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論
宋代：蘇洵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攘夷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敢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于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故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后知放四兇，有仲尼而后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意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
嗚呼！仲以為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為人矣乎？威公聲不絕于耳，色不絕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縶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余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伯莫盛于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習文公之余威，猶得為諸侯之盟主百余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亂涂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
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為數子者皆不足以托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鰌，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后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后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譯文
管仲作丞相輔佐桓公，稱霸于諸侯，排斥打擊夷、狄等異族，終其一生都使齊國富強，諸侯不敢背叛。管仲死后，豎刁、易牙、開方被重用。桓公死于宮廷內亂，五位公子爭搶君位，此禍蔓延，直到齊簡公，齊國無一年安寧。
功業的完成，不是完成在成功之日，必然由一定的因素而引起；禍亂的發生，不是發作于作亂之時，也必有其根源而預兆。因此，齊國的安定強盛，我不說是由于管仲，而說是由于鮑叔。至于齊國的禍亂，我不說是由于豎刁、易牙、開方，而說是由于管仲。為什么呢？豎刁、易牙、開方三人本就是亂國者，但重用他們的是齊桓公。有了舜才知道流放四兇，有了仲尼然后才知道殺掉少正卯，那桓公是什么人，回頭看來，使桓公重用這三個人的是管仲啊！管仲病危時，桓公詢問丞相的人選。此時，我想管仲將推薦天下最賢能的人來作答，但他的話不過是“豎刁、易牙、開方三個人，不講人情，不能親近”罷了。
唉，管仲以為桓公果然能夠不用這三個人嗎？管仲和桓公相處多年了，該知道他的為人了吧。桓公是個音樂不停歇于耳，美色不離開眼的人。如無此三人，就無法滿足他的欲望。他開始不重用他們，只是由于管仲在，一旦管仲沒了，這三人就彈冠相慶了。管仲以為自己的遺言就可束縛桓公嗎？齊國不怕有這三人，而是怕沒有管仲。有管仲在，那這三人只是普通人罷了。若不是這樣，天下難道缺跟這三人一樣的人嗎？即使桓公僥幸而聽了管仲的話，殺了這三個人，但其余的這類人，管仲能一個也不剩地除掉他們嗎？唉！管仲是不懂得從根本上著眼的人啊！如果他乘著齊桓公詢問時，推薦天下賢人來代替自己，那么管仲雖死，齊國也不算是失去了管仲。這三人又有什么可怕的，就是不提他們也可以啊！
五霸中沒有比齊桓公、晉文公再強的了。晉文公的才能比不上齊桓公，他的大臣也都趕不上管仲。晉靈公暴虐，不如齊孝公寬厚。可晉文公死后，諸侯不敢背叛晉國。晉國承襲文公的余威，還能在一百年里充當盟主。為什么呢？因為它的君主雖不賢明，但是還有老成練達的大臣存在。桓公死后，齊國一敗涂地，這沒有什么疑問奇啊！他僅依靠一個管仲，管仲卻死了。
天下并非無賢人，確實是有賢臣而沒有明君。桓公在世時，就說天下再沒有管仲這樣的人才。我不相信。管仲的書里有記載他將死時論及鮑叔牙、賓胥無的為人，并列出他們各自的短處。這是他心中認為這幾個人都不能托以國家重任。而且預料自己將死。這部書實在是荒誕，不值得相信。我看史鰍，因為活著不能薦用蘧伯玉和斥退彌子瑕，為此有身后勸諫之事。蕭何臨死，推薦曹參代替自己。大臣的用心，本來應該如此啊！國家因一個人而興盛，一個人而滅亡。賢人不悲痛自己的死亡，而憂慮國家的衰敗。因此必須再推選出賢明的人來，然后才可以放心死去。那管仲，憑什么可以死掉呢？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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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是歷史上的名相之一。他輔佐齊桓公尊周室，攘夷狄，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他的功績一向為人稱道，連孔子對他都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對于這樣一個典范人物，作者獨能從其不能推薦賢人這一要害之處進行評說，其立論新奇，合乎情理。在封建社會中，一個有作為的政治家的去世往往會給國家帶來消極的甚至是災難性的影響，這種例子在歷史上是不罕見的。因此，作者的見解是正確的。
本文文筆犀利，邏輯嚴密，令人無懈可擊，正如清人吳楚材所說：“立論一層深一層，引證一段系一段，似此卓識雄文，方能令古人心服。”例如，為了說明管仲提出的豎刁等三人“非人情不可近”只是一句毫無意義的空話，他把齊桓公和舜、孔子進行比較，說明齊桓公不可能除掉這三個人。退一步說，即使是除掉了這三個人，“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又如，在談到管仲在臨死時沒有向桓公舉薦賢人是一重大失誤時，作者又用史?、蕭何的事跡進行對比，得出了“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的結論，可以說是絲絲入扣，令人拍案叫絕。
本文批評了管仲在臨死前未能薦賢自代，以致在他死后齊國發生了內亂。作者的觀點頗為新奇，可以稱為“翻案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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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洵（1009年－1066年），字明允，漢族，眉州眉山（今屬四川眉山人）。北宋文學家，與其子蘇軾、蘇轍合稱“三蘇”，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蘇洵長于散文，尤擅政論，議論明暢，筆勢雄健，有《嘉祐集》傳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