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
唐太宗李世民（599年－649年），唐朝第二位皇帝，在位23年，年號貞觀。名字取意“濟世安民”，隴西成紀人（今甘肅天水市秦安縣）。唐太宗李世民不僅是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還是一位書法家和詩人。唐太宗開創(chuàng)了著名的貞觀之治，被各族人民尊稱為天可汗，為后來唐朝全盛時期的開元盛世奠定了重要基礎，為后世明君之典范。廟號太宗，謚號文武大圣大廣孝皇帝，葬于昭陵。
人物生平
早年經(jīng)歷
李世民于公元598年（隋文帝開皇十七年）農歷十二月戊午日（一說公元599年，開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日），出生在武功的李家別館，父親是時任隋朝官員的李淵，母親是北周皇族竇氏。李世民4歲的時候，家里來了一位自稱會相面的書生，對其父李淵說：“您是貴人，而且您有貴子。”當見到李世民時，書生竟說：“龍鳳之姿，天日之表，等到二十歲時，必能濟世安民。”李淵便采“濟世安民”之義為兒子取名為“世民”。童年時代的李世民聰明果斷，不拘小節(jié)，接受儒家教育，學習武術，擅長騎射。
公元613年（隋煬帝大業(yè)九年），李世民娶高士廉的外甥女長孫氏為妻。公元615年（大業(yè)十一年），李世民參加云定興的軍隊，去雁門關營救被突厥人圍困的隋煬帝。
公元616年（大業(yè)十二年），父親李淵出任晉陽留守，李世民跟隨到太原并隨父多次出征，平服發(fā)生在今山西省內的各種叛亂和抗擊東突厥人的入侵。
晉陽起兵
公元617年（義寧元年），李世民鼓動父親李淵起兵反隋，是為晉陽起兵。李淵封李世民為敦煌郡公、右領軍大都督，統(tǒng)帥右三軍，起兵攻入長安，并且滅隋。李世民官拜光祿大夫、唐國內史，徙封秦國公，食邑萬戶。
公元617年（義寧元年）農歷十二月，李世民為右元帥，徙封趙國公，率兵十萬進攻隋朝的東都洛陽，不克而還，設三路伏兵于三王陵，擊敗隋將段達。公元618年（武德元年）農歷五月，李淵廢黜楊侑，稱帝，改國號為唐，封李世民為尚書令、右翊衛(wèi)大將軍，進封秦王。
四方征戰(zhàn)
唐朝建立后，疆土只限于關中和河東一帶，尚未完全統(tǒng)治全國，因此，李世民經(jīng)常出征，逐步消滅各地割據(jù)勢力。自公元618年（武德元年）起，李世民親自參與四場大戰(zhàn)役。
●其一，破薛舉，淺水原之戰(zhàn)平定隴西薛仁杲（薛舉之子），鏟除了唐朝來自西方的威脅。
●其二，擊敗宋金剛、劉武周，收復并、汾失地，鞏固唐朝的北方。
●其三，在虎牢之戰(zhàn)中，一舉殲滅中原兩大割據(jù)勢力：河南王世充和河北竇建德集團，使唐朝取得了華北的統(tǒng)治權。
●其四，重創(chuàng)竇建德余部劉黑闥和山東的徐圓朗。
自此李世民威望日隆，尤其是在虎牢之戰(zhàn)后班師返京時，受到長安軍民的隆重歡迎。公元621年（武德四年）農歷十月，封為天策上將，領司徒、陜東道大行臺尚書令，位在王公上，食邑增至三萬戶。李淵又下詔特許天策府自置官屬，李世民因此開設文學館，收攬四方彥士入館備詢顧問，文學館與秦王府相結合，儼然形成一個小政府機構。
玄武之變
太原起兵是李世民的謀略，李淵曾答應他事成之后立他為太子，但李淵建立唐朝后，立李建成為太子。天下平定后，李世民功名日盛，李建成隨即聯(lián)合李元吉，排擠李世民。李淵的優(yōu)柔寡斷，也使朝中政令相互沖突，加速了諸子的兵戎相見。
長兄皇太子李建成知道李世民終不肯屈為人臣，而李世民也認為是自己奠下唐朝開國的基業(yè)，遂與李建成、四弟齊王李元吉猜忌日深，兩派大臣之間互相傾軋。李建成曾經(jīng)下毒謀害李世民。其中宰相裴寂、謀士王珪、魏徵、東宮衛(wèi)士將領薛萬徹等追隨李建成、李元吉。
秦府謀士杜如晦、房玄齡，將領秦叔寶、尉遲敬德、段志玄、侯君集、王君廓等跟從李世民。宰相陳叔達、朝臣長孫無忌等暗中支援李世民。其余將領李靖、徐世勣，大臣宇文士及等保持中立。
公元626年（武德九年），突厥侵犯唐邊境，李建成向李淵建議，由李元吉做統(tǒng)帥出征突厥。在太子的東宮中擔任率更丞（主管計時的官員）職位的王晊，已被秦王李世民收買，成為李世民在東宮的眼線，他悄悄告訴李世民：“李建成想借此控制秦王的兵馬，并準備在昆明池設伏兵殺秦王。”于是李世民決定先發(fā)制人。
公元626年7月2日（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庚申日），李世民在帝都長安城宮城玄武門附近射殺皇太子李建成、齊王李元吉，史稱“玄武門之變”。事后，李世民殺李建成、李元吉諸子，并將他們從宗籍中除名。李淵讓出軍政大權給予秦王李世民，三天后（六月初七癸亥日，公元626年7月5日），李世民被立為皇太子，下詔曰：“自今以后軍國事務，無論大小悉數(shù)委任太子處決，然后奏聞皇帝”。
公元626年9月4日（武德九年八月初九甲子日），李淵退位稱太上皇，禪位于李世民。李世民登基為帝，次年改元貞觀。
貞觀之治
因隋末戰(zhàn)爭而人口銳減，公元628年（貞觀二年），唐朝只有二百九十萬戶人口，李世民經(jīng)常以亡隋為戒，注意叮嚀自我克制欲望，囑咐臣下莫恐上不悅而停止進諫，勵精圖治，在政治上，既往不咎，知人善任，從諫如流，整飭吏治；經(jīng)濟上，薄賦尚儉，為政謹慎；亦致力復興文教，令隋末動蕩之局得以穩(wěn)定下來。
李世民十分重視吏治的清明，曾命房玄齡省并冗員，派李靖等13名黜陟大使巡察全國，考察風評；又親自選派都督、刺史等地方官，并將其功過寫在宮內屏風上，作為升降獎懲的依據(jù)。另又規(guī)定五品以上的京官輪流值宿中書省，以便隨時廷見，垂詢民間疾苦和施政得失，百官遂自勵廉能，直接提高政府效率。
在軍事上，李世民多次對外用兵，先后平定突厥、薜延陀、回紇、高昌、焉耆、龜茲、吐谷渾等，由是唐朝聲威遠播，四方賓服。
經(jīng)李世民君臣二十三年的努力，社會安定、經(jīng)濟恢復并穩(wěn)定發(fā)展，對外武功顯赫，至公元652年（唐高宗永徽三年），人口達到三百八十萬戶，奠下了唐高宗、武則天、唐玄宗年間大唐盛世的基礎，史稱貞觀之治。
帝范教子
公元643年（貞觀十七年）四月，太子李承乾以謀反之罪被廢，唐太宗遂將其第九子晉王李治立為太子，并對太子嚴加教管。晚年李世民著《帝范》一書以教戒太子李治，總結了他的施政經(jīng)驗，同時自評一生功過。
公元648年（貞觀二十二年）正月，唐太宗將他撰寫的《帝范》十二篇頒賜給太子李治，并對其告誡說：“你應當以古代的圣哲賢王為師，像我這樣，是絕對不能效法的。因為如果取法于上，只能僅得其中，要是取法于中，就只能僅得其下了。我自從登基以來，所犯過失是很多的：錦繡珠玉不絕于前，宮室臺榭屢有興作，犬馬鷹隼無遠不致，行游四方供頓煩勞。所有這些，都是我所犯的最大過失，千萬不要把我作榜樣去效法。”
因病去世
公元649年（貞觀二十三年），唐太宗生病（一說是服用天竺長生藥導致暴疾），醫(yī)治最終無效，命李治到金掖門代理國事。
公元649年7月10日（貞觀二十三年五月廿六己巳日），太宗駕崩于終南山上的翠微宮含風殿。初謚文皇帝，廟號太宗，葬于昭陵。
公元674年（唐高宗上元元年）加謚文武圣皇帝，公元749年（唐玄宗天寶八年）加謚文武大圣皇帝，公元754年（天寶十三年））加謚文武大圣大廣孝皇帝。
參考資料：
1、司馬光·《資治通鑒·卷第一百九十一·唐紀七》評價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的一位偉大政治家、書法家，卓越的領袖、影響中華乃至世界進程的杰出人物，他任用賢能，選賢任能，從善如流，聞過即改。視民如子，不分華夷，為古代中國做出了巨大貢獻，因此受到人們的崇敬；筑東陽先生所說“他是繼孔子之后中國數(shù)一數(shù)二的偉人。在李世民統(tǒng)治其間，唐朝國力強盛，被稱為貞觀之治。晚年著《帝范》一書以教戒太子，其中總結了他一生的政治經(jīng)驗，也對自己的功過進行了評述。
不拘一格用人才，對人材的使用及領導達到了極高的境遇；
獨具慧眼，看到了個人力量的不足，充分認識到君王如石、良臣如匠，方有美玉問世，對大臣的各項進步之言豁達地予以采納；
不獨斷專行、初步確立了尚書省、中書省、門下省三個政府機構之間權力分立、互相監(jiān)督的政治管理制度，規(guī)定法令甚至包括自己（影響國家政策的那一部分）旨意需門下省審查副署后方可生效發(fā)布，保證了政策的可行性、及時發(fā)現(xiàn)并糾正。在一定程度上杜絕了不良政策對國家及人民的危害與影響；
認識到人命至重、不可妄殺的法政政策，規(guī)定死刑需三復奏（外地五復奏）復審批準后方可行刑，這就不難讓人們想起貞觀四年（630年）全國判死刑才29人、貞觀六年（632年）全國死刑犯390人，李世民審查時令全部390人回家團年、待來年秋收后回來復刑，結果390人均準時到來、無一人逃亡。
太宗朝武功之盛，除對高句麗戰(zhàn)爭上沒有取得戰(zhàn)略勝利外都取得了輝煌的勝利（東突厥、吐谷渾、高昌、安西四鎮(zhèn)、漠北薛延陀等），這與當時的國力、軍隊戰(zhàn)斗力、整體戰(zhàn)略、用人選將與配合默契、過程協(xié)調一致等重要因素是分不開的，因此在中華歷史上的名將名相中，貞觀朝占有相當?shù)谋壤谥腥A軍事史上，貞觀朝的戰(zhàn)例也多被引用；
氣吞天下的“天可汗”氣質，李世民多次以少勝多，經(jīng)典之役就是在渭水單騎嚇退突厥10萬精騎，就對比宋真宗在寇準一再堅持和請求下才勉強在大軍護衛(wèi)下到達澶州南城，而又要戰(zhàn)戰(zhàn)兢兢的馬上要回去是何等的天壤之別啊！
胸懷大局、四海一統(tǒng)的民族和外交政策，太宗朝的民族和外交政策取得了輝煌的勝利，四海之內只要知道中國的均努力內附，以唐為榮，樂不思蜀，他們不但同唐人一樣可以自由自在的生存，還可以做官，著名的少數(shù)民族將領阿史那思摩、執(zhí)思失力、契芯何力、黑齒常之、乃至后世的高仙芝、李光弼等都為唐朝做出了杰出貢獻，在他們身上正好反映出李世民民族政策的光輝，唐人、唐人街也正時那時繁榮富強、威甲四海、文禮之邦的生動寫照；
完善科舉制度、大力興辦學校、重視教育活動、普及官吏選聘、當時的國子學、太學之盛、地方也有不少學校，如此才不難想起當時的教化呢，同時當時的科舉也規(guī)范化、考選公平，以進士科最為杰出，如此才有太宗見新科進士魚貫而出，喜言“天下英雄、入朕彀夷”，唐朝的教育及科舉為政治上提供優(yōu)秀人才同文化精髓——唐詩及經(jīng)濟發(fā)展做出杰出貢獻；
工書法、富文詞，唐太宗皇帝個人修養(yǎng)及天賦極高，在書法同文詞上也頗有名氣，在他大力宏揚和鼓勵支持下，才有唐代書法、文學、藝術之盛；
倡導廉政、節(jié)儉、樸素、重視農田水利，太宗朝在廉政建設方面是相當成功的，他并沒有像朱元璋一樣嚴懲貪官污吏，而是建立一個廉潔奉公、遵紀守法的中央領導班子、重視地方長官選舉，當時朝廷中不少卿相家境貧困，溫彥博、戴胄、于志寧、魏征、張玄素等等，再加上良好風氣的宣傳和行政監(jiān)督，及時預防了官員犯錯，因此當時的官員相當奉公守法、廉潔自律；太宗皇帝也比較注意節(jié)儉，不濫用民力、注意與民休息，當時社會形成了一種樸素求實的作風；太宗皇帝也相當重視農業(yè)，京官外巡回京太宗先問及此事，因太子冠禮與農時違背而更改；
由于社會安定，商業(yè)經(jīng)濟得到發(fā)展，全國新興了許多商業(yè)城市，城市業(yè)有相當?shù)陌l(fā)展，廣州、杭州、揚州、成都、江陵、涼州等城市經(jīng)濟發(fā)展相當迅猛，長安同洛陽作為世界經(jīng)濟大都會就不言而喻了，這為古代封建經(jīng)濟登頂?shù)於嘶A；
對玄奘佛學的支持同西游的肯定，打通并維護河西走廊－絲綢之路及東聯(lián)新羅、日本，促進了中西文化交流與經(jīng)濟發(fā)展，文成公主下嫁吐蕃，使吐蕃從奴隸制社會邁入封建社會，開發(fā)并促進了西藏的發(fā)展；
虛心納諫，重用人才，由于魏征直言相勸，李世民曾把魏征比喻成“知得失的一面鏡子”。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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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1.吸取隋亡教訓
太宗吸取隋朝滅亡的教訓，非常重視老百姓的生活。他強調以民為本，常說：“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太宗即位之初，下令輕徭薄賦，讓老百姓休養(yǎng)生息。唐太宗愛惜民力，從不輕易征發(fā)徭役。他患有氣疾，不適合居住在潮濕的舊宮殿，但他在隋朝的舊宮殿里住了很久。貞觀之初，在唐太宗的帶領下，君臣和諧，全國上下一心，經(jīng)濟很快得到了好轉。到了貞觀八九年，牛馬遍野，百姓豐衣足食，夜不閉戶，道不拾遺，出現(xiàn)了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
2.重視人才，從諫如流
唐太宗善于用人和納諫，這既是“貞觀之治”形成的原因之一，也是“貞觀之治”的內容之一。他重用房玄齡、杜如晦、魏征、長孫無忌等能臣。太宗在位20多年，進諫的官員不下30余人，其中大臣魏征一人所諫前后200余事，數(shù)十萬言，皆切中時弊，對改進朝政很有幫助。
太宗十分注重人才的選拔，嚴格遵循德才兼?zhèn)涞脑瓌t。太宗認為只有選用大批具有真才實學的人，才能達到天下大治，因此他求賢若渴，曾先后5次頒布求賢詔令，并增加科舉考試的科目，擴大應試的范圍和人數(shù)，以便使更多的人才顯露出來。由于唐太宗重視人才，貞觀年間涌現(xiàn)出了大量的優(yōu)秀人才，可謂是“人才濟濟，文武兼?zhèn)洹薄Ｕ沁@些棟梁之才，用他們的聰明才智，為“貞觀之治”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以民為本的思想，廣開言路，虛懷納諫的胸襟；重用人才，唯才是任的準則；鐵面無私，依法辦事的氣度；構成了貞觀之治的基本特色，成為封建治世最好的榜樣。使唐朝在當時與西方國家相比，無論在政治、經(jīng)濟，還是文化上都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3.政治清明
貞觀時期是我國歷史上政治基本廉潔的時期，這也許是李世民最值得稱道的政績。在李世民統(tǒng)治下的中國，皇帝率先垂范，官員一心為公，吏佐各安本分，濫用職權和貪污瀆職的現(xiàn)象降到了歷史上的最低點。尤為可貴的是：李世民并沒有用殘酷的刑罰來警告貪污者，而是以身作則并制定了一套盡可能科學的管理體制來預防貪污。在一個精明自律的統(tǒng)治者面前，官吏貪污的動機很小，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防范貪污主要取決于一套科學修明的管理體制，光靠事后的打擊只能取效于一時，不能從根本上鏟除貪污賴以滋生的社會土壤。
4.分權制度
政治上實行三省六部制和科舉制。三省六部制的實行，使宰相的人數(shù)比秦漢時期增多，便于皇帝控制。
中國封建體制的主要特征是權力高度集中，地方服從中央，中央又唯皇帝馬首是瞻。這種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極大地限制了國民的創(chuàng)造性、主動性和靈活性，且極易釀成暴政。中國封建社會的中央政府組織實行“三省六部制”，但貞觀王朝的三省職權劃分則初步體現(xiàn)了現(xiàn)代化政治特征――分權原則。中書省發(fā)布命令，門下省審查命令，尚書省執(zhí)行命令。一個政令的形成，先由諸宰相在設于中書省的政事堂舉行會議，形成決議后報皇帝批準，再由中書省以皇帝名義發(fā)布詔書。詔書發(fā)布之前，必須送門下省審查，門下省認為不合適的，可以拒絕“副署”。詔書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頒布。只有門下省“副署”后的詔書才成為國家正式法令，交由尚書省執(zhí)行。這種政治運作方式很有點類似現(xiàn)代民主國家的“三權分立”制，西方在十七世紀興起的分權學說，李世民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成功運用于中國的政治體制，進一步說明了貞觀王朝的文明程度是何等之高。最為難能可貴的是，李世民規(guī)定自己的詔書也必須由門下省“副署”后才能生效，從而有效地防止了他在心血來潮和心情不好時作出有損他清譽的不慎重決定。中國歷史上出了853個帝王，只有李世民一人擁有如此杰出智慧和胸襟。
5.崇尚法治
唐太宗十分注重法治，他曾說：“國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為準。”法律制定出來后，唐太宗以身作則，帶頭守法，維護法律的劃一和穩(wěn)定。在貞觀時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與民同罪。執(zhí)法時鐵面無私，但量刑時太宗又反復思考，慎之又慎。他說：“人死了不能再活，執(zhí)法務必寬大簡約。”由于太宗的苦心經(jīng)營，貞觀年間法制情況很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據(jù)載貞觀四年，全國判死刑的才29人。幾乎達到了封建社會法制的最高標準——“刑措”即可以不用刑罰。
貞觀之治
①成因
第一、隋煬帝暴戾無道，再加上三征高句麗耗盡國力卻無功而返，激化社會矛盾，導致軍閥叛變和農民起義。唐初統(tǒng)治者親眼看到了農民戰(zhàn)爭瓦解隋朝的過程，廣大農民對封建統(tǒng)治穩(wěn)定的重要性，吸取隋亡教訓，調整統(tǒng)治政策，以緩和階級矛盾，穩(wěn)定社會秩序，恢復經(jīng)濟。
第二、因為上述因素，唐太宗確定了“安百姓”、“重人才”、“強政治”的治國思想，并通過一系列的制度政策、措施和不懈的實踐去實現(xiàn)。首先，唐太宗認識到了統(tǒng)治者與人民是“舟與水”的關系，通過土地賦稅制度的調整以“安百姓”。二是認識到了重用人才，虛懷納諫的意義，得人善任，從諫如流，營造出政治清明的氛圍，保證了較為開明正確的政治、經(jīng)濟、民族、外交、文化上的政策得以制定和實施。三是加強政治，完善隋朝的三省六部制和科舉制，以鞏固中央集權，提高行政效率，擴大統(tǒng)治基礎。
注意：用人和納諫，既是貞觀之治出現(xiàn)的原因，又是貞觀之治的重要表現(xiàn)。
他在位期間，推行府兵制、租庸調制和均田制，并積極推行科舉制。630年，擊敗東突厥，被四方諸部尊為“天可汗”。641年嫁文成公主給吐蕃的松贊干布。
649年，命太子李治到金液門代理國事。李世民于649年7月駕崩于長安含風殿，享年50歲，葬于今陜西禮泉東北50多里的山峰上的昭陵。謚號為“文皇帝”。
唐太宗還精擅書法，以行書寫碑，為后世鼻祖。著名作品有《溫泉銘》、《晉祠銘》等。死后更以東晉書法大家王羲之所作《蘭亭集序》為陪葬品。
貞觀之治是指唐朝初期出現(xiàn)的太平盛世。由于唐太宗能任人為賢，知人善用；開言路，虛心納諫，重用魏征等；并采取了一些以農為本，減輕徭賦，休養(yǎng)生息，厲行節(jié)約，完善科舉制等政策，使得社會出現(xiàn)了安寧的局面。與后來李隆基的“開元盛世”并肩而立。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23年，使唐朝經(jīng)濟發(fā)展，社會安定，政治清明，人民富裕安康，出現(xiàn)了空前的繁榮。由于他在位時年號為貞觀，所以人們把他統(tǒng)治的這一段時期稱為“貞觀之治”。“貞觀之治”是我國歷史上最為璀璨奪目的時期。
②形成原因：
隋唐更替，隋煬帝的暴政和其間的戰(zhàn)爭使人口減少約2000萬以上，戰(zhàn)爭結束，人少地多，人心思安，這是貞觀之治產生的一個原因。
唐太宗引隋之苛政為戒，調整統(tǒng)治政策，糾正前朝之弊端，認識到皇帝要勤于政事，大臣要廉潔奉公，政府要輕徭薄賦。唐太宗是我國封建社會時期杰出的政治家，他善于用人，勇于納諫，不斷調整統(tǒng)治政策，他的個人作用也是“貞觀之治”局面形成的重要因素。
軍事
唐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最意氣風發(fā)的時代，這個“大有胡氣”的朝代中，邊疆戰(zhàn)爭之頻繁和戰(zhàn)勝次數(shù)之多，在中國古代史上非常罕見。所以只有唐朝才能誕生專門的邊塞詩派，誕生像“年年戰(zhàn)骨埋荒外”這樣的詩句。而至于“漢家旌幟滿陰山，不遣胡兒匹馬還，愿得此生長報國，何須生入玉門關？”“大漠風塵日色昏，紅旗半卷出轅門。前軍夜戰(zhàn)洮河北，已報生擒吐谷渾”，“青海長云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黃沙百戰(zhàn)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zhàn)幾人回？”這種豪言壯語，則由于后世朝代偃武修文的風氣，甚至成為了古代史上中國人尚武精神的絕響。尤其是貞觀年間，大唐帝國四面出擊，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
1.第一個時期，全面擴張，四面出擊。
貞觀年間是唐朝拓邊最猛烈的時期，也是獲勝最大的時期。貞觀年間，唐朝依次取得了對東突厥、吐蕃、吐谷渾、高昌、焉耆、西突厥、薛延陀、高句麗、龜茲甚至可能還包括印度用兵的勝利。這些勝利奠定了唐朝300年的基業(yè)。頡利可汗恐怕是有史以來第一個被中國軍隊活捉的草原帝國最高統(tǒng)治者。由李靖掛帥，唐軍出擊定襄，痛殲突厥，活捉頡利可汗，也是唐朝歷史上拓邊戰(zhàn)爭中最輝煌的勝利。頡利可汗被抓到長安。突厥是唐朝最大的邊患，作為同時存在的兩個超級大國之一遭到毀滅，建立單極世界就變得容易多了。唐朝的另一個著名將領侯君集奉命帶兵修理驕橫的吐蕃人。侯君集通過夜襲擊敗了吐蕃軍，斬首千余。吐蕃軍退兵后，松贊干布做了頡利可汗也做過的事：派使者謝罪求和。但是他沒有放棄和親的請求。可能是被他的執(zhí)著感動，7年后他的要求終于得到了滿足。貞觀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入藏。貞觀八年(634年)，吐谷渾犯唐，唐軍再次遠征，途中缺水，就刺馬飲血，終于襲破可汗伏允的牙帳，伏允丟下老婆孩子溜之大吉，不久在沙漠中被部下所殺。吐谷渾從此被納入唐朝的勢力范圍。貞觀十三年，高昌國失臣禮。高昌王麴文泰看到唐兵來得那么快，嚇得大病起來，感到忽冷忽熱，幾天后竟然一命嗚呼，由此作為第一個被唐軍活活嚇死的人而載入史冊。
2.第二個時期，征戰(zhàn)高句麗
到后來唐朝第二代皇帝唐太宗李世民的時候，為援助處于高句麗和百濟圍困中的新羅（《新唐書》：“（百濟）與新羅聯(lián)合伐高句麗，取四十余城。發(fā)兵守之，又謀取棠項城，絕貢道”，新羅告急）并統(tǒng)一被高句麗據(jù)有的遼東地區(qū)（當時的“遼東”的概念略同于漢朝四郡的范圍，即中國東北遼河以東地區(qū)以及朝鮮半島的北部），唐太宗征討高句麗，放話給薛延陀：我們父子都要去打高句麗，長安空虛，你要是不怕只管放馬過來！薛延陀當時就嚇得氣短了一截（《舊唐書》載后來高句麗用厚利誘惑薛延陀叛唐，但是“夷男氣懾不敢動”）。
貞觀十九年（645年），唐軍向遼東進軍。唐太宗在路上對手下人說，四方基本安定了，就剩下這一塊地方了，趁著我還沒死，良將們還有精力，一定要解決掉。
夏季，徐世績暗渡陳倉，突然出現(xiàn)在遼東城下，高句麗士兵大駭。營州都督張儉和優(yōu)秀將領李道宗也率兵進入遼東，擊敗高句麗兵，斬首數(shù)千。四月，唐軍攻破高句麗蓋牟城，俘虜兩萬多人，繳獲糧食十多萬石。五月，另一路唐軍從山東渡海攻破高句麗卑沙城，俘虜八千人。上百年來中國軍隊第一次得以在鴨綠江邊閱兵。
不久，李績和李道宗所部進逼遼東城下。高句麗軍數(shù)萬來援。有人建議說高句麗軍多唐軍少，應該堅守。可是李道宗說高句麗人仗著人多以為我們不敢拿他們怎么樣，我們就是要攻擊他們，殺殺他們的銳氣。李績說我們被派來就是負責替皇上掃馬路的。馬路不干凈，我們怎么能躲呢。于是唐軍處于劣勢卻猛烈出擊，高句麗兵始料不及，被沖亂陣型大敗而歸。唐太宗大軍兵到后，把遼東圍得水泄不通，日夜攻打。乘著刮南風的機會，唐太宗指揮士兵點燃城池西南樓，順風放火。高句麗軍抵擋不住了，遼東陷落。唐軍殺高句麗兵一萬多人，俘虜一萬多人，此外還有百姓四萬多人。
攻克遼東后，唐軍繼續(xù)向白巖城進發(fā)。烏骨城派兵一萬支援，被唐軍擊退（此戰(zhàn)唐軍只用了800人）。六月，白巖城不戰(zhàn)而降。唐軍繼續(xù)向安市進發(fā)。高句麗將領高延壽等人率領靺鞨、高句麗兵十五萬來救援，被擊敗。高延壽向唐軍乞降，來到唐軍軍營，一進門就跪下，挪動膝蓋向前，拜伏在地。（《資治通鑒》上說“延壽、惠真帥其眾三萬六千八百人請降，入軍門，膝行而前，拜伏請命。”）唐太宗對他們說：“東夷少年，跳梁海曲……自今復敢與天子戰(zhàn)乎？”高延壽等人“皆伏地不能對”。唐太宗將降軍中的高句麗軍官、酋長三千余人虜往中原，其余高句麗人悉數(shù)釋放。
安市城小而堅，在城主楊萬春的抵抗下，唐軍圍攻數(shù)月不克。長孫無忌以為：‘天子親征，異于諸將，不可乘危徼幸。今建安、新城之虜，眾猶十萬，若向烏骨，皆躡吾后，不如先破安市，取建安，然后長驅而進，此萬全之策也。’”）而這種方式過去一直是唐軍克敵制勝的法寶。最終唐太宗決定暫時停止這次出征。9月，唐軍班師。這次征伐高句麗，攻克玄菟、橫山、蓋牟、磨米、遼東、白巖、卑沙、麥谷、銀山、后黃十城，遷徙遼、蓋、巖三州戶口入中國七萬人。新城、建安、駐蹕三大戰(zhàn)，斬首四萬余級。在唐軍，戰(zhàn)士陣亡的約2000人，損失最大是戰(zhàn)馬，損失了七八成。
此戰(zhàn)雖重創(chuàng)高句麗，卻未能滅亡高句麗。因此，唐太宗認為這戰(zhàn)屬于戰(zhàn)敗了，痛心地說：如果魏征還活著，肯定不會讓我進行這次遠征。但這戰(zhàn)的意義還是比較重大的。這是自三國時期毌丘儉攻破高句麗屠王城以來上百年中國軍隊第一次真正戰(zhàn)勝高句麗人，收復了今天遼寧一帶很多南北朝時期被高句麗奪取的土地，為今后唐朝徹底征服高句麗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貞觀二十二年（648年），倒是有個印度的小插曲。王玄策作為唐朝的使者去印度。中天竺大臣那伏帝阿羅那順篡位，劫持唐使。王玄策只身逃到吐蕃，借來吐蕃軍和尼泊爾軍向印度進發(fā)。連戰(zhàn)三天，印度軍大敗。唐軍斬首三千余級，水中淹死印度兵約萬人。阿羅那順棄城逃跑，副使蔣師仁追上并俘虜之。此外虜男女一萬二千人，牛馬三萬余匹。
3.戰(zhàn)略思想
唐太宗地緣戰(zhàn)略思想，是唐太宗關于地緣戰(zhàn)略問題的理性認識，是唐太宗利用唐王朝與周邊少數(shù)民族政權之間的地緣關系及其作用法則謀取和維護唐王朝利益的戰(zhàn)略思想。唐太宗地緣戰(zhàn)略思想是中國古代地緣戰(zhàn)略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既有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現(xiàn)代的獨具特色的思想內容。
唐太宗在位期間國土廣大，邊界線綿延曲折，地緣形勢復雜，并隨時間推移而發(fā)展變化。歷觀這一時期唐與周邊所發(fā)生的諸多地緣關系，既有與唐軍事利益攸關的，也有與唐政治、外交利益攸關的，還有與唐經(jīng)濟利益攸關的，更多的則是幾種利益兼而有之，錯綜復雜。唐太宗比較成功地處理了與突厥、吐蕃、高昌及西域諸國、高句麗、新羅、百濟等國之間的關系。唐太宗的地緣戰(zhàn)略思想正是在處理與周邊地緣關系的實踐過程中逐步產生、發(fā)展并走向成熟的。
唐太宗地緣戰(zhàn)略思想的特色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是積極進取。這是唐太宗地緣戰(zhàn)略思想的最顯著的特色，也是其思想中最成功、最可取的地方。唐太宗的雄大豪邁是歷代許多帝王所不可比擬的，這也是他取得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
二是靈活應對。唐太宗在重大變故面前不驚慌失措，他能夠依據(jù)客觀形勢和對象的變化而變化，從而較大程度地保證了決策的正確性；
三是冷靜務實。唐太宗鑒于隋亡教訓，努力克服以往帝王急功近利、窮兵黷武的缺陷，注意結合現(xiàn)實需要，量力而行，在冷靜分析的基礎上推行務實政策；
四是措置有序。無論是北擊突厥，還是西平高昌，尤其是經(jīng)略西域，都是先急后緩、由近及遠，有條理、有次序地進行，從中亦可見唐太宗地緣戰(zhàn)略決策之成熟。
唐太宗地緣戰(zhàn)略思想是其軍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在理論上取得了突破，達到了一個新高度，更重要的是在實踐中獲得巨大成功，業(yè)績斐然。史載：“（貞觀十四年）唐地東極于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為州縣，凡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里。”（《資治通鑒》唐太宗貞觀十四年九月。）唐太宗的突出成就正在于他以超越前人的英武雄邁之氣魄，重新開拓了中華民族的疆土，為后來中國版圖的確定作出了重大的貢獻。而這一輝煌業(yè)績的獲得，是與唐太宗的地緣戰(zhàn)略思想密切不可分的。即使今天看來，唐太宗的地緣戰(zhàn)略思想里面也不乏可取之處。
唐太宗地緣戰(zhàn)略思想包含豐富的內容，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著眼于爭奪關中、鞏固“中國”的固本思想。其中居重馭輕的關中本位思想，乃是唐太宗成就帝業(yè)的“根本”，也是其地緣戰(zhàn)略思想的出發(fā)點。 太宗“深根固本，治安中國”之思想，既有傳統(tǒng)政策沿襲之因素，又有出于當時初唐政治、經(jīng)濟背景考慮之因素，特別是對地緣因素的考慮，為鞏固政權、密切中外關系、發(fā)展經(jīng)濟進而增強國力而不得不為之。
（二）以夷制夷、保藩固圉的地緣藩屏思想。主要體現(xiàn)在以“懷輯”政策綏納歸附民族，并將其內徙安置在唐周邊地區(qū)的一系列行為上，從而達到令其“世作藩屏”的目的。
唐太宗的地緣藩屏思想主要有如下兩個內容：
1、置內屬少數(shù)民族政權于周邊，以作藩屏。
2、在唐周邊地區(qū)扶植親唐政權，以作藩屏。
（三）縱橫捭闔的地緣制衡思想
其主要內容有：
①遠交近攻，各個擊破，如聯(lián)薛延陀制突厥；
②扶弱抑強，保持地區(qū)勢力均衡，如聯(lián)新羅攻高句麗、百濟以及聯(lián)合鐵勒諸部扼制薛延陀；
③聯(lián)近抗遠，服近懾遠，穩(wěn)定近鄰以攻擊或威懾遠方政權，如聯(lián)合吐谷渾以對付吐蕃；
④另外，唐太宗還有針對某一特定政權內部制定的制衡思想，旨在分化瓦解其勢力，造成內部爭權奪利，削弱統(tǒng)治實力，這尤其體現(xiàn)在對薛延陀的問題上。
經(jīng)濟
1.經(jīng)濟政策
經(jīng)濟上實行均田制和租庸調制，使農民有可能安定生產，耕作有時，促進了經(jīng)濟的發(fā)展。重視農業(yè)，減輕農民賦稅勞役。“戒奢從簡”，節(jié)制自己的享受欲望；革除“民少吏多”的弊政，利于減輕人民的負擔。
2.商業(yè)發(fā)達
中國封建王朝歷來的經(jīng)濟特征是“重農抑商”，商業(yè)在國民經(jīng)濟中所占的比重相當?shù)汀Ｔ儆小笆哭r工商”之傳統(tǒng)，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農人要低好幾個檔次。這是中國的封建經(jīng)濟一直得不到實質性發(fā)展的主要原因。
貞觀王朝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不歧視商業(yè)的封建王朝，不但不歧視，還給商業(yè)發(fā)展提供了許多便利條件，這進一步地體現(xiàn)了李世民將眼光放到很遠。在李世民政府的倡導下，貞觀王朝的商業(yè)經(jīng)濟有了迅速和長足地進展，新興的商業(yè)城市象雨后春筍般地興起。當時世界出名的商業(yè)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國。除了沿海的交州、廣州、明州、福州外，還有內陸的洪州（江西南昌）、揚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涼州。首都長安和陪都洛陽則是世界性的大都會。
自漢開辟的“絲綢之路” 一直是聯(lián)系東西方物質文明的紐帶，唐朝疆域遼闊，在西域設立了安西四鎮(zhèn)，西部邊界直達中亞的石國（今屬哈薩克斯坦），為東西方來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會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結果絲稠之路上的商旅不絕于途，品種繁多的大宗貨物在東西方世界往來傳遞，使絲稠之路成了整個世界的黃金走廊。
文化
重視文化建設：在文化方面有空前的發(fā)展，自李淵起，就極為重視藏書事業(yè)。武德三年（620），收洛陽“觀文殿”、“修文殿”等處書籍、文物，有書8萬余卷。貞觀初，詔令在全國范圍內收集圖籍，在弘文殿聚四部群書20余萬卷，在弘文殿旁建“弘文館”以儲圖籍。并任命虞世南、褚無量、姚思廉、歐陽詢等充任學士，以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等著名學者、碩學之士相繼為秘書監(jiān)，主管國家的圖書館和藏書事業(yè)，選五品以上工書者為書手，又在弘文館設立檢校館藏的官員，將繕寫、整理、校勘圖書，藏于內庫，以宮人掌管。官府藏書機構除“弘文館”外，另有“史館”、“司經(jīng)局”、“秘書省”和“崇文館”等，其藏書質量和數(shù)量遠遠超過前代，史稱“群書大備”。晚年因連年用兵，營造宮殿，雜稅日益苛重。
民族
唐太宗時期加強了國內漢族與少數(shù)民族的聯(lián)系，加強對西北等地區(qū)的管轄，另外還加強了與亞洲各國的友好往來。
外交
由于東羅馬帝國（395年—1453年）的衰落，西方變得支離破碎。而唐帝國尤其是貞觀時期的唐朝更是當時世界唯一的文明最為強盛的大一統(tǒng)帝國，首都長安是世界性的大都會。那時的唐帝國是世界各國仁人志士心目中的“陽光地帶”，各國的杰才俊士冒著生命危險也要往唐帝國跑。來自世界各國的外交使節(jié)紛紛贊嘆唐朝的盛世，唐朝高度發(fā)展的文化，使來到唐朝的各國人，大多數(shù)以成為大唐人為榮。不僅首都長安，全國各地都有來自國外的“僑民”在當?shù)囟ň印Ｓ绕涫切屡d的商業(yè)城市，僅廣州一城的西洋僑民就有20萬人以上。貞觀時期的唐王朝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完全開放的時代，比漢朝的僅限于貿易和傳教還要開放，以至于各國各地的普通老百姓都可以來到唐朝一睹唐帝國的的風格，頗為開放邊境和關口。極盡吸收外來文化和物質文明。
唐帝國除了接受大批的外國移民外，還接收一批又一批的外國留學生來中國學習先進文化，僅日本的官派的公費留學生就有七批，每批都有幾百人。民間自費留學生則遠遠超過此數(shù)。這些日本留學生學成歸國后，在日本進行了第一次現(xiàn)代化運動――“大化改新”，也就是中國化運動，上至典章制度，下至服飾風俗，全部仿效當時的貞觀王朝，使處于原始部落狀態(tài)的日本民族平空躍進了1000年。
社會
史書記載：貞觀年間“官吏多自清謹。制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跡，無敢侵欺細人。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囹圄常空，馬牛布野，外戶不閉。又頻致豐稔，米一斗三四錢，行旅自京師至于嶺表，自山東至于滄海，皆不糧，取給于路。入山東村落，行客經(jīng)過者，必厚加供待，或發(fā)時有贈遺。此皆古昔未有也”。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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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名世民
據(jù)兩唐書的太宗本紀，李世民曾經(jīng)于四歲時與父親李淵郊游時，見一識相術之士，其相士先贊李淵為貴人，又贊世民，說其“凡二十歲，必能濟世安民”。李淵后遍尋相士不獲，并將其改名為李世民（亦即李世民本名可能并非李世民）。
箭術無雙
史書記載，李世民年輕時力大無比，隨身兵器中，最有名的是一張兩米長的巨闕天弓。
李世民有次與敵對戰(zhàn)前，僅率領一名騎兵一起充當偵查工作。途經(jīng)一處草原高地，因為太累與士兵一起睡著，被敵人發(fā)現(xiàn)，本來意欲圍殺李世民。此時突然有一條蛇追老鼠，奔到騎兵臉上，驚醒騎兵，才發(fā)現(xiàn)身邊都是敵人，于是李世民與騎兵上馬逃亡，李世民本人左右開弓，百發(fā)百中，終于逃出追擊。
虎牢關之戰(zhàn)時，李世民對尉遲恭說：“我拿著弓箭，你手持馬槊相隨，即使有百萬大軍又奈我如何！”足見他對自己箭術的自信。
李世民繼位前曾任天策上將，設天策府。李世民繼位后在苑囿內狩獵，有一群野豬奔了出來。李世民四箭射殺了四只，但還是有一頭雄壯的公野豬沖到近前。吏部尚書唐儉慌忙下馬，與之搏斗。李世民拔劍砍死野豬，笑著對唐儉說，“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原來唐儉曾任天策府長史。唐儉當即回答道：“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理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于一獸！”李世民覺得唐儉說得有理，于是停止了狩獵。
小鳥依人
成語小鳥依人出自唐太宗之口：
褚遂良是唐朝著名書法家，他的書法博采眾長，變化多姿，自成一家。因為精通書法，被魏徵推薦給唐太宗，并受到太宗的賞識。唐太宗任命褚遂良擔任起居郎一職，專門記載皇帝的言行起居。有一次，唐太宗問褚遂良：“你每天記載我的言行起居，我可以看看嗎？” 褚遂良回答說：“如今設立起居郎的職務，如同古代的史官，善行惡行都要記錄在案，以督促皇帝不犯錯。我從未聽說皇帝本人要看這些內容的。”唐太宗又問道：“如果我有不好的言論、行為，你也要記下來嗎？”褚遂良回答說：這是我的職責所在，您的一言一行，我都要記下來。”
不久之后，唐太宗對長孫無忌說：“我今天要當面評論你們的功過得失，引以為鑒，使你們警惕。說者沒有過錯，聽者自己改過。”說完他就看著長孫無忌說：“你善于避嫌、隨機應變，但是領兵打仗不是你的長項。高士廉博覽群書，悟性很高，臨危受難不變節(jié)，做官也不拉幫結派，但是缺少直諫的勇氣。”唐太宗將朝中大臣評論一番，最后說到了褚遂良。唐太宗說褚遂良在學問方面大有長進，性格很剛直，對朝廷忠心，對我很有感情，平時一副飛鳥依人的模樣，我很是憐愛他啊！”
房謀杜斷
《舊唐書·房玄齡杜如晦傳》說：唐太宗同房玄齡研究國事的時候，房玄齡總是能夠提出精辟的意見和具體的辦法，但是往往不能作決定。這時候，唐太宗就必須把杜如晦請來。而杜如晦一來，將問題略加分析，就立刻肯定了房玄齡的意見和辦法。房、杜二人，就是這樣一個善于出計謀，一個善于作決斷，所以叫做“房謀杜斷”，形容他們各具專長而又各有特色。
一代楷模
成語一代楷模是李世民夸贊李靖的話：
李靖覺得自己在朝廷任官多年，功勞不小，受到的封賞也不少，應該急流勇退，早點解甲歸田，免生后患。所以趁唐太宗派他去訪察民俗的機會，說自己的腳有毛病，奏請退休歸家。唐太宗見他的奏書寫得十分懇切，便答應了他的請求，并派中書侍郎牟岑少去傳他的旨意說：“我看自古以來，身居富貴而能知足的非常少，不論是愚人還是智者，都莫能自知。有些人沒有什么才能，卻硬是要占據(jù)官職；就是有了病。也勉強留著不肯辭官，李靖能識大體，實在可嘉。我如今批準你的請求，不僅是成全你的志向，還想把你作為一個時代的模范人物。”
參考資料：
1、司馬光·《資治通鑒·卷第一百九十一·唐紀七》相關爭議
出生年月
關于李世民的出生日期，主要由以下三種說法：
1、《貞觀政要》記載：李世民的生日是十二月癸丑；《資治通鑒》記載：李世民的生日是十二月癸未。
2、據(jù)《舊唐書》記載：李世民卒年五十二歲，生于隋開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599年1月23日）。
3、據(jù)《新唐書》李世民卒于貞觀二十三年五月廿六己巳日（公元649年7月10日），年五十三歲，則李世民的出生年月為隋開皇十七年十二月戊午（598年1月28日）。
已故中國歷史學家胡如雷經(jīng)過考證認為：根據(jù)李世民同母弟李玄霸十六歲時死于大業(yè)十年，而倒推出李玄霸生于開皇十九年，所以若李世民生于開皇十八年十二月，則李玄霸最遲生于開皇十九年十二月，兩兄弟生辰過近，不太可能。
修改實錄
李世民曾多次向史官要求閱讀記錄皇帝的言行的《起居注》。初時褚遂良不許，后來他再要求房玄齡，房應允并與許敬宗將《起居注》刪定為《高祖實錄》、《今上實錄》，於貞觀十七年七月癸巳日獻予太宗，但唐太宗終歸未能得觀《起居注》。
參讀武德年間所著《大唐創(chuàng)業(yè)起居注》（不曾被官方修改），以及訂正詳實的《資治通鑒考異》（同時記錄了《實錄》、野史、物證等考據(jù)》），再考查《舊唐書》等（以《實錄》為藍本）相關記載，不同之處僅存于三個方面：其一，太原起兵的發(fā)起人是誰；二是，隱太子李建成在攻取長安時的戰(zhàn)功；再有，李淵宮闈禁中的是否檢點。而上述三個方面皆以“玄武門之變”為中心而展開，其余初唐歷史事件，各史料中所載（包括不受官方干預的稗官野史）竟保持高度一致。由此可知，除“玄武門之變”外，其它的初唐歷史事件并無唐太宗參與刪改杜撰的可能。
因此，歷來學者都將目光聚焦于“玄武門之變”，史書也記載李世民對“玄武門之變”的關注，要“削去浮，要求直書其事”。史家對此有不同看法：一些學者認為李世民此舉使自己親殺兄弟的事實在史書中保留了下來，如王夫之從道德的角度批判李世民，認為直書其事是不知羞恥，“至於自敕直書，而太宗不可復列於人類矣”；一些史學家則認為，直書其事其實是唐太宗公然指使臣下在“玄武門事變”的相關記載中美化自己；但更多的學者，能夠在“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觀點下，坦然的接受認可這次皇家宮廷政變和太宗之舉。
去世原因
李世民在他人生的前期，對道教的方術迷信是不屑一顧的，并且還對秦皇漢武的求仙活動持批判的態(tài)度。但是李世民晚年，隨著功業(yè)的隆盛與年歲的增高，也與歷史上許多有所作為的封建帝王一樣，開始服食丹藥。對仙道丹藥之事，唐太宗突然來了個大轉彎，其直接原因與其情緒的消沉和健康狀況的惡化有關。
從史籍上可知，唐太宗在貞觀十六年（公元642年）以前多次外出圍獵，精神煥發(fā)，騎射嫻熟，說明他這時還有充沛的精力與健康的體魄。可是，從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開始，直至貞觀二十三年（公元649年）臨終的6年當中，外出圍獵僅有一次。這從中透露了一個信息，即他的健康狀況趨向下降。究其原因，太子承乾被廢，魏王泰被黔，對他的思想刺激很深，甚至一度產生了自殺的念頭。精神上的郁郁寡歡，影響了他的身體健康。以前很少服藥的李世民，這時開始服食藥石了。據(jù)《貞觀政要》載，當時有太子右庶子高季輔上疏陳述政事得失，唐太宗認為他說的有益子國，“特賜鍾乳一劑，謂日：‘卿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相報。”元戈直作注說：鍾乳，產于石，食之使人通氣生胃。”此藥是唐太宗當時常服的。由此可知，他在這時已患了消化不良癥，不得不接觸“藥石”了。
從外國引進丹藥，大概是李世民的首創(chuàng)。大臣們?yōu)榱擞咸铺诘倪@種心理，向他推薦了天竺國（今印度）的一名方士。貞觀二十二年（公元648年），王玄策借兵吐蕃、泥婆羅，大敗中天竺帝那伏帝國，俘虜了其國王阿羅那順與方士那羅邇婆婆寐。同年五月，王玄策將這個方士進獻給李世民。從西方來的“洋方士”那羅邇娑婆寐“自言壽二百歲，云有長生之術”，宣稱能配制金石秘劑。這個謊言打動了唐太宗期望康復、幻想長壽的急切心理。
經(jīng)過近一年的煉制，到貞觀二十三年（公元649年）春，丹藥終于出爐，崔敦禮等趕緊捧送入宮，正在病中的唐太宗見到盼望已久的古印度方士煉出的仙丹，如獲至寶，按照那羅邇娑婆寐的囑咐，依法服食。然而，唐太宗萬萬沒有想到，長生藥竟成了催命藥，他在三月吃下丹藥，身體頓覺不適，病情大為加劇，竟導致“暴疾”，沒過兩個月就死去了，享年52歲。
對于李世民服丹中毒以致暴亡之事，唐朝的大臣及后代史學家都多次提到。
據(jù)《舊唐書·郝處俊傳》載，唐高宗時，有東臺侍郎郝處俊諫阻李治不要服食胡僧煉成的“長年藥”，說：“昔貞觀末年，先帝令婆羅門僧那羅邇娑婆依其本國舊方，合長生藥，胡人有異效，大漸之阮，名醫(yī)莫知所為。”
《舊唐書·憲宗本紀》也載，唐憲宗時的朝中重臣李藩也曾說：“文皇帝（即唐太宗）服胡僧長生藥，遂致暴疾不救。”所說“暴疾”，即指丹藥中毒；“不救”，指無法搶救。從中可知中毒之深、藥性之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