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哀伯諫納郜鼎
先秦：左丘明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大廟，非禮也。
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袞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纮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钖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置其賂器于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于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
譯文及注釋
譯文一
夏季四月，（桓公）從宋國取得郜國大鼎，安放在太廟里，這樣做不合禮制。
臧哀伯勸諫（桓公）說：“做國君的，應當發揚道德，阻塞邪惡，以（更好地）管理和監察百官；還怕有缺失的地方，所以發揚美德給子孫后代做示范。因此，太廟用茅草蓋頂，大車上用蒲席做墊子，（祭祀用的）肉汁不加調料，餅食不用精糧，這是為了昭示節儉；禮服、禮帽、蔽膝、玉笏，腰帶、裙衣、綁腿、鞋子以及冠冕上用的衡、紞、纮、綖（等各式各樣的帶子和飾物），這是為了昭示等級制度；玉器墊兒、刀劍套、佩刀刀鞘上的飾物、束衣革帶、飄帶、旌旗飾品、馬鞅，這是為了昭示（尊、卑）禮數；（在禮服上繡的）火、龍、黼、黻花紋，這是為了昭示文采；（在車服和其他有關器物上）用青、赤、黃、白、黑五種顏色按天地萬物的形貌繪出各種不同的形象，這是為了昭示物各有其用，而并非虛設；（系在車馬和旗幟上的各種鈴鐺）钖、鸞、和、鈴，這是為了昭示動輒有聲；在旗幟上繪上（日、月、星）三辰，這是為了昭示光明。德（作為行為規范和準則），是儉約并有（相應的）制度（規定）的，或增或減都要有節制。（所有這些，）都要形成典章制度，把它記錄下來，并公開地發布出去，以此來管理監察百官，百官才有所警惕和畏懼，而不敢違規犯紀。現在泯滅道德而樹立邪惡，把人家用作賄賂的器物安放在太廟，公開地展示給百官。（如果）百官也以此為榜樣，還能懲罰誰呢?國家的衰敗，來自官員的邪惡；而官員喪失道德，是由于受寵而賄賂公行。郜鼎放在太廟，還有什么比這更明顯的受賄呢?周武王攻滅殷商，把九鼎遷到雒邑，仁人義士中還有人非議他，更何況把表明違德亂禮的受賄器物放在太廟，這可該對它怎么辦呢?”桓公不聽。
譯文二
夏四月，魯桓公從宋國取得原屬郜國的傳國大鼎，放進太廟，這是不符合禮儀的。
臧哀伯規勸桓公說：“作百姓君主的人，要發揚德行，堵塞違禮的行為，以便監察百官，就這樣還怕有不足之處，還要顯示各種美德以傳示子孫。所以那清靜肅穆的太廟用茅草做屋頂，祭祀天地的車子用草席做墊子，祭祀用的肉汁不用五味調和，黍稷、糕餅等祭品不用舂過的好米，這些是為了顯示節儉。祭祀的禮服、禮冠，蔽膝、大圭，腰帶、裙子、綁腿、靴子、冠上的橫簪、冠旁的填繩、系冠的帶子、冠頂的蓋版，這些是為了顯示等級上的差別。玉墊、刀飾、革帶、帶穗、旌旗上的飄帶、馬頸上的革帶，這些是為了顯示數量上的差別。禮服上火形、龍形、斧形、弓形等花紋，這些是為了顯示紋彩上的差別。用五色繪出各種圖象來裝飾器物服飾，這是為了顯示器物物色的差別。馬鈴、大小車鈴、旗鈴，是為了顯示聲音節奏，旌旗上畫的日、月、星辰，是為了顯示光明。所謂德行，就是節儉而有法度，事物的增減都有一定的數量，并用紋彩和顏色加以標志，用聲音和光亮加以表現，以此來監察百官，百官這才警戒畏懼，而不敢違反法度。現在君王毀滅德行，樹立違禮的壞榜樣，把別國賄賂的寶器安放在太廟里，以此明白昭示百官。百官都來效法，君王又用什么去懲罰他們呢？國家的衰敗，是由于官吏不走正道。官吏喪失德行，則是由于國君寵愛和賄賂風行的原故。郜鼎放在魯國的太廟，還有比這更公開的賄賂嗎？武王打敗殷商，將九鼎搬到王城，義士尚有批評他的，更何況將標志違禮作亂的賄賂之器放在太廟，又該怎么樣呢？”桓公不聽。
注釋
（1）郜（ɡào）：國名，姬姓，開國國君是周文王的一個庶子，春秋時為宋國所滅，其故地在今山東成武縣東南。鼎：古代的一種烹飪器物，又因常常用作旌功記績的禮器，所以又作為傳國重器，其形制一般為三足兩耳。宋：國名，春秋時為十二諸侯之一，開國國君為殷紂王的庶兄微子，其地在今河南東部及山東、江蘇和安徽三省之間。
（2）大（tài）廟：即太廟，天子或諸侯國國君的祖廟。
（3）臨照：管理和監察。臨，統管，治理。照，察看。
（4）令德：美德。令，美好。
（5）清廟：即祖廟，因其肅穆清靜，故稱。
（6）大路：也作“大輅”，即大車，特指天子或諸侯國國君祭天時所乘的車子。越（yuè）席：用蒲草編織的席子。越，通“括”，結。
（7）大（tài）羹：即太羹，也作“泰羹”，古代祭祀時所用的肉汁。不致：指不調五味，不加各種作料。
（8）粢（zī）食：用黍稷加工品制作的餅食，祭祀用作供品。粢，黍稷，泛指谷類糧食。不鑿：不舂，這里指不精細加工。
（9）袞（ɡǔn）：古代帝王及公卿祭祀宗廟時所穿的禮服。冕（miǎn）：古代帝王、公卿、諸侯所戴的禮帽。黻（fú）：通“韨”，古代用做祭服的熟皮制蔽膝。珽（tǐnɡ）：古代君臣在朝廷上相見時所持的玉制朝板，即玉笏（hù）。
（10）帶：指束在腰間的革帶，皮帶。裳（chánɡ）：古代男女穿的裙式下衣。幅：古代自足至膝斜纏在小腿部的帛條或布條，猶如今天的綁腿。舄（xì）：雙底鞋，著地的一層為木底，這里泛指鞋子。
（11）衡：把冠冕穩定在發髻上的橫簪。紞（dǎn）：古代垂在帽子兩旁用以懸掛塞耳用的玉瑱（tián）的帶子。纮（hónɡ）：古代冠冕系在頷下的帶子。古人戴冠冕時，先用簪子別在發髻上，再用纮挽住，系在簪子的兩端。綎（yán）：古代覆在冠冕上的一種長方形飾物，以木板為干（ɡàn），外包黑色布帛。
（12）藻率（lǜ）：一種用來放玉的木墊兒，外包熟皮，并繪有水藻形圖案。鞞（bǐnɡ）：刀劍套。鞛（běnɡ）：佩刀刀鞘的飾物。
（13）鞶（pán）：紳帶，又名“大帶”，束衣用。厲：下垂的大帶。或謂“鞶厲”：是一個詞，指束腰革帶與革帶下垂的部分。游：古代旗幟上下垂的飾物。纓：套在馬胸部的革帶，即馬鞅。數：禮數。
（14）火龍黼（fǔ）黻：都是古代禮服上所繡的花紋，如火形者為“火”，如龍形者為“龍”，黑白色相間如斧形者為“黼”，黑青色相間如“亞”形者為“黻”。
（15）五色：指青、赤、黃、白、黑五種顏色。比象：指比照天地萬物所畫出的各種圖像。
（16）钖（yánɡ）鸞和鈴：都是系在車馬和旗幟上的鈴鐺，系在馬額頭上的叫“钖”，系在馬嚼子上的叫“鸞”，系在車前用作扶手的橫木上的叫“和”，系在繪有龍形圖案的旗幟竿頭的叫“鈴”。
（17）三辰：指日、月、星。旂（qí）：旗面繪有龍形圖案，竿頭系有小鈴鐺的旗子。
（18）登降：增減。登為增，降為減。有數：指有節度、節制。（注意此處的“數”字與上文“昭其數也”句的“數”字在詞義上的區別。）
（19）象：同“像”，法式，式樣，這里是榜樣的意思。
（20）章：明顯。與下文“章孰甚焉”句之“章”義同。
（21）九鼎：相傳為夏禹所鑄，用以象征九州。夏、商、周三代都把它作為政權的象征，成為傳國之寶。
（22）雒（luò）邑：也作“洛邑”，東周都城所在，相傳周武王克商后由周公姬旦營建，其故地見《周鄭交質》一文的題解。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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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哀伯諫納郜鼎》的中心內容是臧哀伯批評魯桓公“取郜大鼎于宋”并“納于大廟”這件事的“非禮”。那么，到底什么是禮呢?禮的范疇極其廣泛，內容極其復雜，但一言以蔽之，就是本書《鄭莊公戒飭守臣》一文的評論文字所說：“禮，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禮的歷史本質的話說，它是奴隸制社會和封建制社會貴族等級制度下的社會規范、道德規范和行為規范，它規范并制約著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會成員的思想和言行。所以，刪改《春秋》的孔夫子才說：“不學禮，無以立”（《論語·季氏》）；君子“約之以禮”《論語·雍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論語·為政》）；“為國以禮”（《論語·先進》）；“克己復禮為仁”（《論語·顏淵》）；“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聯系古今關于禮的界說和孔夫子這些關于禮的言論，就不難理解作為魯大夫的臧哀伯為什么非要冒著觸怒魯桓公的風險，向他“發表”這篇諫辭了；也就不難理解《臧哀伯諫納郜鼎》一開始就說，魯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大廟，非禮也”了。
臧哀伯這篇諫辭，并不先說魯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大廟”這件事如何不對，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勢，首先提出“君人者”最根本的社會職責是“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接著就從禮制這個大視角，連用七個排比句，從七個方面，即“昭其儉”、“昭其度”、“昭其數”、“昭其文”、“昭其物”、“昭其聲”、“昭其明”，來闡明君主如何體現和落實這一根本社會責任；然后，話鋒一轉，才落到桓公“納郜鼎”這件“滅德立違”的事情上來。并在指出這一事件必將導致的惡劣后果以后，還用周武王克商后“遷九鼎于雒邑”招來“義士”非議的歷史教訓，警醒魯桓公必須清醒地認識這種“滅德立違”的錯誤舉措的危害性。這篇諫辭如此行文，不僅條理清楚，層次分明，結構謹嚴，具有強烈的邏輯能力，而且氣勢顯得特別恢弘，具有極強的藝術感染力。至于諫辭中用了近乎后世才產生的賦的手法，鋪敘大量我們今天頗感陌生的具體事物，那也是行文的需要，因為這些事物都和當時的典章制度有密切關系。
還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任何一種文化在它的發展過程中，都會形成許多或厚或薄的積淀層，而每個積淀層都會或深或淺地打上它的時代烙印。因此，在閱讀和欣賞此文的時候，也必須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去審視，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去分析，去感悟，拋棄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華”。可以肯定地說，“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云云，直到今天，其“合理內核”還有很好的垂誡作用和警示作用。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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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哀伯諫納郜鼎》選自《左傳·桓公二年》。前710年的春天，宋國太宰華父督殺死司馬孔父嘉，并占有了孔父嘉“美而艷”的妻子。宋殤公為此很生氣，華父督害怕，就干脆把殤公也殺了，另立宋莊公。華父督為了取得各諸侯國對此事的默認，先后對齊、陳、鄭、魯等國進行賄賂。魯桓公接受了宋國送給的郜鼎，并把它安放在太廟里。魯國大夫臧哀伯認為這樣做“非禮”，會導致官員腐敗，甚至導致國家敗亡。于是對桓公進行勸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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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明（姓姜，氏丘，名明），華夏人，生于前502年，死于前422年，享年80歲。丘穆公呂印的后代。本名丘明，因其先祖曾任楚國的左史官，故在姓前添“左”字，故稱左史官丘明先生，世稱“左丘明”，后為魯國太史 。左氏世為魯國太史，至丘明則約與孔子（前551-479）同時，而年輩稍晚。他是當時著名史家、學者與思想家，著有《春秋左氏傳》、《國語》等。他左丘明的最重要貢獻在于其所著《春秋左氏傳》與《國語》二書。左氏家族世為太史，左丘明又與孔子一起“如周，觀書于周史”，故熟悉諸國史事，并深刻理解孔子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