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宮春·著破荷衣
宋代：趙汝茪
著破荷衣，笑西風吹我，又落西湖。湖間舊時飲者，今與誰俱？山山映帶，似攜來、畫卷重舒。三十里，芙蓉步障，依然紅翠相扶。
一目清無留處，任屋浮天上，身集空虛。殘燒夕陽過雁，點點疏疏。故人老大，好襟懷，消減全無。慢贏得，秋風兩耳，冷泉亭下騎驢。
賞析二
這是一首感傷時事的傷懷之作。
作者的感時傷世，觸發點是重游杭州西湖。在經過了一段較長時間的隱居生活之后，詞人在一個秋風瑟瑟的日子里，重到西湖。“荷花”，出于屈原《離騷》“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后世用指隱者的服裝。“著破”，表明穿著時間之長。“笑”是苦笑，荷衣在身，意在遁世歸隱，可是“西風吹我，又落西湖”。一個“落”字，可見舊地重游，有違初衷，并非自己所愿，因此只付之苦笑。重到西湖后，有了種種感受，其一是，“湖間舊時飲者，今與誰俱？”老朋友皆不知去向，表達作者的孤苦感情，其二則是湖光山色，一如既往。“山山映帶”至上片結句，從畫卷似的青山“屏幕（步障）”似的芙蓉等方面，大幅度地描繪西湖美景，字字珠璣，勢如潑墨。作者通過寫西湖之美，意在反襯心中的悲，使人在驚羨大好河山的同時，不禁悲嘆中來，感嘆物是人非的變化。上片中的“又”、“舊時”、“重”、“依然”等，都表明作者是重游西湖，因此從“重游”來看，感時傷世的感嘆才能充分表現出來。
在詞的下片，作者進一步抒寫自己在此情此景中的親身感受，悲悼王朝故家的淪落和自己的不幸遭遇。換頭以“一目清無留處”一句，總括上片寫景。意思是說無窮的美麗景色，映入眼簾。一個“清”字，既寫出了觀景的真切，同時也表現了作者雖感時傷世，而神志卻是鎮靜的。“任屋浮天上，身集空虛”，則是情景兼而有之。作者身在西湖，好像置身在空曠虛無的境地，“集”，引申為“停留”；由于作者身在湖中，故百物如浮，頓覺屋廬亦浮于天際，“屋浮”兩句，全是從感覺方面寫景，而句前用一領字“任”，作者委身運化、任其所之的思想情緒，就全表現出來，而“屋浮”句隱約透露出作者對于當時動蕩不安的王朝命運的憂愁。《易林》有云：“水暴橫行，浮屋壞墻。”可見“屋浮”所表現的，是一種動蕩的形象，象征著作者所生活的南宋后期的局勢。“殘燒夕陽過雁”句，很可能就是作者這種憂慮的形象寫照。當時南宋敗亡之象日益明顯，猶如半規夕陽，僅留殘照而已。雖然美麗，但卻是一種衰颯之景。黃昏夕照之下，再點綴以“點點疏疏”的“過雁”，這不僅是蕭颯，而且凄涼無比。詞中說：“故人老大，好襟懷、消減全無”，這是概說。然后由概括而具體，進一步訴說：“慢贏得、秋風兩耳，冷泉亭下騎驢。”“故人”，也應包括詞人自己。這幾句，可以稱“史筆”。南渡之初，無論是在朝還是在野的士人，大多都恢復故國的壯志，但南宋最高統治集團，卻唯求偏安一隅，白白地使英雄老大，寂寞無比，壯志殆盡，以致半壁江山，不可收拾，這幾句也同樣是對南宋最高統治集團的嚴厲的斥責。結尾“慢贏得，秋聲兩耳，冷泉亭下騎驢”兩句則無比神妙、十分生動地把一個失意落魄的荷衣隱者的形象寫活。“著破荷衣”側重于靜態，而這結尾兩句是動態的描繪，甚至連這人物的聽覺、感覺都寫到了；在結構上，與上片的“西風”、“西湖”，以至“舊時飲者，今與誰俱”的孤獨感，都互相相應；更重要的是，這兩句看似輕松，實際上無限悲涼，怨中含怒，無限蕭條，這種感情的脈絡，是從“故人”三句延伸而來，但是關鍵則在于“慢贏得”這個三字逗——它把“故人”三句坦率的抒情貫注于“秋聲”兩句的形象之中。“贏”，是反語，作者本是宋太宗的后裔，商王元份的七世孫。帝胄王孫，世代顯赫，此時卻只有“秋聲兩耳，冷泉亭下騎驢”而已。如此到了這般淪落的境地，卻說是“慢贏得”，這與其說是放達樂觀，不如說是拗怒。況蕙風對“故人”以下幾句，極其欣賞，說它“以清麗之筆作淡語，便似冰壺濯魄，玉骨橫秋，綺紈粉黛，回眸無色”。因而可見并不
能低估這幾句的社會效果。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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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宋詞》收錄的趙汝茪的九首詞中，這首《漢宮春》系于末位，與前八首相較，所表現的題材與所表達的情調，也迥然不同。前八首，除《夢江南》外，都是摹寫女子傷春怨別的閨情之作，透露出一種優雅閑適的情調，讓人聯想到“少年不識愁滋味，愛上層樓。愛上層樓，為賦新詞強說愁”（辛棄疾《丑奴兒》）的詞句。這首《漢宮春》是感時憂世、感慨傷懷之作。詞人似乎也已從生活優裕的宗室子弟，淪為身著破荷衣、冷泉亭下騎驢、逃避世俗的隱者。情調哀痛沉郁，透露出一種“世紀末”的悲涼色彩。很可能，是他經歷了趙宋王朝式微、宗室零落后的晚期作品。
開篇是，“著破荷衣，笑西風吹我，又落西湖”。詞中人物的形象，無疑是詞人自身的形象。自屈子有“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離騷》）的比擬后，后世常借“荷衣”以指隱者的服裝，而“荷衣”這個語碼符號也就具有隱者的含義。荷衣已經著破，既說明他身世的零落，還說明服著時間非短，他過隱士生活已有一段較長的時光。從“又落西湖”的詞意推測，詞人這年秋天是重到西湖；從“舊時飲者”、“故人”的稱謂看，他對西湖還很熟悉。著荷衣做隱者原是避世絕俗之舉，卻被“西風吹我，又落西湖”，重新來到這“東南形勝，三吳都會”、“自古繁華”的煙柳熱鬧之地，蓋非出于本愿。所以“笑”這個領字，似有命運捉弄、無可奈何的苦澀滋味，并無慶幸之意，實是苦笑。開篇三句，隱約地告訴讀者，詞人已不是“當年劉郎”，不僅他已自許為隱者，對形勝、繁華的杭州也別有一番情懷了。杭州，南宋稱為臨安，即宋王朝南渡后的帝京。作為宋太宗第四子商王元份的七世孫這樣一個宗室子弟，對重來帝京以一種無可奈何的心緒對待，其中必有緣故，因此就給人留下了懸念，留下了疑猜。舊地重游，必有比較，比較中也必有新的觀感，所以，緊接著就抒寫自己的觀感：其一，是“湖中舊時飲者，今與誰俱？”舊時同氣相求、同酌共飲的朋友已風流云散，無處可求。其二，“山山映帶（景物映襯，相互關連），似攜來、畫卷重舒。三十里、芙蓉步障（屏幕），依然紅翠相扶。”西湖依然風姿如畫，美景依舊。詞人巧用反襯之法，抓住西湖典型的景色，著意渲染，以熱色艷麗的風景反襯冷色的零落的人事，抒寫出世易時移、物是人非的悲涼情懷。
下片，更值得玩味。“一目清無留處”，承上啟下，上承前片的寫景，下啟由以上景色生發的感受。一個“清”字，從字面看，是說西湖勝景一覽無余，盡收眼底。但從語言的語碼、符號作用看，卻頗有深意。“清”與“昏”相對，有看得真切、透徹、洞悉無余的意義。詞句隱寓著對南宋王朝已病入膏肓、無可藥救的深切了解這層意思。“任屋浮天上、身集空虛”，從字面看，是寫自己在湖中的一種感受：西湖如鏡，藍天如碧，水天澄澈，岸邊的房屋和上面的藍天都映在水中，房屋也如浮在天上。任憑房屋浮在天上，自身停留在水天澄澈的虛空之中。這境界，如同歐陽修在《采桑子》中描畫的，“行云卻在行舟下，空水澄鮮，俯仰留連，疑其湖中別有天。”但《易林》有云：“水暴橫行，浮屋壞墻”。這“屋浮”的形象，有著南宋王朝內外交困、政局動蕩的寓意。而“任”字，透露出詞人對南宋王朝的失望，已不抱希望，任其屋浮天上、墻壞壁塌的意思。至于自己，也只能委身造化聽天由命，置身空虛，超脫塵世了。聯系到他做隱士（至少內心向往隱士）、遁跡自然的行狀來看，恰是言行相符，并非臆斷。
至于“殘燒夕陽過雁，點點疏疏”，是化用白居易《秋思》“夕照紅于燒”的詩意，但“夕陽”這個語碼就有王朝末日的特定含義，多數人對“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這李商隱的名句，作唐王朝行將滅亡的預言看待。那么詞人這美艷的形象，也是對宋王朝猶如殘陽、已好景不長的預告。在這黃昏時刻，疏疏點點的過雁，急急惶惶振翅向遠方飛去，想尋找自己的歸宿，正象征著有識之士，覺得大局已定，回天乏力，或退出仕途，或隱跡江湖，或皈依空門，各自尋找退路的現實。所以這是一幅肅殺、衰敗、凄涼的末世寓意圖，是詞人用比的手法借景抒情、最含深意的形象。
“故人老大，好襟懷、消減全無。”則是詞人懷著激憤和沉痛對南宋王朝不發不快的直接評論。南渡之初，朝野不乏恢復中原的壯志，“好襟懷”，當指此。但趙宋最高統治者，心懷鬼胎，茍且偷安，醉生夢死。誠如文及翁寫的，“一勺西湖水，渡江來，百年歌舞，百年酣醉。”（《賀新郎·游西湖有感》）同時又壓制、打擊、排擠主戰力量，使英雄塞路，報國無門，壯志消磨以盡，造成世風日頹，如江河日下，半壁山河，難以收拾的局面。這是多么令人扼腕的下場！大概這也就是詞人不愿意重來京城、重游西湖的真正原因。至此，詞人以“慢贏得，秋風兩耳，冷泉亭下騎驢”這樣深沉的感慨收束了全詞。“兩耳秋風”，即滿耳的秋聲。秋聲者，世紀末的衰頹沒落之音也。詞人再描繪出一個鮮明的形象：一個著破荷衣的宗室子弟，騎著一頭毛驢，踽踽獨行在冷泉亭下。這等凄楚的情景，正是王室式微的絕好象征。但這沉痛的心意由“慢贏得”三字引出，沉痛之情偏以淡語、諧語、反語道之，更有一種悲從中來的異樣的興發感動力量。
況周頤對趙汝茪的詞，原有“格調本不甚高”的評價，但對這首詞，尤其對下片部分，評曰：“以清麗之筆作淡語，便似冰壺濯魄，玉骨橫秋。綺紈粉黛，回眸無色。”相當推崇。究其原因，大概也是看到了這位趙氏宗室并非醉生夢死之徒，當他被拋出溫柔富貴之鄉后，尚有魂魄，尚有骨氣，一掃原先的綺紈粉黛，能寫出這感時傷世、飽含家國之痛的好詞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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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汝茪 guāng（約公元1247年前后在世），字參晦，號霞山，又號退齋，趙宋宗室，宋太宗第四子、商王元份七世孫，為趙善官之幼子。里居及生卒年均不詳，約宋理宗淳佑中前后在世。有詞名，周密曾擬其詞體作詞，宋編的《陽春白雪》和《絕妙好詞》均選其作品，《全宋詞》輯其《退齋詞》一卷，存詞九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