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風偏枯治法芻議
近代：鄒孟城
古稱風、癆、臌、膈為四大難癥，而中風居其首焉。可見中風一病自古以來即難治療，歷代醫家無不究心于斯癥。唐宋以前，每以“內虛邪中”立論，多主外風學說，及至金元，則內風之論出而醫家多宗之。其問劉河問主“心火暴盛，”李東垣倡“正氣自虛”，朱丹溪持“濕痰生熱”。而明·張景岳又作“非風”之說，以內虛積損立論，而明·李中梓，則將卒中分為閉、脫二證。
時至清代，溫病大家葉天士經過深入之理論研究及長期臨床觀察，闡明中風之病因病機為“精血耗損，水不涵木”而致“肝陽偏亢，內風時起。”并創用“滋液熄風，補陰潛陽”治法，開養陰柔肝、清熱熄風以治本病之先河。
中風患者經治療后病勢漸衰，正氣稍復，危象已解而后遺肢體不遂，舌強語蹇，筋脈拘急或弛縱不收等癥者，看似漸趨向愈，實則漸成頑疾。當此之時，務宜不失時機，速投對證恰當之藥，則多能緩緩康復，若仍失治、誤治，則難免抱疾終生，病愈無日矣。是故醫家于斯時之決策，對患者之預后，至關重要，治療之或成或敗全系于斯。
中風偏癱之治療法則，歷代名賢各有獨到之見解心得，且經千百年之實踐總結，已積累許多寶貴經驗。其中余深契于胡念庵與葉天士兩位昔賢之說。胡念庵在《醫家心法》評語中曰：“其大要和其陰陽，調其氣血，或有兼證，隨所現而治之，或溫，或清，或補，或散，以無失其宜為貴。”而清代溫病大家葉天士則以“益氣血、清痰火、通經絡”為大法。胡葉二賢之論，認識相近，議論平允，可為治療斯癥之準繩。
世傳高效驗方，以《醫學衷中參西錄》之鎮肝熄風湯及《醫林改錯》之補陽還五湯最為著名。前者用治陰虛陽亢，氣逆火升之證，于此姑置不論。
清代王清任著《醫林改錯》，專主氣虛血瘀立說，立補陽還五湯以治偏枯。此方一出后世醫家靡不樂從。殊不知偏癱一癥之病因病機常常錯綜復雜，固不可用一方統治偏癱之病。仍宜辨證求因，審因論治。再就補陽還五湯本身而論，方中黃芪用量特重，黃芪有補氣升陽之功。而內虛暗風之人，多由肝陽肝火為其主因，又常兼肝腎虧損，或有痰熱內戀。若營衛空疏者，易兼外風襲人。雖中風以后，多數患者陽升火逆之勢漸減，但一經引動則死灰易于復燃。所慮黃芪大劑服用，其溫燥之性易傷肝腎之陰。其補氣而兼升陽之能，易助肝陽亢逆之勢，或致木火升騰。其氣盛而不疏易使痰熱阻滯。故補陽還五湯并不適用所有中風后遺癥病人。此方之適應證候惟以氣虛為主而稍兼血絡瘀阻者。
若氣虛而兼痰熱，宜佐消痰清熱；氣虛而火盛，宜參降火泄熱；惟氣虛而兼肝腎虧損者，不可早投滋膩血藥，蓋卒仆大勢雖衰，而五臟六腑，經絡隧道，陰陽氣血及四肢百骸之功能，尚在復蘇之初，其力甚微，而于氣虛之人尤然。若滋膩浪投，則扼其生生之氣，難免不致夭傷也。必待元氣漸充，中土消導運化之力已能勝任，始可漸漸加入。若其證不以氣虛為主，而是肝腎虧損，或肝陽上亢，或痰熱內戀等證型者，則不在此例。
余于臨證問，細察病者之脈證，氣虛者委實不少，而血虛，陰虛，確有所遜，是以知王清任之偏重補氣立論，自有臨床依據。然氣虛之中偏于中氣虛而兼痰滯熱郁者居多，故明代孫文垣于其醫案中屢用六君子湯或四君子湯加減化裁，而競全功。
基于上述認識，余自制偏枯健全湯，以治中風偏癱中氣虛而兼痰熱、風邪阻絡者，方中重用黨參以建中氣而健脾胃，脾胃健運則痰濁易化。茯苓、橘紅、膽星、竹瀝以化痰通絡。遠志、菖蒲開心氣之凝而出音聲。秦艽、防風祛經絡之風而達四肢。鉤藤專清厥陰風木，潛其陽氣。紅花獨理血液之滯，助熄風邪。甘草調和諸藥。方中諸藥均有職司，惟有石斛一味，似屬多余。尤在涇曰：“類中風者，風自內生，肝臟之厥氣也。肝之生氣暴而病速，肝氣既厥，諸氣從之。諸液又從之。諸氣化火，諸液化痰，輻湊上焦，流澀經絡，如風雨之驟至，如潮汐之驟涌不可當也。”尤氏明確指出此證生于肝氣暴厥，氣升火逆，聚液成痰，阻滯經絡隧道之間。液既凝而為痰，其液必傷，臟腑經絡自然燥澀。津液能滲灌諸竅及關節，具滑利濡潤之功，氣血乏津液之潤滑，必礙于運行。若津液不充，欲其肢體之速愈實為不能。又津液參與人體精液及
血液之化生，精血枯涸，欲其豐腴肌體并使運動自如者，亦不可思議!是以方中必加養陰生津之品。然患者元氣衰頹，脾胃不健，而投以滋膩，易致藥傷。惟石斛凜清虛純潔之質，無有此弊。且胃為津液之海，胃津足則五臟六腑皆得其灌溉流益。又腎為水臟而主精，腎精充則生生之機運行不息。石斛入胃生津，入腎滋液，無有過其右者，故獨選石斛入于方中。
至于秦艽、防風兩味祛風之品似屬不輕，真中風為外風乘虛襲入機體，固當祛風之法。而類中風為風自內生，多為肝腎陰虧，厥陽化風，治當涵育滋填，潛鎮攝納，何得亦用風藥?徐靈胎曰：“凡古圣定病之名，必指其實。名曰中風則其為病屬風可知。既為風病，則主病之方必以治風為本，故仲景候氏黑散、風引湯、防己地黃湯及唐人大小續命湯，皆多風藥而因證增減。蓋以風人經絡，則內風與外風相煽，以致痰火一時壅塞，惟宜先驅其風，續清痰火。而后調其氣血，則經脈可以漸通。”徐氏之法為分段治療，層次分明可師可法。而余則將祛風、消痰、清熱、益氣之品雜于一方，以求簡易。
附：偏枯健全湯方
黨參9～24g 茯苓9g 橘紅6g 膽南星4～9g 炙遠志6～9g 石菖蒲3～6g 鉤藤15～30g 秦艽9～15g 石斛9～15g 防風6～9g 紅花3～4．5g 炙草1．5～3g 鮮竹瀝l～2支(沖服)
記憶口訣：偏枯健全湯，苓橘南星黨，菖遠鉤艽斛，瀝草紅花防。
此方使用時，視患者之病狀，隨證加減之可也。
下附驗案兩則以就正于讀者諸君。
例一 金某，男，退休工人。夙有高血壓病，于1971年11月突然中風，送至某區中心醫院搶救，繼發嘔血，屢經救治，始脫危險。歷四閱月，方得出院。后邀余診治，診見半身不遂，上下肢痙攣強直，稍稍活動關節，則劇痛不可忍，言語蹇澀不清，自覺頭腦脹熱。脈澀滯，舌淡紅，苔則厚膩。顯然類中風后遺癥。中風之治法已如上述，丹溪主乎痰，河間主乎熱，東垣主虛，而王清任則主氣虛血瘀。就金某脈癥而論，良由肝陽素亢，內風暗動，痰濕中阻，絡道痹窒，致左右兩半身之氣血運行違其常度而然。當先行化痰祛風，用膽星、半夏、貝母、茯苓、竹瀝、橘紅、秦艽、防風、地龍、烏梢蛇等出入為方，送服大活絡丸。服至1972年春，漸漸言語清朗，患側手腳亦稍能活動，可由家人扶掖之而躑躅于室內，至初夏，則可策杖緩行，慢步于街頭巷尾矣雖左手痙攣之狀未易全除，而精神飲食均覺健旺。
例二 上海某手表廠干部王某，宿有高血壓病史，1984年年屆半百，春間于無錫出差突患腦溢血，經無錫市第一人民醫院搶救脫險，后遺言語蹇澀及半身不遂。返滬后邀余診視。患者身材不高而形軀敦實，見證右側手足不能運動，有輕微抽掣疼痛，關節弛緩而不強直，足部內翻。面紅色赤，言語不甚清晰，二便自調，胃納正常。脈小滑，舌質淡紅，舌苔薄白。據上述脈證分析，此證屬肝陽挾痰上亢，乘春令木氣生發之勢，陽升過極而致卒中。經治后雖血止神清，危象已除，然元氣暗損，經絡空疏，痰瘀乘機流入，膠滯不解，致使隧道瘀塞，氣血難以運行，遂成偏枯之象。治擬益氣、化痰、通絡法。內服方以“偏枯健全湯”為主方：
黨參24g 茯苓9g 橘紅6g 膽星9g 炙遠志9g 石菖蒲9g 鉤藤30g (后入)秦艽15g 石斛15g 紅花3g 鮮竹瀝1支(沖入)炙草3g
上藥每日服一帖，每隔七日復診一次，以察脈證之變化，病情之進退而調整用藥，同時給予針刺。取穴以通調血脈、活利關節、平衡陰陽氣血為主旨。上肢所用主穴：肩髑、曲池、合谷、陽池。
下肢所用主穴：環跳、居髂、風市、陽陵泉、足三里、懸鐘、丘墟、解溪。
另取廉泉，一穴二針。進針1．5～2寸深，以利其言語。
針藥并進。兩周后可在室內緩行，言語較清，兩月后已可自理生活，上街散步；四個月后上班復工，直至退休。至今十有余年矣，一向健康安適。
關于此病調理之法，老中醫夏宇仁先生，生前為余之忘年交也。曾對余曰：其友周某之母，年五十余，中風半身不遂，治之病雖愈，而患肢酸麻乏力，恒不從心。每至秋冬之交，周親去鄉間采掘全棵枸杞數十株，洗凈陰干，連根莖葉花子，一起碾末蜜丸，每日以開水送服數克，如此終年不斷，服年余后，肢麻乏力、關節酸軟之象均失。服三、四年精神倍壯，服之十余年，已在古稀之外，卻如五、六十歲之人，可謂得其功效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