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詩五首
清代：趙翼
滿眼生機轉化鈞，天工人巧日爭新。
預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覺陳。
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
只眼須憑自主張，紛紛藝苑漫雌黃。
矮人看戲何曾見，都是隨人說短長。
少時學語苦難圓，只道工夫半未全。
到老始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
詩解窮人我未空，想因詩尚不曾工。
熊魚自笑貪心甚，既要工詩又怕窮。
譯文及注釋
譯文
其一
大自然和人類社會不斷的運動發展，新事物，新思想層出不窮。
即使能預支五百年的新意作，到了一千年又覺得陳舊了。
其二
李白和杜甫的篇曾經被成千上萬的人傳頌，但讀起來感覺已經沒有什么新意了。
國家代代都有很多有才情的人，他們的詩篇文章以及人氣都會流傳數百年。
其三
紛紛的藝苑里各種說法魚龍混雜，良莠不齊，對錯互見，深淺不一，對同一問題的看法有時也五花八門。這時需要的是獨具慧眼，有自己的視角和觀點。
如果自己見識低下，就像矮人看戲似的，自己什么也沒看見，對戲的好壞心中沒有定數，只是隨聲附和罷了。
注釋
李杜：指李白、杜甫。
江山代有才人出：國家代代都有很多有才情的人。
風騷：指《詩經》中的“國風”和屈原的《離騷》。后來把關于詩文寫作的詩叫做“風騷”。這里指在文學上有成就的“才人”的崇高地位和深遠影響。
只眼：獨到的見解，眼力出眾。
藝苑：藝壇，藝術領域。
雌黃：即雞冠石，黃赤色，可作顏料。古人寫字用黃紙，寫錯了用雌黃涂掉再寫。后用信口雌黃喻隨口亂說。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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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
第一、二句人指出，即使是李白、杜甫這樣偉大的詩人，他們的詩篇也有歷史局限性。
第三、四句詩人呼喚創新意識，希望詩歌寫作要有時代精神和個性特點，大膽創新，反對演習守舊。
世人常常用這句詩來贊美人才輩出，或表示一代新人替換舊人，或新一代的崛起，就如滾滾長江，無法阻攔。
此反映了作者詩歌創作貴在創新的主張。他認為詩歌隨時代不斷發展，詩人在創作的時候也應求新求變，并非只有古人的作品才是最好的，每個時代都有屬于自己的風格的詩人。寫出了后人繼承前人。本詩雖語言直白，但寓意深刻。“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一句表達了文學創作隨著時代變化發展的主題思想與中心。
趙翼論詩提倡創新，反對機械模式。他通過對詩家李白、杜甫成就的回顧，以歷史發展的眼光來看，各個時代都有其標領風騷的人物，不必為古人是從。詩歌也應隨著時代不斷發展。
其三
這是一首作者表白自己的藝術主張的詩。指出文藝批評應提倡有獨到的見解，不可鸚鵡學舌，人云亦云。
作者一針見血地指出：評論詩詞的好壞優劣，應當有自己的見解和主張哪個，而不能像文壇藝苑中的某些人一樣，心口雌黃。馬克思哲學認為，要做到獨具慧眼，深刻地認識、把握事物的本質，一是必須在實踐中占有大量的感性材料；而是必須善于對感性材料進行“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實現由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的飛躍和發展。
前二句點出在紛紛的藝苑里各種說法魚龍混雜，這時 需要的是獨具慧眼，有自己的視角和觀點。當然這是相當不容易的，需要自己有深厚的學養和閱歷，成為“高人”。
后二句作一形象的比喻，用矮人看戲作比，矮人看戲時被前邊的人擋住目光，哪里能看到戲臺上的場景?戲散大家一起談起來時，只能是附和人家的說法。這就好比我們自己對“藝苑”的看法，如果自己學力淺薄，不能“獨具只眼”，那就只能“隨人說短長”了，這種鸚鵡學舌，拾人牙慧的行為作者是堅決反對的。
這首詩繼承以詩歌體裁論詩歌的傳統，見解卓異，說理暢達。全詩看似佶手拈來、隨手而出，但卻具有極為精辟深刻的理論內涵。李白、杜甫被稱為詩中仙圣，在唐代即受到推崇，如韓愈在仕由逝世時才3歲，后來他熟讀李杜詩篇，作有《調張籍》一詩，其中有“李杜文章在，光芒萬丈長”“伊我生其后，舉頸遙相望”等語，可謂敬佩得五體投地。而后世特別是明清兩代，對李杜的崇拜更是前所未有，并且普遍地認為詩自唐以來詩道不振，一代不如一代。甚至有人還提出從《詩經》以來每況愈下、自宋元以來無詩之論，這種看法在明清詩歌理論中占有主導地位。
詩人開篇即總論概述了這一普遍現象，以李杜為代表指出了他們的詩作固然光耀千秋，流傳萬古，其崇高地位與普及程度已是臉炙人家傳戶誦。接下來卻陡然轉筆，尖銳地指出了這種情況帶來的另外的弊端：熟極而流，不僅令人覺得從內容到形式都沒有新意，而且還隱隱含有這一現象在某一程度上阻礙了后世詩人的創新之意，其見解之深刻，筆觸之辛辣，思慮之周到，足以發人深省。前兩句并非真足在貶低李杜，而是為下文略作鋪墊而已，以下即轉入主題的抒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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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翼（1727年～1814年1月10日）清代文學家、史學家。字云崧，一字耘崧，號甌北，又號裘萼，晚號三半老人，漢族，江蘇陽湖（今江蘇省常州市）人。乾隆二十六年進士。官至貴西兵備道。旋辭官，主講安定書院。長于史學，考據精賅。論詩主“獨創”，反摹擬。五、七言古詩中有些作品，嘲諷理學，隱寓對時政的不滿之情，與袁枚、張問陶并稱清代性靈派三大家。所著《廿二史札記》與王鳴盛《十七史商榷》、錢大昕《二十二史考異》合稱清代三大史學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