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奸論
宋代：蘇洵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疏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奸，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愿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嘆。孰知禍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譯文及注釋
譯文一
事情的發展必定會有一定的結局，道理有它原本就該如此的規律。天下只有表現冷靜的人，才能從細微之處預見到日后將會發生的顯著變化。月亮周圍出現了暈圈預示著將要刮風，房屋的石柱返潮濕潤預示著將要下雨，這是人人皆知的事。人事的發展變化，情理和形勢之間的因果關系，也是空疏渺茫難以盡知，千變萬化而無法預先料到的，怎么能和天地陰陽的變化相比？即便是賢能的人對此也有所不解。這是什么原因呢?這是由于喜愛和憎恨擾亂了他們的內心，利害關系又影響了他們的行動啊!
從前山巨源見到王衍，說：“將來給天下百姓帶來災難的，一定是這個人!”郭汾陽見到盧杞，說：“這個人一旦得志，我的子孫就會被他殺得一個不留!”現在分析一下他們所說的話。其中的道理是可以料想到的。依我看來，王衍之為人，從容貌和談吐上，確實具備了欺世盜名的條件。但是他不妒忌別人，不貪圖錢財，只是隨大流。如果晉朝當時沒有惠帝這個昏君，當政者即使只是一個中等的君主，就算是有成百上千個王衍這樣的人，又怎能擾亂天下呢?盧杞那樣的奸詐，確實足以敗壞國家。但是他不學無術，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談不足以蒙蔽社會，如果不是遇到德宗這樣的鄙陋昏庸的君主，又怎能受到重用呢?由此說來，山、郭二公對王、盧二人所作的預言，也未必完全如此啊!
現在有人嘴里背誦著孔子、老子的話，親身實踐著伯夷、叔齊的行為，收羅了一批追求名聲和不得志的士人，相互制造輿論，私下里互相標榜，以為自己是顏淵、孟軻再世，然而他們為人陰險狠毒，和一般人的志趣不同。這是把王衍和盧杞合成一個人了。他在社會上釀造的禍害還能說得完嗎?臉面臟了不忘洗臉，衣服臟了不忘洗衣，這本是人之常情。現在他卻不是這樣，身穿奴仆的衣服，吃豬狗的食物，頭發蓬亂得像囚犯，表情哭喪著像家里有人去世，卻在那里大談《詩》《書》，這難道說是人的真實的心情嗎?凡是辦事不近人情的，很少不成為大奸大惡之輩，豎刁、易牙、開方就是這樣的人。此人借助當世享有盛名之力，來促成他尚未形成氣候的禍患。雖然有勵精圖治的君主，敬重賢才的宰相，也還是會選拔并重用他的。這樣，他將成為天下的禍患，是必定無疑的了，這就不只是王、盧二人所能比擬的。
孫子說：“善于用兵的人，并沒有顯赫的功勛。”如果這個人沒有被重用，那么我的話就有些過頭了，而此人就會有懷才不遇的感慨。誰又能知道禍患會達到上述這種地步呢?不然的話，天下將要蒙受他的禍害，而我也會獲取卓有遠見的名聲，那就太可悲了!
譯文二
事情的發展有必然如此的原因，情理有原本如此的根源。只有天下最冷靜的有修養的人，才能從細微的變化中預知發展的結果。月亮周圍起暈，將要刮風，屋柱石礎返潮，將要下雨，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人世間事情的發展變化，道理情勢的相互因循，其空疏難知、變化莫測的程度，怎能與天地陰陽之事相比呢？而賢能的人也有不知道的，那是什么緣故呢？是愛憎的感情擾亂了他們的思想，利害得失的考慮影響了他們的行為。
從前，山巨源見到王衍后，就說：“將來貽害天下百姓的，一定是這個人。”郭子儀見到盧杞后，就說：“這個人如果得志，我的子孫就會一個也留不下來。”從今天的情況分析起來，那道理確實是可以預見的。依我看來，王衍這個人，容貌言語方面，確實有欺世盜名的地方，然而，他不忌恨別人，不妄求，只是隨波逐流，假使晉朝當時沒有惠帝這個呆子，哪怕僅是一個一般的君主，即使有千百個像王衍這樣的人，又怎么能把天下搞亂呢？盧杞的奸險，固然足以敗壞國家，但是他不學無術，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談不足以欺世，如果不是遇到鄙陋昏庸的唐德宗，又怎么會得到重用呢？由此說來，山、郭二公對王、盧二人的預言，或許也未必一定如此。
現在有個人，口中說著孔子、老子的話，親身實踐著伯夷、叔齊的行為，招納一些沽名釣譽之士和不得志的人，共同制造輿論、自我標榜，（把自己）說成是顏淵再世孟軻復生，實際上卻居心叵測，陰險狠毒，與一般人的志趣不同。這人是把王衍、盧杞合于一身了，他造成的禍害難道可以用語言形容嗎？面孔臟了不忘洗臉，衣服臟了不忘洗衣服，這是人之常情。現在（這個人）卻不是這樣，穿奴仆穿的衣服，吃豬狗吃的食物，頭發蓬亂像囚徒一樣，滿面灰塵像居喪一樣，卻大談詩書，這難道是他的真性情嗎？凡是做事不近人情的人，很少不成為大奸大惡的，豎刁、易牙、開方就是這樣的人。用蓋世的好名聲，來促成他尚未形成的禍患，雖然有想把國家治好的君主，愛好賢才的宰相，還是會舉薦他，任用他的。那么他成為天下的禍患，將是必然而沒有疑問的，這就不只是王、盧二人所能比得上的了。
孫子說：“善于用兵的人，并無顯赫的功勛。”假使這人不被重用，那么我的話就說錯了，而這個人會有懷才不遇的感嘆。誰能知道禍患將會到這樣嚴重的地步呢？假使不是這樣的，（他受到了重用）天下將要遭受到他的禍害，而我會獲得能見微知著、察言識人的美名，那就太可悲了。
注釋
①靜者：指能夠冷靜地觀察周圍事物而做出合理結論的賢人。
②天地陰陽之事：指自然現象。古人認為自然界有陰陽二氣，二氣交互發生作用，便產生了形形色色的自然變化。
③賢者：舊說以為是影射歐陽修。據史書記載，曾鞏曾向歐陽修推薦王安石的文章，歐陽修大加贊賞，并幫助王安石考取了進士。
④山巨源：山濤（205—283），字巨源，晉初人，任吏部尚書，為當時的“竹林七賢”之一。他喜好評論人物，對王衍的評價不高。王衍（256—311）：字夷甫，晉初人，任尚書令、太尉。衍有盛才，常自比子貢。當時晉室諸王擅權，他周旋于諸王間，唯求自全之計，后死于戰亂之中。
⑤郭汾陽：即郭子儀（697—781），唐華州（今屬陜西）人，累官至太尉、中書令，曾平定安史之亂，破吐蕃，以一身系國家安危者二十年，后封為汾陽郡王，世稱郭汾陽。盧杞：字子良，唐滑州（今河南滑縣一帶）人，唐德宗時任宰相，搜刮民財，排斥異己。杞相貌丑陋，好口辯。后被貶職死于外地。
⑥忮（zhì）：嫉恨。
⑦惠帝：晉惠帝（290—306在位），晉開國君主司馬炎之子，以癡呆聞名。他在位時不理朝政，大權旁落，終導致“八王之亂”，晉室隨之衰敗。
⑧眩（xuàn）：通“炫”，惑亂。
⑨德宗：唐德宗（780—805在位），唐代晚期的庸君，他削去郭子儀的兵權，重用盧杞，導致朝政紊亂。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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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辨奸論》全文連貫起來看，在寫作目的上，作者確有所指，而所指的具體人物，作者又未點明。我們也沒有必要進行煩瑣考證。僅就立意謀篇上來說，本文確屬古文中的名篇。
作者提出的“見微知著”的觀點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要輕視小事情，大事情都是由小事情積累而成的。“防微杜漸”早就是古人奉為圭臬的名言。正如清人吳楚材所說：“見微知著，可為千古觀人之法。”
本文突出的成功之處在于謀篇。文章開始先將天象和人事進行比較，指出了人事比天象更難掌握，并說明這是由于“好惡”和“利害”所形成的必然結果。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不能不令人首肯。接著，又通過歷史上山濤、郭子儀對王衍、盧杞的評論，說明了山、郭二人的評論雖有一定道理，但也有所疏漏，這就為下文的“今有人”起了鋪墊作用。本文的第三段是作者傾注全力發泄的部分，將“今有人”的種種表現盡情地加以刻畫，一氣呵成，有如飛瀑狂泄，其筆鋒之犀利，論證之嚴謹，不能不令人嘆為觀止。而在結尾處，作者又留有余地地提出兩種可能出現的情況，這就使人感到作者所持的公允的態度。
作者在批評“有的人”時，把生活習慣（如不修邊幅）也作為攻擊的口實，未免失之偏頗了。但是，這點微疵并不足以影響本文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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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9年，王安石開始推行新法，遭到保守人士的反對。保守派為打擊王安石，傳出了這篇文章，并署名為已死去的蘇洵，借以閑適作者早在王安石變法之前就“見微知著”，預見到他得志必為奸。《辨奸論》是否是蘇洵所作，學術界有不同的觀點。文章先抬出“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萬事均可“見微而知著”，預測規律，作為理論基礎。然后以山巨源預見王衍、郭子儀預見 盧杞為例證，類比王安石“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的行為”不近人情“，進而推導出王安石得志必為奸臣、為害國家的結論。這種以人的生活習慣和個別缺點來判斷其政治品質的邏輯，是非常錯誤的。這種影射咒罵、攻擊人身的寫作手段也是非常低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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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奸論》旨在詆毀王安石，竭力反對“新黨”，拋開其本旨，有二點與當今相類：
其一，作者謂王安石“口誦孔老之書，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語言，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王安石是否如此，且不論。但陰賊險狠如王盧之合一，代有其人，今也不鮮，這是此論給予后人的啟迪之一，須警惕而“辨”。否則，其禍輕則殺身，重則禍國殃民。
其二，作者提到一種“不近人情”的現象：“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然而這一看來違反常情的情況，在1957年夏之后以及“文革”中，屢見于囹圄。這是悲劇，當然，古人是無從預料這種悲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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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奸論》作者認為，事情皆有一定的規律，只要能夠仔細觀察并把握規律，就能見微知著，因此人們可以通過觀察行為而在禍亂發生之前就發現作亂的奸臣。歷來有人認為這篇文章的本意暗中批判王安石，也有人認為此文并非蘇洵所作，未有定論。
《辨奸論》著重分析了一些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從中得出了“見微知著”的結論，給讀者提出了如何識人的參考意見。這也是宋代散文中的一篇名作。《辨奸論》作者尚有爭議。舊說以為是蘇洵為了譏諷王安石的“不近人情”而作，后經清人考證，又定為宋人邵伯溫假托蘇洵之名的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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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洵（1009年－1066年），字明允，漢族，眉州眉山（今屬四川眉山人）。北宋文學家，與其子蘇軾、蘇轍合稱“三蘇”，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蘇洵長于散文，尤擅政論，議論明暢，筆勢雄健，有《嘉祐集》傳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