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二十三
食貨四
△鹽法
清之鹽法，大率因明制而損益之。蒙古、新疆多產鹽地，而內地十一區，尤有裨國計。十一區者：曰長蘆，曰奉天，曰山東，曰兩淮，曰浙江，曰福建，曰廣東，曰四川，曰云南，曰河東，曰陜甘。
長蘆舊有二十場，后裁為八，行銷直隸、河南兩省。奉天舊有二十場，后分為九，及日本據金川灘地，乃存八場，行銷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山東舊有十九場，后裁為八，行銷山東、河南、江蘇、安徽四省。兩淮舊有三十場，后裁為二十三，行銷江蘇、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六省。浙江三十二場，其地分隸浙江、江蘇，行銷浙江、江蘇、安徽、江西四省。福建十六場，行銷福建、浙江兩省。其在臺灣者，尚有五場，行銷本府，后入於日本。廣東二十七場，行銷廣東、廣西、福建、江西、湖南、云南、貴州七省。四川鹽井產旺者，凡州縣二十四，行銷西藏及四川、湖南、湖北、貴州、云南、甘肅六省。云南鹽井最著者二十六，行銷本省。河東鹽池分東、中、西三場，行銷山西、河南、陜西三省。陜甘鹽池最著者，曰花馬大池，在甘肅靈州，行銷陜西、甘肅兩省。
長蘆、奉天、山東、兩淮、浙江、福建、廣東之鹽出於海，四川、云南出於井，河東、陜甘出於池。其制法，海鹽有煎、有曬，池鹽皆曬，井鹽皆煎。論質味，則海鹽為佳，池鹽、井鹽次之。海鹽之中，灘曬為佳，板曬次之，煎又次之。論成本，則曬為輕，煎之用蕩草者次之，煤火又次之，木則工本愈重。此其大較也。
初，鹽政屬戶部山東司。宣統二年，乃命戶部尚書兼任督辦鹽政大臣，外遣御史巡視。后裁歸總督、巡撫管理。其專司曰都轉運使司。無運司各省，或以鹽法道、鹽糧道、驛鹽道、茶鹽道兼理。
其行鹽法有七：曰官督商銷，曰官運商銷，曰商運商銷，曰商運民銷，曰民運民銷，曰官督民銷，惟官督商銷行之為廣且久。凡商有二：曰場商，主收鹽；曰運商，主行鹽。其總攬之者曰總商，主散商納課。后多剝削侵蝕之弊，康熙、乾隆間，革之而未能去。惟兩淮以道光時陶澍變法，奏除引目，由戶部寶泉局鑄銅板印刷。順治三年，以淮、浙領引距京遠，設都理引務官駐揚州，至七年裁。十五年，發引於運司，尋命運司仍委員赴部關領，票亦領於部。
商人之購鹽也，必請運司支單，亦曰照單，曰限單，曰皮票，持此購於場。得鹽則貯之官地，奉天謂之倉，長蘆謂之坨。未檢查者曰生鹽，已檢查者為熟鹽，熟鹽乃可發售。兩淮總棧始由商主，后改官棧。四川以行銷黔、滇者為邊岸，本省及湖北為計岸，潼川州為潼岸。河東總岸立於咸豐初。其行陜西者，以三河口為之匯。行河南者，以會興鎮為之匯。山西則蒲、解，於安邑運城立岸，而澤、潞等處亦分立焉。
大抵暢岸外有滯地，或展限，或減引，或停運，或用并引附銷、統銷、融銷諸法。并引附銷者，將積鹽附入，三引銷一引。又納引半之課行一引之鹽，納三引之課行二引之鹽是也。統銷者，將積引統毀，其正雜錢糧令商人分年完繳。融銷者，以暢岸濟滯地是也。
凡引有大引，沿於明，多者二千數百斤。小引者，就明所行引剖一為二，或至十。有正引、改引、馀引、綱引、食引、陸引、水引。浙江於綱引外，又有肩引、住引。其引與票之分，引商有專賣域，謂之引地。當始認時費不貲，故承為世業，謂之引窩。后或售與承運者。買單謂之窩單，價謂之窩價。道光十年，陶澍在兩淮，以其抬價，奏請每引限給一錢二分，旋禁止。票無定域而亦有價。當道光、咸豐間，兩淮每張僅銀五百兩。后官商競買，逮光緒間，至萬金以上。又引因引地廣狹大小而定售額，票則同一行鹽地，售額亦同。嘉慶以前，引多票少，后乃引少票多，蓋法以時變如此。
若夫歲入，道光以前，惟有鹽課。及咸豐軍興，復創鹽釐。鹽課分二類：曰場課，曰引課。場課有灘課、灶課、鍋課、井課之分。長蘆有邊布，福建有坵折。邊布者，明時灶戶按丁徵鹽，商人納粟於邊，給銀報支，是謂邊鹽。其有場遠鹽無商支，令八百斤折交布三丈二尺。后改徵銀三錢，是謂布鹽。灶課向分地、丁為二。但丁不盡有地。雍正間，用長蘆巡鹽御史鄭禪寶言，將丁銀攤入於地徵收，由是各省如所奏行，然長蘆邊布之名猶仍舊。坵折者，鹽田所納錢糧，謂之折價。程所納錢糧，謂之鹽坵。其供應內府及京師、盛京各衙門之鹽，康熙中悉裁，祗供內府、光祿寺二十萬斤，折銀解部充納。引課有正課、包課、雜課。鹽釐分出境稅、入境稅、落地稅。逮乎末造，加價之法興，於是鹽稅所入與田賦國稅相埒。是以順治初行鹽百七十萬引，徵課銀五十六萬兩有奇。其后統一區夏，引日加而課亦日盛。乾隆十八年，計七百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一兩有奇。嘉慶五年，六百八萬一千五百一十七兩有奇。道光二十七年，七百五十萬二千五百七十九兩有奇。光緒末，合課釐計共二千四百萬有奇。宣統三年，度支部豫算，鹽課歲入約四千五百萬有奇。蓋稅以時增又如此。
順治二年，諭各運司，鹽自六月一日起，俱照前朝會計錄原額徵收。旋蠲免明末新餉、練餉及雜項加派等銀。十六年，戶部議準各商鹽船用火烙記船頭，不許濫行封捉，其過關祗納船料，如借端苛求，以枉法論。十七年，用兩淮巡鹽御史李贊元言，回空糧艘禁緝夾帶私鹽。康熙九年，兩淮巡鹽御史席特納、徐旭齡言：“兩淮積弊六大苦：一，輸納之苦；一，過橋之苦；一，過所之苦；一，開江之苦；一，關津之苦；一，口岸之苦。總計六者，歲費各數萬斤，應請革除。又掣摯三大弊：一，加鉈之弊；一，坐斤之弊；一，做斤改斤之弊。此三弊者，惟有嚴禁斤重一法，乞交部酌議。”定例，凡橋所掣摯，溢斤割沒，少者三四斤，多者七八斤，不得逾額。如夾帶過多，掣官虛填太重者，商則計引科罪，官則計斤坐贓，庶掣摯公而國法信。上命勒石嚴禁，立於橋所及經過關津口岸。席特納又陳：“自康熙七年，鹽臣差遣稍遲，前任鹽差於徵完本年課銀外，又重徵新鹽。鹽尚未賣一引，而課已徵至二十馀萬。此種金錢，追呼無措，非重利借債，即典鬻赴比，應請停止。”如所請行。十六年，用戶科給事中余國柱言，命將商鹽掣驗每引加二十五斤，加課二錢五分，永遠革除，著為例。二十年，命革除三藩橫徵鹽課。
自滇、黔告變，所在揭竿蜂起，鹽無行銷地，商皆裹足不前，至亦榛墟彌望，無所得售。計臣以軍需所恃，督餉之檄，急如星火，商於是大困。時天下鹽課兩淮最多，困亦最甚，賴巡鹽御史劉錫、魏雙鳳多方撫恤，輸納忘疲。至是海內殷富，淮南寧國、太平、池州等府，及兩浙、山東、廣東、福建，先后增引，利獲三倍。不特額外照舊行銷，且原先呈課銀，請將以前停引補還。四川經明季之亂，江、楚人民遷移其地，食鹽日多，請引數倍於昔；所開之井，為滇、黔資，水陸無滯。而福建、廣東、兩浙招徠灶丁，墾復鹽地、鹽坵，報部升課者不絕。又兩浙各場漲墾蕩地二萬二千七百馀畝，廣東各埠每斤加七十斤，江西南、贛二府鹽引，至三十六年，加斤配課亦如之。上以寰宇升平，免浙江加斤銀之半，共三萬一千三百八十馀萬。三十八年南巡，復諭各鹽差：“向因軍需，於正額外更納所私得贏馀，著將此項停罷。其兩淮鹽課，前曾加四十萬，著減其半。”四十三年，用江南總督阿山言，革除兩淮浮費數十萬，勒石永禁。五十六年，長廬巡鹽御史田文鏡請將山東所裁鹽引補足辦課，經部議準。上以加引增課無益，不許。
先是順治二年，世祖定巡視長蘆、兩淮、兩浙、河東鹽政，差監察御史各一，歲一更代。其山東鹽務歸長蘆兼管，陜西歸河東兼管。十年停，鹽務專責成運司。尋因運司權輕，仍命御史巡察。康熙十一年，復停巡鹽。明年，巡撫金世德以直隸事繁，請仍差御史。於是兩淮、兩浙、河東皆復舊制。既而兩廣、福建并設巡鹽御史。五十九年，仍交督撫管理。
時鹽課惟廣東、云南常缺額，因康熙初粵商由里下報充，三年一換，名為排商，故弊端百出。嗣將排商費萬馀兩入正課，舉報殷戶以充場埠各長商，而場商貲薄，不能盡數收買，致場多賣私。五十七年裁場商，由運庫籌帑本三十六萬，分交場員收買。且置艚船給水腳，運向東關潮橋，存倉候配。埠商配鹽，按包納價，獲有盈馀，名為場羨。其滷耗馀賸鹽斤，乃配引外多收馀鹽，發商行運。又有子鹽、京羨、馀鹽、羨銀等名。后馀鹽改引，將馀羨歸入正額，而粵鹽遂有辦羨之事。后粵商倒歇至五十馀埠，滇鹽由商認票辦運，而地無舟車，全恃人力，煎無煤草，全恃木柴，故運費工本皆重，而鹽課率以一分，又重於他省。富商棄之弗顧，強簽鄉人承充。及倒罷末由追繳，乃責里中按戶攤納。迨乾隆時，一蹶不振，遂令歷年督撫分償。
世宗初年，裁福建、浙江巡鹽御史。時上於鹽政頗加意。河東鹽池形低，屢為山水灌入，向例修墻筑堰，皆派蒲、解十三州縣之民應役。從巡鹽御史碩色言，歲撥銀六千兩，以三千作歲修，三千貯運庫備大修，民累始紓。又以鹽法莫急於緝私，但有場私、有商私、有梟私，而鄰私、官私為害尤鉅。欲緝場私，必恤灶而嚴其禁。故於雍正二年兩淮范堤決，沿海二十九場為潮淹，特發帑金以賑。五年，以淮商捐銀建鹽義倉積穀，諭更立數倉於近灶地，以備灶戶緩急之需。此政之在於恤灶者。
六年，江南總督范時繹言：“兩淮灶戶燒鹽，應令商人舉幹練者數人，并設灶長巡役，查核鹽數，輸入商垣，以杜私賣。”兩淮巡鹽御史戴音保言：“場灶燒鹽之具，深者盤，淺者钅敝，設有定數，而煎鹽以一晝夜為火伏，并巡查息火后私燒。近有灶戶私置鹽钅敝，火伏又不稽查，故多溢出之數。請飭鹽官申嚴舊法。至淮南曬掃，惟有商人收買配運，酌加引課。”均命著為例。此所以嚴其禁也。
欲緝商私，必恤商而嚴其禁。故二年兩淮各場，因災灶鹽不繼，商本倍增，從巡鹽御史噶爾泰言，令將本年成本之輕重，合遠近腳價，酌量時值買賣。至食鹽難銷處，值有綱地行銷不敷，亦準改撥。兵部尚書盧詢請加引免課，以期減價敵私，命長蘆、兩淮每引加五十斤，免納課銀。此政之在於恤商者。十一年，從江南總督尹繼善言，改設淮南巡道，督理揚州、通州等處鹽務，并於儀徵之青山頭立專營緝私。
其稽官私也，自明以來，膺鹽差者，回京例有呈獻，及上嚴禁，始各將所得報繳。獨福建八萬馀兩為總督滿保查出，於是裁撤鹽官，鹽商命各場由州縣監管。嗣廣東總督楊琳言：“地方官辦課，必委之家丁衙役，非設鋪分賣中飽，即發地里勒派。且恐貲本不足，挪動地丁錢糧。應將場商停設，發帑委官監收，埠商仍留運銷納課。”從之。
是時上於鹽官量重李衛。衛在浙江可稱者，莫如辦帑鹽。帑鹽者，由松江、臺州、溫州三府場鹽產旺，灶多漏私，衛請發帑銀八萬，交場員收買。復奏設玉環同知，使經理收鹽事，而舟山內港內洋、岱山附近之秀山長涂、平陽縣界之肥艚，均委官管理收發。崇明場鹽，令知縣主之。所收帑鹽，侭銷本處魚戶、蜇戶，漁鹽亦準引商、帑商運往他處銷售，各照科則納課外，輸經費銀一二三錢不等，除歸帑本經費，馀銀作為盈馀。由是私凈官暢，每年引不敷運，加領馀引十五萬。凡商運馀引，引輸租銀四分，所完課銀，與帑鹽盈馀，并案題報，年約銀十萬馀。
自上清釐鹽政，積弊如洗。然自裁革陋規，歸入正項，上又有“耗羨入正額，恐正額外復有耗羨，商何以堪”之諭，蓋已知其弊矣。十三年，署副都御史陳世倌言：“鹽課引有定額，斤有定數。按引辦課，未必果有奇贏，即獲微利，何妨留與商人，裕其貲本。乃近年多有以隨利歸公者，考其實乃陰勒商重出。故在官多一分之歸公，在商添一分之誅求，此商受其弊者也。又有以捐助題請者為急公，亦陰勒商總公派。及項無所出，非拖欠引綱，即暗增引斤，或高抬鹽價，此國與民并受其弊者也。請嗣后祗按引辦課，一切歸公捐助等名，應永遠停止。”上命莊親王議。尋覆如所請行。
時江西驛鹽道沈起元與江南總督趙宏恩書，亦言“昔年陋規，非皆收納，今以墨吏私贓作報部正款，在大員自無再收之理，而僚佐豈能別無交際？其為商累實甚”。后有聞於高宗者，乃將兩淮鹽政公費、運使薪水，及云南黑、白、瑯井規體銀蠲除。
初，世宗從宏恩言，命給貧民循環號籌，聽於四十斤內負販度日。至乾隆初元，戶部題準六十歲以上、十五歲以下及少壯有殘疾、婦女老而無依者，許於本縣報明，給印烙腰牌木籌，日赴場買鹽一次。既兩淮巡鹽御史尹會一、兩廣總督鄂彌達先后奏言：“奸民藉口貧苦，結黨販私，兩查兵役，未便概撤。”后以貧民過多，停牌鹽，每名日給錢十文至二十四文。
尋改浙江巡撫為總督，兼管鹽政，諭酌定增斤改引法，將杭、嘉、紹三所引鹽，照兩淮舊額，每引加五十斤，松所照溫、臺例，改票引九萬馀道，引給四百斤，均不加課，以期復舊。又諭裁云南贏馀，其價減至三兩以下，廣西仍減二釐，免徵兩廣鹽課每千斤馀平銀二十五兩。三年，改浙督仍為巡撫，兼管鹽政。六年，以淮南灶鹽暑月多耗，命五六月每引加耗十五斤，七八月遞減五斤。至十三年，淮北亦仿行。又命兩淮於定額外，每引加給十斤。
十六年，以省方所至，諭兩淮綱鹽食鹽於定額外每引加十斤。先是雍正初，因長蘆積欠甚多，每引加五十斤。嗣經部覆按所加斤折中核算，年應增課銀八萬六千馀兩。高宗念商力艱難，命減半納課。二十八年，裁運商支應。以云南巡撫劉藻言，加給黑、白兩井薪本銀。四十二年，以河東鹽斤陸運虧折，命每斤加耗五斤。時價平銷速，兩淮請豫提下綱之引，歲入至五六百萬。惟乘輿屢次游巡，天津為首駐蹕地，蘆商供億浩繁，兩淮無論矣。
或遇軍需，各商報效之例，肇於雍正年，蘆商捐銀十萬兩。嗣乾隆中金川兩次用兵，西域蕩平，伊犁屯田，平定臺匪，后藏用兵，及嘉慶初川、楚之亂，淮、浙、蘆、東各商所捐，自數十萬、百萬以至八百萬，通計不下三千萬。其因他事捐輸，迄於光緒、宣統間，不可勝舉。鹽商時邀眷顧，或召對，或賜宴，賞賚渥厚，擬於大僚；而奢侈之習，亦由此而深。或有緩急，內府亦嘗貸出數百萬以資周轉。帑本外更取息銀，謂之帑利，年或百數十萬、數十萬、十數萬不等。商力因之疲乏，兩淮、河東尤甚。
五十一年，以兩淮歷四年未豫提，命江督查奏。尋請嗣后每間一綱豫提一次。上諭以正引暢銷為主，無庸拘定年限。厥后惟五十七年及嘉慶五年各行一次。且自三十三年因商人未繳提引馀息銀數逾十萬，命江蘇巡撫彰寶查辦，鹽政高恒、普福，運使盧見曾皆置重典，其款勒商追賠。至四十七、四十九兩年，乃先后豁免三百六十三萬二千七百兩有奇。后遇大經費，商人但藉輸將之數，分限完納，一二限后，率皆拖欠。
五十六年，江西巡撫姚棻奏：“建昌府界連閩省，路徑較多，必添設緝私卡巡，始收實效。”上曰：“行鹽分界，必使民食不至舍近求遠、去賤就貴乃善。建昌既距福建為近，其價必輕，何以不就近行銷？若酌改鹽徵、鹽課移彼地輸納，非惟便民，即私販亦將不禁自止。”旋兩江總督覺羅長麟、湖廣總督畢沅等奏稱：“小民惟利是圖，往往得寸思尺。如建昌劃歸閩省，則私販即可越至撫州，於全局所關不細。”乃命仍舊。既長麟奏請建昌設總店，屬縣設子店，分銷課引，依閩省時價斤減二文以敵私，更於各要隘分巡嚴緝。得旨速行。
河東自十年眾神保就現行賤價，定為長額，而商始困。后池鹽收歉，借配蘆、蒙、花馬池各鹽，又開運城西六十里之小池。時民食缺少，商倒無人承充，乃令退商舉報短商，五年更換，富戶因受累多規避。四十七年，巡撫農起奏準，仍定為長商，引地分三等配勻，復請加價二釐，試行三年再覈定。嗣經部議駁，得旨允行。久之，力仍竭蹶。五十六年，命馮光熊巡撫山西，調甘肅布政使蔣兆奎為山西布政使。初，兆奎以河東運使入覲，帝問辦潞鹽之策，以課歸地丁對。及光熊入京，命與軍機大臣議之。未定，而山西署巡撫布政使鄭源鹴疏至，力言不便。上曰：“課歸地丁，朕早慮及地方官曾受鹽規，必持異議。今鄭源鹴果然。伊調任河南，河南亦有行銷河東引地。倘從中阻撓，從重治罪。”八月，光熊言：“河東鹽務積疲，惟有課歸地丁，聽民自運。既無官課雜費，又無兵役盤詰及關津阻留，未有不前者。請自乾隆五十七年始，凡山西、陜西、河南課額，在於三省引地百七十二屬地丁項下攤徵。”於是山西攤二十八萬一千一百二兩、陜西攤十四萬六千三十七兩、河南攤八萬六千六百三十三兩各有奇，并議章程十：一，課銀各解本省藩庫，雖遇蠲免地丁之年，不得蠲免；一，部引停領，免納紙朱銀；一，無許地方官私收稅錢；一，鹽政運使以下各官俱裁汰；一，移河東道駐運城，總管三場；一，鹽池照舊歲修；一，三場仍立官秤牙行；一，課項內有并馀積馀等銀，應分別攤免；一，運阜運儲二倉穀石，應分別歸并存借；一，鹽政應支各款，各就近省藩庫動支。從之。五十七年，上幸五臺，光熊、兆奎奏言，自弛鹽禁，民無攤課之苦，有食賤之利。而陜西巡撫秦宗恩、河南巡撫穆和藺亦以鹽充價減聞。上甚悅。甘肅鹽課，雍正元年嘗攤入地丁，九年復招商，至是仍行前法。而陜西漢中、延安二府及鄜州各屬之食花馬池鹽者，亦一并攤入地丁焉。
嘉慶四年，命停各省鹽政中秋節貢物。五年，以云南課額常虧，從巡撫初彭齡言，改為灶煎灶賣，民運民銷。其法無論商民，皆許領票。運鹽不拘何井，銷鹽不拘何地，完課后聽其所之。就諸井現煎實數，將定額勻算攤徵，有馀作為溢課，侭徵侭解。所有放票收課事宜，即歸井員經理。至八年，著為定章。十年，諭兩淮鹽每引加十斤，不入成本，以補虧折。先是蒙古阿拉善王有吉蘭泰鹽池，向聽民販於托克托城辦鹽，分銷山西食土鹽各地，不準運赴下游。其后稽察漸懈，竟順流而下，不獨池鹽為所占，且侵及長蘆、兩淮。十四年，陜甘總督那彥成奏辦奸民出販，請飭阿拉善王將所留漢、回奸民獻出。王懼，獻鹽池，命將其歲入銀八千兩如數賞給。尋戶部侍郎英和同山西、陜甘督撫會奏：“潞商賠累，緣以賤價定為常額。請照乾隆十年以前例，按本科價。其吉蘭泰池，潞商力難兼顧，請另招他商。”十五年，以新商虧課，改官運。工部侍郎阮元言：“官運不難，難於官銷。若虧課額，勢必委之州縣，非虧挪倉庫，即勒派閭閻，是能銷之弊更甚於不銷。”於是部議吉蘭泰引，請飭還阿拉善王，賞項停給。原定額引，改為潞鹽，馀引名吉蘭泰活引。
兩廣自康熙時發帑收鹽，運銷后乃收課。乾隆五十三年，總督孫士毅以商欠積至六十九萬八千馀兩，請停發帑本，令各出己貲，在省河設局經理。五十四年，新任總督福康安會同士毅籌定章程，并兩粵百五十埠為一局，舉十人為局商，外分子櫃六，責成局商按定額參以銷地難易，運配各櫃，所有原設埠地，悉募運商，聽各就近赴局及各櫃領銷，交課后發鹽二十九埠如舊。所謂改埠歸綱也。行之二十馀年，局商以無應銷之埠，歧視埠商。其始準局商捆運馀鹽，彌補帑息。嗣乃不問正引完否，貪銷馀鹽，反礙正引。疲埠欠餉，輒用鹽本墊解，久之虧益鉅，雖局商認完后，埠商仍按引捐輸，而此十人者已物故，家產蕩然矣。嘉慶十一年，總督蔣攸銛以聞，乃裁局商，改公局為公所。擇埠商六人經理六櫃事，各有埠地，自顧己貲，不至濫用。且定三年更換，以免把持，謂之改綱歸所。二十五年，命停兩淮玉貢折價銀。
道光元年，兩江總督孫玉庭言，淮鹽至楚岸，本無封輪之例，鹽政全德始行之，請散賣為便。湖廣總督陳若霖奏稱積鹽尚多，若全開售，恐疏銷不及，鹽行水販壓價賒欠。諭俟積鹽售畢，再隨到隨賣。二年，兩淮巡鹽御史曾燠奏稱輪規散后，爭先跌價搶售，有虧商本。玉庭奏無其事。若霖言本年較前實溢銷二十六萬馀引。於是定議開輪。既，湖廣總督李鴻寶又言搶售難免，八年復封輪。
時兩淮私梟日眾，鹽務亦日壞。其在兩淮，歲應行綱鹽百六十馀萬引。及十年，淮南僅銷五十萬引，虧歷年課銀五千七百萬。淮北銷二萬引，虧銀六百萬。上召攸銛還京，以江蘇巡撫陶澍代之。尋遣戶部尚書王鼎、侍郎寶興往查。澍奏言：“其弊一由成本積漸成多，一由藉官行私過甚。惟有大減浮費，節止流攤，聽商散售，庶銷暢價平，私鹽自靖。”命裁巡鹽御史，歸總督管理。自九年后，御史王贈芳、侍講學士顧｛純｝、光祿卿梁中靖皆請就場定稅，太仆少卿卓秉恬又請仿王守仁贛關立廠抽稅法。下澍議。澍商於運使俞德淵，以為難行。遂覆稱：“課歸場灶有三難。一由灶丁起課。淮南煎鹽以钅敝，淮北曬鹽以池，約徵銀百馀兩。灶皆貧民，若先課后鹽，則力未逮；先鹽后課，設遇產歉，必課宕丁逃。此灶丁起課之難行也。一由垣商納課。寓散於整，較為扼要。惟灶以己業而聽命商人，情必不原。況商惟利是視，秤收則勒以重斤，借貸則要以重息。灶不樂以鹽歸垣，商亦必無資完課。此垣商納課之亦難行也。一由場官收買。就各場產鹽引額攤定課額照納，似亦核實。無如淮課為數甚鉅，豈微員所能任？若聽其侭收侭解，難保不匿報侵欺。此場官收稅之亦難行也。”又言：“鹽在場灶，每斤僅值錢一二文，若就而收稅，則價隨課長，爭其利者必多。海濱民灶雜處，掃煎至易，將比戶皆私，課且更絀。至設場抽稅，或可試行一隅。若各省豈皆有隘可守？漏私必比場灶為甚。總之無官無私，必須無課無稅。業經有課有稅，即屬有官有私。如謂歸場灶或設鹽廠，即可化梟為良，恐未能也。”上韙之。
明年，澍周歷各場，擬行票鹽法於淮北，奏定章程十條。一，由運司刷印三聯票，一留為票根，一存分司，一給民販行運。立限到岸，不準票鹽相離及侵越到岸。二，每鹽四百斤為一引，合銀六錢四分，加以諸雜費，為一兩八錢八分。三，各州縣民販，由州縣給照赴場買鹽。其附近海州者，即在海州請領。四，於各場適中地立局廠，以便灶戶交鹽，民販納稅。五，民販買鹽出場，由卡員查驗，然后分赴指銷口岸。六，委員駐紥青口。七，嚴飭文武查拏匪棍。八，防河。九，定運商認銷法，以保暢岸。十，裁陋規。時窟穴鹽利之官胥吏舉囂然議其不便，澍不為動，委員領運倡導。既而人知其利，遠近輻輳，鹽船銜尾抵岸，為數十年中所未有。未及四月，請運之鹽，已逾三十萬引。是歲海州大災，饑民賴此轉移傭值，全活無算。是法成本既輕，鹽質純凈，而售價又賤，私販無利，皆改領票鹽。但所試行者，僅在湖運滯岸，皖之鳳陽、懷遠、鳳臺、靈壁、阜陽、潁上、亳州、太和、蒙城、英山、泗洲、盱眙、五河，豫之汝陽、正陽、上蔡、新蔡、西平、遂平、息縣、確山，與食岸在江蘇境之山陽、清河、桃源、邳州、睢寧、宿遷、贛榆、沭陽、安東、海州三十一州縣，而皖之壽州、定遠、霍山、霍丘、六安，豫之信陽、羅山、光州、光山、固始、商城十一州縣，皆昔所定為暢岸，尚仍舊法也。十三年，乃一律改票，惟前議科則較原額為減，復依原額引徵一兩五分一釐，益以各費，定銀二兩五分一釐，永不議加。於是所未改者，惟例由江運之桐城、舒城、無為、合肥、廬江、巢縣、滁州、來安，及由高郵湖運之天長九州縣，以地與淮南相錯，未宜招販，啟浸灌之端故也。
其立法在改道不改捆。蓋淮北舊額未嘗不輕，而由暢運至口岸，每引成本已達十馀兩，價不償本，故官不敵私。今票鹽不由槓壩淮所舊道，而改從王營減壩渡河入湖，且每包百斤，出場更不改捆，直抵口岸，除鹽價錢糧外，止加運費一兩，河湖船價一兩，每引五兩有奇，減於綱鹽大半。其江運數萬引亦仿此。自改章后，非特完課有贏無絀，兼疏場河、捐義廠、修考院，百廢俱興，蓋惟以輕課敵私，以暢銷溢額，故以一綱行兩綱之鹽，即以一綱收兩綱之課。時頗欲推行於淮南，不果。
及二十九年，湖北武昌塘角大火，燒鹽船四百馀號，損錢糧銀本五百馀萬，群商請退。於是總督陸建瀛從護理運使童濂言，請淮南改票法，較淮北為詳。如運司書吏積弊，則改為領引納課。設揚州總局辦理。漢口匣費雖裁，而應酬仍多，則改為票鹽運至九江，驗票發販，鹽船經過橋關，有掣驗規費，則改為壩掣后不過所掣，在龍江一關驗票截角，馀皆停免。鹽包出場至江口，其駁運船價及槓鹽各人工勒索，則改為商自雇覓。凡省陋規歲數百萬，又減去滯引三十萬，年祗行百零九萬引，每引正課一兩七錢五分，雜課一兩九錢二分，經費六錢五分八釐，食岸正課同，雜費減半。其要尤在以帶連之乙鹽為新引之加斤。乙鹽者，乙巳綱鹽船遭火，而商已納課，例得補運，故定為每運新鹽一引，帶乙鹽二百斤，每引六百斤，出場至儀徵，改為六十斤子包，一引十包。既裁浮費，又多運鹽二百斤，成本輕減過半。故開辦數月，即全運一綱之引，楚西各岸鹽價驟賤，農民歡聲雷動。是年兩淮實收銀五百萬兩，雖兩綱后復引滯課虧，則以起票自十引至千引不等，大販為小販跌價搶運所誤。始澍行於淮北，亦自十引起。然淮北地隘，淮南則廣，故利弊殊。又值粵亂起，鹺務全廢，非無補救之方也。
其在長蘆，乾隆以來，正雜課共徵七十馀萬。自嘉慶十四年南河大工，每斤加價二文，謂之河工加價。五年，又因高堰大工加價，三年后，半歸商，半歸公。八年，復將充公一文歸商，然歷年欠項已積至千數百萬矣。時銀價翔貴，商虧彌鉅，於是又加價以調劑之，或一文或二文。旋議行減引并包法，蓋蘆鹽三百斤成引，連加耗包索重三百四十斤，搬運筑包等費，歷年加增，亦足病商。今以十引改筑九包，減引一成。二十一年，再減引二成，照前改筑。二十四年，又奏停額引十五萬，減去課銀六萬馀兩，而困仍莫蘇。蓋本因浮費重而欠課，因欠課多而增價，官鹽價貴，私鹽乘之，薊、遵六屬，梟販與官為敵，而永平七屬尤甚，不得已改為官辦。二十八年，商倒引懸，河南二十州縣、直隸二十四州縣，未運積引至百馀萬，未完積欠至二千馀萬。命定郡王載銓、倉場總督季芝昌，會同直隸總督訥爾經額查究。每引因費重需成本五兩有奇，乃就正課、帑利、雜款、積欠，釐為四類，其鹽價每斤減制錢二文以敵私，斤重則每引加百五十斤以恤商，州縣陋規則嚴行裁汰。引地懸岸，則直隸招商，河南改票，皆先課后鹽。至停引原限五年再酌展，約每引攤算僅二兩有奇。
其在山東，乾隆以來，引票正課徵銀十八萬九千八百八十馀兩，雜款共十萬一千八百馀兩。自嘉慶初帑息遞增至二十一萬馀兩，較正課增倍。十四年，南河大工加價二文，每年應欠二十九萬兩，較正雜課又增一倍。十七年，復議加價一文，以半歸商，半彌補商欠。而當年課項不能完，乃歸次年帶徵。帶徵又未完，乃按年分限，或十二限，或二十限，遞年推展。至道光元年，將河工加價停徵，而積欠已五百三十馀萬，然尚完課額。五年，因高堰大工，又議加價二文，奏明三年后半歸商、半歸公，然所完僅及半，正課反因之拖欠。至七年，全綱傾敗，於是設法調劑，以積欠款為一案，俟堰工加價歸商后，彌補帑本，酌留百二十九萬生息，馀銀二十七萬。至十二年起限，分二十限拔繳，南運每引加二十五斤，北運加二十斤，其歸補舊欠之半文加價，并歸商以輕成本，免徵南運十三州縣與票地臨朐等六縣堰工加價以敵私。而舊欠暨現年應交帑息猶不能完，於是將報撥之一文堰工加價悉數歸商，并將一分帑息減三釐，此道光十五年也。
時銀價日昂，虧折彌甚，迨臨朐等九州縣票商倒乏，因改官運。十七年，命鹽務歸巡撫管理，尋又議加二文。二十三年，停引票二成，以八成作總額，并停馀引。二十七年，又議引地加價二文，票地加一文。逾年，各岸竟倒懸二十馀處。時新舊積欠計八百馀萬，而十五年后所欠正雜課又九十馀萬，十九年后積欠八十馀萬，二十七八年皆未奏銷。於是定郡王等會同山東巡撫徐澤醇奏準將兩年奏銷免其造報，積引停運，積欠停徵。自二十九年始，改為先課后鹽，除有商運州縣外，皆改官運，無論官商，每引加七十斤，帑息每引減一錢，十八年二文加價亦減一文，以便民食。
其在浙江，自道光元年裁巡鹽御史，以巡撫帥承瀛兼管鹽政。承瀛疏言：“嘉慶十五年前，撫臣蔣攸銛清查浙江運庫墊缺銀數僅五十五萬馀兩，甫十載乃至百七十三萬三百兩。緣邇來引壅，舊綱未畢，新綱即開，套搭行銷，不能以一綱之課歸一綱之用。而每年奏銷有定限，但完正課，即報全完，其帶輸之款及外用銀，并未徵足，歷次河餉又須撥解，是以不得不於徵存銀內挪墊。而商捐用款，每遇交辦公事，奸商復借名浮支。臣今飭運司遇支解銀兩，如本款無銀即停給。或不得已，亦止以外款墊發內款，不準以內款墊給外款。”嗣后至六年，銷數皆及額運，庫存銀百二十八萬。自七年至十年復短銷，僅存十一萬。蓋因巡撫程含章請加增馀價，鹽貴引壅所致。迨十一年停止，銷數遂至九成。二十九年，命芝昌往查，時又短銷，僅至五六成。乃請將停歇各地招商承辦，并酌加鹽斤。
其在廣東，所辦羨銀頗多。蓋粵鹽至西省，每包申出鹽十馀斤，嗣又添買馀鹽萬包，發埠運銷，按九折較羨，是為秤頭鹽羨，約二萬七千馀兩。慶遠等五府苗疆食鹽無引額，皆捆運馀鹽，交近埠帶銷，為土司鹽羨，約五千馀兩。海船運鹽，灶戶補船戶耗，官為收買，發商運銷，是為花紅鹽羨，約四千馀兩。粵省鼓鑄，歲資滇銅十馀萬斤，滇省廣南府屬歲資粵鹽九萬馀包，每年兩省委員辦運，至百色交換，謂之銅鹽互易。又廣州駐防食鹽、育英堂鹽，各數十包，皆取之馀鹽，按包計羨，藉此充外支經費，故無雜課。正餉有部飯、平頭、紙朱等銀，又東省鹽船所過抽稅約四千馀，西省約四萬馀，其帑息則八萬馀。各項歷年拖欠，初省河因損款多，致奏銷遲緩。道光二十四年后，潮橋疲滯，甚於省河。然軍興糜爛，廣西淮鹽全棄於地，而粵課猶十得八九焉。
其在四川，始以潼川府之射洪、蓬溪產鹽為旺，嘉定府之犍為、樂山、榮縣，敘川府富順次之。不數年，射洪、蓬溪廠反不如犍、樂、富、榮。方乾隆四十九年，各處鹽井衰歇。有林俊者，官鹽茶道，聽民穿井不加課，蜀鹽始盛。惟潼川難如初。且產鹽花多巴少，又煎鹽用草工費，致欠課七萬，始議與犍商合行，以十二年為限，期滿歸清積欠，因請續合十二年，及期滿自辦。甫一載即欠二萬馀，於是復請續合。至道光八年，三次期滿，而其廠產鹽愈少，每年僅完正課，不完羨截。羨即羨馀。截者，於繳課截角時交納也。時漢州、茂州、巴州、劍州、蓬州、什邡、射洪、鹽亭、平武、江油、彰明、石泉、營山、儀隴、新寧、閬中、通江、安岳、羅江、安縣、綿竹、德陽、梓潼、南江、西充、井研、銅梁、大足、定遠、榮昌、隆昌三十一州縣，因滷衰銷滯，商倒岸懸，民在近廠買鹽以食，正雜課銀歸入地丁攤徵。蓋鹽商奢侈，家產日衰，乃覓殷戶出租於引商，名曰“號商”。所完課羨，須交引商封納，引商往往挪用，且官復有與為弊者。至三十年，全綱頹廢。會徐澤醇為總督，查積欠羨截銀共二十三萬七千馀兩，未繳殘引二十二萬八千五百八十一張。於是酌撥代銷，將號商姓名入冊，責其自行封匭。時惟犍、富邊商及成都、華陽計商稍殷實，銷岸亦暢，馀皆疲滯，而潼商尤甚。乃撤出黔邊所行水引，交犍、富兩商承辦。
其在云南，自改章后，私鹽尤多，而諸井或常缺額，又在迤西、迤南。其東北隅食川鹽，東南隅食粵鹽，至難如期。道光六年，總督趙慎畛疏請就井稽鹽多寡，定地行銷。御史廖敦行又言分地行鹽，不若廣賝子井。上命新任總督阮元試行。其后諸大井淹廢，猶賴子井挹注，乃復振云。
長蘆於咸豐八年，經蒙古親王僧格林沁防津，奏準將道光二十八年減價二文起徵，名鹽斤復價，得銀十八萬馀。時粵匪北犯，運道多阻，鹽集濬縣之道口鎮，自道口南皆以販運。運商省岸費，有馀利，而坐地引商，借官行私，所獲尤厚。故同治五年，河南巡撫因河防，又議行銷河南引鹽，每斤再加二文，得八萬兩撤防。以七年滎陽大工耗帑百數十萬，改為滎工加價。於是較道光末增款二十六萬。山東因捻匪，不能南運。同治三年，積引百三十馀萬，分八年帶銷，雖部議提撥道光十八年一文加價解充京餉，每年約加銀七萬，而正課未能全完。
河東自嘉慶十四年南河大工，每斤加價一文，較乾隆課額已增至十六萬馀。十七年加入吉蘭泰活引，又六萬馀兩。河東鹽向侵淮岸，至道光十一年，淮北改票，反灌河東，而商力益困。乃將活引減半，河工加價減二成，既由招商變為舉報，又變為簽商，破產者眾。咸豐二年，命戶部侍郎王慶云往查。尋奏定留商行票，分立總岸，商運鹽至，發販行銷，裁革州縣陋規銀二十七萬馀兩，運城商廳所攤公費七萬馀兩，并知池價踴貴，由坐商銷乏，將畦地出租，坐食銷價，夥租者按年輪曬，先曬者盜挖鹽根，囤私肥己，故每名價至百二三十兩。於是嚴禁，定白鹽不得過六十兩，青鹽不得過四十兩，澤、潞節省等銀攤入通省引內，每引九分，另籌經費辦公，每引七分，并酌加鹽斤，計成本引僅一兩六錢，商情悅服，原將活引之半及加價二成完納。未幾，殷商九十馀家，以急軍需，共捐銀三百萬，給永免充商執照，改為民運民銷。山西、陜西、河南為官運官銷，刪除河工活引節費名目，定每斤徵課銀三釐五毫，每名合銀百五兩，較前增七萬馀，此咸豐四年也。時長江梗阻，河東以侵淮綱大暢，先后加河南靈寶口岸引三百名。
山西岢嵐等食土鹽十三州縣，引二千四百九十四道，惟陜甘鹽池舊轄於河東。康熙二十八年，改令花馬小池歸甘肅疆臣管理，而大池如故。自咸豐五年，陜西巡撫王慶云議改課歸地丁。慶云旋調山西。吳振棫之奏言：“陜民貧乏，若徵鹽課，力實不遑，小民納無鹽之課，駔儈賣無課之鹽，事殊欠允。請飭豫省改招為便。”諭與慶云會商。尋改為官民并運。時庫款支絀，部議令河東抽釐濟餉。巡撫以難行，第於額引加引，每名各取羨馀，約加銀五萬。直隸總督因海防亦請加斤加價，庚申綱遂加引六百名，辛酉綱加五百名，共加銀四十八萬，然惟辛酉綱全完。旋值陜回亂，捻匪竄河南、陜西，銷路驟塞，乃酌停加引。
兩淮於咸豐三年，以江路不通，南鹽無商收賣，私販肆行，部議令就場徵稅。四年，復令撥鹽引運赴琦善、向榮大營抵餉。怡良旋奏易引為斤，每百斤抽稅錢三百，以二百四十文報撥，以六十文作外銷經費。時湖廣總督、江西巡撫皆以淮引不至，請借運川、粵鹽分售於太湖南北，江西則食閩、浙、粵之鹽。部議由官借運，不若化私為官，奏準川、粵鹽入楚，商民均許販鬻，惟擇堵私隘口抽稅，一稅后給照放行。
北鹽自軍營提鹽抵餉，遂為武人壟斷。提督李世忠部下赴壩領鹽，棧鹽不足，輒下場自捆，夾私之弊，不可究詰。同治三年，御史劉毓槐疏請整頓。事下江督曾國藩。國藩疏論：“淮南鹽務，運道難通，籌辦有二難。一在鄰鹽侵灌太久。西岸食浙私、粵私而兼閩私，楚岸食川私而兼潞私，引地被占十年，民藉以濟食，官亦藉以抽釐，勢不能驟絕。一在釐卡設立太多。淮鹽出江，自儀徵以達楚西，層層設卡報稅，諸軍仰食，性命相依，不能概撤。臣思辦法不外疏銷、輕本、保價、杜私四者。自鄰鹽侵占淮界，本輕利厚，淮鹽難與之敵。查之既煩，堵且生變。計惟重稅鄰私，俾鄰本重而淮本輕，庶鄰鹽化私為官，淮鹽亦得進步。現已咨湖廣、江西各督撫，將鄰私釐金加抽，待至淮運日多，銷路日暢，然后逐之而申其禁，此疏銷之略也。近年楚西之鹽，每引完釐在十五兩以上。今改逢卡抽收為到岸銷售后匯總完釐。前收十五兩有奇，今楚岸祗十一兩九錢八分，西岸九兩四錢四分，皖省四兩四錢。既減釐以便商，人先售而后納，此輕本之略也。商販求利，皆原價昂，然往往跌價搶售。其始一二奸商零販，但求卸物先銷，不肯守日賠利。其后彼此爭先，愈跌愈賤，雖欲挽回以保成本，不可得也。現於楚西各岸設督銷局，鹽運到岸，令商販投局掛號，懸牌定價，挨次輪銷，時而鹽少，民無食貴之虞，時而銷滯，商無虧本之慮，此保價之略也。鹽法首重緝私。大夥私梟，不難捕拏，最易偷漏者，包內之重斤，船戶之夾帶。現改復道光三十年舊章，每引六百斤分八包，每包給滷耗七斤半，包索二斤半，共重八十六斤，刊發大票，隨時添給，并於大盛關、大通、安慶等處驗票截角，如有重斤夾帶，即提鹽充公。其各岸之兼行鄰鹽者，亦另給稅單，茍無單販私，即按律治罪，此杜私之略也。”
又論：“淮北鹽務，有必須停止者三，急宜整理者四。漕臣以清淮設防，令場商每包捐鹽五斤，每引共二十斤，旋因逐包捐繳不便，改每運鹽百包，帶繳五包，其應完鹽課及售出鹽價，雖經吳棠奏明作為清淮軍需，但錙銖而取之，瑣屑而派之，殊非政體所宜。此須停止者一也。徐州本山東引地，前因捻氛，引未到岸，經督辦徐宿軍務田在田奏準散運北鹽，畫收東課，日久弊多，采買則私自赴場，售銷則旁侵皖界。今東引業已通行，不能再讬借運虛名，貽侵銷實患。此須停止者二也。北鹽已改捆為凈鹽，未改為毛鹽，皆須納課方準出湖。近來私梟句串營弁，朋販毛鹽，堵之嚴，則營員出而包庇，緝之疏，則官引盡被占銷。此須停止者三也。夫榷鹽之法，革其弊而利自興。臣所謂整理之方，蓋亦就諸弊既去，因勢利導耳。淮北綱引，前奏至戊午為止。今於五月接開己未新綱，惟兵燹后戶口大減，斷不能銷四十六萬引。請先辦正額二十九萬六千九百八十二引，引收正課一兩五分一釐，雜課二錢，又外辦經費四錢，倉穀河費鹽捕營各一分，他款一概刪除。此現籌整理者一也。近來軍餉賴鹽釐接濟，而處處設卡，商販視為畏途。從前每包約完釐錢二千馀。今擬自西壩出湖，先在五河設卡，每包收五百文，運赴上海，再於正陽關收五百文。他卡只準驗票，不準重收。蓋非減釐不足以輕本，非裁卡不足以恤商。此現籌整理者二也。淮北解餉，向以十成分攤。臨淮軍營四成，滁州四成，安徽撫營二成。今臨、滁兩營已裁，而漕臣應量予撥濟，嗣后仍應以十成分派，臣營五成，撫營四成，漕營一成。論兵數則小有裒益，論舊制則無甚更張。此現籌整理者三也。北鹽每引例定四百斤，捆四包，每包連滷耗重百十斤。近來棧鹽出湖，皆在西壩改捆，大包重百三十斤，鹽票不符。臣已嚴禁，并於例給大票外，將每船裝鹽包數亦填明艙口清單，庶可杜避重就輕，不致以多報少。此現籌整理者四也。”均如所請行。
國藩更張鹽法，與陶澍不同者，澍意在散輪，與玉庭、若霖同。國藩意在整輪，與全德、曾燠同。然玉庭、若霖籌辦散輪，必前兩月之輪賣畢，再開后兩月續到之輪，未嘗不以散寓整，澍實師其意。故國藩鑒於搶售之弊而主整輪，爰有總棧督銷之設，一以保場價，一以保岸價。總棧初以儀徵未易修復，設於瓜洲，后岸為水齧而圮，復移儀徵。督銷局鄂岸於漢口，湘岸於長沙，西岸於南昌，皖岸於大通。未幾，國藩移督直隸，李鴻章繼之。其所增捐，莫要於循環給運。其法以認引之事并歸督銷，俾商販售出前檔之鹽，即接請后檔之引。初行之淮南，后及於淮北。蓋參綱法於票法之中，以舊商為主而不易新商。商有世業，則官有責成，視以前驗貲掣簽流弊為少，自是歷任循之。
至光緒五年而增引之說起。增引者，部咨淮北增額八萬。時總督沈葆楨疏言：“近年鹽商以票價昂，覬覦增引。歷任鹽臣精鹽政者無過曾國藩，每審定一法，必舉數十年之利病，如身入其中，而通盤計之。然淮北引額，僅定為二十九萬有奇，豈置國計商情於不顧哉？鹽政之壞，首由額浮於銷，其始尚勉符奏銷之限，久乃不可收拾。於是新陳套搭，未幾而統銷融銷矣，又未幾而帶徵停運矣。惟額少則商少，商少則剔弊易，疏銷亦易也。”八年，左宗棠督兩江，乃請增引，淮北十六萬，淮南鄂岸十一萬、湘岸四萬、皖岸四萬二千馀。部議淮北照行，其鄂岸僅增三萬、湘岸一萬、皖岸一萬七千馀。
及曾國荃涖任，復將淮北加引奏免。蓋兩淮正課，初合織造、河工、銅斤等款，祗百八十馀萬，每引徵銀一兩馀。織造、河工、銅斤者，因鹽政運司養廉厚，陋規亦多，每年解送織造銀二十二萬，捐助河工五萬。三藩之變，滇銅阻隔，派各鹽差采買捐辦，水腳又五萬。及雍正中，裁減養廉規費以為正款，嗣復及他項。於是正雜內外支款遂鉅，每引增至六七兩，自改票后始輕。同治中，引地未復，而以釐補課實過之，正無庸增引也。
至南鹽銷數，向以鄂岸為多。及為川鹽所據，同治七年，國藩請規復引地，部議令川鹽停止行楚。湖廣總督李瀚章疏言未可停，惟於沙市設局，以川八成、淮二成配銷。后以包計，淮鹽較川鹽每包斤少，名二成實不及一成。十年，國藩復言：“川侵淮地，當使淮八成而川二成，或淮七、川三。今楚督以鄂餉數鉅，恐川鹽不暢，入款驟減。臣所求者，淮鹽得銷行楚岸，則商氣蘇，原將應得釐銀，多撥數成或全數歸鄂。”命川、楚督撫會議。國藩等疏言以“武昌、漢陽、黃州、德安四府還淮南，安陸、襄陽、鄖陽、荊州、宜昌五府，荊門州仍準川鹽借銷，湖南祗岳、常、澧三屬行銷川鹽，岳州、常德亦應歸淮，澧州暫銷川鹽”。經部議準。光緒二年，貴州肅清，御史周聲澍疏陳川鹽引地已復，請將湖南北各府州全歸淮南。部議如所請。於是葆楨奏稱湖北川釐，每年報部百五十馀萬串，計合銀不足九十萬，請令淮商包完。然湖廣督撫以川釐有定，慮包餉難憑，合辭袒川拒淮。至八年，宗棠復移文商榷，迄不果行。
長蘆自順治初祗徵課二十萬二千有奇。十二年，按明制查出寧餉酬商滴珠缺額等款，照舊徵解。康熙中，復增課增引，遂至四十二萬六千有奇。乾隆季年，以逐年誤課，參革者眾，於是眾商公議，完課外每引捐銀二錢，以備彌補，名為參課。迨道光末，課額愈重，岸懸愈多，於是又添懸岸課，每引交銀四分，而仍不足。至是國藩督直，疏言：“認商既交寄庫銀千馀兩，宜與保商以三年定限，凡欠在限內，於本商追繳二成，其一成綱總與出結之散商分賠，過限即無涉，以免畏避。”從之。
是時鹽臣自國藩、鴻章、葆楨外，惟宗棠及丁寶楨以能名。同治初，宗棠撫浙，疏言：“自金陵陷，淮鹽侵灌杭、嘉、松三所，惟紹所勉力搘柱。后行鹽地多不守，浙省亦陷。及浙東克復，始飭紹興暫辦票鹽，省城及嘉、湖繼定，而舊商力難運銷，請將四所通改票鹽，并設局稽查銷數。”經部議準。十年，御史奇臣奏言：“浙東府局，於商販鹽至，輒低其價，以便鹽行收買，旋復高其價，以便轉售，利歸中飽。應請裁撤。”部議敕下巡撫楊昌濬查覆。尋覆稱：“兩浙本先課后鹽。自改票運，因商力薄，僅完半課，其半課俟銷后補完。擬撤鹽行，仍留府局，督催后半課銀。”報可。
福建當乾隆時，西路延平、建寧、邵武三府屬十五州縣，東路福寧府屬五州縣，南路閩侯二縣，歸商辦，號“商幫”。南路福州、興化、漳州、泉州四府屬二十一廳州縣，由官辦，號“官幫”，亦謂之“縣澳官幫”，包與商辦，名“樸戶”。嗣后勻配西路各商代銷，於是有“代額”之名。商幫以課輕，樂於承運，而本課轉拖欠。嘉慶初，乃行帶徵與減引法。旋革除代額，久之倒罷相繼。道光元年，乃改簽商。時舊欠皆價新商，加以場務廢弛，官居省城，聽海船裝鹽，私相買賣，謂之“便海”，流弊滋多。至二十九年復倒罷，乃改官運，而承辦者以運本半入囊橐。蓋閩省行鹽，乾隆時用團秤，每百斤折申砝秤百六十斤，以三十斤抵償折耗。嘉慶中，改用部砝秤，又不給耗鹽，其擔引折篷引每百斤僅給四十二斤，令作百斤售賣，而完代額百斤之課，是以虧折日甚。其后法愈變愈壞。同治四年，宗棠為閩督，乃請改票運，飭各場官住場。西路以引商為票商，縣澳以樸戶為販戶，用鹽道票代引，名曰“販單”。西路以三十引起票，東南兩路及縣澳以百引起票，蓋西路每引六百七十五斤，東南路并縣澳每引百斤故也。裁雜課，令正課一兩加耗一錢，於領票時交納。外抽釐五錢，於行鹽各地設局抽收。計西路每引徵銀四兩五錢零，東南路及縣澳四錢四分零。后以西路課重，奏減每課一兩隨徵釐四錢。凡舊欠各款豁免。帑息既免，帑本則責令陸續歸還。是年徵課耗釐銀四十萬馀，帶收舊欠課十九萬馀，即以四十萬定為正額。行之數年，商情大歡，私販斂跡。
陜西花馬池鹽課，向由布政使收納。及同治十二年，宗棠為陜甘總督，因西陲用兵，改課為釐，在定邊設局抽收，名曰花定鹽釐。於是陜西鹽利歸於甘省。
初川鹽以滇、黔為邊岸。而黔岸又分四路，由永寧往曰永岸，由合江往抵黔之仁懷曰仁岸，由涪州往曰涪岸，由綦江往曰綦岸。至是運商困敝，所恃以暢銷者，惟濟楚一策。及淮南規復引地，滯引積至八萬有奇，積欠羨截百數十萬金。光緒初，寶楨督川，定官運商銷，先從事黔岸，籌章程十五條：曰裁減浮費，曰清釐積引，曰酌核代銷，曰局運商銷，曰兼辦計岸，曰引歸局配，曰展限奏銷，曰嚴定交盤，曰慎重出納，曰認真黔釐，曰實給船價，曰刪減引底引底者，運商向於坐商租引配鹽，引給銀二十馀兩，由商總租收，作為課稅羨截，領繳引費，及官吏委員提課規費，商局公費，馀數二兩，分交各坐商。至是歷年羨截，運商已繳，本應全革。惟因年久，姑準存一兩，曰添置辦票，曰酌留津貼，曰酌給獎敘。設總局於瀘州，四岸各設分局，檄道員唐炯為督辦。其后接辦滇岸，川鹽行滇，祗昭通、東川兩府有張窩、南廣兩局，謂之大滇邊、小滇邊。其辦理較黔岸為難者，滇自有鹽，侵越最易。寶楨籌堵遏法，至五年乃開運。
自官運商銷，計本年邊計各額引全數銷清外，復帶銷積引萬馀，所收稅羨截釐及各雜款又百馀萬，而奸民不便。會上遣恩承、童華查辦他岸，至川，富順富紳王余照假灶戶具詞呈控，請改官督商銷。有旨垂詢。寶楨奏言：“官督商銷，利歸官與商，官運官銷，權全歸官，流弊皆大。惟官運商銷，官商可相箝制。”既而控案訊明，奏請拏辦。迨光緒末，各計岸亦多改官運焉。
此外如奉天由納稅改行引，自康熙中停止，無課者百七十馀年。同治六年，將軍都興阿奏準行榷釐法，每鹽一榷東錢千，為本地軍需。光緒三年，將軍崇厚請加作二千四百文。八年，將軍崇綺再請加二千四百文，名四八鹽釐，是為練兵之款。十七年，戶部籌餉加二千四百文，名二四鹽釐，是為解部之款。二十四年，將軍依克唐阿加千二百文，名一二鹽釐，是為興學之款。此三項總稱八四鹽釐。二十八年，將軍增祺又奏設督銷局，每斤加榷制錢四，謂之加價，以為官本。然原議由官設局收買，置倉運售，名為督銷，實則官運也。值日、俄戰起，亦未實行。三十二年，將軍趙爾巽請裁督銷之名，在奉天立官鹽總局，吉林、黑龍江立分局，聽商就灘納稅運銷。三十三年，東三省設行省，總督徐世昌又改官鹽總局為東三省鹽務總局，於是吉林、黑龍江始實行官運。初歲徵課銀二十四萬或四十萬，及爾巽至，滿百萬，其后至百四十萬。
蒙古鹽向歸藩部經理。其行銷陜、甘者，以阿拉善旗吉蘭泰池鹽為大宗，俗謂之紅鹽。道光以前，聽民運銷。咸豐八年，始招商承運，每百斤收銀八兩。同治間，遭回亂，商困課逋，經宗棠改課為釐，斤加制錢五。其在山西者，亦紅鹽最多。嘉慶初，阿拉善王獻吉蘭泰池，由官招商辦運，將口外各廳，大同、朔平二府，及太原、汾州等屬，向食土鹽州縣，劃為吉岸引地。至十七年廢除。凡入口者，由殺虎口徵稅，每斤一分五釐。其外尚有三種：曰鄂爾多斯旗鹽，曰蘇尼特旗鹽，俗謂之白鹽，曰烏珠穆沁旗鹽，謂之青鹽。初照老少鹽例，於口內行銷。嘉慶末納稅。至光緒時，皆改用抽釐法。
其在直隸者，則青鹽、白鹽，光緒二十八年察哈爾都統奏請抽釐，每斤制錢四，約年得銀十二萬有奇。明年，熱河都統亦照抽，每斤五文。是年直督又請在張家口設督銷局，在口外設廠收鹽，招商承辦，每千斤包納課銀二兩，約年得三萬有奇。三十三年，熱河亦設局，每百斤徵銀四錢。宣統元年，減為二錢五分，約年得六萬有奇。
新疆向聽民掣銷。光緒三十四年后，始於精河鹽池徵稅萬四千四百兩，迪化徵五千一百兩，鄯善徵二千四百兩，馀仍無稅。
初，鹽釐創於兩淮南北，數皆重。自國藩整頓，乃稍減。繼以規復淮綱，又議重抽川釐。咸豐五年，定花鹽每引萬斤抽釐八兩，嗣因商販私加至萬七千斤，川督駱秉章請就所加斤按引加抽十七兩，共正釐二十五兩。后各省皆加。及光緒時行銅圓，鹽價已暗增，而釐金外更議加價。
其事起雍正時。蓋長蘆鹽價，自康熙二十七年定每斤銀一分四毫至一分二釐六毫不等。雍正六年，巡鹽御史鄭禪寶疏稱“商課用銀，民間買鹽用錢。康熙時，銀一兩換制錢千四五百，每鹽一斤，錢十六文。今每兩合錢二千，而鹽價如故，亦有減至十三四文者，以錢易銀，不敷原數。應請部臣會同督臣詳議”。至十年，題準每斤加銀一釐。乾隆后推行他省，然其意在恤商而已。嘉慶五年，長蘆巡鹽御史觀豫因川、楚未靖，奏請加價濟用。仁宗諭曰：“以餉需擾及閭閻，朕不為也。今計食鹽者每日止一二文，若增價則人人受累。且私販必因鹽價過昂而起。”已而以河工需費，道光后猶多。至光緒二年，辦西徵糧臺，戶部侍郎袁保恒奏請各省一體加二文，以兩江總督沈葆楨力爭乃寢。
嗣是新政舉行，罔不取諸鹽利。如二十年因日本構釁設防，部咨各省每斤加收二文。二十七年因籌還賠款，加四文。三十四年，因抵補藥稅，又加四文，半抵補練兵經費，半歸產鹽省分撥用，其最著者也。時疆吏集商會議，僉以滯銷為憂，而勢不能已，自是所入較道光前又增數倍。然長蘆經拳匪之擾，商本損失，至借洋款。山東引票各地，自同治六年酌歸官辦，弊竇殊多。河東仍歸官民并運，而不能暢銷。福建之票運、四川之官運皆然。廣東潮橋，舊由官運，至時與六櫃統歸商辦，成效亦寡。云南子井，存者寥寥。而淮、浙衰敝尤甚。
宣統元年，度支部尚書載澤疏言：“淮南因海勢東遷，滷氣漸淡，石港、劉莊等場產鹽既少，金沙場且不出鹽。若淮北三場，離海近，滷氣尚厚，惟曬鹽出於磚池，例須按池定引。近則磚池以外，廣開池基，甚至新基已增，舊灘未劃，致產額益無限制。而南商同德昌在淮北鋪池，北商尤以為不便。兩浙產鹽之旺，首推馀姚、岱山，次則松江之袁浦、青村、橫浦等場，皆板曬之鹽也。而杭、嘉、寧、紹所屬煎鹽各場，滷料亦購自馀姚。近年滷貴薪昂，成本加重，商家既舍煎而取曬，灶戶亦廢灶而停煎。煎數日微，故龍頭、長亭、長林等場久缺，而注重轉在馀、岱。馀姚海灘距場遠，岱山孤懸海外，向不設場，雖經立局建廒，而官收有限，私曬無窮。此產鹽各處之情形也。淮、浙行鹽，各有引地，而豫之西平、遂平，久成廢岸，湘之衡、永、寶三府及靖州，本淮界而銷粵鹽，鄂之安、襄、鄖、荊、宜五府及荊門州，本淮界而銷川鹽，浙之溫、臺、寧、處等處，祗抽釐尚未行引。就目前情形論之，淮北以三販轉運，於岸情每多隔膜，故票販不問關銷，豫販又多歸怨湖販，此其病在商情之不相聯，而各省抽稅，勢亦足以病商。淮南有四岸督銷，權等運司，故運司不能制督銷，分銷亦不盡受轄於督銷，此其病在官權之不相統，而商情渙散，勢亦足以自病。浙場距場近者，有肩引、住引之分。距場遠者，有綱地、引地之別。加以官辦商包，其法不一，紛紜破碎，節節補苴。至捆鹽出場，沿途局卡之留難，船戶之夾帶，則皆不免。此銷鹽各處之情形也。淮鹽行於蘇、皖，與浙鹽、東鹽引界鄰；行於豫岸，與東鹽、蘆鹽引界鄰；行於西岸，與浙、閩、粵鹽引界鄰；行於湘、鄂兩岸，與川鹽、鄂鹽引界鄰。而鄂之襄、樊，又為蘆私、潞私所灌，湘之衡、永、寶，又為粵私所占，兩浙引地，蘇、皖、西三岸皆與淮鄰，即本省之溫、臺等處，亦為閩私所侵，此皆犬牙相錯，時起爭端。近年京漢鐵路通車，貫豫省而下，淮、蘆之爭更烈。將來津浦、粵漢等路告成，淮界且四面皆敵，然此猶言鄰私也。尤甚者，皖、豫同為淮界，而皖之潁州與汝、光界壤，則以加價輕而及豫岸，臺、處同為浙境，而處之縉云為臺商承辦，則又以包釐微而侵及處郡。江西建昌久為廢岸，近設官運局以圖規復，而貶價敵私。撫州已虞倒灌，上海租界向為私藪，近設事務所以籌官銷，而越界行運，蘇屬時有責言，是以淮侵淮、以浙侵浙也。大抵利之所在，人爭趨之，固未易遏，所恃惟緝私嚴耳。然弁勇窳敗，不能制梟販，而轉擾平民。地方官亦以綱法久廢，不負責成，意存膜視。此又引界毗連各處之情形也。近來籌款，以鹽為大宗，而淮、浙居天下中心，關於全局尤重。為整頓計，非事權統一不可。擬請將鹽務歸臣部總理，其產鹽省分，督撫作為會辦鹽政大臣，行鹽省分，均兼會辦鹽政大臣銜。”制曰可。其言南商鋪池者，蓋光緒三十三年，淮南因鹽不敷銷，於淮北埒子口葦蕩左營增鋪新池，謂之濟南鹽池。三十四年，北商稱有礙舊池銷路，經江督張人駿令按淮南缺額，以十萬引為率。三販轉運者，淮北票鹽，舊由票販自垣運至西壩，售於湖販，再由湖販運至正陽關，按輪售於岸販也。
載澤既受督辦鹽政大臣之命，乃設鹽政處，按各區分為八廳，先籌淮北。章程四：曰規復西遂廢岸，曰撤退淮邊蘆店，曰體恤路捐商累，曰包繳豫省釐價。咨商河南巡撫吳重熹，惟末條堅持仍舊。載澤又奏定於西壩設鹽釐總局，臨淮關設掣驗局，馀局卡悉裁，三販統改岸販，準自赴總局完納釐金加價，定每引為銀幣二元二角，折收庫平銀一兩六錢零，均一次收清。至土銷引地，酌減銀幣四角，折收一兩二錢，較原額少三成。此二年七月事也。
直隸張家口外收蒙鹽各場，向由商包辦，宣統元年，改為公司。至是復改設官棧，以各廳州縣為引岸，由商包引，每年二萬，徵銀十五萬七千。四川歸丁各地票運，咸豐后增至六十八廳州縣，官運常為所礙。至是奏查井灶就現有者為額，嚴禁偷賣，以杜票私。三年，以大清銀行款七百萬、直隸銀行款六十萬為蘆商償外債，收引地三十六歸官辦，設局天津。其永平七屬，道光間由州縣辦課。光緒二十九年，改設官運局。至是與新河、平鄉二縣無商認辦者，統歸津局經理。
初與各國通商，違禁貨物，不許出入口，鹽其一也。乃奉天之大連、旅順，吉林之長春，有日本鹽；吉林之琿春、延吉有朝鮮鹽；黑龍江之滿洲里、黑河，吉林之東寧，有俄羅斯鹽；廣西之鎮南關，云南之蒙自，有法蘭西鹽；香港、澳門所在侵灌。至山東膠州灣租借於德，而侵即墨鹽場；奉天遼東半島租借於俄，又轉於日，而占金州鹽灘；與復州之交流、鳳鳴兩島，有包購馀鹽、派員緝私兩議。后緝私策行，購鹽不果。廣東廣州灣租借於法，吳川之茂琿場為所占，每運鹽至香港及越南銷售，以入內地，實皆敗亂鹽法。治鹺政者當有以善其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