全國人的懷疑，難道不好嗎？”皇上沒有采納。李..的字叫子玄，后來任過賀州刺史。
劉蕡答題之后七年，發生了甘露之變。令狐楚、牛僧孺任山南東、西道節度使，都請他做幕僚，任命為秘書郎，用對老師的禮節對待他。但宦官很恨他，誣告了一個罪名，貶他為柳州司戶參軍，后去世了。
當初，皇帝恭敬節儉追求治理好天下，立志除掉惡人，但懦弱不明智，臣子怕死不敢說，所以劉蕡答題極力陳述晉襄公斷送了陽處父來告誡皇帝，又引用守門人殺死吳王的事例，暗中勸皇帝下決斷。皇帝后來和宋申錫計劃殺王守澄沒成功，王守澄廢黜了皇帝的弟弟漳王并把宋申錫貶到外地，皇帝在中間猶豫不定，不敢做主。后賈饣束和王涯、李訓、舒元輿任宰相，因計劃失敗，都被宦官滅了族，所以宦官更加驕橫，皇帝因憂愁去世了。
到唐昭宗殺死了韓全誨等人，左拾遺羅袞上奏說：“劉蕡在大和年間，宦官開始橫行時，借直言極諫考試答題請求剝奪他們的官爵和封地，恢復他們清掃的勞役，就被貶出京城，死在外地，六十多年來，正直忠義的人忍氣吞聲。近年來皇上曾被幽禁在東宮里，又出逃到西邊，國家差點滅亡了。假如劉蕡的計謀早早被采納，那么在萌芽時就防范并阻止其發展，可以制止叛逆行為，怎會使這深重的憂愁和眾多的災難，遠遠地蔓延到皇上的時代呢！現皇上重登帝位，那屈死的魂魄和軀體，寄希望于皇上。”據說皇帝感動、醒悟了，將劉蕡贈官為左諫議大夫，尋找任命他的子孫當了官。
贊詞說：漢武帝多次詢問董仲舒，董仲舒的回答，敘述了上天和人的大致關系，但疏緩不切實用。劉蕡和眾人一起考試，單單敢指責宦官，但也太粗心、率直了。告誡皇帝不要泄漏話語，自己卻到朝廷上公開說，是為什么呢？后來宋申錫因計謀泄漏被貶，李訓因計劃不周被殺，宦官就強大了，能不警惕嗎！像他這樣賢明，應先用忠心得到皇帝信任，再給皇帝謀劃決定國家安危的大事，或許能挽救危難吧！
歐陽修
歐陽修（1007－1072），字永叔，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漢族，吉州永豐（今江西省永豐縣）人，因吉州原屬廬陵郡，以“廬陵歐陽修”自居。謚號文忠，世稱歐陽文忠公。北宋政治家、文學家、史學家，與韓愈、柳宗元、王安石、蘇洵、蘇軾、蘇轍、曾鞏合稱“唐宋八大家”。后人又將其與韓愈、柳宗元和蘇軾合稱“千古文章四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