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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貨四

　　○鹽

　　金制，榷貨之目有十，曰酒、曲、茶、醋、香、礬、丹、錫、鐵，而鹽為稱首。貞元初，蔡松年為戶部尚書，始復鈔引法，設官置庫以造鈔、引。鈔，合鹽司簿之符。引，會司縣批繳之數。七年一厘革之。初，遼、金故地濱海多產鹽，上京、東北二路食肇州鹽，速頻路食海鹽，臨潢之北有大鹽濼，烏古里石壘部有鹽池，皆足以食境內之民，嘗征其稅。及得中土，鹽場倍之，故設官立法加詳焉。然而增減不一，廢置無恒，亦隨時救弊而已。益都、濱州舊置兩鹽司，大定十三年四月，并為山東鹽司。二十一年滄州及山東各務增羨，冒禁鬻鹽，朝論慮其久或隳法，遂并為海豐鹽使司。十一月，又并遼東等路諸鹽場，為兩鹽司。大定二十五年，更狗濼為西京鹽司。是后惟置山東、滄、寶坻、莒、解、北京、西京七鹽司。

　　山東、滄、寶坻斤三百為袋，袋二十有五為大套，鈔　、引、公據三者俱備然后聽鬻。小套袋十，或五、或一，每套鈔一，引如袋之數。寶坻零鹽較其斤數，或六之三，或六之一，又為小鈔引給之，以便其鬻。解鹽斤二百有五十為一席，席五為套，鈔引則與陜西轉運司同鬻，其輸粟於陜西軍營者，許以公牒易鈔引。西京等場鹽以石計，大套之石五，小套之石三。北京大套之石四，小套之石一。遼東大套之石十，皆套一鈔，石一引。零鹽積十石，亦一鈔而十引。

　　其行鹽之界，各視其地宜。山東、滄州之場九，行山東、河北、大名、河南、南京、歸德諸府路，及許、亳、陳、蔡、潁、宿、泗、曹、睢、鈞、單、壽諸州。莒之場十二，濤洛場行莒州，臨洪場行贛榆縣，獨木場行海州司候司、朐山、東海縣，板浦場行漣水、沐陽縣，信陽場行密州，之五場又與大鹽場通行沂、邳、徐、宿、泗、滕六州。西由場行萊州錄事司及招遠縣，衡村場行既墨、萊陽縣，之二場鈔引及半袋小鈔引，聽本州縣鬻之。寧海州五場皆鬻零鹽，不用引目。黃縣場行黃縣，巨風場行登州司候司、蓬萊縣，福山場行福山縣，是三場又通行旁縣棲霞。寧海州場行司候司、牟平縣，文登場行文登縣。寶坻鹽行中都路，平州副使于馬城縣置局貯錢。解鹽行河東南北路，陜西東、及南京河南府、陜、鄭、唐、鄧、嵩、汝諸州。西京、遼東鹽各行其地。北京宗、錦之末鹽，行本路及臨潢府、肇州、泰州之境，與接壤者亦預焉。

　　世宗大定三年二月，定軍私煮鹽及盜官鹽之法，命猛安謀克巡捕。三年十一月，詔以銀牌給益都、濱、滄鹽使司。十一年正月，用西京鹽判宋俁言，更定狗濼鹽場作六品使司，以俁為使，順圣縣令白仲通為副，以是歲入錢為定額。四月，以烏古里石壘民饑，罷其鹽池稅。十二年十月，詔西北路招討司猛安所轄貧及富人奴婢，皆給食鹽。宰臣言：“去鹽濼遠者，所得不償道里之費。”遂命計口給直，富家奴婢二十口止。

　　十三年二月，并榷永鹽為寶坻使司，罷平、灤鹽錢。滄州舊廢海阜鹽場，三月，州人李格請復置，詔遣使相視。有司謂：“是場興則損滄鹽之課，且食鹽戶仍舊，而鹽貨歲增，必徒多積而不能售。”遂寢其議。三月，大鹽濼設鹽稅官。復免烏古里石壘部鹽池之稅。二十一年八月，參知政事梁肅言：“寶坻及傍縣多闕食，可減鹽價增粟價，而以粟易鹽。”上命宰臣議，皆謂：“鹽非多食之物，若減價易粟，恐久而不售，以至虧課。今歲糧以七十余萬石至通州，比又以恩、獻等六州粟百余萬石繼至，足以賑之，不煩易也。”遂罷。十二月，罷平州椿配鹽課。二十三年七月，博興縣民李孜收日炙鹽，大理寺具私鹽及刮咸土二法以上。宰臣謂非私鹽可比，張仲愈獨曰：“私鹽罪重，而犯者猶眾，不可縱也。”上曰：“刮鹼非煎，何以同私？”仲愈曰：“如此則渤海之人恣刮鹼而食，將侵官課矣。”力言不已，上乃以孜同刮鹼科罪。后犯則同私鹽法論。

　　十一月，張邦基言：“寶坻鹽課，若每石收正課百五十斤，慮有風干折耗。”遂令石加耗鹽二十二斤半，仍先一歲貸支償直，以優灶戶。

　　二十四年七月，上在上京，謂丞相烏古論元忠等曰：“會寧尹蒲察通言，其地猛安謀克戶甚艱。舊速頻以東食海鹽。蒲與、胡里改等路食肇州鹽，初定額萬貫，今增至二萬七千。若罷鹽引，添灶戶，庶可易得。”元忠對曰：“已嘗遣使咸平府以東規畫矣。”上曰：“不須待此，宜亟為之。”通又言：“可罷上京酒務，聽民自造以輸稅。”上曰：“先灤州諸地亦嘗令民煮鹽，后以不便罷之，今豈可令民自沽耶？”二十五年十月，上還自上京，謂宰臣曰：“朕聞遼東，凡人家食鹽，但無引目者，　既以私治罪。夫細民徐買食之，何由有引目。可止令散辦，或詢諸民，從其所欲。”因為之罷北京、遼東鹽使司。二十八年，尚書省論鹽事，上曰：“鹽使司雖辦官課，然素擾民。鹽官每出巡，而巡捕人往往私懷官鹽，所至求賄及酒食，稍不如意則以所懷誣以為私鹽。鹽司茍圖羨增，雖知其誣亦復加刑。宜令別設巡捕官，勿與鹽司關涉，庶革其弊。”五月，創巡捕使，山東、滄、寶坻各二員，解、西京各一員。山東則置于濰州、招遠縣，滄置于深州及寧津縣，寶坻置于易州及永濟縣，解置于澄城縣，西京置于兜答館，秩從六品，直隸省部，各給銀牌，取鹽使司弓手充巡捕人，且禁　不得于人家搜索，若食鹽一斗以下不得究治，惟盜販煮則捕之，在三百里內者屬轉運司，外者即隨路府提點所治罪，盜課鹽者亦如之。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月，上朝隆慶宮，諭有司曰：“比因獵，知百姓多有鹽禁獲罪者，民何以堪？朕欲令依平、灤、太原均辦例，令民自煎，其令百官議之。”十二月，戶部尚書鄭儼等謂：“若令民計口定課，民既輸干辦錢，又必別市而食，是重費民財，而徒增煎販者之利也。且今之鹽價，蓋昔日錢幣易得之時所定，今日與向不同，況太平日久，戶口蕃息，食鹽歲課宜有羨增，而反無之，何哉？緣官估高，貧民利私鹽之賤，致虧官課爾。近已減寶坻、山東、滄鹽價斤為三十八文，乞更減去八文，歲不過減一百二十余萬貫，官價既賤，所售必多，自有羨余，亦不全失所減之數。況今府庫金銀約折錢萬萬貫有奇，設使鹽課不足，亦足補百有余年之經用，若量入為出，必無不足之患。乞令平、灤干辦鹽課亦宜減價，各路巡鹽弓手不得自專巡捕，庶革誣罔之弊。”禮部尚書李晏等曰：“所謂干辦者，既非美名，又非良法。必欲杜絕私煮盜販之弊，莫若每斤減為二十五文，使公私價同，則私將自己。又巡鹽兵吏往往挾私鹽以誣人，可令與所屬司縣期會，方許巡捕，違者按察司罪之。”刑部尚書郭邦杰等則謂：“平、灤瀕海及太原鹵地可依舊干辦，余同儼議。”御史中丞移剌仲方則謂：“私煎盜販之徒，皆知禁而犯之者也。可選能吏充巡捕使，而不得入人家搜索。”同知大興府事王翛請每斤減為二十文，罷巡鹽官。左諫議大夫徒單鎰則以干辦為便。宰臣奏：“以每斤官本十文，若減作二十五文，似為得中。巡鹽弓手可減三分之一，鹽官出巡須約所屬同往，不同獲者不坐。可自來歲五月一日行之。”上遂命寶坻、山東、滄鹽每斤減為三十文，已發鈔引未支者準新價足之，余從所請。

　　十二月，遂罷西京、解鹽巡捕使。時既詔罷干辦鹽錢，十二月以大理司直移剌九勝奴、廣寧推官宋扆議北京、遼東鹽司利病，遂復置北京、遼東鹽使司，北京路歲以十萬余貫為額，遼東路以十三萬為額。罷西京及解州巡捕使。

　　明昌元年七月，上封事者言河東北路干辦鹽錢歲十萬貫太重，以故民多逃徙，乞緩其征督。上命俟農隙遣使察之。十二月，定禁司縣擅科鹽制。二年五月，省臣以山東鹽課不足，蓋由鹽司官出巡不敢擅捕，必約所屬同往，人不畏故也。遂詔，自今如有盜販者，聽鹽司官輒捕。民私煮及藏匿，則約所屬搜索。巡尉弓兵非與鹽司相約，則不得擅入人家。三年六月，孫即康等同鹽司官議：“軍民犯私鹽，三百里內者鹽司按罪，遠者付提點所，皆征捕獲之賞于販造者。猛安謀克部人煎販及盜者，所管官論贖，三犯杖之，能捕獲則免罪。又濱州渤海縣永和鎮去州遠，恐藏盜及私鹽，可改為永豐鎮與曹子山村，各創設巡檢，山東、寶坻、滄鹽司判官乞升為從七品，用進士。”上命猛安謀克杖者再議，余皆從之。尚書省奏：“山東濱、益九場之鹽行于山東等六路，濤洛等五場止行于沂、邳、徐、宿、滕、泗六州，各有定課，方之九場，大課不同。若令與九場通比增虧。其五場官恃彼大課，恐不用力，轉生奸弊。”遂定令五場自為通比。舊法與鹽司使副通比，故至是始改焉。

　　五年正月，八小場鹽官左蓽等，以課不能及額，繳進告敕。遂遣使按視十三場再定，除濤洛等五場系設管勾，可即日恢辦，乃以蓽所告八場，從大定二十六年制，自見管課，依新例永相比磨。戶部郎中李敬義等言：“八小場今新定課有減其半者，如使俱從新課，而舊課已辦入官，恐所減錢多，因而作弊，而所收錢數不復盡實附歷納官。”遂從明昌元年所定酒稅院務制，令即日收辦。

　　十一月，以舊制猛安謀克犯私鹽酒曲者，轉運司按罪，遂更定軍民犯私鹽者皆令屬鹽司，私酒曲則屬轉運司，三百里外者則付提點所，若逮問犯人而所屬吝不遣者徒二年。

　　十二月，尚書省議山東、滄州舊法每一斤錢四十一文，寶坻每一斤四十三文，自大定二十九年赦恩并特旨，減為三十文，計減百八十五萬四千余貫。后以國用不充，遂奏定每一斤復加三文為三十三文。至承安三年十二月，尚書省奏：“鹽利至大，今天下戶口蕃息，食者倍于前，軍儲支引者亦甚多，況日用不可闕之物，豈以價之低昂而有多寡也。若不隨時取利，恐徒失之。”遂復定山東、寶坻、滄州三鹽司價每一斤加為四十二文。解州舊法每席五貫文，增為六貫四百文。遼東、北京舊法每石九百文，增為一貫五百文。西京煎鹽舊石二貫文，增為二貫八百文，撈鹽舊一貫五百文，增為二貫文，既增其價，復加其所鬻之數。七鹽司舊課歲入六百二十二萬六千六百三十六貫五百六十六文，至是增為一千七十七萬四千五百一十二貫一百三十七文二分。山東舊課歲入二百五十四萬七千三百三十六貫，增為四百三十三萬四千一百八十四貫四百文。滄州舊課歲入百五十三萬一千二百貫，增為二百七十六萬六千六百三十六貫。寶坻舊入八十八萬七千五百五十八貫六百文，增為一百三十四萬八千八百三十九貫。解州舊入八十一萬四千六百五十七貫五百文，增為一百三十二萬一千五百二十貫二百五十六文。遼東舊入十三萬一千五百七十二貫八百七十文，增為三十七萬六千九百七十貫二百五十六文。北京舊入二十一萬三千八百九十二貫五百文，增為三十四萬六千一百五十一貫六百一十七文二分。西京舊入十萬四百一十九貫六百九十六文，增為二十八萬二百六十四貫六百八文。

　　四月，宰臣奏：“在法，猛安謀克有告私鹽而不捕者杖之，其部人有犯而失察者，以數多寡論罪。今乃有身犯之者，與犯私酒曲、殺牛者，皆世襲權貴之家，不可不禁。”遂定制徒年、杖數，不以贖論，不及徒者杖五十。

　　八月，命山東、寶坻、滄州三鹽司，每春秋遣使督按察司及州縣巡察私鹽。

　　泰和元年九月，省臣以滄、濱兩司鹽袋，歲買席百二十萬，皆取于民。清州北靖海縣新置滄鹽場，本故獵地，沮洳多蘆，宜弛其禁，令民時采而織之。

　　十一月，陜西路轉運使高汝礪言：“舊制，捕告私鹽酒曲者，計斤給賞錢，皆征于犯人。然鹽官獲之則充正課，巡捕官則不賞。巡捕軍則減常人之半，免役弓手又半之，是罪同而賞異也。乞以司縣巡捕官不賞之數，及巡捕弓手所減者，皆征以入官，則罪賞均矣。”詔從之。三年二月，以解鹽司使治本州，以副治安邑。十一月，定進士授鹽使司官，以榜次及入仕先后擬注。

　　四年六月，以七鹽使司課額七年　一定為制，每斤增為四十四文，時桓州刺史張煒乞以鹽易米，詔省臣議之。

　　六月，詔以山東、滄州鹽司自增新課之后，所虧歲積，蓋官既不為經畫，而管勾、監同與合干人互為奸弊，以致然也。即選才干者代兩司使副，以進士及部令史、譯人、書史、譯史、律科、經童、諸局分出身之廉慎者為管勾，而罷其舊官。

　　十月，西北路有犯花鹼禁者，欲同鹽禁罪，宰臣謂：“若比私鹽，則有不同。”詔定制，收鹼者杖八十，十斤加一等，罪止徒一年，賞同私礬例。五年六月，以山東、滄州兩鹽司侵課，遣戶部員外郎石鉉按視之，還言令兩司分辦為便。詔以周昂分河北東西路、大名府、恩州、南京、睢、陳、蔡、許、潁州隸滄鹽司，以山東東西路、開、濮州、歸德府、曹、單、亳、壽、泗州隸山東鹽司，各計口承課。十月，簽河北東西大名路按察司事張德輝言：“海壖人易得私鹽，故犯法者眾，可量戶口均配之。”尚書省命山東按察司議其利便，言：“萊、密等州比年不登，計口賣鹽所斂雖微，人以為重，恐致流亡。且私煮者皆無籍之人，豈以配買而不為哉！”遂定制，命與滄鹽司皆馳驛巡察境內。

　　六年三月，右丞相內族宗浩、參知政事賈鉉言：“國家經費惟賴鹽課，今山東虧五十余萬貫，蓋以私煮盜販者成黨，鹽司既不能捕，統軍司、按察司亦不為禁，若止論犯私鹽者之數，罰俸降職，彼將抑而不申，愈難制矣！宜立制，以各官在職時所增虧之實，令鹽司以達省部，以為升降。”遂詔諸統軍、招討司，京府州軍官，所部有犯者，兩次則奪半月俸，一歲五次則奏裁，巡捕官但犯則的決，令按察司御史察之。

　　四月，從涿州刺史夾谷蒲乃言，以萊州民所納鹽錢聽輸絲綿銀鈔。七年九月，定西北京、遼東鹽使判官及諸場管勾，增虧升降格，凡文資官吏員，諸局署承應人、應驗資歷注者，增不及分者升本等首，一分減一資，二分減兩資，遷一官，四分減兩資，遷兩官，虧則視此為降。如任回驗官注擬者，增不及分升本等首，一分減一資，二分減一資、遷一階，四分減兩資、遷兩階，虧者亦視此為降。

　　十二月，尚書省以盧附翼所言，遂定制灶戶盜賣課鹽法，若應納鹽課外有余，則盡以申官，若留者減盜一等。若刮鹼土煎食之，采黃穗草燒灰淋鹵，及以酵粥為酒者，杖八十。八年七月，宋克俊言：“鹽管勾自改注進士諸科人，而監官有失超升縣令之階，以故怠而虧課，乞依舊為便。”有司以泰和四年改注時，選當時到部人截替，遂擬以秋季到部人注代。八年七月，詔沿淮諸榷場，聽官民以鹽市易。

　　宣宗貞祐二年十月，戶部言：“陽武、延津、原武、滎澤、河陰諸縣饒鹼鹵，民私煎不能禁。”遂詔置場，設判官、管勾各一員，隸戶部。既而，御史臺奏：“諸縣皆為有力者奪之，而商販不行。”遂敕御史分行申明禁約。三年十二月，河東南路權宣撫副使烏古論慶壽言：“絳、解民多業販鹽，由大陽關以易陜、虢之粟，及還渡河，而官邀糴其八，其旅費之外所存幾何？而河南行部復自運以易粟于陜，以盡奪民利。比歲河東旱蝗，加以邀糴，物價踴貴，人民流亡，誠可閔也。乞罷邀糴，以紓其患。”四年七月，慶壽又言：“河中乏糧，既不能濟，而又邀糴以奪之。夫鹽乃官物，有司陸運至河，復以舟達京兆、鳳翔，以與商人貿易，艱得而甚勞。而陜西行部每石復邀糴二斗，是官物而自糴也。夫鹽乃官物，有司陸運至河，復以舟達京兆、鳳翔，以與商人貿易，艱得而甚勞。而陜西行部每石復邀糴二斗，是官物而自糴也。夫轉鹽易物，本濟河中，而陜西復強取之，非奪而何？乞彼此壹聽民便，則公私皆濟。”上從之。興定二年六月，以延安行六部員外郎盧進建言：“綏德之嗣武城、義合、克戎寨近河地多產鹽，請設鹽場管勾一員，歲獲十三萬余斤，可輸錢二萬貫以佐軍。”三年，詔用其言，設官鬻鹽給邊用。四年，李復享言：“以河中西岸解鹽舊所易粟麥萬七千石充關東之用。”尋命解鹽不得通陜西，以北方有警，河禁方急也。元光二年內族訛可言，民運解鹽有助軍食，詔修石墻以固之。

　　酒

　　金榷酤因遼、宋舊制，天會三年始命榷官以周歲為滿。世宗大定三年，詔宗室私釀者，從轉運司鞫治。三年，省奏中都酒戶多逃，以故課額愈虧。上曰：“此官不嚴禁私釀所致也。”命設軍百人，隸兵馬司，同酒使副合千人巡察，雖權要家亦許搜索。奴婢犯禁，杖其主百。且令大興少尹招復酒戶。八年，更定酒使司課及五萬貫以上，鹽場不及五萬貫者，依舊例通注文武官，余并右職有才能，累差不虧者為之。九年，大興縣官以廣陽鎮務虧課，而懼奪其俸，乃以酒散部民，使輸其稅。大理寺以財非入己，請以贖論。上曰：“雖非私贓，而貧民亦被其害，若止從贖，何以懲后。”特命解職。二十六年，省奏鹽鐵酒曲自定課后，增各有差。上曰：“朕頃在上京，酒味不嘉。朕欲如中都曲院取課，庶使民得美酒。朕日膳亦減省，嘗有一公主至，而無余膳可與。朕欲日用五十羊何難哉！慮費用皆出于民，不忍為也。監臨官惟知利己，不知利何從來？若恢辦增羨者酬遷，虧者懲殿，仍更定并增并虧之課，無失元額。如橫班只虧者，與余差一例降罰，庶有激勸。且如功酬合辦二萬貫，而止得萬七八千，難迭兩酬者，必止納萬貫，而輒以余錢入己。今后可令見差使內不迭酬余錢，與后差使內所增錢通算為酬，庶錢可入官。及監官食直，若不先與，何以責廉。今后及格限而至者，即用此法。”又奏罷杓欄人。二十七年，議以天下院務，依中都例，改收曲課，而聽民酤。戶部遣官詢問遼東來遠軍，南京路新息、虞城，西京路西京酒使司、白登縣、迭剌部族、天成縣七處，除稅課外，愿自承課賣酒。上曰：“自昔監官多私官錢，若令百姓承辦，庶革此弊。其試行之。”

　　明昌元年正月，更定新課，令即日收辦。中都曲使司，大定間，歲獲錢三十六萬一千五百貫，承安元年歲獲四十萬五千一百三十三貫。西京酒使司，大定間，歲獲錢五萬三千四百六十七貫五百八十八文，承安元年歲獲錢十萬七千八百九十三貫。七月，定中都曲使司以大定二十一年至明昌六年為界，通比均取一年之數為額。五年四月，省奏：“舊隨處酒稅務，所設杓欄人，以射糧軍歷過隨朝差役者充，大定二十六年罷去，其隨朝應役軍入，各給添支錢粟酬其勞。今擬將元收杓欄錢，以代添支，令各院務驗所收之數，百分中取三，隨課代輸，更不入比，歲約得錢三十余萬，以佐國用。”泰和四年九月，省奏：“在都曲使司，自定課以來八年并增，宜依舊法，以八年通該課程，均其一年之數，仍取新增諸物一分稅錢并入，通為課額。以后之課，每五年一定其制。”又令隨處酒務，元額上通取三分作糟酵錢。六年，制院務賣酒數各有差，若數外賣、及將帶過數者，罪之。宣宗貞祐三年十二月，御史田迥秀言：“大定中，酒稅歲及十萬貫者，始設使司，其后二萬貫亦設，今河南使司亦五十余員，虛費月廩，宜依大定之制。”元光元年，復設曲使司。

　　醋稅

　　自大定初，以國用不足，設官榷之，以助經用。至二十三年，以府庫充牣，遂罷之。章宗明昌五年，以有司所入不允所出，言事者請榷醋息，遂令設官榷之，其課額，俟當差官定之。后罷。承安三年三月，省臣以國用浩大，遂復榷之。五百貫以上設都監，千貫以上設同監一員。

　　茶

　　自宋人歲供之外，皆貿易于宋界之榷場。世宗大定十六年，以多私販，乃更定香茶罪賞格。章宗承安三年八月，以謂費國用而資敵，遂命設官制之。以尚書省令史承德郎劉成往河南視官造者，以不親嘗其味，但采民言謂為溫桑，實非茶也，還即白上。上以為不干，杖七十，罷之。四年三月，于淄、密、寧海、蔡州各置一坊，造新茶，依南方例每斤為袋，直六百文。以商旅卒未販運，命山東、河北四路轉運司以各路戶口均其袋數，付各司縣鬻之。買引者，納錢及折物，各從其便。

　　五月，以山東人戶造賣私茶，侵侔榷貨，遂定比煎私礬例，罪徒二年。

　　泰和四年，上謂宰臣曰：“朕賞新茶，味雖不嘉，亦豈不可食也。比令近侍察之，乃知山東、河北四路悉椿配于人。既曰強民，宜抵以罪。此舉未知運司與縣官孰為之，所屬按察司亦當坐罪也。其閱實以聞。自今其令每袋價減三百文，至來年四月不售，雖腐敗無傷也。”五年春，罷造茶之坊。三月，上諭省臣曰：“今雖不造茶，其勿伐其樹，其地則恣民耕樵。”六年，河南茶樹槁者，命補植之。十一月，尚書省奏：“茶，飲食之余，非必用之物。比歲下上競啜，農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屬。商旅多以絲絹易茶，歲費不下百萬，是以有用之物而易無用之物也。若不禁，恐耗財彌甚。”遂命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許食茶，仍不得賣及饋獻。不應留者，以斤兩立罪賞。七年，更定食茶制。八年七月，言事者以茶乃宋土草芽，而易中國絲錦錦絹有益之物，不可也。國家之鹽貨出于鹵水，歲取不竭，可令易茶。省臣以謂所易不廣，遂奏令兼以雜物博易。宣宗元光二年三月，省臣以國蹙財竭，奏曰：“金幣錢谷，世不可一日闕者也。茶本出于宋地，非飲食之急，而自昔商賈以金帛易之，是徒耗也。泰和間，嘗禁止之，后以宋人求和，乃罷。兵興以來，復舉行之，然犯者不少衰，而邊民又窺利，越境私易，恐因泄軍情，或盜賊入境。今河南、陜西凡五十余郡，郡日食茶率二十袋，袋直銀二兩，是一歲之中妄費民銀三十余萬也。奈何以吾有用之貨而資敵乎？”乃制親王，公主及見任五品以上官，素蓄者存之，禁不得賣、饋，余人并禁之。犯者徒五年，告者賞寶泉一萬貫。

　　諸征商

　　海陵貞元元年五月，以都城隙地賜隨朝大小職官及護駕軍，七月，各征錢有差。大定二年，制院務創虧及功酬格。八月，罷諸路關稅，止令譏察。三年，尚書省奏：“山東西路轉運司言，坊場河渡多逋欠。”詔如監臨制，以年歲遠近為差，蠲減。又以尚書工部令史劉行義言，定城郭出賃房稅之制。五年，以前此河濼罷設官，復召民射買，兩界之后，仍舊設官。二十年正月，定商稅法，金銀百分取一，諸物百分取三。章宗大定二十九年，戶部言天下河泊已許與民同利，其七處設官可罷之，委所屬禁豪強毋得擅其利。

　　明昌元年正月，敕尚書省，定院務課商稅額，諸路使司院務千六百一十六外，比舊減九十四萬一千余貫，遂罷坊場，免賃房稅。十月，尚書省奏：“今天下使司務，既減課額，而監官增虧既有升遷追殿之制，宜罷提點所給賞罰俸之制，但委提刑司，察提點官侵犯場務者，則論如制。”詔從之。二年，詔減南京出賃官房及地基錢。三年，諭提刑司，禁勢力家不得固山澤之利。又司竹監歲采入破竹五十萬竿，春秋兩次輸都水監，備河防，余邊刀筍皮等賣錢三千貫，葦錢二千貫，為額。明昌五年，陳言者乞復舊置坊場，上不許，惟許增置院務，詔尚書省參酌定制，遂擬遼東、北京依舊許人分辦，中都等十一路差官按視，量添設院務于二十三處，自今歲九月一日立界，制可。大定間，中都稅使司歲獲十六萬四千四百四十余貫，承安元年，歲獲二十一萬四千五百七十九貫。泰和六年五月，制院務課虧，令運司差監榷。

　　金銀之稅

　　大定三年，制金銀坑冶許民開采，二十分取一為稅。泰和四年，言事者以金銀百分中取一，諸物取三，今物價視舊為高，除金銀則額所不能盡該，自余金銀可并添一分。詔從之。七年三月，戶部尚書高汝礪言：“舊制，小商貿易諸物收錢四分，而金銀乃重細之物，多出富有之家，復止三分，是為不倫，亦乞一例收之。”省臣議以為如此恐多匿隱。遂止從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