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五
元代：脫脫撰
高汝礪 張行信
高汝礪，字巖夫，應州金城人。登大定十九年進士第，蒞官有能聲。明昌五年九月，章宗詔宰執，舉奏中外可為刺史者，上親閱闕點注，蓋取兩員同舉者升用之。于是，汝礪自同知絳陽軍節度事起為石州刺史。承安元年七月，入為左司郎中。一日奏事紫宸殿，時侍臣皆回避，上所御涼扇忽墮案下，汝礪以非職不敢取以進。奏事畢，上謂宰臣曰：“高汝礪不進扇，可謂知體矣。”
未幾，擢為左諫議大夫。以賦調軍須，郡縣有司或不得人，追胥走卒利其事急，規取貨賂，深為民害，建言：“自今若因兵調發，有犯者乞權依‘推排受財法’治之，庶使小人有所畏懼。”二年六月，定制，因軍前差發受財者，一貫以下徒二年，以上徒三年，十貫處死，從汝礪之言也。時遇奏事，臺臣亦令回避，汝礪乃上言：“國家置諫臣以備侍從，蓋欲周知時政以參得失，非徒使排行就列而已。故唐制，凡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必遣諫官隨之，俾預聞政事，冀其有所開說。今省臺以下，遇朝奏事則一切回避，與諸侍衛之臣旅進旅退。殿廷論事初莫得聞，及其已行，又不詳其始末，遂事而諫，斯亦難矣。顧諫職為何如哉？若曰非材，擇人可也，豈可置之言責而疏遠若此。乞自今以往，有司奏事諫官得以預聞，庶望少補。且修注之職，掌記言動，俱當一體。”上從之。
又言：“年前十月嘗舉行推排之法，尋以逾時而止，誠知圣上愛民之深也。切聞周制，以歲時定民之眾寡，辨物之多少，入其數于小司徒，以施政教，以行征令，三年則天下大比，按為定法。伏自大定四年通檢前后，迄今三十余年，其間雖兩經推排，其浮財物力，惟憑一時小民之語以為增減，有司惟務速定，不復推究其實。由是豪強有力者符同而幸免，貧弱寡援者抑屈而無訴。況近年以來，邊方屢有調發，貧戶益多。如止循例推排，緣去歲條理已行，人所通知，恐新強之家預為請囑狡獪之人，冀望至時同辭推唱。或虛作貧之，故以產業低價質典，及將財物徙置他所，權止營運。如此奸弊百端，欲望物力均一，難矣。欲革斯弊，莫若據實通檢，預令有司照勘大定四年條理，嚴立罪賞，截日立限，關防禁約。其間有可以輕重者斟酌行之，去煩碎而就簡易，戒搔擾而事鎮靜，使富者不得以茍避，困者有望于少息，則賦稅易辦，人免不均之患矣。”詔尚書省俟邊事息行之。
是歲十月，上諭尚書省，遣官詣各路通檢民力，命戶部尚書賈執剛與汝礪先推排在都兩警巡院，令諸路所差官視以為法焉。尋為同知大興府事。四年十二月，為陜西東路轉運使。泰和元年七月，改西京路轉運使。二年正月，為北京臨潢府路按察使。四年二月，遷河北西路轉運使。十一月，進中都路都轉運使。
六年六月，拜戶部尚書。時鈔法不能流轉，汝礪隨事上言，多所更定，民甚便之，語在《食貨志》。上嘉其議，敕尚書省曰：“內外百官所司不同，比應詔言事者不啻千數，俱不達各司利害，汗漫陳說，莫能詳盡。近惟戶部尚書高汝礪，論本部數事，并切事情，皆已行之。其諭內外百司各究利害舉明，若可舉而不即申聞，以致上司舉行者，量制其罰。”
貞祐二年六月，宣宗南遷，次邯鄲，拜汝礪為參知政事。次湯陰，上聞汴京谷價騰踴，慮扈從人至則愈貴，問宰臣何以處之。皆請命留守司約束，汝礪獨曰：“物價低昂，朝夕或異，然糴多糶少則貴。蓋諸路之人輻湊河南，糴者既多，安得不貴？若禁止之，有物之家皆將閉而不出，商旅轉販亦不復入城，則糴者益急而貴益甚矣。事有難易，不可不知，今少而難得者谷也，多而易致者鈔也，自當先其所難，后其所易， 多方開誘，務使出粟更鈔，則谷價自平矣。”上從之。
三年五月，朝廷議徙河北軍戶家屬于河南，留其軍守衛郡縣，汝礪言：“此事果行，但便于豪強家耳，貧戶豈能徙？且安土重遷，人之情也。今使盡赴河南，彼一旦去其田園，扶攜老幼，驅馳道路，流離失所，豈不可憐。且所過百姓見軍戶盡遷，必將驚疑，謂國家分別彼此，其心安得不搖。況軍人已去其家，而令護衛他人，以情度之，其不肯盡心必矣。民至愚而神者也，雖告以衛護之意，亦將不信，徒令交亂，俱不得安，此其利害所系至重。乞先令諸道元帥府、宣撫司、總管府熟論可否，如無可疑，然后施行。”不報。
軍戶既遷，將括地分授之，未有定論，上敕尚書省曰：“北兵將及河南，由是盡起諸路軍戶，共圖保守。今既至矣，糧食所當必與，然未有以處之。可分遣官聚耆老問之，其將益賦，或與之田，二者孰便。”又以諭汝礪。既而所遣官言：“農民并稱，比年以來，租賦已重，若更益之，力實不足，不敢復佃官田，愿以給軍。”于是汝礪奏：“遷徙軍戶，一時之事也。民佃官田，久遠之計也。河南民地、官田，計數相半。又多全佃官田之家，墳塋、莊井俱在其中。率皆貧民，一旦奪之，何以自活？夫小民易動難安，一時避賦，遂有此言。及其與人，即前日之主，今還為客，能勿悔乎？悔則忿心生矣。如山東撥地時，腴田沃壤盡入勢家，瘠惡者乃付貧戶。無益於軍，而民則有損，至于互相憎疾，今猶未已，前事不遠，足為明戒。惟當倍益官租，以給軍糧之半，復以系官荒田、牧馬草地量數付之，令其自耕，則百姓免失業之艱，而官司不必為厲民之事矣。且河南之田最宜麥，今雨澤沾足，正播種之時，誠恐民疑以誤歲計，宜早決之。”上從其請。
尋遷尚書右丞。時上以軍戶地當撥付，使得及時耕墾，而汝礪復上奏曰：“在官荒田及牧馬地，民多私耕者。今正藝麥之時，彼知將以與人，必皆棄去。軍戶雖得，亦已逾時，徒成曠廢。若候畢功而后撥，量收所得，以補軍儲，則公私俱便。乞盡九月然后遣官。”十月，汝礪言：“今河北軍戶徙河南者幾百萬口，人日給米一升，歲率三百六十萬石，半給其直猶支粟三百萬石。河南租地計二十四萬頃，歲征粟才一百五十六萬有奇，更乞于經費之外倍征以給，仍以系官閑田及牧馬地可耕者畀之。”奏可。乃遣右司諫馮開等分詣諸郡就給之，人三十畝，以汝礪總之。既而括地官還，皆曰：“頃畝之數甚少，且瘠惡不可耕。計其可耕者均以與之，人得無幾，又僻遠處不免徙就之，軍人皆以為不便。”汝礪遂言於上，詔有司罷之，但給軍糧之半，而半折以實直焉。
四年正月，拜尚書左丞，連上表乞致仕，皆優詔不許。會朝廷議發兵河北，護民芟麥，而民間流言謂官將盡取之。上聞，以問宰職曰：“為之奈何？”高琪等奏：“若令樞密院遣兵居其沖要，鎮遏土寇，仍許收逃戶之田，則軍民兩便。或有警急，軍士亦必盡心。”汝礪曰：“甚非計也。蓋河朔之民所恃以食者，惟此麥耳。今已有流言，而復以兵往，是益使之疑懼也。不若聽其自便，令宣撫司禁戢無賴，不致侵擾足矣。逃戶田令有司收之，以充軍儲可也。”乃詔遣戶部員外郎裴滿蒲剌都閱視田數，及訪民愿發兵以否，還奏：“臣西由懷、孟，東抵曹、單，麥苗苦亦無多，訊諸農民，往往自為義軍。臣即宣布朝廷欲發兵之意，皆感戴而不愿也。”于是罷之。
汝礪以數乞致仕不從，乃上言曰：“立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今大兵既退，正完葺關隘、簡練兵士之時，須得通敏經綸之才預為籌畫，俾濟中興。伏見尚書左丞兼行樞密副使胥鼎，才擅眾長，身兼數器，乞召還朝省。”不從。時高琪欲從言事者歲閱民田征租，朝廷將從之。汝礪言：“臣聞治大國者若烹小鮮，最為政之善喻也。國朝自大定通檢后，十年一推物力，惟其貴簡靜而重勞民耳。今言者請如河北歲括實種之田，計數征斂，即是常時通檢，無乃駭人視聽，使之不安乎。且河南、河北事體不同。河北累經劫掠，戶口亡匿，田疇荒廢，差調難依元額，故為此權宜之法，蓋軍儲不加多，且地少而易見也。河南自車駕巡幸以來，百姓湊集，凡有閑田及逃戶所棄，耕墾殆遍，各承元戶輸租，其所征斂，皆準通推之額，雖軍馬益多，未嘗闕誤，詎宜一概動擾。若恐豪右蔽匿而逋征賦，則有司檢括亦豈盡實。但嚴立賞罰，許其自首，及聽人告捕，犯者以盜軍儲坐之，地付告者，自足使人知懼，而賦悉入官，何必為是紛紛也。抑又有大不可者三：如每歲檢括，則夏田春量，秋田夏量，中間雜種亦且隨時量之，一歲中略無休息，民將厭避，耕種失時，或止耕膏腴而棄其余，則所收仍舊而所輸益少，一不可也。檢括之時，縣官不能家至戶到，里胥得以暗通貨賂，上下其手，虛為文具，轉失其真，二不可也。民田與軍田犬牙相錯，彼或陰結軍人以相冒亂，而朝廷止憑有司之籍，倘使臨時少于元額，則資儲闕誤必矣，三不可也。夫朝廷舉事，務在必行，既行而復中止焉，是豈善計哉。”議遂寢。
興定元年十月，上疏曰：“言者請姑與宋人議和以息邊民，切以為非計。宋人多詐無實，雖與文移往來，而邊備未敢遽撤。備既不撤，則議和與否蓋無以異。或復蔓以浮辭，禮例之外別有求索，言涉不遜，將若之何？或曰：‘大定間亦嘗先遣使，今何不可？’切謂時殊事異，難以例言。昔海陵師出無名，曲在于我，是以世宗即位，首遣高忠建等報諭宋主，罷淮甸所侵以修舊好。彼隨遣使來，書辭慢易，不復奉表稱臣，愿還故疆，為兄弟國。雖其樞密院與我帥府時通書問，而侵軼未嘗已也。既而征西元帥合喜敗宋將吳璘、姚良輔于德順、原州，右丞相仆散忠義、右副元帥紇石烈志寧敗李世輔于宿州，斬首五萬，兵威大振。世宗謂宰臣曰：‘昔宋人，言遣使請和，乘吾無備遂攻宿州，今為我軍大敗，殺戮過當，故不敢復通問。朕哀南北生靈久困于兵，本欲息民，何較細故，其令帥府移書宋人，以議和好。’宋果遣使告和，以當時堂堂之勢，又無邊患，竟免其奉表稱臣之禮。今宋棄信背盟，侵我邊鄙，是曲在彼也。彼若請和，于理為順，豈當先發此議而自示弱耶？恐非徒無益，反招謗侮而已。”
十一月，汝礪言：“臣聞國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是以王者必先愛養基本。國家調發，河南為重，所征稅租率常三倍于舊。今省部計歲收通寶不敷所支，乃于民間科斂桑皮故紙錢七千萬貫以補之。近以通寶稍滯，又加兩倍。河南人戶，農民居三之二，今稅租猶多未足，而此令復出，彼不糶所當輸租，則必減其食以應之。夫事有難易，勢有緩急。今急用而難得者，芻糧也，出于民力，其來有限，可緩圖。而易為者，鈔法也，行于國家，其變無窮。向者大鈔滯，更為小鈔，小鈔弊，改為寶券，寶券不行，易為通寶，從權制變，皆由于上，尚何以煩民為哉。彼悉力以奉軍儲已患不足，而又添征通寶，茍不能給，則有逃亡。民逃亡則農事廢，兵食何自而得？有司不究遠圖而貪近效，不固本原而較末節，誠恐軍儲、鈔法兩有所妨。臣非于鈔法不為意也，非于省部故相違也，但以鈔法稍滯物價稍增之害輕，民生不安軍儲不給之害重耳。惟陛下外度事勢，俯察臣言，特命有司減免，則群心和悅，而未足之租有所望矣。”
時朝廷以賈仝、苗道潤等相攻不和，將分畀州縣、別署名號以處之。汝礪上書曰：“甚非計也。蓋河北諸帥多本土義軍，一時權為隊長，亦有先嘗叛亡者，非若素宦于朝，知禮義、識名分之人也。貪暴不法，蓋無足怪。朝廷以時方多故，姑牢籠用之，庶使遣民少得安息。彼互相攻劫則勢浸弱，勢力既弱則朝廷易制。今若分地而與之，州縣官吏得輒署置，民戶稅賦得擅征收，則地廣者日益強，狹者日益弱。久之，弱者皆并于強，強者之地不可復奪，是朝廷愈難制也。昔唐分河朔地授諸叛將，史臣謂其護養孽萌以成其禍，此可為今日大戒也。不若姑令行省羈縻和輯，多方牽制，使之不得逞。異時邊事稍息，氣力漸完，若輩又何足患哉。”議遂寢。
上嘗謂汝礪曰：“朕每見卿侍朝，恐不任其勞，許坐殿下，而卿終不從何哉？夫君臣相遇，貴在誠實，小謹區區，朕固不較也。”汝礪以君臣之分甚嚴，不敢奉命。
三年，河南頗豐稔，民間多積粟，汝礪乃奏曰：“國家之務，莫重于食，今所在屯兵益眾，而修筑新城其費亦廣，若不及此豐年多方營辦，防秋之際或乏軍興。乞于河南州府驗其物價低昂，權宜立式，凡內外四品以下雜正班散官及承蔭人，免當暴使監官功酬，或僧道官師德號度牒、寺觀院額等，并聽買之。司縣官有能勸誘輸粟至三千石者，將來注授升本榜首，五千石以上遷官一階，萬石以上升職一等，并注見闕。庶幾人知勸慕，多所收獲。”上從之。
同提舉榷貨司王三錫建議榷油，高琪以用度方急，勸上行之。汝礪上言曰：“古無榷法，自漢以來始置鹽鐵酒榷均輸官，以佐經費。末流至有算舟車、稅間架，其征利之術固已盡矣，然亦未聞榷油也。蓋油者世所共用，利歸于公則害及于民，故古今皆置不論，亦厭苛細而重煩擾也。國家自軍興，河南一路歲入稅租不啻加倍，又有額征諸錢、橫泛雜役，無非出于民者，而更議榷油，歲收銀數十萬兩。夫國以民為本，當此之際，民可以重困乎！若從三錫議，是以舉世通行之貨為榷貨，私家常用之物為禁物，自古不行之法為良法，切為圣朝不取也。若果行之，其害有五，臣請言之：河南州縣當立務九百余所，設官千八百馀員，而胥隸工作之徒不與焉。費既不貲，而又創構屋宇，奪買作具，公私俱擾，殆不勝言。至于提點官司有升降決罰之法，其課一虧，必生抑配之弊，小民受病，益不能堪，其害一也。夫油之貴賤所在不齊，惟其商旅轉販有無相易，所以其價常平，人易得之。今既設官各有分地，輒相侵犯者有罪，是使貴處常貴而賤處常賤，其害二也。民家日用不能躬自沽之，而轉鬻者增取利息，則價不得不貴，而用不得不難，其害三也。鹽、鐵、酒、醋，公私所造不同，易于分別，惟油不然，莫可辨記。今私造者有刑，捕告者有賞，則無賴輩因之得以誣構良民枉陷于罪，其害四也。油戶所置屋宇、作具，用錢已多，有司按業推定物力，以給差賦。今奪其具、廢其業而差賦如前，何以自活，其害五也。惟罷之便。”上是之，然重違高琪意，乃詔集百官議于尚書省。戶部尚書高夔、工部侍郎粘割荊山、知開封府事溫迪罕二十等二十六人議同高琪，禮部尚書楊云翼、翰林侍讀學士趙秉文、南京路轉運使趙瑄、吏部侍郎趙伯成、刑部郎中姬世英、右司諫郭著、提舉倉場使時戩皆以為不可。上曰：“古所不行者而今行之，是又生一事也，其罷之。”
十月，賜金鼎一，重幣三。四年三月，拜平章政事，俄而進拜尚書右丞相，監修國史，封壽國公。五年二月，上表乞致政，不許。九月，上諭汝礪曰：“昨日視朝，至午方罷。卿老矣，不任久立，奏事畢，用寶之際，可先退坐，恐以勞致疾，反妨議政也。”是月，復乞致仕，上諭之曰：“丞相之禮盡矣，然今廷臣誰如丞相者，而必欲求去乎，姑留輔朕可也。”十月，躐遷榮祿大夫，仍諭曰：“丞相數求去，朕以社稷事重，故堅留之。丞相老矣，而官猶未至二品，故特升兩階。”十二月，上復諭曰：“向朕以卿年老，視朝之日侍立為勞，令用寶時退坐廊下，而卿違之，復侍立終朝，豈有司不為設榻耶？卿其勉從朕意。”元光元年四月，汝礪跪奏事，上命起曰：“卿大臣也，所言皆社稷計。朕之責卿，惟在盡誠，何事小謹，自今勿復爾也。”
七月，上謂宰臣曰：“昔有言世宗太儉者，或曰不爾則安得廣畜積。章宗時用度甚多，而得不闕乏者，蓋先朝有以遺之也。”汝礪因進言曰：“儉乃帝王大德，陛下言及此，天下福也。”九月，上又謂宰臣曰：“有功者雖有微過亦當貸之，無功者豈可貸耶？然有功者人喜謗議。凡有以功過言于朕者，朕必深求其實，雖近侍為言不敢輕信，亦未嘗徇一己之愛憎也。”汝礪因對曰：“公生明，偏生暗。凡人多徇愛憎，不合公議。陛下圣明，故能如是耳。”
二年正月，復乞致政，上面諭曰：“今若從卿，始終之道俱盡，于卿甚安，在朕亦為美事。但時方多故，而朕復不德，正賴舊人輔佐，故未能遂卿高志耳。”汝礪固辭，竟不許，因謂曰：“朕每聞人有所毀譽，必求其實。”汝礪對曰：“昔齊威王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及左右之嘗毀譽者，由是群臣恐懼，莫敢飾非，齊國大治。陛下言及此，治安可期也。”二月，上以汝礪年高，免朝拜，侍立久則憩于殿下，仍敕有司設榻焉。三月，又乞致仕，復優詔不許。上謂群臣曰：“人有才堪任事，而處心不正者，終不足貴。”汝礪對曰：“其心不正而濟之以才，所謂虎而翼者也，雖古圣人亦未易知。”上以為然。他日復謂宰臣曰：“凡人處心善良而行事忠實，斯為難得。若言巧心偽，亦復何用。然善良者，人又多目為平常。”汝礪對曰：“人材少全，亦隨其所長取之耳。”上然之。五月，上問宰執以修完京城樓櫓事，汝礪奏：“所用皆大木，顧今難得，方令計置。”上曰：“朕宮中別殿有可用者即用之。”汝礪對以不宜毀，上曰：“所居之外，毀亦何害，不愈于勞民遠致乎！”
哀宗初即位，諫官言汝礪欺君固位，天下所共嫉，宜黜之以厲百官。哀宗曰：“昔惠帝言，我不如高帝，當守先帝法耳。汝礪乃先帝立以為相者，又可黜歟！”又有投匿名書云：“高某不退當殺之。”汝礪因是告老，優詔不許。正大元年三月，薨，年七十一，配享宣宗廟。
為人慎密廉潔，能結人主知，然規守格法，循嘿避事，故為相十余年未嘗有譴訶。貪戀不去，當時士論頗以為譏云。
張行信，字信甫，先名行忠，避莊獻太子諱改焉。行簡弟也。登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第，累官銅山令。明昌元年，以廉擢授監察御史。泰和三年，同知山東西路轉運使，俄簽河東路按察司事。四年四月，召見于泰和殿，行信因言二事，一依舊移轉吏目以除民害，一徐、邳地下宜麥，稅粟許納麥以便民。上是其言，令尚書省議行之。崇慶二年，為左諫議大夫。時胡沙虎已除名為民，賂遺權貴，將復進用。舉朝無敢言者，行信乃上章曰：“胡沙虎殘忍兇悖，跋扈強梁，媚結近習，以圖稱譽。自其廢黜，士庶莫不忻悅。今若復用，惟恐為害更甚前日，況利害之機更有大于此者。”書再上，不報。及胡沙虎弒逆，人甚危之，行信坦然不顧也。
是歲九月，宣宗即位，改元貞祐。行信以皇嗣未立，無以系天下之望，上疏曰：“自古人君即位，必立太子以為儲副，必下詔以告中外。竊見皇長子每遇趨朝，用東宮儀衛，及至丹墀，還列諸王班。況已除侍臣，而今未定其禮，可謂名不正言不順矣。昔漢文帝元年，首立子啟為太子者，所以尊祖廟、重社稷也。愿與大臣詳議，酌前代故事，早下明詔，以定其位，慎選宮僚，輔成德器，則天下幸甚。”上嘉納之。
胡沙虎誅，上封事言正刑賞，辭載《胡沙虎傳》。又言：“自兵興以來，將帥甚難其人，愿陛下令重臣各舉所知，才果可用，即賜召見，褒顯獎諭，令其自效，必有奮命報國者。昔李牧為趙將，軍功爵賞皆得自專，出攻入守不從中覆，遂能北破大敵，西抑強秦。今命將若不以文法拘繩、中旨牽制，委任責成，使得盡其智能，則克復之功可望矣。”上善其言。時方擢任王守信、賈耐兒者為將，皆鄙俗不材、不曉兵律。行信懼其誤國，上疏曰：“《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圣人所以垂戒后世者，其嚴如此。今大兵縱橫，人情洶懼，應敵興理，非賢智莫能。狂子庸流，猥蒙拔擢，參預機務，甚無謂也。”于是上皆罷之。權元帥右都監內族訛可率兵五千護糧通州，遇兵輒潰，行信上章曰：“御兵之道，無過賞罰，使其臨敵有所慕而樂于進，有所畏而不敢退，然后將士用命而功可成。若訛可敗衄，宜明正其罪，朝廷寬容，一切不問，臣恐御兵之道未盡也。”詔報曰：“卿意具悉，訛可等已下獄矣。”
時中都受兵，方遣使請和，握兵者畏縮不敢戰，曰：“恐壞和事。”行信上言：“和與戰二事本不相干，奉使者自專議和，將兵者惟當主戰，豈得以和事為辭。自崇慶來，皆以和誤，若我軍時肯進戰，稍挫其鋒，則和事成也久矣。頃北使既來，然猶破東京，略河東。今我使方行，將帥輒按兵不動，于和議卒無益也。事勢益急，芻糧益艱，和之成否蓋未可知，豈當閉門坐守以待弊哉。宜及士馬尚壯，擇猛將銳兵，防衛轉輸，往來拒戰，使之少沮，則附近蓄積皆可入京師，和議亦不日可成矣。”上心知其善而不能行。
二年三月，以朝廷括糧恐失民心，上書言：“近日朝廷令知大興府胥鼎便宜計畫軍食，鼎因奏許人納粟買官。既又遣參知政事奧屯忠孝括官民糧，戶存兩月，余悉令輸官，酬以爵級銀鈔。時有粟者或先具數于鼎，未及入官。忠孝復欲多得以明己功，凡鼎所籍者不除其數，民甚苦之。今米價踴貴，無所從糴，民糧止兩月又奪之，將不獨歸咎有司，亦怨朝廷不察也。大兵在邇，人方危懼，若復無聊，或生他變，則所得不償所損矣。”上深善其言，即命與近臣往審處焉。仍諭忠孝曰：“極知卿盡心于公，然國家本欲得糧，今既得矣，姑從人便可也。”四月，遷山東東路按察使，兼轉運使，仍權本路宣撫副使。將行，求入見，上御便殿見之。奏曰：“臣伏見奧屯忠孝飾詐不忠，臨事慘刻，與胡沙虎為黨。”歷數其罪，且曰：“無事時猶不容一相非才，況今多故，可使斯人與政乎？愿即罷之。”上曰：“朕始即位，進退大臣自當以禮，卿語其親知，諷令求去可也。”行信以告右司郎中把胡魯白忠孝，忠孝不恤也。
三年二月，改安武軍節度使，兼冀州管內觀察使。始至，即上書言四事，其一曰：“楊安兒賊黨旦暮成擒，蓋不足慮。今日之急，惟在收人心而已。向者官軍討賦，不分善惡，一概誅夷，劫其資產，掠其婦女，重使居民疑畏，逃聚山林。今宜明敕有司，嚴為約束，毋令劫掠平民。如此則百姓無不安之心，奸人誑脅之計不行，其勢漸消矣。”其二曰：“自兵亂之后，郡縣官豪，多能糾集義徒，摧擊土寇，朝廷雖授以本處職任，未幾遣人代之。夫舊者人所素服，新者未必皆才，緩急之間，啟釁敗事。自今郡縣闕員，乞令尚書省選人擬注。其舊官，民便安者宜就加任使，如資級未及，令攝其職，待有功則正授。庶幾人盡其才，事易以立。”其三曰：“掌軍官敢進戰者十無一二，其或有之，即當責以立功，不宜更授他職。”其四曰：“山東軍儲皆鬻爵所獲，及或持敕牒求仕，選曹以等級有不當鬻者往往駁退。夫鬻所不當，有司罪也，彼何責焉。況海岱重地，群寇未平，田野無所收，倉廩無所積，一旦軍餉不給，復欲鬻爵，其誰信之？”朝廷多用其議。八月，召為吏部尚書。九月，改戶部尚書。十二月，轉禮部尚書，兼同修國史。
四年二月，為太子少保，兼前職。時尚書省奏：“遼東宣撫副使完顏海奴言，參議官王澮嘗言，本朝紹高辛，黃帝之后也。昔漢祖陶唐，唐祖老子，皆為立廟。我朝迄今百年，不為黃帝立廟，無乃愧于漢、唐乎！”又云：“本朝初興，旗幟尚赤，其為火德明矣。主德之祀，闕而不講，亦非禮經重祭祀之意。臣聞于澮者如此，乞朝廷議其事。”詔問有司，行信奏曰：“按《始祖實錄》止稱自高麗而來，未聞出于高辛。今所據欲立黃帝廟，黃帝高辛之祖，借曰紹之，當為木德，今乃言火德，亦何謂也？況國初太祖有訓，因完顏部多尚白，又取金之不變，乃以大金為國號，未嘗議及德運。近章宗朝始集百僚議之，而以繼亡宋火行之絕，定為土德，以告宗廟而詔天下焉。顧澮所言特狂妄者耳。”上是之。
八月，上將祔享太廟，詔依世宗十六拜之禮。行信與禮官參定儀注，上言宜從四十四拜之禮，上嘉納焉，語在《禮志》。祭畢，賜行信寶券二萬貫、重幣下端，諭之曰：“太廟拜禮，朕初欲依世宗所行，卿進奏章，備述隨室讀祝，殊為中理。向非卿言，朕幾失之，故特以是旌賞，自今每事更宜盡心。”是年十二月，行信以父暐卒，去官。
興定元年三月，起復舊職，權參知政事。六月，真拜參知政事。時高琪為相，專權用事，惡不附己者，衣冠之士，動遭窘辱，惟行信屢引舊制力抵其非。會宋兵侵境，朝廷議遣使詳問，高琪等以為失體，行信獨上疏曰：“今以遣使為不當，臣切惑之。議者不過曰：‘遣使則為先示弱，其或不報，報而不遜，則愈失國體。’臣獨以為不然。彼幸吾釁隙，數肆侵掠，邊臣以兵卻之復來，我大國不責以辭而敵以兵，茲非示弱乎。至于問而不報，報而不遜，曲自在彼，何損于我。昔大定之初，彼嘗犯順，世宗雖遣丞相烏者行省于汴，實令元帥撒合輦先為辭詰之，彼遂伏罪。其后宋主奪取國書，朝廷復欲加兵，丞相婁室獨以為不可，及刑部尚書梁肅銜命以往，尋亦屈焉。在章宗時，猖狂最甚，猶先理問而后用兵。然則遣使詳問正國家故事，何失體之有。且國步多艱，戍兵滋久，不思所以休息之，如民力何。臣書生無甚高論，然事當機會，不敢不罄其愚，惟陛下察之。”上復令尚書省議，高琪等奏：“行信所言固遵舊制，然今日之事與昔不同。”詔姑待之。已而高汝礪亦上言先遣使不便，議遂寢，語在汝礪傳。
時監察御史多被的決，行信乃上言曰：“大定間，監察坐罪大抵收贖，或至奪俸，重則外降而已，間有的決者，皆有為而然。當時執政程輝已嘗面論其非是，又有敕旨，監察職主彈劾，而或看循者，非謂凡失察皆然也。近日無問事之大小、情之輕重，一概的決，以為大定故實、先朝明訓，過矣。”于是詔尚書省更定監察罪名制。
史館修《章宗實錄》，尚書省奏：“舊制，凡修史，宰相執政皆預焉。然女直、漢人各一員。崇慶中，既以參知政事梁絪兼之，復命翰林承旨張行簡同事，蓋行簡家學相傳，多所考據。今修《章宗實錄》，左丞汝礪已充兼修，宜令參知政事行信同修如行簡例。”制可。
二年二月，出為彰化軍節度使，兼涇州管內觀察使，諭之曰：“初，朕以朝臣多稱卿才，乃令參決機務。而廷議之際，每不據正，妄為異同，甚非為相之道。復聞邇來殊不以干當為意，豈欲求散地故耶？今授此職，卿宜悉之。”初，內族合周避敵不擊，且詭言密奉朝旨，下獄當誅。諸皇族多抗表乞從末減，高琪以為自古犯法無告免者，行信獨曰：“事無古今，但合周平昔忠孝，或可以免。”又以行信族弟行貞居山東，受紅襖賊偽命，樞密院得宋人書，有干涉行信事，故出之。其子莒，時為尚書省令史，亦命別加注授焉。
初，行信言：“今法，職官論罪，多從的決。伏見大定間世宗敕旨，職官犯故違圣旨，徒年、杖數并的決。然其后三十余年，有司論罪，未嘗引用，蓋非經久為例之事也。乞詳定之。”行信既出，上以其章付尚書省。至是，宰臣奏：“自今違奏條之所指揮、及諸條格，當坐違制旨者，其徒年、杖數論贖可也。特奉詔旨違者，依大定例。”制可。行信去未久，上嘗諭宰臣曰：“自張行信降黜，卿等遂緘默，此殊非是。行信事，卿等具知，豈以言之故耶！自今宜各盡言，毋復畏忌。”
行信始至涇，即上書曰：“馬者甲兵之本，方軍旅未息，馬政不可緩也。臣自到涇，聞陜右豪民多市于河州，轉入內地，利蓋百倍。及見省差買馬官平涼府判官烏古論桓端市于洮州，以銀百鋌幾得馬千疋，云生羌木波諸部蕃族人戶畜牧甚廣。蓋前所遣官或抑其直，或以勢陵奪，遂失其和，且常患銀少，所以不能多得也。又聞蕃地今秋薄收，鬻馬得銀輒以易粟。冬春之交必艱食，馬價甚低。乞令所司輦銀粟于洮、河等州，選委知蕃情、達時變如桓端者貿易之。若捐銀萬兩，可得良馬千疋，機會不可失，惟朝廷亟圖之。”
又曰：“此者沿邊戰士有功，朝廷遺使宣諭，賜以官賞，莫不感戴圣恩，愿出死力，此誠得激勸之方也。然贈遺使者或馬或金，習以為常，臣所未諭也。大定間，嘗立送宣禮，自五品以上各有定數，后竟停罷。況今時務與昔不同，而六品以下及止遷散官者，亦不免饋獻，或莫能辦，則斂所部以應之，至有因而獲罪者。彼軍士效死立功，僅蒙恩賞，而反以饋獻為苦，是豈朝廷之意哉。乞令有司依大定例，參以時務，明立等夷，使取予有限，無傷大體，則上下兩得矣。”
又曰：“近聞保舉縣令，特增其俸，此朝廷為民之善意也。然自關以西，尚未有到任者，遠方之民不能無望。豈舉者猶寡，而有所不敷耶？乞詔內外職事官，益廣選舉，以補其闕，使天下均受其賜。且丞、簿、尉亦皆親民，而獨不增俸，彼既不足以自給，安能禁其侵牟乎。或謂國用方闕，不宜虛費，是大不然。夫重吏祿者，固使之不擾民也，民安則國定，豈為虛費。誠能裁減冗食，不養無用之人，亦何患乎不足。今一軍充役，舉家廩給，軍既物故，給其子弟，感悅士心，為國盡力耳。至于無男丁而其妻女猶給之，此何謂耶？自大駕南巡，存贍者已數年，張頤待哺，以困農民。國家糧儲，常患不及，顧乃久養此老幼數千萬口，冗食虛費，正在是耳。如即罷之，恐其失所，宜限以歲月，使自為計，至期而罷，復將何辭。”上多采納焉。
元光元年正月，遷保大軍節度使，兼鄜州管內觀察使。二月，改靜難軍節度使，兼邠州管內觀察使。未幾，致仕。哀宗即位，征用舊人，起為尚書左丞。言事稍不及前，人望頗減。尋復致仕家居，惟以抄書教子孫為事，葺園池汴城東，筑亭號“靜隱”，時時與侯摯輩游詠其間。正大八年二月乙丑，薨于嵩山崇福宮，年六十有九。初游嵩山，嘗曰：“吾意欲主此山。”果終于此。
為人純正真率，不事修飾，雖兩登相位，殆若無官然。遇事輒發，無所畏避，每奏事上前，旁人為動色，行信處之坦如也。及薨之日，雖平昔甚媢忌者，亦曰正人亡矣。初至汴，父暐以御史大夫致仕，猶康健，兄行簡為翰林學士承旨，行信為禮部尚書，諸子侄多中第居官，當世未之有也。
贊曰：高汝礪禔身清慎，練達事宜，久居相位，雖為大夫士所鄙，而人主寵遇不衰。張行信礪志謇諤，言無避忌，然一簉政途，便多坎壈，及其再用，論事稍不及前，豈以汝礪為真可法耶。宣宗伐宋，本非萬全之策，行信諫，汝礪不諫，又沮和議。胡沙虎之惡未著，行信兩疏擊之。汝礪與高琪共事，人疑其黨附。優劣可概見于斯矣。
部分譯文
高汝礪，字巖夫，應州金城人。大定十九年(1179)中進士，當官以能干而著稱。明昌五年(1194)九月，章宗詔令宰執大臣，舉奏朝內外可以擔任刺史的官員，皇帝親自根據有缺額的地方點名任用，選取由兩位大臣共同推薦的官員升任刺史。因此，高汝礪從同知絳陽軍節度事提拔當了石州刺史。承安元年(1196)七月，入朝任左司郎中。有一天，他在紫宸殿奏事，當時侍臣們都回避了，皇帝所用的涼扇忽然掉到桌子下面，高汝礪因為這不是自己的職責不敢拾起來送給皇帝。奏事結束之后，皇帝對宰輔大臣們說：“高汝礪不送扇子，可說是懂規矩的。”
不久，被提拔為左諫議大夫。由于當時在征收賦稅和軍需物品時，郡縣有關官員用人不合適，也有些胥吏走卒們故意把事情催得急迫些，以便收取賄賂，民眾深受其害。高汝礪便建議說“：從今以后如果在收取軍需所用的調賦時，由士兵征收的，犯了法就請暫時依照‘推排受財法’治罪，這樣才能讓那些小人們有所畏懼。”二年六月，規定：因征發軍需品而接受賄賂的，錢財在一貫以下的判徒刑二年，一貫以上的徒刑三年，滿十貫的處死。這是聽從了高汝礪的意見。
有時遇到奏事，讓朝臣們也回避。高汝礪便上奏說：“國家設置諫臣，作為近侍之臣，是要讓他們能夠詳知時政以參與研究有關得失問題，不是僅僅讓他們排隊站班而已。所以唐代規定，凡中書、門下省以及三品以上官員入閣時，必定讓諫官跟隨，讓他先知所奏之事，希望他能提出具有開啟之功的建議。如今省臺以下官員，遇到朝奏事情全部回避，和各侍衛之臣同進同退。在朝廷中議論事情時一開始就不知道，當開始實行以后，又搞不清其始末，想要因事以進諫，也就很難辦到了。這樣來看，諫臣應當是怎么樣的人呢？如果認為選用的不合格，那就另行選擇。怎么能夠交給他進諫的責任卻又這樣疏遠他？請從今以后，有關官員奏事時，諫官也能一開始就知道，也許能夠多少有所裨益。包括修起居注的官員，負責記錄言行的，也都應當同等對待。”皇帝聽從了。
他又上言說“：年前在十月間曾經實行推排的辦法，不久因為過期而停止，但也可知陛下愛民的深情了。我所知道的周朝制度，每年弄清楚民眾的人數多少，分辨財物數額多少，由小司徒將這個數目記載下來，以便施行政令教化，實行征稅法令，三年便在全國普查一次人口，作為成法。我朝自從大定四年普查以來，至今已三十多年，中間雖然兩次推排，但其浮財物力，只是憑著小民一時的說法作為增減的標準，有關方面只想趕快確定上報，并不追查是否真實。因此那些豪強有勢力的人因為欺瞞而得以幸免，貧困弱小沒有靠山的便受到委屈壓抑而無處申訴。況且近年以來，邊境有事而屢次征收，貧困戶更多。如果只依舊例實行推排，沿用去年舊方法實行，這種方法人所共知，只怕那些新富戶預先買通那些狡猾的奸人，指望到時候一起推諉。或者裝出貧困的樣子，故意將產業低價典押給別人，或者將財物轉移到別處，暫時停止經營等。這樣弊端百出，指望平均物力，也就困難了。如果想要革除弊病，不如實行通查，預先讓有關方面依照大定四年實行的規定條例，嚴設賞罰標準，規定好截止日期，嚴查違令者。中間有的問題可以考慮其輕重而斟酌實行，去掉瑣碎的采用簡單易行的，嚴戒擾民力求安定，讓富有的不能茍求逃避，困難者可望稍得喘息之機，這樣，賦稅就容易收齊，民眾也就免去負擔不平均的禍患了。”皇帝詔令尚書省，等邊境戰事平靜以后實行。
當年十月，皇帝告訴尚書省，讓派遣官員到各路普查民眾財力，命令戶部尚書賈執剛和高汝礪在兩警巡院先行推排，讓派往各路的官員一起參看，作為依照實行的方法。不久，高汝礪被任命為同知大興府事。四年十二月，任陜西東路轉運使。泰和元年(1201)七月，改任西京路轉運使。二年正月，任北京臨潢府路按察使。四年二月，改任河北西路轉運使。十一月，進升為中都路都轉運使。
六年六月，任戶部尚書。當時鈔票不能流通運轉，高汝礪根據情況上疏奏事，多方改進，民眾使用起來感到很方便。事情寫在《食貨志》中。皇帝很是贊許，并對尚書省下令說：“內外百官所負責的各有不同，近時應詔言事的不止千數，但都沒有談到各自負責方面的要害問題，所陳說的過于空泛，沒有詳盡的。近日唯有戶部尚書高汝礪，論奏本部幾件事，均切中要害，并已實行。你們應曉諭內外百官，各自研究要害問題列舉指明，如果可以舉報而不立即上奏，而由上司舉報的，量情給予處罰。”
貞..二年(1214)六月，宣宗遷都南京，到邯鄲時，拜高汝礪為參知政事。走到湯陰時，皇帝聽說汴京谷物價格大漲，擔心隨駕人員到達后會更貴，便問宰輔大臣們怎么處置。他們都說命令留守司加以管制。高汝礪卻獨自發表意見說：“物價的高低，早晚不同，但買糧人多賣出的人少就貴。目前各路人員都聚集到河南，買糧人多，怎么會不貴。如果加以禁止，存有貨物的人家將都關閉起來不出售，而轉運的商販們也不再進城，這樣買的人更急而就貴得更狠了。事情有難有易，不能不知，如今東西少而難得的是糧食，多而易得的是鈔票，自當先解決難的，然后再考慮容易辦的，多方開通勸誘，務必讓糧食都拿出來換錢，那么糧價自然就會平穩下來。”皇帝聽從了。
三年五月，朝廷計議將河北軍戶的家屬遷到河南，只留下軍隊守衛郡縣。高汝礪說：“這事如果實行，只是那些豪強之家便于辦到，貧困戶怎么能夠遷徙？況且安于故土，不愿遷移，是人之常情。如今讓他們都前往河南，他們一旦離開家園，扶老攜幼，在道路上跋涉，流離失所，豈不是十分可憐？況且所路過的百姓們見到軍戶全部遷移了，必將產生驚疑情緒，認為國家分別看待，他們心里能不動搖嗎？況且軍人的家屬既已遷離，卻讓他們去保護別人，以情理而論，必定不肯盡心的。民眾再怎么愚蠢也是很有思想的，盡管告訴他們還是要保衛他們的，他們也必然不肯相信，這樣只會交相混亂，各方都不得安寧，這件事所關系到的是極為重大的利害問題。請先讓各道的元帥府、宣撫司、總管府反復論議是否可行，如確無可疑之處，然后施行。”進言以后沒有答復。
軍戶既已南遷，準備收括田地分給他們，還沒有拿定意見，皇帝對尚書省說“：北軍將到河南，因此而盡遷各路軍戶，共同加以保衛。如今既已到達，糧食自當分地給他們，但至今沒有加以處理。可以派遣官員聚集各地老人詢問他們，是準備增加賦稅，還是分給他們田地，二者哪種比較方便實行？”他又將這事告知高汝礪。不久，那些派去的官員們來報告說“：農民們都說，近年來租賦越來越重，如果再增加，就難以承受了。不敢再租用官田了，愿意分地給軍戶。”于是，高汝礪上奏說“：遷移軍戶，是一時的舉動。民眾租用官田，是長久之計。河南的民地和官田，數量相當。又有許多人家都是租佃官田耕種的，他們的祖墳、村莊等都在官田里，這些人大多是貧民，一旦奪田，何以維持生活？況且小民容易動蕩難以安定，因為一時避收田賦，所以說出這種話來。可是真讓他們把土地給了人家，那么，前日還是主人今天就變成了客戶，能不悔恨嗎？悔恨便產生憤慨之心。像在山東調撥土地時，肥沃的田地都被有權勢人家所占有，貧瘠的土地才給貧困戶耕種，這樣無益于軍戶，有損于民眾，導致他們相互憎恨，這件事至今還沒有平息下來。前事為時不遠，足以成為鑒戒。只能采用增加官田賦稅，以供給軍戶糧食的一半，再將原屬官田現已荒蕪的田地、放馬的草地按數分給他們，讓軍戶自己耕種，這樣，百姓就免去失業的艱辛，而官府也不必做出對民眾有害的事情。況且河南的土地最適宜種麥，如今雨水充足，又正當播種時節，只恐民眾產生疑惑而誤了計劃，應當早做決斷。”皇帝聽從他的意見。
不久轉任尚書右丞。當時皇帝認為，軍戶的土地必須撥給，讓他們能夠及時開墾耕耘。高汝礪又上奏說“：官府所有的荒田和牧馬地，有許多被民眾私自耕種了。如今正當種麥時節，他們知道準備撥給別人，就必定都拋棄不種，等軍戶分到時，又已錯過播種時機，這樣就成了荒廢的土地了。不如等這一季收成之后再調撥，依照土地的收成征收適量的賦稅，以補充軍需儲備，這樣對公私兩方均有利。請等到九月以后再撥調還官府。”十月，高汝礪又進言說：“如今河北的軍戶遷到河南的多達幾百萬人，每人一天給一升米，一年就需要三百六十萬石，給予一半，其價值仍相當支出粟三百萬石。河南租出的土地合計是二十四萬頃，每年所收的粟才只有一百五十六萬多石，請在正常經費之外加倍征收，以便配給他們，同時仍將原屬官府所有的閑田和放馬地可耕種的分給他們。”皇帝表示同意。于是，派遣右司諫馮開等分別到各郡縣就地配給，每人分給三十畝，由高汝礪總管其事。后來，搜括土地的官員回京，都說：“土地的畝數很少，且都是貧瘠難以耕種的，估計可以耕種的已經都分給了他們，每人所得無幾，又都是偏僻較遠的地方，必須遷移到那里去，軍戶們都感到不方便。”高汝礪便將有關情況上奏皇帝，下詔讓有關方面停止辦理，只供給一半軍糧，另一半折成錢配給。
四年正月，被任命為尚書左丞，他接連上表請求告退，朝廷都下優詔不答應。正值朝廷商議出兵河北，保護民眾收麥，但民間卻正在傳言說官府準備把麥都收走。皇帝知道以后，問宰輔們說：“怎么辦呢？”高琪等上奏說“：如果讓樞密院派兵占領交通要道，鎮壓當地匪寇，仍然準許民眾收割出逃者的民田，這樣，軍民兩便，若有戰事，士兵們也必定盡心盡力。”高汝礪說“：這絕不是好辦法。因為河朔的民眾所依賴的食糧只有這季麥子了。如今外面已有謠言，再派軍隊前去，勢必更讓他們產生疑懼之心。不如聽從他們自便，讓宣撫司出來查禁無賴之徒，不讓這些人侵擾民眾就夠了。已出逃的民戶田地讓有關方面收割，以充軍糧就行了。”于是派遣戶部員外郎裴滿蒲剌都前去檢查麥田數量，并且向民眾詢問是否愿意朝廷發兵護麥。回來后，他上奏說：“我西自懷、孟，東至曹、單等地，見收麥時受干擾情況并不多，訪問農民時，知道他們往往自行建起義軍。臣下向他們宣布朝廷原打算出兵護收的意圖，均表示感激卻不愿朝廷出兵。”于是停止發兵。
高汝礪連連請求辭退得不到許可，便上奏說：“要建立非同尋常的功勛，必須有待非同尋常的人才來實現。如今大兵已退，正應當修整關隘，訓練兵士，必須有精明能干、善于處理國家大事的人才來預先籌劃，以助中興大業。我見尚書左丞兼行樞密院副使胥鼎，才兼眾長，身兼數職，請求召回朝廷。”皇帝不從。當時高琪準備聽從進言人的建議，每年清查一次民田畝數據以征收租稅，朝廷也打算聽從。高汝礪進言說“：臣下聽說治理大國的人要像烹煎小魚那樣，這是有關為政的極好的比喻。國朝從大定年間實行一次普查之后，十年推排一次物力情況，這是貴于簡易安定而不輕易煩勞民眾。如今進言者請求派人到河北每年清查實際耕種的民田，計數征收租稅，也就是每年都要普查一次田地，這豈不是駭人聽聞的事情？必定讓民眾心中不安。況且河南、河北，事情不同，河北連遭劫難和搶掠，人口出逃躲避，田地荒蕪，征收時難以依照原有數額，所以實行目前的權宜的辦法，這樣，軍需糧不增加，而土地的減少是輕易可見的。河南自從車駕南行以來，百姓劇增，所有閑田以及逃亡戶遺棄的土地，都被開墾耕種完了，他們各自承擔了原戶人家的租稅，對他們的征收額也是依照推排的數額，所以雖然兵馬越來越多，卻并未有所缺誤，怎么能夠總是干擾讓他們不得安寧呢？如果擔心豪強們欺瞞而逃避征稅，那么，即使讓有關方面查檢也難以保證盡符其實。只要嚴設賞罰的規定，允許各人自首，或者讓人上告并加以逮捕，違犯的以盜用軍需物資罪論處，將他們的土地交給上告的人耕種，這就足以讓人感到害怕，而賦稅也就能夠全部收繳入官，何必干這種紛紛擾擾的事情呢？況且還有三條原因不能實行：假如每年都清查，那么夏熟田春天就要清量，秋熟田夏天清量，中間雜種的莊稼也必須隨時丈量，一年之中沒有休止的時間，民眾將感到厭煩并逃避，這樣耕種就會誤失農時，或者只耕種肥沃的田地而拋棄其他的，這時，所收的數額依舊的話能夠交來的賦稅就要減少許多，這是不可行的原因之一。清查田地時，縣官不可能到所有人家里去，這樣，鄉間小吏們就能夠暗中賄賂，上下其手，假寫文字，反而失真，這是原因之二。民田和軍田犬牙交錯，相互之間如勾結起來冒認，朝廷只憑當地官府的簿籍收賦稅，到時如果發現少于原有數額，那么誤缺糧食物資儲備的事必然發生，這是三不可。凡朝廷辦事，務必要辦到底，如果已實行了又中途停止，豈是一種好的計謀呢？”于是原來議定的辦法被中止。
興定元年(1217)十月，高汝礪又上疏說“：有人進言請求暫時和宋人議和求得邊境安寧，這絕非好辦法。宋人多狡詐不實，雖然彼此交和的文書經常往來，而邊境的警戒卻不敢立即撤除。防備既然難以撤除，那么議不議和也都是一樣的。如果對方以虛辭敷衍，在正常禮儀之外別有所求，出言不遜，將怎么辦？有人說‘：大定年間也曾經先派使者，現在有何不可？’須切記時候不同，事情也就不一樣，難以同等而言。原來海陵王出師無名，理曲在我，所以世宗即位，先派高忠建等報知宋王，停止了在淮甸南侵的行動以修舊好。宋人隨即派使者前來，書信中言辭傲慢，改變語氣，不再奏表稱臣，要求歸還舊疆土，雙方成為兄弟國家。雖然宋朝的樞密院和我國的元帥府時常通信訪問，而入侵的行動從未停止過。后來，征西元帥合喜在德順、原州打敗了宋將吳瞞、姚良輔，右丞相仆散忠義、右副元帥紇石烈志寧在宿州打敗了李世輔，斬首五萬級，兵威大振。世宗對宰輔大臣們說‘：以前宋人說派使者請求議和，乘我無備而進攻宿州，如今被我軍打得大敗，被殺過多，所以不敢再相互通問。我哀憐南北民眾久困于兵燹，本意在于使民眾安寧，何必計較細節問題，特令帥府寫信給宋人以便議和修好。’宋人果然派使者前來和談。以當時堂堂之氣勢，又無邊境的禍患，還免去宋人奉表稱臣的禮儀。如今宋人拋棄信義違背盟約，侵我邊境，是對方理曲。如果對方來請求和議，于理為順，怎么能由我方先提出和議而自示軟弱呢？只怕不僅無益，反而招致侮辱而已。”
十一月，高汝礪進言說：“我聽說國家以民為基，民眾以財為本，所以王者必然先愛其基本。國家征收賦稅，以河南為最重，所征收租稅經常三倍于往前。如今省部計算歲收時通寶不夠支出使用，便在民間收集了桑皮故紙錢幣七千萬貫來補空。近來因為通寶流通稍有不暢，又要增收兩倍錢。河南的人口中，農民占三分之二，如今租稅大多還未交足，而此令再發出，農民如果不賣應當交納租稅的糧食，就必須減少食糧來應付。事情有難有易，時勢有緩有急。如今急用而難以得到的是糧草，是由民力生產出來的，來源有限，可以慢慢收取。而容易辦的是鈔票，它通行于國家，變化無窮。過去大鈔用起來不方便就改成小鈔，小鈔產生弊端就改為寶券，寶券不通行了就改為通寶，隨機應變都在于國家，又何必來干擾民眾呢？農民盡力供奉軍用物資已感力量不足，如今又要加征通寶，如果難以交出，就會逃亡。民眾逃亡就會荒廢農事，軍隊的食糧從何而得？有關方面不考慮長久之計而貪求近利，不固其本原而計較細枝末節，只恐軍儲和鈔法兩方面都出現問題。我并非不在意于鈔法，也不是有意和省部作對，只是認為鈔法稍緩些，實行物價稍有提高的辦法民眾所害較輕，如民眾不安定，軍儲不充足為害就嚴重了。請陛下考慮外間的形勢，詳察臣下的意見，特命有關方面減免推行，這樣民眾之心就會喜悅，而不足的租稅就有望收到。”
當時朝廷因為賈仝、苗道潤相互攻擊不和，準備采取劃分州縣地區、別封名號加以處置。高汝礪上書說“：這很不是辦法。因為河北各路統帥大多是本地的義軍，一時暫當隊長，也有過去曾經背叛過的，不像長期在朝為官的人，知曉禮儀，懂得名份。貪婪暴虐，不守法紀，本不足為怪。朝廷因為這時正是多事之秋，暫且籠絡住他們加以任用，是要使遺留下來的民眾能稍得安寧。他們相互攻打則實力越來越弱，勢力弱小則朝廷容易制約。如今如果將土地分開交給他們，州縣官員他們就能自己委任，民眾的租稅他們就能自行征收，這樣地大的就會越加強大，地小的就會越來越弱。長久以后，弱的就會被強的兼并，而強的所占地盤朝廷就難以再收回，這樣朝廷就越難約束。過去唐朝分開河朔的土地來給那些叛將，史官們認為這是保護和養育孽根使之萌長而成大禍，這事應當成為今日的大戒。不如命令行省對他們加以牽制籠絡，多方制約使他們的野心不能得逞。將來邊疆戰爭稍息，國力恢復，如此鼠輩又何足為患！”于是，原來議論被中止。
皇帝曾經對高汝礪說“：我每次見您侍立朝班時，總是擔心您受不了這種辛苦，讓您坐在殿下，而您總是不肯聽從，這是什么原因？君臣相互知遇貴在誠實，謹小慎微的區區小事我向來是不計較的。”高汝礪便說君臣的名份區別十分嚴格，自己不敢聽從命令。
興定三年(1219)，河南頗獲豐收，民間多有存糧，高汝礪便上奏說：“國家的要務沒有比糧食更重要的了。如今屯守的軍隊越來越多，而修建新城的耗費也很大，何不趁此豐年多方經營辦理，以防秋季時可能出現軍用不足。請在河南各州府查驗一下物價的高低，暫設規定，凡是朝廷內外四品以下雜正班的散官以及受蔭人，免于試用充任監官給予報酬，或者僧道的官師要求德號度牒、寺觀院匾額等，都可以讓他們來買。任縣官的如果能夠勸導人交粟米達到三千石的，將來優先予以晉升，五千石以上的晉升一級官階，一萬石以上的提升一等職務，并且立即補給現缺。以使人人知道努力和敬慕，多有收獲。”皇帝聽從了。
同提舉榷貨司的王三錫建議朝廷實行油類專賣，高琪因為正急需用錢，勸皇帝實行。高汝礪上奏說“：古時沒有專賣法，從漢以來才設置鹽、鐵、酒榷，都將收入交公，以助經費開支。末流的甚至有算計到車、船、建構房屋等，其征稅的方法也用盡了，但是還沒有聽說榷油的。這是因為油料是世人所共用的東西，利歸于公家就會有害于民，所以古今都對此置之不論，也是厭惡過于苛刻而輕易不愿煩擾民眾的緣故。國家自從征收軍需物資以來，河南一路每年交納的租稅何止加倍，又有額外征收的各種錢財，橫加的各類雜役，無非都從民眾所出。而再提議征收油稅，一年征收幾十萬兩銀。國家以民為本，當此之時還能再讓民眾受困嗎？如果聽從王三錫的建議，就是把舉世通用的貨物變成國家專賣的貨物，私人家里常用的物品成為禁物，自古以來不實行的辦法當成好的方法，這實在是圣朝所不應采取的。如果真的實行，其害處有五條，請讓我加以說明。河南各州縣就必須設立油務九百多所，設官一千八百多人，這還不算那些小吏和工人們。這樣費用不可計量，而且要新建房屋，奪人買賣，制作器具，公私兩方均受煩擾，這是說不完的。至于提點官司有升降決罰的方法，如果征收的賦稅不足就必定要想法強行抑制或者配給，以此而產生弊端，小民百姓受苦就更加難以忍受，這是害處之一。油價的貴賤各地不同，只有依靠商人轉運販賣互換有無的物品，所以其價格能時常保持比較平穩，人們都容易得到它。如今既然設立官務，各管一地，相互侵犯就有罪，這就會使價貴的地方經常很貴，而價賤的地方又總是很賤，這是第二條害處。民眾家庭日常使用時不能親自去灌，而轉賣的人就要增收利息，這樣價錢不能不貴，而使用起來也就不能不難，這是害處之三。鹽、鐵、酒、醋，公家和私人所制作的不相同，容易區分，只有油卻不同，難以辨認。而今私造者有罪，捕告者有賞，那些無賴之流因而可以誣陷和給良民構罪，這是害處之四。油戶所建的房屋、器具，原來已用錢很多，有關方面按照行業推定物力，攤派了賦稅。如今奪其器具，廢其產業，而要征收的賦稅如前，他們怎么生存下去，這是害處之五。只有停止才是好辦法。”皇帝表示贊同，但又覺得難以違背高琪的心意，便下詔聚集百官到尚書省商議。戶部尚書高夔、工部侍郎粘割荊山、知開封府事溫迪罕二十等二十六人的意見都和高琪相同，禮部尚書楊云翼、翰林侍讀學士趙秉文、南京路轉運使趙蠧、吏部侍郎趙伯成、刑部郎中姬世英、右司諫郭著、提舉倉場使時戩都認為不行。皇帝說“：古代所不實行的今天卻加以實行，這是多生一事，停止了吧！”
十月，賞賜給高汝礪一只金鼎、多彩的錦帛三端。四年三月，拜為平章政事，不久又任命為尚書右丞相、監修國史，封為壽國公。五年二月，上表請求退休，不得許可。九月，皇帝對高汝礪說：“昨天上朝聽政，直至午時才罷朝。您年老了，不能長久站立，等奏事結束，使用印璽的時候，你就可以先退出坐下，只恐積勞成疾，反而妨礙了參議朝政。”當月，他又請求退休。皇帝說：“丞相您已經盡禮了，然而今日朝臣之中，誰能比得上您，又何必一定要求離去呢？暫且留下來再輔佐我吧！”十月，越級晉升為榮祿大夫，皇帝仍對他說：“丞相幾次請求離任，我因社稷責任重大，所以堅持再讓你留任。丞相老了，而官階還不到二品，所以特地晉升了兩階。”十二月，皇帝又對他說：“以前因為你年老，聽政時久立辛苦，讓你在使用印璽時退下坐在廊下，而你卻不聽我的話，仍站立直到罷朝，莫非有關方面沒有給您設下坐榻嗎？您要盡量聽從我的意見。”元光元年(1222)四月，高汝礪跪著奏事，皇帝讓他站起來，并說“：您是大臣，所進言的都是事關國家的大計。我要求您的只是盡忠國事，何必在小事上這樣謹慎，從今以后不要這樣。”
七月，皇帝對宰輔們說：“以前有人說世宗過于儉樸，有的說不這樣的話怎么能夠廣于積蓄。章宗時支出很多，卻沒有覺得匱乏，也是因為先朝有積蓄遺留下來！”高汝礪便進言說“：儉用是帝王的大德，陛下說到這事，就是天下的福份了。”九月，皇帝又對宰輔們說：“有功勞的人雖然有小的過失也應當寬免他，沒有功績的人怎么能夠寬恕呢？但是有功勞的人容易受到人們的誹謗。凡是有功勞的人別人向我說起他的過失的，我必定要深加究察，看是否符合事實，即使是親近的侍臣們所說的也不敢輕信，但是也未曾因個人的愛憎而徇私情的。”高汝礪說：“公正就會明察，偏聽就會暗昧。平常人大多容易根據個人愛憎而徇情，不合公論。陛下圣明之君，所以才能這樣。”
二年正月，他又請求退休。皇帝當面對他說：“今日如果聽從您的話，善始善終之道也就盡情了，于你心安，在我也是一件好事。但時局正多事，而我又無德，正要依賴舊人來輔佐，所以未能滿足您高潔的志向啊！”高汝礪堅決請求，宣宗始終不肯答應，并對他說：“我每當聽人說別人的好壞時，必定深究真實情形。”高汝礪回答說“：過去齊威王封即墨大夫，烹了阿大夫和身邊那些毀壞人家名譽的人，于是群臣都恐懼不安，不敢再說假話，齊國大治。陛下能夠談到這事，大治安定的局勢可以預期實現了。”二月，皇帝因高汝礪年紀大，免去朝拜之禮，站立久了就讓他到殿下休息，仍令有關方面設立坐榻。三月，高汝礪又請求退休，皇帝仍優詔勸諭不許可。皇帝對群臣們說：“人有才干能夠做事，但心術不正的，畢竟不足為貴。”高汝礪回答說：“他心術不正而又有才干，正像所說的老虎而添翼，這種人就是古代圣人賢君也難以深知了。”皇帝贊同他的看法。過了些時候，皇帝又對宰輔們說：“凡是為人處事心地善良而辦事忠實的，這是最為難得的。如果巧于言語心懷奸詐，又有何用？然而那些心地善良的，往往被人認為是平庸的。”高汝礪回答說“：人才難以十全十美，還是根據他的專長加以任用吧！”皇帝表示贊同。五月，皇帝問宰輔大臣們有關修建好京城城樓上的高臺事。高汝礪上奏說：“所使用的都是大木，而現在比較難找，正讓他們想辦法。”皇帝說“：我宮中別殿里如有合用的立即搬去使用。”高汝礪回答說不應拆毀。皇帝說“：除了居住的地方外，拆毀點又有什么害處？不然豈不是更有勞民眾從遠方送來嗎？”
金哀宗剛即位，諫官們便進諫說高汝礪欺君以鞏固自己的地位，為天下人所共恨，應當罷免他以督責百官。哀宗說“：以前漢惠帝曾說，我比不上高帝，應當遵守先帝的法則。汝礪是先帝立為丞相的，又怎么可以罷黜呢？”又有人寫了匿名信說“：高某如不退休就要殺死他。”高汝礪因此而又以年老為由請求退休，皇帝下優詔不許可。正大元年(1224)三月，去世，享年七十一歲，讓他在宣宗廟里配祭。
高汝礪為人謹慎，嚴守機密，廉潔，能夠使國君了解和信任他。但是他固守舊法，看著國君臉色辦事，回避要害的事情，所以他任宰相十多年，沒有受到過責備。他貪戀官職地位不肯離開，當時的士人在議論時頗以此來譏諷他。
張行信，字信甫，原名行忠，因為避莊獻太子諱而改名。是張行簡的弟弟。大定二十八年(1188)中進士，累官至銅山縣令。明昌元年(1190)，因為廉政被提升為監察御史。泰和三年(1203)，同知山東西路轉運使，不久又簽河東路按察司事。四年四月，皇帝在泰和殿召見他。張行信便向皇帝進言兩件事：一是依照舊例調換吏官以除民害，一是徐、邳一帶土地適宜種麥，收粟時應當允許他們交納麥子使民眾便利。皇帝同意他的建議，讓尚書省商議后實行。
崇慶二年(1213)，任左諫議大夫。當時胡沙虎已免職為民，但他仍賄賂朝中權貴，想要重新起用。滿朝官員沒人敢表態。張行信便上奏說“：胡沙虎為人殘忍兇狠，驕橫跋扈，獻媚于近臣，妄圖讓他們加以稱贊。自從被罷免以來，士民百姓無不歡欣鼓舞。如今如再任用，只怕為害更超過往日，況且還會有比這更加利害的事情。”他接連上書奏告，但沒有回音。當胡沙虎弒君謀逆時，人們都替他擔憂，而張行信坦然自若，不以為意。
當年九月，宣宗即位，改年號為貞..。張行信因為當時沒有立皇太子，沒有能滿足天下人的愿望，上疏說：“自古國君即位，必定立太子作為儲君，必然下詔布告中外。我私下見皇長子每當到朝廷的時候，用的是東宮的儀仗和護衛，可是到殿堂時，又和諸王排列在一起。況且已經任命了侍臣，可是至今卻沒有定下禮節，可說是名不正而言不順啊！在漢文帝元年，首先就立皇子啟為太子，這是用以表示尊從祖先，注重社稷。希望陛下能和大臣們詳細商議，斟酌前代的故事，早下明詔，以確定其地位，謹慎地選任官員，輔佐他成為有德行有器度的繼承人，那就是天下的大幸！”皇帝嘉獎并采納了他的意見。
胡沙虎被殺后，張行信上密封奏書主張端正刑賞之事，有關言論記載在《胡沙虎傳》中。他又說：“自從戰事興起以來，難以得到合適的將帥，請陛下讓重臣各舉薦所了解的人員，如果確是可用之才，立即加以召見，公開獎賞，讓他們自愿報效國家，必定有舍命報國的人。以前李牧在當趙國將軍時，軍功爵位封賞都能自己做主，出兵進攻退守等不需聽從朝中復議，因而能夠北破大敵，西抑強秦。現今任命將領如果不再采用條文舊法將他們約束，由朝中意旨來牽制他們，而是委以全任，責其成功，讓他們能夠全部發揮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則克敵恢復國土的功業可望有成了！”皇帝贊許他的意見。這時剛剛提拔任用王守信、賈耐兒當將領，他們都是鄙俗不堪、不懂兵法律令的人，張行信擔心他們貽誤國家大事，便上疏說：“《易》中寫道：‘開國和繼承大業，小人不可任用。’這是圣人用以警戒后世的，話說得這樣嚴厲。如今大兵縱橫遍地，人心惶惶不安，抵抗敵軍興國理政如非賢能而有智慧的人是難以成功的。狂濫庸俗之輩，承蒙提拔，參預機要大事，實在是毫無意義的。”于是，皇帝把他們都罷免了。
代理元帥右都監皇族訛可率兵五千人到通州護糧，遇到敵軍立即潰敗。張行信上表奏道：“領兵之道，無過于賞罰二字，當派兵對敵時必須讓他有所思慕而樂于前進，有所畏懼而不敢后退，然后將士聽從命令而功業可成。像訛可敗退，就應當公開明確他的罪責，朝廷如果加以寬容，一點不追究，我擔心領兵之道未能盡用了。”朝廷下詔回報說“：你的意思已經清楚，訛可等人已經下獄治罪了。”
當時中都受到敵軍威脅，朝廷剛剛派使者前去議和，統率軍隊的人畏縮不敢出戰，說是“擔心破壞和議”。張行信上書進言說：“和跟戰兩件事情本不相干，派出的使者專心于議和，領兵的人要一心考慮作戰，怎么能以議和作為不戰的借口。自從崇慶年間以來，都是因和議而誤事，如果我軍肯努力作戰，略略打敗敵軍的銳氣，那么和議的事早就可以成功了。不久前北方使者前來，但他們的軍隊仍然攻破東京，入侵河東。如今我方的使者剛派出，將帥們就馬上按兵不動，這對和議是毫無益處的。形勢越是危急，糧草就越是困難，和議能否成功尚未可知，怎么能夠閉門坐守待斃呢？應當乘兵馬還強壯的時候，挑選精兵猛將，防衛運輸通道，往來和敵軍作戰，稍微挫敗敵人，那么附近儲存的糧草就能運進京城，和議也就不用多久就能成功了！”皇帝知道他說得對但卻不能實行。
二年三月，因為朝廷搜括民間的存糧，張行信害怕失去民心，便上書說“：近日朝廷命令知大興府的胥鼎根據方便的辦法籌劃軍糧，胥鼎便奏請允許人們交粟米買官。接著又派參知政事奧屯忠孝搜括官員和民眾的糧食，每戶存糧兩個月，其他全部交給官府，用官爵品級銀錢來作為報酬。當時有粟米的人有的已經報數字給了胥鼎，但還沒來得及送到官府。奧屯忠孝想多搜糧食來表明自己功勞大，凡是胥鼎已經記載上的數字他也不扣除，民眾甚為痛苦。如今米價飛漲，無處可購，民眾所存的兩月糧食又被奪走，他們將不單歸罪于有關方面，也要埋怨朝廷沒有明察。大兵已經壓境，人人已覺危險，如果再干這種不該干的事，只怕會發生其他變故，那就得不償失了！”皇帝十分贊同他的話，當即命令近臣前往審視并加以處置。皇帝對奧屯忠孝說“：我已深知你盡心國事，但國家目的是要得到一部分糧食，如今糧已獲得，就暫且讓民眾自行安排吧！”四月，任命張行信為山東東路按察使，兼轉運使，仍代理本路宣撫副使。他將要離京時，請求入見皇帝，皇帝在便殿接見了他。他上奏說：“我觀察奧屯忠孝這個人虛偽不忠，遇事慘毒殘酷，和胡沙虎是同黨。”他歷數奧屯忠孝的罪狀，并且說：“平時無事還容不得一位宰相是沒有才干的，何況如今正是多事之秋，能夠讓這樣的人參政嗎？希望能立即罷免他。”皇帝說：“我剛即位，選用和罷免大臣應當合乎禮節，你可以告訴他的親信，轉勸他辭去就行了。”張行信便告訴了右司郎中把胡魯讓他轉告奧屯忠孝，忠孝卻不在乎。
三年二月，改任安武軍節度使，兼冀州管內觀察使。剛到任，便上書奏四件事，其一是說：“楊安兒賊黨早晚就可以抓獲，不須憂慮。今日急務，在于收用民心而已。以前官軍討賊，不分好壞，一概殺掉，搶劫財產，擄掠婦女，這就更讓居民懷疑和害怕，逃走聚集山林。如今應當明令有關方面，嚴加管制，不讓劫掠平民百姓。這樣百姓安心，壞人的詐騙和威脅就不起作用，他們的實力就大減。”其二說“：自從兵亂之后，郡縣官吏豪族，大多能夠糾集義兵，攻打土匪，朝廷雖然委任他們本地的職務，但不久又派人代任。那些舊官員是當地民眾所一向信服的，而新派去的人卻未必有才干，危急之時，就會引起事端壞了大事。從今以后，郡縣缺少官員，請讓尚書省在選人時特別注意，原官吏能使民眾感到方便和安定的，就讓他們延長任期，如果因為資格品級不夠，就先讓他們代理，等有功績以后授予正職，這樣才能人盡其才，事情也就容易成功。”其三說“：目前掌管軍隊的將官勇敢善戰的十人中沒有一兩個，如有敢于作戰的人，就應當督責他們建立功勛，不應當任命他們擔任其他職務。”其四說“：山東的軍需物資都是出賣爵位獲得的，可是當這些人帶著證書請求任職時，選用官員的選曹往往以有的等級不應當出賣為理由來駁回他們。賣爵位不合適，這是有關方面的罪責，他們個人有什么責任？況且山東為海岱重地，群寇尚未討平，田地無所收獲，倉庫毫無積蓄，一旦軍餉不足，要再賣給爵位，還有誰肯相信？”朝廷大多采納了他的意見。八月，召回任吏部尚書。九月，改任戶部尚書。十二月，轉任禮部尚書，兼同修國史。
四年二月，任太子少保，兼以前的職務。這時，尚書省上奏說：“遼東宣撫副使完顏海奴進言，參議官王澮曾說，本朝是高辛氏、黃帝的后裔。原來漢代始祖陶唐氏，唐朝先祖老子，都被立廟祭祀。我朝至今已有百年，不替黃帝立廟，豈不是有愧于漢、唐嗎？”又說：“本朝剛剛開始興盛時，旗幟為赤色，這是因火德而興是很清楚的。主德的祭祀，缺而不論，也不合禮經里重祭祀的意思。這是我聽王澮所說的，請朝廷商議這件事。”皇帝詔問有關部門。張行信奏道：“查《始祖實錄》，只說是從高麗而來，并沒有聽說出于高辛氏。如今據其所說要建黃帝廟，黃帝為高辛氏的祖先，借以紹繼，那就應當是木德，而今卻說是火德，又從何而言呢？況且建國初期太祖有遺訓，因為完顏部崇尚白色，又取金之不變色，便以大金為國號，并沒有議及德運的問題。近至章宗才聚集百官商議，而以繼承被滅的宋國之后，定為土德，并用以告祭宗廟詔示于天下了。可見王澮所說是狂妄無知。”皇帝贊同他的看法。
八月，皇帝準備祭祀太廟，下詔依照世宗所定的十六拜的禮儀。張行信和禮官們一起參議確定了禮儀的制度，上奏說應當采用四十四拜的禮節，皇帝表示贊賞，奏言記在《禮志》中。祭完，賜給張行信寶券二萬貫、彩錦十端，并對他說：“太廟拜禮，我原想依照世宗時的實行的，您所進的奏章，詳細敘述了各室宣讀祭文的情況，十分有理。如果不是你進言，我差點失禮了，所以特別獎賞你。從今以后，各事更應當盡心。”當年十二月，張行信因父親張日韋去世而離職。
興定元年(1217)三月，起任恢復舊職，代理參知政事。六月，正式拜任參知政事。當時高琪當丞相，專權用事，恨那些不依附他的人。衣冠士人動則遭他侮辱，唯獨張行信多次引用舊制盡力反對他的胡作非為。適值宋兵入侵邊境，朝廷商議派使者前去詳問原因。高琪等人認為是有失體面的事情，唯獨張行信上奏疏說：“如今有人認為派使者不合適，我十分疑惑。評議人的理由不過是說：‘派使者就是先表示軟弱，對方或者不回話，或者回話了卻不遜，這樣就更加喪失國家的體面。’我獨不以為然。對方乘我方有機可乘前來挑釁，幾次大肆入侵擄掠，邊臣用兵打退了以后又重來，我方作為大國不以言辭責問而用兵對抗，難道就不是示弱嗎？至于責問之后不回報，或回報卻出言不遜，理屈就在于對方，對我有何損害？過去在大定初年，對方曾經不肯順從，世宗雖然派遣丞相烏者到汴京設立行省，實際上又命令元帥撒合輦先以言辭責問，對方便表示伏罪。后來宋國國君奪去國書，朝廷又準備派兵問罪，丞相婁室獨自認為不行，當刑部尚書梁肅奉命前去時，不久對方也就屈服了。在章宗時期，是最為猖狂的，尚且先以理責問然后用兵。可見派使者詳問正是國家的慣例，有什么失國體可言？況且目前國家多難，戍兵為時已久，不想法讓他們休息，怎么取得民力？我是一個書生沒有什么高明的辦法，但辦事應當珍惜機會，不敢不竭力陳述自己愚暗的想法，請陛下明察。”皇帝又讓尚書省商議，高琪等奏道：“張行信所說，固然是遵循舊例，但今天的事情和過去不同。”皇帝下詔讓暫時等一下。后來，高汝礪也上奏說先派使者不合適，這個動議便停止了，高汝礪的話記在《汝礪傳》中。
當時監察御史多被判罪，張行信便上奏道“：大定年間，監察御史有罪大抵收取贖罪費，或者奪去俸祿，重的降任外地職務而已，偶爾有被判決的也是有其他原因才這樣。當時的輔政大臣程輝已經當面爭議認為是不適當的。朝廷又有旨意，監察的職務主要是彈劾官員，看他們是否守法，并非凡失察的都是這樣。近來也不問事情的大小、情節的輕重，一概判決，認為是大定以來的規矩，先朝的明訓，太過分了。”于是，詔令尚書省重新確定監察的罪名制度。
史館編修《章宗實錄》，尚書省奏道：“舊規定，凡修史，宰相和輔政大臣都參預。但由女真和漢人各出一人。崇慶年間，既由參知政事梁王堂兼管，又讓翰林承旨張行簡同管，這是因為張行簡家學相傳，多有考據。如今修《章宗實錄》，左丞高汝礪已充當兼修官，應當讓參知政事張行信同修，如同張行簡的時候一樣。”皇帝批準。
二年二月，出任彰化軍節度使，兼涇州管內觀察使，皇帝對他說：“當初，我因為朝臣們大多稱贊你的才能，因此讓你參預機要大事。可是你在朝廷商議時，總是不按正道，亂提異議，很不合為相之道。又聽說你近來不把正經事情放在心上，莫非是想分裂土地的緣故嗎？如今任命你這個職務，你應當知道原因。”起初，皇族的合周逃避敵軍不敢出擊，并且假稱是秘密收到朝廷的旨意，被逮捕入獄以罪該殺。眾皇族都上奏章表示不同意見，并請求赦免，但皇帝不從，高琪認為自古以來犯了法沒有因哀告而免除的。張行信卻說“：事不論古或今。不過合周平時一向忠孝，也許可以寬免他。”又因當時張行信的族弟張行貞居住在山東，接受了紅襖賊的任命，樞密院收到宋國來書，其中有牽涉到張行信的事情，所以讓他離開朝廷。張行信的兒子張莒，當時任尚書省令史，朝廷也讓另行任用。
起初，張行信進言說：“依今日的法令，官員犯罪，多依照法律判決。我見大定年間世宗下旨，官員犯有故意違反圣旨的罪，徒刑、杖責并判決。可是在以后的三十多年間，有關部門定罪，都不曾引用，這也不是經久而成慣例之事，請詳加論定。”張行信離開朝廷以后，皇帝將這份奏章交給尚書省。這時，宰輔們上奏說“：從今以后，凡因違犯所奏條款所指明各項規定的，應當判為違背皇帝圣旨罪的，他們判徒刑年限，責打的次數可允許贖罪。特別送去了詔令圣旨而故意違背的，依照大定年間的條例執行。”皇帝批示同意。張行信離開朝廷不久，皇帝曾經對宰臣們說“：自從張行信被降職之后，你們便閉口不說話了，這極不應該。張行信的事情，你們都是很清楚的，哪里是因為進言的緣故？從今以后應當言無不盡，不要有所畏忌。”
張行信剛到涇州，立即上書說：“馬匹是軍隊的根本，如今戰事不止，馬匹不可延緩辦理。我自到涇州，聽說陜西的豪強大都去河州買馬，轉賣到內地，獲利百倍。當見到省里派去的買馬官平涼府判官烏古論桓端到洮州買馬時，用百鋌的銀子買到近千匹馬，他說在生羌、木波各部，蕃族人家養了許多馬。以前由于派去的官員或者故意壓價，或者仗勢搶奪，因而產生不和，而且常受到銀子少的限制，所以難以多得。又聽說蕃地今年秋收不好，需賣馬得銀買粟米。冬春之際肯定缺少食物，馬價很低，請讓有關方面運銀和粟米到洮、河等州，選派熟悉蕃邦情形，通達而能隨機應變的像桓端這樣的人去購買和交換。如果用銀萬兩，就可以得到良馬千匹，機不可失，請朝廷盡快考慮。”
他又說：“近來沿邊的將士們立功，朝廷派使者前去宣旨，賜給官爵，他們無不感激皇恩，愿出死力報國，這也是激勵他們的好方法。可是，他們贈送使者的或者馬匹，或是金錢，成為慣例了，這是我所不能理解的。大定年間，曾經制定送給宣讀圣旨的使者禮品時，凡五品以上官員都有規定的數目，后來竟然廢止了。何況目前時局和過去不同，而那些受封為六品以下以及只是散官的人也免不了送禮，有的沒法備辦禮物，便向部下收取來應付，甚至有人因此犯了罪。那些將士們拼命立功，朝廷剛給予賞賜官爵，而他們又要因送禮物而發愁，這哪里是朝廷的本意？請令有關方面依照大定年間規定，參考目前時局，明確規定數目一律等同，讓他們收受之間有限度，這樣無傷大體，而上下齊美了！”
又說：“近來聽說保舉縣令，特別增加他們的俸祿，這也是朝廷對民眾的善意。然而從潼關以西，至今還沒有到任的，遠方的民眾不能總是沒有指望，難道是舉薦的人數少，因而不足嗎？請詔令內外官員，增大選舉范圍，以補其缺，讓天下人都得到好處。況且縣丞、主簿、縣尉也都是接近民眾之官，卻獨不增加俸祿，他們既然不夠自給自足，又怎么能禁止他們侵占和牟利呢？有人認為國家經費正緊張，不應當亂花錢，這是很不對的。給官吏俸祿豐厚，正是要讓他們不侵擾民眾，民眾安寧國家就安定，怎么是亂花錢？假如能夠裁減那些機構中無事無用的官員，不養那些毫無用處的人，又何必擔心費用不足？如今一個人當兵，全家都由國家供給，軍人死亡后，又供給他的子弟，以激勵軍心，為國盡力。至于沒有男丁的家庭，他們的妻子和女兒仍然供給，這是什么原因？自從皇帝車駕南巡以來，已負擔幾年了，都張著嘴等吃飯，農民就要受困。國家時常擔心存糧不足，這也是因為贍養這些老幼幾千萬人，多人求食，白費的金錢也正在于此。如果立即停止供應，恐怕流離失所，但應當規定時間，讓他們各自想辦法，到規定期限便停止供應，他們又有什么可說。”皇帝大多采納他的意見。
元光元年(1222)正月，升為保大軍節度使，兼任..州管內觀察使。二月，改任靜難軍節度使，兼..州管內觀察使。不久，告退離職。哀宗即位，召用舊官員，起用他為尚書左丞，他奏事已略不如以前那樣，名望也有所降低。不久，又請求退休回家，日常只是抄書教給子孫們，并在汴城東面修建園林，建一座亭子稱為“靜隱亭”，他時常跟侯摯等人在里面游覽吟詠。正大八年(1231)二月乙丑，死于嵩山的崇福宮，當年六十九歲。他初次游覽嵩山時，曾經說：“我多想主管這座山！”果然死在這里。
張行信為人品德純正直率，不喜歡粉飾自己，雖然兩次擔任丞相，卻依然像沒有當官一樣。他遇事敢于發表意見，無所畏懼和避諱，每次在皇帝面前奏事時，別人都替他捏一把汗，而張行信坦然自若。他去世時，即使是平日非常嫉妒他的人，也在說一個正派人去世了。初到汴京，他父親以御史大夫之職退休時身體還很健康，他的哥哥張行簡任翰林學士承旨，張行信任禮部尚書，各子侄當中許多人中進士當了官，這是當世所未有過的情況。
脫脫
脫脫（1314年－1355年），亦作托克托、脫脫帖木兒，蔑里乞氏，字大用，蒙古族蔑兒乞人，元朝末年政治家、軍事家。元朝元統二年（1334年），任同知宣政院事，遷中政使、同知樞密院事、御史大夫、中書右丞相。至元六年（1340年）農歷十月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大改伯顏舊政，復科舉取士。至正十一年（1351年）修黃河民工起義，鎮壓抗元紅巾軍。于至正十五年（1355年），革職流放云南，后被中書平章政事哈麻假傳元惠宗詔令自盡。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昭雪復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