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
阮元（1764～1849）字伯元，號云臺、雷塘庵主，晚號怡性老人，江蘇儀征人，乾隆五十四年進士，先后任禮部、兵部、戶部、工部侍郎，山東、浙江學政，浙江、江西、河南巡撫及漕運總督、湖廣總督、兩廣總督、云貴總督等職。歷乾隆、嘉慶、道光三朝，體仁閣大學士，太傅，謚號文達。他是著作家、刊刻家、思想家，在經史、數學、天算、輿地、編纂、金石、校勘等方面都有著非常高的造詣，被尊為三朝閣老、九省疆臣，一代文宗。
人物年表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年 一歲
正月二十日，生于揚州西門白瓦巷。父阮承信，字得中，號湘圃。母林氏。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1768年 五歲 母林氏始教識字。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1769年 六歲 始就外傅，從三姑父賈天凝學。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1771年 八歲
從師揚州名儒胡廷森。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1772年 九歲
移居揚州彌陀寺巷。從師喬書酉。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1778年 十五歲
始應童子試。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1780年 十七歲
從師李晴山，即寓其家。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1781年 十八歲
移居揚州古家巷。母林氏卒（1735年生，45歲）。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1782年 十九歲
始究心于經學。始與淩廷堪為益友。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1783年 二十歲
遷居揚州羅灣。娶妻江氏。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1784年 二十一歲
入學儀征縣學，第四名。
乾隆五十年（乙巳）1785年 二十二歲
科試一等第一名（中秀才），補廩膳生員。江蘇學政謝墉驚賞曰：“余前任在江蘇得汪中，此次得阮某矣。”
七月，淩廷堪將游京師，阮元放船揚州保障湖，于蜀岡之酒肆為其餞行。淩廷堪入京上書翁方綱舉薦阮元。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1786年 二十三歲
二月，隨謝墉出試鎮江、金壇等地助閱卷事，后在太倉結識錢大昕、李賡蕓。九月，鄉試揭曉，中式第八名（中舉人）。十月入京，結識王念孫、任大椿、邵晉涵。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1787年 二十四歲
會試下第，留館京師。著《考工記車制圖解》成。女阮荃生。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1789年 二十六歲
會試中式第二十八名（中進士）。主考官為東閣大學士禮部尚書王杰，禮部右侍郎鐵保，工部右侍郎管干珍。殿試二甲第三名，賜進士出身。朝考欽取第九名，改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大教習為大學士和珅、吏部尚書彭文勤。充萬壽盛典纂修官、國史館武英殿纂修官。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1790年 二十七歲
散館，欽取一等第一名，授翰林院編修。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年 二十八歲
大考翰詹，乾隆親擢一等第一名。升少詹事，奉旨南書房行走。修《石渠寶笈續編》。充《石經》校勘官。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1792年 二十九歲
女阮荃卒。妻江氏卒，族子阮常生過繼為長子成服。作《王守仁手札冊題跋》。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1793年 三十歲
《石渠寶笈續編》成。納妾劉氏。七月二十三日，奉旨出任山東學政，送別前任學政翁方綱于石帆亭，在交接時翁方綱囑其訪拓《瑯邪臺秦篆》。《石渠寶笈續編序》，隸書。十月，按試曲阜，黃易訪得《熹平殘碑》，為其題跋。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1794年 三十一歲
甲寅恩科鄉試，禮部侍郎鐵保為山東考官，抵濟南，阮元與之相談甚歡。于學署池上署積古齋，得諸拓本三百余件，較之《關中金石志》、《中州金石志》多至三倍。命青州廩膳生員段松苓訪碑于各岳鎮。始修《山左金石志》，與山東巡撫畢沅共商編纂事。
是年，尋得瑯邪臺刻石，拓后分贈翁方綱、孫星衍、錢大昕等人。
是年，書《古體詩》
乾隆六十年（乙卯） 1795年 三十二歲
九月升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為王士禎書墓道碑。四月，所著《儀禮石經校勘記》刻成。八月，奉旨調任浙江學政。九月，畢沅為媒，聘孔璐華為阮元繼室。十月二十三日，黃承吉、江藩、焦循、李斗在揚州虹橋凈香園為阮元餞行，雨中泛游瘦西湖，奚岡繪《虹橋話舊圖》記實。
是年，趙魏在阮元幕中助其校訂《山左金石志》等。
嘉慶元年（丙辰）1796年 三十三歲
正月，征刻《準海英靈集》，撰《小滄浪筆談》。七月，修朱彝尊曝書亭。
是年，作《曹岳竹垞圖卷題跋》。
嘉慶二年（丁巳） 1797年 三十四歲
正月，始修《經籍纂詁》。始撰《疇人傳》。夏六月，《七經孟子考文》刻成。閏六月，納妾謝氏。八月上巳，蘭亭修禊，同人賦詩。
是年，摹刻天一閣拓北宋《石鼓文》，嵌于杭州府學明倫堂壁間。冬，《山左金石志》刻成。
嘉慶三年（戊午）1798年 三十五歲
正月，修《淮海英靈集》成。四月，輯《兩浙輶軒錄》成。六月，《曾子十篇注釋》撰成。刻《小瑯嬛仙館敘錄書三種》。八月，補授兵部
右侍郎，后又調補禮部右侍郎。《經籍纂詁》書成。
是年，作《乾嘉名人合書屏》。九月，解浙江學政任入都覲見，途經蘇州，王昶邀其游虎丘。
嘉慶四年（己未）1799年 三十六歲
正月，兼兵部左侍郎。三月，調戶部左侍郎。充經筵講官。充己未科會試副總裁，總裁朱王圭屬阮元一人批閱文策，論者謂得士如鴻博科，計209人，張惠言、陳壽祺、王引之、姚文田等均是此科所得。六月，《廣陵詩事》撰成。七月，兼禮部左侍郎。九月，兼管國子監算學。十月，《疇人傳》成。奉署浙江巡撫，成親王永瑆、大學士劉墉等有詩文送行。十二月，《經籍纂詁》刻成，錢大昕、王引之作序。冬，為張叔未作《行書項圣謨題畫詩軸》，灑金箋。
嘉慶五年（庚申）1800年 三十七歲
正月，奉諭實授浙江巡撫。四月，書《大禹陵廟碑》，隸書。六月，《定香亭筆談》刻成。十一月，立阮氏宗祠于揚州公道橋舊里，親書楹聯三副，一為“魯浙試文章，杜絕院棚關節；江湖種蘆稻，籌開祭贍章程”，二為“文秉樞衡；武承嗣蔭”，三為“恩傳三錫；家衍千名”。
是年，作《隸書屏》。
是年，作《籌海詩冊》。
嘉慶六年（辛酉）1801年 三十八歲
正月，立詁經精舍，延請王昶、孫星衍主講。陳鴻壽、張鑒均為講學之士。《兩浙防護錄》撰成。四月，《經籍纂詁補遺》撰成。五月初九日，夫人生子阮凱。十二月二十七日，妾謝氏生子阮福。是年，《廣陵詩事》刻成。夏六月，朱朗齋、陳鴻壽共同為阮元刊刻《兩浙輶軒錄》。
是年，段玉裁在阮元幕中，主定《十三經校勘記》。
嘉慶七年（壬戌）1802年 三十九歲
正月，《浙江圖考》撰成。刻《詁經精舍文集》。納妾唐氏。三月，《宋王復齋鐘鼎款識》摹刻成。隸書考釋、題跋。七月，夫人生女阮安。九月，置西漢定陶鼎于鎮江焦山。十一月，撰集《皇清碑版錄》。涼秋月，書《硯銘》，隸書89字，首句為“自有天然硯，山林景可嘉。”——廣東省博物館藏。
嘉慶八年（癸亥）1803年 四十歲
正月，立寧海安瀾書院。二月，為朱珪刻《知足齋集》。（阮元曾先后為錢辛楣、謝東壁、張皋聞、汪容甫、錢溉亭、劉端臨、凌仲子、焦里堂等學者刻書數十種。）八月，子阮凱卒（1801年生，3歲）。
是年，作《奚岡弢光庵設色花卉合卷題跋》。
嘉慶九年（甲子）1804年 四十一歲
正月，修《海塘志》成。五月，在杭州“蘇公祠”邊建“白公祠”，屠倬即席賦詩呈阮元，阮元書“白蘇二公祠”匾額，并書聯“但有人家有遺愛；曾將詩句結風流。”春，為山民待詔翰林作《行書七言聯》。聯為“敘出玉臺徐孝穆，吟成漁具陸天隨。”五月，劉氏生子阮祜。
八月，《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刻成。九月，在揚州舊城文選樓北興仁街建阮氏家廟，書《揚州阮氏家廟碑》九月，作《嘉禾圖跋》。初冬，為鄭鄉年兄作《王學浩灤水聯吟圖卷題跋》，行書，二十六行。
是年，為平原作《行書軸》，紙本。
嘉慶十年（乙丑）1805年 四十二歲
正月，囑元和何元錫修《兩浙金石志》成，此稿后在粵刪刻。閏六月二十五日，父阮承信卒于浙江官署（1734年生，72歲），阮元解職歸揚州三年。（《阮公湘圃暨妻林太夫人合葬墓志銘》為孫星衍撰、梁山舟書。）七月初二日，孔夫人生子阮祎，后改名孔厚。十二月，隋文選樓在揚州落成，《揅經室集》有《揚州隋文選樓記》。兩江總督鐵保為書“隋文選樓”石額，今存揚州高旻寺中。伊秉綬為書漆聯“七錄舊家宗塾；六朝古巷選樓”。
是年，伊秉綬為揚州府知府，與阮元頗多交往。（《揅經室四集》詩卷十《伊墨卿太守由閩赴都過南昌賦別》詩中有句：“洪都三日住，淮海十年情。”有自注云：“嘉慶乙丑，余丁憂回揚州，時墨卿同年為揚州太守，旋以憂去官。”）
是年，《天發神讖碑》毀于火。
嘉慶十一年（丙寅）1806年 四十三歲
因阮氏墓廬在“雷塘”，始署“雷塘庵主”，并自刻“雷塘庵主”小印。
四月，重修《皇清碑版錄》。六月，揚州太守伊秉綬囑重刻石鼓十石于揚州府學。十月，撰《十三經校勘記》刻成。
是年，與伊秉綬議編《揚州圖經》、《揚州文粹》。
是年，登甘泉山，于惠照寺臺階下得石，一石有“中殿第廿八”五字，一石有“第百冊”三字，經與翁方綱、伊秉綬、江藩等人辯識，定為西漢厲王劉胥造宮殿用石，早于曲阜“五鳳二年石”，伊秉綬將之運于揚州府學。
是年，途經揚州二郎廟菜園，發現古井欄，考為南宋淳熙十年古井欄，后移至準提庵內。
嘉慶十二年（丁卯）1807年 四十四歲
正月，編《瀛舟書記》成。在揚州雷塘尋出隋煬帝陵，親為立石，并請揚州府知府伊秉綬書碑。
是年，拓《周散氏南宮大盤》數本贈伊秉綬等人，并模鑄兩盤，極肖，一藏揚州府學，一藏阮氏家廟。同年，又摹刻《石鼓》于揚州府學明倫堂。
是年，于揚州北郊古興教寺南水塘中得八角石柱，考為唐杜佑題名故物，因原字泯滅，重書題名，移置寺前，以恢復舊觀，并于石上題識。
十月，入京，進《四庫未收書六十種》。十一月，奉上諭補授兵部右侍郎。
嘉慶十三年（戊辰）1808年 四十五歲
三月二十八日，抵杭州接印，再任浙江巡撫。
是年，購得錢東壁所藏《西岳華山碑》四明本拓片。命阮亨、王豫編《續淮海英靈集》。
嘉慶十四年，（己巳）1809年 四
九月，受浙江學政劉鳳誥科場舞弊案牽連，革職。上諭曰：“……明系袒庇同年，阮元止知友誼，罔顧君恩，輕重倒置，不可不嚴行懲處，即著照部議革職。”長夏，命海鹽吳厚生在杭州摹刻《蘭亭》，歸置揚州北門外古木蘭院中，以還故跡。
是年，屬長州吳雪鋒摹刻《西岳華山碑》四明本、《泰山刻石》及《天發神讖碑》于揚州北湖祠塾。同時將歐陽修書《華山碑跋》補刻于四明本所缺百字空處。
嘉慶十五年（庚午）1810年 四十七歲
正月，自編《十三經經郛》。四月，奉旨補授翰林院侍講。九月，充署日講起居注官。十月，兼國史館總輯，輯《儒林傳》。《疇人傳》寫定。
正月，金正喜造訪阮元，阮元以為“非常英物”，延請他至泰華雙碑之館，以稀代名茶龍團勝雪款待，并觀賞了《華山廟碑》及《唐貞觀造像銅碑》等。二月一日，阮元、朱鶴年、李鼎元、翁樹昆、劉華東、李林松等在法源寺為金正喜設宴餞行。
是年，攜《西岳華山碑》四明本至京師，裝裱成軸，在桂香東少宰家借鉤長垣本百字補于缺處并記以長詩，清明日，楷書作《西岳華山碑四明本跋》于衍圣公第中。夏，阮元以四明本與長垣本相較。冬十月廿一日，又與關中本相較，此時又以三本聚于城南龍泉寺，較讀竟日。
嘉慶十六年（辛未）1811年 四十八歲
上巳日，應朱鶴年邀請，與翁方綱等游拈花寺，用《天發神讖碑》體重題“元萬柳堂”匾額。四月，《十三經經郛》編成，未刻。六月，撰《漢延熹西岳華山碑考》四卷成。又編《四庫未收百種書提要》成。七月，奉旨補授詹事府少詹事。撰《南北書派論》。十二月，奉旨補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上諭云：“爾于劉鳳誥事不過失察，尚非有心狥隱。”
是年，作《西岳華山廟碑長垣本摹記跋》，跋云：“四明全碑搨本碑額題名如上式，蘇齋所摹未全，大和三年、四年李德裕兩至碑下，與新舊唐書《衛公年譜》、《衛公獻替記》皆合。海內華山碑三本，商印本最前，故四明本次之，山史本又次之，皆缺百字矣，阮元摹記。（又記）華陰令裴骨直是骨字，并非偏旁半缺也，全碑共二十二行，篆額占地約五行，居中略偏于左，前空十行，后空七行。”
嘉慶十七年（壬申）1812年 四十九歲
五月，補授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八月，補授漕運總督。
嘉慶十八年（癸酉）1813年 五十歲
正月，議設焦山書藏，以《瘞鶴銘》“相此胎禽”等74字編號。作《焦山書藏記》，并書匾額。正月二十日，林則徐過寶應拜見阮元，交陳壽祺信，并長談。谷雨，為瑾齋作《行書京邸看花詩》。
是年，再題興教寺唐八角石柱。是年，從宋芝山處購得《齊侯罍》。
是年，以《華山碑》長垣本多出之字，補四明本泐殘之缺，以墨線圈出，畫成碑圖。《漢延熹西岳華山碑考》四卷刊成，江藩為之序。梁章鉅謁阮元于淮上，獲觀《華山碑》四明本。
嘉慶十九年（甲戌）1814年 五十一歲
閏二月，《全唐文》輯成，阮元為總閱官。春三月，錢泳至淮陰謁阮元，得見《南北書派論》。八月，調任江西巡撫。十月，賞加太子少保銜。季冬，囑朱為弼辨識《齊侯罍》。
嘉慶二十年（乙亥）1815年 五十二歲
二月，刻《宋本十三經注疏》，次年刻成，全書涉及“校”字者，皆作“挍”（缺筆，以避明熹宗朱由校之諱）。
“校”字，皆作“挍”，以避明熹宗之諱。
“校”字，皆作“挍”，以避明熹宗之諱。
嘉慶二十一年（丙子）1816年 五十三歲
八月十七日，任河南巡撫。十一月十三日，補授湖廣總督。
嘉慶二十二年（丁丑）1817年 五十四歲
正月，至漢陽，接任湖廣總督。十月，至廣州，接任兩廣總督。十二月，奏建大黃窖、大虎山炮臺。春，過當陽縣玉泉寺，得見隋鐵鑊字，并搨之。
是年，趙魏將自己兩年前所得江立藏《金石錄》讓售給阮元，阮元遂以“金石錄十卷人家”名書齋，并刻有此收藏印。
嘉慶二十三年（戊寅）1818年 五十五歲
十一月，始修《廣東通志》。
是年，作《行書七律詩軸》，灑金箋。——上海博物館藏。《中國古代書畫目錄》第三冊著錄。
嘉慶二十四年（己卯）1819年 五十六歲
三月，作《唐魏棲梧書善才寺碑跋》，行書。
嘉慶二十五年（庚辰）1820年 五十七歲
三月，創辦學海堂。手書“學海堂”三字匾懸于城西文瀾書院。
道光元年（辛巳）1821年 五十八歲
春，作《摹朱珪篆書十言聯》。聯為：“學如逆水行舟稍縱即逝，心似平原走馬易放難追。”七月，《江蘇詩征》刻成。八月初二日，女阮安卒（1802年生，20歲）。
是年，作《黃鉞補圖王澤小像卷題跋》。
道光二年（壬午）1822年 五十九歲
三月，《廣東通志》成。六月，歸揚州。
道光三年（癸未）1823年 六十歲
正月，六十壽辰作《竹林茶隱圖》。《揅經室集》四十卷刻成。龔自珍撰《阮尚書年譜第一序》。
是年，在廣州購得端州巨形硯材，刻成親王詒晉齋所藏《華山碑》長垣本未缺之字，置揚州公道祠塾，以補四明本之闕。
道光四年（甲申）1824年 六十一歲
九月，以家藏《漢西岳華山廟碑》摹本寄陜西錢恬齋，摹刻于西岳廟中。十二月，新建學海堂成。仿《天發神讖碑》書“學海堂”堂中匾額。《學海堂初集序》書丹刻石，嵌于學海堂壁。——《雷塘庵主弟子記》卷六著錄。
道光五年（乙酉）1825年 六十二歲
三月，撰《文韻說》。夏，主輯《皇清經解》（又名《學海堂經解》）。
道光六年（丙戌）1826年 六十三歲
九月，任云貴總督。夏，赴任云南途中，為范素庵醫生作《行書五言詩軸》。是年，攜《華山廟碑》四明本至云南落水致霉，因雇滇工再裝。
是年，在云南陸涼訪得《爨龍顏碑》。
是年，作《爨龍顏碑跋》。跋云：“此碑文體書法皆漢晉正傳，求之北地亦不可多得，乃云南第一古石，其永寶護之。”
是年前后，為金陵甘氏作《永和右軍磚拓本跋》，由滇寄還，否定《蘭亭》為王羲之所書的可能性。
道光七年（丁亥）1827年 六十四歲
二月，著《塔性說》。九月十九日，在云南大理見到王昶《金石萃編》所載的《南詔德化碑》，賦詩一首：“文章與書法，確是唐賢派。上溯東爨碑，古法尚不壞。”
道光八年（戊子）1828年 六十五歲
秋，指導其子阮福撰《滇南金石錄》成。除夕，于京師寓所再觀《華山廟碑》長垣本。
道光九年（己丑）1829年 六十六歲
九月，《皇清經解》在粵東刻成。版藏于學海堂中印刷通行。
是年，作《秋祭東園齋居詩四十韻行書卷》。
道光十二年（壬辰）1832年 六十九歲
九月，升協辦大學士，仍留云貴總督任。十二月，孔夫人卒于云南督署。
道光十三年（癸巳）1833年 七十歲
道光賞七十壽辰，御筆書“亮功錫祜”四字匾。三月，充會試副總裁，得士222名。
道光十四年（甲午）1834年 七十一歲
與湯金釗、梁章鉅過華山，入西岳廟讀碑，并于錢寶甫摹刻《華山碑》題刻。《石畫記》四卷撰成。
道光十五年（乙未）1835年 七十二歲
三月，著充體仁閣大學士，管理兵部。
是年，《云南通志稿》修成刊行。
是年，入都，以云南石畫《孤山梅石圖》贈林則徐，林有謝簡。
道光十六年（丙申）1836年 七十三歲
與龔自珍、何紹基、梁章鉅等切磋金石文字。充經筵講官、殿試讀卷官，教習庶吉士。五月，為梁章鉅所購《西岳華山碑》華陰本題跋于節性齋。夏六月，為梁章鉅《退庵隨筆》題簽、作序。
是年，作《虞集真書劉垓神道碑卷題跋》。
是年，為小亭世兄作《行書軸》，署款“阮元時年七十有三”。
道光十七年（丁酉）1837年 七十四歲
是年，在京師晤呂佺孫，為其作《毗陵呂氏古磚拓本跋》，再次否定《蘭亭》為王羲之所書的可能性。
是年，為慎甫四弟作《行草橫幅》。高九寸七分，闊二尺九寸六分。
道光十八年（戊戌）1838年 七十五歲
五月，上諭著準阮元以大學士致仕。八月，奏請回籍，晉加太子太保銜。其間，何紹基有《送儀征阮宮太保相國師予告歸里敘》為其送行。
十月，歸揚州，回大東門福壽庭宅，謹守上諭“怡志林泉”，始署“怡志老人”。
是年，作《隸書七言聯》，灑金箋。
是年，作《項圣謨山水冊題跋》。
是年，為仲嘉二弟作《珠湖漁隱圖題跋》，行書，二十三行。
是年，作《齊侯罍歌卷》，行書。
道光十九年（己亥）1839年 七十六歲
正月，建“南萬柳堂”成。五月十九日，與六舟居士游揚州瘦西湖。為六舟居士（達受）藏《唐懷素小草千文》題篆書額及行書跋。六月，龔自珍棄官離京，在揚州與阮元相交甚密。十一月，考跋隋大業當陽縣玉泉山寺鐵爐字。
是年，書翰頁。
是年，作《王學浩山水冊題跋》。
是年，《揅經室續集》十一卷成。
是年，在揚州公道橋珠湖草堂之側，掘出宋菱花銅鏡及紹定六年磚。
道光二十年（庚子）1840年 七十七歲
清和月，作《行書七言聯》，聯為：“鐵石梅花清氣概，山川香草自風流。”
十月十三日，作《為青藜館劉恭人五十壽九言聯》，聯為：“泰華寫峰，壽館雙碑色；詩書教子，燕山五桂香。”
是年，作《行書七言聯》，鈐印：“節性齋老人”、“萬柳堂”。
是年，書《清人手札冊》。鈐印：“怡志林泉”。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1841年 七十八歲
二月，《雷塘庵主弟子記》七卷刊成。
是年，作《行書求是居格言軸》，絹本。
是年，作《為包景維書七言聯》，聯為“古籍待刊三十載，舊聞新見一千年。”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1842年 七十九歲
正月，命阮亨匯刻《文選樓叢書》。夏，居揚州公道橋別業，為蕪湖太守王澤手書一聯為贈：“百歲老人談舊事；一庭新綠煮春茶”。
是年，作《黃庭堅行書小子相嫩書帖題跋》，鈐印“壬寅”。
是年，阮元在揚州文選樓設宴款待錢泳、梁章鉅，時有“三老一堂，摩挲三代法物”之趣談。
游揚州康山，得江春舊藏“流云槎”，上有趙宧光草篆“流云”二字，并有董其昌、陳繼儒題字，阮元署“節性老人”款，現藏故宮博物院。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1843年 八十歲
正月二十日，作《梅花圖》，署款“癸卯正月二十日，榮隱竟日，在道橋別業愛吾草廬，時梅花開，池水冰泮，與敬齋、慎齋兩弟俱，節性老人阮元寫。”鈐印“亮功錫祜”。書《壽字軸》，鈐印：“頤性延齡”、“太子太保”、“癸卯年政八十”、。在愛吾草廬題《竹林茶隱圖卷》。
三月初三，阮元攜子阮福赴道橋掃墓未歸，是夜，福壽庭宅毀于火。八月，遷居揚州徐凝門康山之右。
是年，書《壽字軸》，鈐印：“太子太保”、“頤性延齡”。
是年，書《壽字軸》，篆書，鈐印：“頤性延齡”、“怡志林泉”、“白樂天正月廿日生我與之同”、“癸卯年政八十”。
是年，為春腴觀察公祖作《隸書八言聯》，聯為“含和履中駕福乘喜，年豐歲熟政樂民仁。”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1845年 八十二歲
八月中秋，為瑞官表外孫書紈扇。書扇云：“有唐三百年，揚州廿四橋，繁華甲天下，其飲食奢侈可知。揚州府楊行密、畢師鐸等爭戰不定，城無食，斗米值五十緡。軍掠人入市賣之，驅縛屠割如羊豕，然訖無哭聲，血流滿市，此多年積孽之劫也。壬寅，余居道橋節性齋，王瑞官亦來住，方十歲，鄰有屠，日日五更殺聲甚惡，瑞官惡之，從此不食肉。瑞官乃王春涯觀察之孫瑞麟也。生有善根，宜遂其善。”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1846年 八十三歲
六月，晉加太傅銜。重赴鹿鳴宴。
是年，梁章鉅攜其所藏鮮于樞《揚州詩四十韻卷》訪阮元，阮元囑人摹刻于石，嵌于揚州瘦西湖畔邗上農桑之亭壁。
是年，作《耄年自述卷》，行書。鈐印：“阮伯元氏”、“亮功錫祜”、“湖光山色阮公樓”。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1847年 八十四歲
是年，為從弟阮先《揚州北湖續志》、阮充《北湖竹枝詞》作序。
是年，作《吳錫麒手寫詩稿卷題跋》。鈐印：“太傅”、“癸卯年政八十”。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1848年 八十五歲
秋仲八月，作《隸書十八言聯》。聯為“左傳云養福，書范之福，身其康，養者以之；禮記曰期頤，易卦之頤，口自實，期焉而已。”署款：“道光戊申秋仲八月，頤性老人書于林泉。”
是年，作《隸書十二言聯》。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1849年 八十六歲
十月十三日，卒于揚州康山私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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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元在人才培養上取得這樣顯著的成就，與他在書院內實行的一套完善的讀書訓練法密不可分。阮元的讀書訓練是個完整的工程。文獻記載，它由四個部分組成。一個部分算是一個步驟，循此四步建下去，即可學有所成。這四步是：
句讀
要求學生分清書文的句讀，即讀通所讀詩文。所謂讀通，首先要能認字，即認讀，把字音讀準；其次要掌握斷句，即停頓；第三要能讀通，即初步了解其字句的含義；第四要能讀通順，不能讀起來疙疙瘩瘩。
評校
校是校讎、校正，即拿所讀書文與其他版本進行對校，勘定正誤。評是評點、評說，即在校訂的基礎上，根據自己對文本的理解，評定其是非正誤和優劣長短。中國古代有評點讀書法，讀者可將閱讀感受，以及對所讀書文從字句到內容的評價，寫在字里行間、文前文后或者天頭地角。阮元這里的評即有評點之意。
抄錄
阮元要求在讀通讀懂文字后，將所讀書文的精要加以抄寫，以加深對它的理解，鞏固對它的記憶。
著述
這是指對閱讀所獲的遷移運用。它要求學生不但要讀通、讀懂、熟記所讀書文，還要能將閱讀所得撰成著作，公之社會，遺教后人，為社會文明建設作出貢獻。
阮元的四步讀書法，是中國古代創造的讀書原則——讀思結合、讀習結合、讀行結合的發揮和運用。它把閱讀建立在認讀基礎之上，經過深入思考和熟讀記憶，達到形成自己的學術見解和主張，并筆之于紙，形之為文，或與同輩交流，或遺教后世。它不但十分完整，符合人類由簡單到復雜、由淺入深、由表及里的認識規律，而且將讀用結合起來，從而與八股式讀書區分開來，顯示出了它的科學性、建設性。應該肯定，阮元的這種讀書訓練值得我們今天的讀書人和閱讀教學改革者借鑒。當然，阮元將“運用”局限于鉆故紙堆和寫詩撰文，遠離變革現實的社會實踐，這是其讀書法的主要缺陷。其次，阮元把讀書視為培養封建官吏和良民的主要手段，以鞏固、維護封建政權為目的，這是他的嚴重局限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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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派樸學
阮元作為徽派樸學發展后期的重鎮巨掣，其治學師承戴震，守以古訓發明義理之旨。乾隆五十一年（1786），阮元舉鄉試入都，時年二十三，得與邵晉涵、王念孫、任大椿相交（見《揅經室二集》卷七《南江始氏遺書．序》）。其時戴氏亡故已十年，而王念孫、任大椿皆戴震之門人弟子，邵則為戴氏論學的“同志密友”，他們對于阮元的影響極大，阮元之訓詁學，得之王念孫較多，從此奠定他為學的基礎，終于成為徽派樸學極有潛力的后勁之旅，其后徽派樸學盛行江浙、名噪揚州、蜚聲魯豫、遠播西南，得阮元之力尤多。
阮元論學之旨，主張實事求是，“余之說經，推明古經，實事求是而已，非敢立異也。”（《揅經室集．自序》）。一方面，以文字訓詁、考證辨偽探求經書義理、恢復經典原貌的做法即為“實”的方法。另一方面，阮元的“實”又具有“實學”、“實行”、“實踐”、“務實”等帶有時代特點的新的含義。阮元將格物與實踐統一起來，開始關注“家國天下之事”，真切反映出徽派樸學后期發展方向的轉變。《清儒學案．儀征學案》評價阮元：“推闡古圣賢訓世之意，務在切于日用，使人人可以身體力行。”阮元研究范圍自經史小學以及金石詩文，巨細無所不包，尤其提倡以勘明大意為理念。其學術思想主要體現在講求“因古訓以求義理”，認為：“圣賢之言，不但深遠者非訓詁不明，即淺近者亦非訓詁不明。”（《揅經室一集》卷二《論語一貫說》）或言：“古今義理之學，必自訓詁始。”（《揅經室續集》卷一《馮柳東三家證異文疏證．序》）并有鑒于宋、明理學家們爭論“仁”字的含義，運用歸納的方法，把孔子、孟子所有論述“仁”字的文句集中起來，加以排比，寫成《論語論仁論》及《孟子論仁論》，用孔孟論述“仁”字的原意去糾正后世對“仁”字的曲解，從而避免了離開實事而空談心性的誤區。同時這體現了所謂的“以古訓明義理”。在文字訓詁方面，阮元遵循高郵王氏之法，大都由聲音貫通文字，從而總結出它的通例。阮元曾經提出探語源、求本字、明通假、辨誼詁四種方法，張舜徽先生在評論《揅經室集》時贊揚道：“元嘗自言余之學多在訓詁，良不誣也。”（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卷十一）
阮元的治學特點是由訓詁入手，長于比對歸納。和他之前的徽派樸學前輩一樣，阮元認為考據、義理、辭章三者是密不可分、兼顧并重的，不重考據，將無從窺探學問的門徑，無法升堂入室，但光重名物考據，不探求義理，仍然不能步入學問的殿堂。他在《揅經室一集》卷二《擬國史儒林傳．序》稱：“圣人之道貌岸然，譬若宮墻，文字訓詁，其門徑也。門徑茍誤，跬足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或者但求名物，不論圣道，又若終年寢饋于門廡之間，無復知有堂室矣。” 可見，阮元雖主張由訓詁求義理，但同時意識到漢學埋頭故紙，限于猥瑣的流弊，堅決反對“但求名物，不論圣道”的純粹訓詁之學，意在超越局部的研究而作融會貫通的工作，這也是阮元在學術見解上體現出與戴震之學的差異。阮元從事文字訓詁，著眼于源流和發展演變，著眼于字群音義上的相互聯系，不是進行一詞一義、一事一物的孤立的研究考證，而是以聯系的、發展的眼光來觀察研究事物。研究禮制典章，不糾纏于事物名稱的孤立考證，而是著眼于古代禮制的大體，不脫離歷史發展的背景和階段性，充分體現出他聯系、變化、會通的史學觀，誠如皮錫瑞所言：“今得阮元之通識，可以破前儒之幽冥矣！”（《經學通論．三禮．論明堂辟雍封禪當以阮元之言為定論》）
在考據方面
阮元的業績主要體現在文字、主源、金石碑刻和對于典章制度的考試等諸多領域，比如在考證文字本義和造字之始時，阮元與戴震提出的“讀書首在識字”的指導思想一脈相承，考證字的語源、本義、通假、訓詁并有所發揮。又如在對于古代的典章制度的研究中，阮元經過細密考證，寫出《明堂論》、《封泰山論》等文，認為所謂“明堂”、“辟雍”只不過是上古沒有宮室時的一種簡陋的結構，很象后世游牧地區的帳篷，上圓下方，四周環水，每逢大事如祭祀、行軍禮、學禮，或者發布政命，都在這里舉行。阮元還說，“封”是統治者在南郊祭天，“禪”是統治者在北郊祭地。阮元這種解釋，都是他經過周密考證的結果，為時所稱。
在義理方面
阮元一貫主張“若義理從古訓中來，則孔子所得之義理，必自孔子以前之古訓中來”，正如在《詩書古訓》一文他說：“萬世之學，以孔、孟為宗；孔孟之學，以《詩》、《書》為宗。學不宗孔、孟，必入于異端。孔、孟之學所以不雜者，守商、周以來《詩》、《書》古訓以為據也。《詩》三百篇，《尚書》數十篇，孔、孟以此為學，以此為教，故一言一行，皆深表不疑。”此外，《論語論仁論》、《孟子論仁論》、《性命古訓》等都是阮元所作關于闡發義理的著述。
在辭章方面
阮元與當時的與桐城派“古文”異趣迥然，其論文重文筆之辨，以用韻對偶者為文、無韻散行者為筆，提倡駢偶。阮元雖以經學知名，所作辭章，亦不乏可讀之篇。所著《揅經室集》共六集五十八卷，前四集為阮元生前手定者，隱然以經、史、子、集為次。說經之文，多在一集，自四集以下，始以詩文合編。
阮元不僅是自徽派樸學陣營中走出來的清代思想學術史上的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而且他對徽派樸學最大的貢獻，一是匯集編印大量書籍文獻，一是培養造就大批有用人才。縱觀阮元在橫跨三朝的半個多世紀里，造就了數以百計的人才，其中不少后來成為徽派樸學的精英，使得徽派樸學得以廣泛傳播并發揚光大。這些人才的來源，除了慕名前來投師或在社會交往中發現的以外，科場選拔和書院培養應是兩個主要的途徑。不僅有在科場選拔如王引之、郝懿行、丁晏等人，阮元為官浙江巡撫時在杭州創建了詁經精舍，延請當時的著名學者如王昶、孫星衍等來主講，又邀金鶚、洪頤煊、震煊兄弟講肄其中，教學內容為經史疑義及小學、天文、地理、算法等。在詁經精舍肄業的，多為學行出眾的高材生，德清徐養原、嘉興李遇孫，雖都學有專長，也還來此修習。當時阮元編輯《經籍籑詁》尚未完成，同時又在校刊《十三經注疏》，這些亦徒亦友的績學之士，轉而又成為阮元編書的得力助手。如徐養原曾幫助他校勘《十三經注疏》中的《尚書》和《儀禮》，洪震煊既擔任《經籍籑詁》中的《方言》部分，又擔任《十三經注疏》中的《小戴禮記》校勘。教學相長，實踐鍛煉，造就了一大批有用的人才，其中不少人后來都成為“徽派樸學”的知名學者。阮元任兩廣總督時，在廣州創建學海堂書院，并親自講學。有學長八人，分別擔任教學任務，學習《十三經》、《史記》、《漢書》、《文選》、《杜甫詩》、《韓昌黎集》等，任學生選擇一門，作日記，由學長評閱指點。廣東番禺人侯康，就因所為文，得到賞識，由是知名。番禺人林伯桐和陳澧，都擔任過學海堂學長，陳澧任職時間尤長。廣東嘉應人李黼平也曾補聘來學海堂批閱課藝，阮元還延請他為之教子讀書。著名的《皇清經解》也是在這時編刻的，所以又稱作《學海堂經解》。徽派樸學之所以能遠被西南，除了程恩澤、鄭珍傳播的影響以外，學海堂書院培養造就的大批人才，影響更加深遠。諸如上述所提林伯桐、陳澧、李黼平、侯康等學有所成者，不勝枚舉。
阮元自弱冠一舉成名，在長達六十多年的治學生涯中（其中還有大部分時間治理政務），著作極為豐富，說他是“著作等身”，當之無愧。在阮元60歲時，龔自珍撰文對其在大半生所取得的學術成就進行了比較全面的總結，盛贊阮元的訓詁之學、校勘之學、目錄之學、典章制度之學、史學、金石之學、術數之學、文章之學、性道之學、掌故之學等，稱其“凡若此者，固已匯漢宋之全，拓天人之韜，泯華實之辨，總才學之歸。”（《阮尚書年譜第一序》）阮元在諸多領域都取得了矚目成就，尤其在文獻學和史學方面，并且一生致力于文獻的整理、匯輯、編撰、刊刻，成績斐然。其生平所著之書，根據一些常見書目統計，約在三十種以上，其中人們比較熟知的有如下十多種：《三家詩補遺》、《考工記車制圖解》、《詩書古訓》、《儀禮石經校勘記》、《儒林傳稿》、 《疇人傳》、 《積古齋鐘鼎彝器疑識》、 《定香亭筆談》、《小滄浪筆談》、《選項印宛委別藏提要》、《揅經室集》、《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所編之書有《經籍籑詁》、《皇清經解》、《兩浙金石志》、《詁經精舍文集》、《淮海英靈集》、《八甎吟館刻燭集》等。此外，阮元還主編過一些大型的志書，如《嘉慶嘉興府志》八十卷、《廣東通志》三百三十四卷。在阮元刻印之書中，最為人們熟知的，除上述《皇清經解》、《經籍籑詁》以外，當推《十三經注疏》。這是一部大型的經學叢書，收書一百八十余種、一千四百余卷。刻印時，羅致了一些績學之士擔任校勘，由阮元總其成。這些校勘成果，就是著名的《十三經注疏校勘記》。阮元所刻印之書還有一個重點，是其搜集刻印了一些知名學者的遺著。據粗略統計，他所刻名家選集就有錢大昕、錢塘、汪中、劉臺拱、孔廣森、張惠言、焦循、凌廷堪等大家。可見阮元究心表彰絕學，不遺余力。
也有學者認為，阮元是清代后期形成的揚州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并將揚州學派定義為清代漢學的又一分支，是漢學發展至高峰并開始走向衰落時期的一個學派，它的形成稍晚于皖派。可以說，無論現今依照怎樣的標準來界定當時的學派，都不能否定阮元學術思想中閃爍的徽派樸學的理念標志，都無法抹殺阮元留在徽派樸學百年輝煌史上深深的烙印。更高意義上講，阮元學術思想體系的意義不僅成為清代漢學由高峰走向衰落的標志，同時也成為傳統學術向近代學術跨越的轉折點。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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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元先后在杭主政十二年，每到清明時節，他總要到郊外踏青，最喜歡去的就是遠離塵囂的半山（皋亭山）。他把半山比成紹興的蘭亭，和文人學士一起飲酒吟詩修禊。嘉慶三年（1798）春天，杭城接連下了二十天的雨，天一放晴，他就邀好友陸耀遹、蔣徵蔚等人，坐著小船到半山看桃花。當船在半山橋靠岸后，半山一帶千樹萬樹的桃花絢爛奪目。他們在桃花叢中飲酒吟詩，直到遠處傳來隱隱的雷聲，醉意方醒，才踽踽登舟返回。
嘉慶五年（1800），阮元升任浙江巡撫，這年的三月上巳日，阮元邀了陳文述、吳文溥、孫韶、程邦憲、許珩、黃文旸等好友，坐著畫舫到半山，他們觀賞桃花后又作畫題詩，陳文述還在《皋亭山修禊作圖紀事》上，寫了一首“迎眸山色一痕清，修禊人來畫舫停；一種桃花與修竹，皋亭原不讓蘭亭”的詩句。
嘉慶八年（1803）閏二月，阮元到海寧一帶檢查海塘，回舟時特意從臨平過半山看桃花，他屈指一算這天是冬至后的第一百零二天，再過四天就是清明節了。他看到半山的桃花開得無比艷麗，漫山遍野都是黃燦燦的油菜花，便隨口吟出“江南江北花孰多，花多花少皆當歌，千紅萬紫不來看，花自春風人奈何”的詩句來，關照世人，切莫辜負這大自然賜予的美好春光呀！
嘉慶九年（1804）春，他和侄子阮常生等人乘船出城，沿著桃紅柳綠的河道，聽到了黃鶯婉轉的叫聲，看到了油菜花叢中飛舞的蝴蝶……舟行春色里，身在明鏡中。當船行至石橋時，他走到橋上四處眺望，只見一朵五色彩云向半山方向飄然而去，他脫口而出：“春花何處來，消息甚輕捷；一夜皋亭山，綠遍新柳葉……”的詩句。
翌年，嘉慶十年 （1805）二月，半山的桃花又開了，阮元由于公事在身，不能親赴一年一度的半山修禊之會，便托其弟阮亨邀同人前往踏青觀桃，嗣后大家都作了詩給阮元看。
十年后的嘉慶二十年（1815）春三月，此時阮元已離杭赴他處任職去了，其弟阮亨仍然每年到半山來觀桃修禊。當他來到佛日寺，寺僧出示《皋亭云隱圖》給他看，阮亨看后贊不絕口：大有黃鶴山人筆意。他在寺中小住數日，將自己和友人在半山觀桃修禊之詩，一首首地筆錄下來，輯成《皋亭唱和集》傳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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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元一生廣引學者，普及文化，以整理、刊刻、收藏圖書、振興學術為己任。主編《石渠寶籍》2編，所見內府秘藏書畫，遂記題跋并辨別真偽，作《石渠隨筆》，為鑒賞家所推重。撫浙時，在杭州創立“詁經精舍”，纂輯《經輯纂詁》一書，集我國訓詁學資料之大成。又搜集圖書。藏于靈隱寺，設“靈隱書藏”。后又于鎮江設“焦山書藏”。作《杭州靈隱書藏記》、《焦山書藏記》、《焦山書藏書目》，并親自參與修訂《書藏條例》，具有近代圖書館之性質，然而仍偏重保藏。在廣州創立“學海堂”，匯刻《學海堂經解》1 400卷。刊刻有《宋本十三經注疏》。精于鑒別，工金石考證，編著《山左金石志》、《兩浙金石志》、《兩浙輶軒錄》、《皇清碑版錄》、《淮海英靈集》、《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經籍纂詁》等。主修《浙江通志》、《廣東通志》等。家藏書極富，藏書樓名“文選樓”、“石墨書樓”、“瑯環仙館”、“積古齋”、“揅經室”、“唐宋舊經樓”、“節性齋”等。藏書印有“雷塘盫主”、“亮功錫祜”、“墨莊藏書印”、“體仁閣大學士”、“五云多處是仙臺”、“積古齋藏研處”、“揚州阮氏瑯環仙館藏書印”、“譜研齋著書處”、“泰華雙碑之館”、“家住揚州文選樓隋曹憲故里”、“阮氏伯元”等數十枚。晚年編《文選樓叢書》，收書30余種，大半為自著書。著《揅經室集》、《疇人傳》、《廣陵詩事》、《定香亭筆談》、《十三經校勘記》、《小滄浪筆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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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
阮元墓系祖塋，位于揚州市邗江區槐泗鎮永勝村。阮元祖塋始建于明朝天啟年間，距今已有370多年。墓葬在永勝村北的老壩山，當地人稱阮家大山。
墓冢前，見一塊約兩米寬的墓碑橫嵌在墓冢的中間，碑面異常光潔完整，上首第一行書：“皇清詔授光祿大夫太傅體仁閣大學士阮元文達公墓表。”阮元墓，封土高2.2米，周長24米，系清咸豐元年（1851）立石刻墓表，墓表由兵部侍郎楊文定撰，記載了阮元生平事跡及兒孫簡況。
墓碑特點
阮元于道光二十九年六月十三日去世。他是乾隆、嘉慶、道光三朝重臣，道光帝旻寧在祭文中稱他：“極三朝之寵遇，為一代之完人”。
阮元去世后，歸葬雷塘祖墓，在墓南約半華里奉旨建石碑坊一座，坊三門四柱，柱兩截，下端方形，上端圓形，并雕以龍紋，高約一丈五尺，柱周圍皆以耳形巨石作砥，坊上端有石刻“圣旨”二字，下端有橫長方形玉石一塊，上鐫“太子太保仁閣大學士阮文達公墓道”十六字，石坊極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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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元硯
“自有天然硯，山林景可嘉”，這是以前讀過的阮元麻子坑石硯銘文的首句。但未見過此硯。不想那日竟在北京古玩書畫城的“藏硯齋”，見到了一方阮元硯，硯橢圓形，素池無紋飾，有銘文。
據清人錢泳在《履園叢話》中記載，阮元確曾藏有此硯，“石之出于端州者，概而名之曰端。端非一種，種非一類，只要質理細，發墨易，便是佳硯。其他名色甚多，如鴝鵒眼、黃龍紋、蕉葉白之類，而石質粗笨，不發墨，則亦安用其名色耶？近日阮云臺宮保在粵東，又得恩平茶坑石，甚發墨，五色俱有，較端州新坑為優，此前人之所未見。”《恩平縣志》上說，恩平茶坑產異石，嘉慶初年的時候就有人掘之，并請硯工制作為硯。其名氣不如端硯。不過錢泳對名硯的看法，與阮元正合。
阮元的硯銘是這樣寫的：“此恩平茶坑綠石，質潤而堅，有黃龍氣，與端溪北石之綠端，枯而無氣不同”。
文選樓為其藏書處，樓在揚州文選巷。嘉慶十年冬，阮元遵照父親遺志，在文選巷家廟西邊筑建了“文選樓”，樓的下面是私塾，樓的上面祀隋代著名文選學家曹憲，并且以唐代著名文選學家李善等人相配。阮元個人認為曹憲是文選學得以創立的開山者，唐代李善則是文選學得以成為顯學的集大成者。阮元的文選因其藏有宋版《文選》，加上樓以“曹李”而聞名，故名“文選樓”。
阮元和他同時代的藏書家一樣，都喜歡把自己收藏的善本加以刻印，以利傳播。他刻的書就取名為《文選樓叢書》。《清史稿》對他的評價是：“元博學淹通，……刊當代名宿著述數十家為《文選樓叢書》。”阮元好藏硯，并以“九十九硯齋”名其室，其作品收入《揅經室集》。
宛委別藏
清代著名學者阮元巡撫浙江時，留心搜訪《四庫全書》未收之書，先后求得175種，依《四庫全書總目》例，為每書撰寫提要，隨書奏進。嘉慶帝十分高興，遂據傳說夏禹登宛委山得金簡玉字之書，親筆賜名《宛委別藏》。
所收多為世所罕覯之珍本秘笈，或不見于公私著錄，如《皇宋通鑒紀事本末》、《釣磯文集》、《招捕總錄》等；或在中土久已失傳，如《難經集注》、《五行大義》、《文館詞林》等；或可補《四庫全書》之缺佚，如《尚書要義》補足四庫所缺三卷，《夷堅志》補足四庫所缺甲、乙、丙、丁四志，《墨客揮犀》補足四庫所缺續編等。同時《宛委別藏》所收各書均據舊本精鈔影寫，其中源于宋刻的有30余種，源于元刊的有10多種，具有極高的版本價值。
書成后原本一直存于宮中，世間并無刊刻流傳。80年代臺灣商務始將原書重行整理，影印出版。但所收書僅得161種，其余12種不知去向。
宛委別藏： 系嘉慶帝在故宮養心殿的藏書總稱。《四庫全書》修纂結束后，著名學者阮元在南方供職時，發現大量《四庫全書》未收的精本善本書籍。他除了收集到部分原版書外，又雇人抄錄了部分精品，進呈給皇帝。并仿照《四庫全書》每書撰寫提要一篇附于卷首。
嘉慶對這些書籍十分欣賞，遂在養心殿辟一隅藏之，并鈐以"嘉慶御賞之寶"，成后世所傳之《宛委別藏》。
考“宛委”二字源自浙江紹興（古稱會稽）之宛委山。宛委山乃會稽山的支峰，上有石匱，故亦稱石匱山。其山勢陡峻，聳入云霄，又稱天柱。
登者需拾級而上。傳說禹曾得金笥玉字于此地，所以此山又名玉笥。無論石匱抑或玉笥，均與置放書籍的器物有關，故冠之于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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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元于高宗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年）出生于江蘇揚州府城一個以文兼武的世家。他的祖父阮堂武進士出身，官湖南參將，曾率軍征苗，活捉苗人數千人。父親阮承信系國學生，修治《左氏春秋》，為古文大家。母親林氏也出身于仕宦之家，通曉詩書，有修養。
阮元5歲開始跟從母親學字，6歲進私塾就學。他的母親對他偏重于文字的教育，他的父親則令他通文義和立志向學。阮承信熟讀《資治通鑒》，對阮元講“成敗治亂，戰陣謀略”，并教他騎馬和學射箭，并對他說“此儒者事，亦吾家事也”，希望他文武兼備。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廿五歲的阮元中進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次年授翰林院編修。一年后因學識淵博，受高宗賞識升任少詹事，入值南書房、懋勤殿，遷任詹事。1793年至1795年，提督山東學政，曾數游濟南名泉，留下不少贊泉詩，寫有《小滄浪筆談》，雜記濟南掌故風物等；廣交山東及寓魯金石學家，遍訪山東金石文物，在畢沅主持下，撰成《山左金石志》24卷，對山東乾嘉之際金石學的興盛貢獻頗巨。
后歷任浙江學政，仁宗嘉慶三年（1798年）返京，任戶部左侍郎，會試同考官，未幾又赴浙江任巡撫，撫浙約十年。在任期間，除吏治軍政之外，又糾合浙江文人，編書撰述不輟。嘉慶六年（1801年）在杭州建立詁經精舍，聘王昶授詞章，孫星衍授經義，作育英才。以嘉慶十年喪父，服除，任職兵部，又先后出為湖南、浙江巡撫。在浙江巡撫任上，政績頗多，其最大的功勞就是平定海盜。
嘉慶十九年（1813年）調江西巡撫，因捕治逆匪胡秉耀有功，加太子少保，賜花翎。嘉慶二十一年（1815年）調河南，升湖廣總督。任期內修武昌江堤，建江陵范家堤、沔陽龍王廟石閘。嘉慶二十二年（1816年）調兩廣總督。在粵期間，建議禁鴉片，對英商采用較嚴厲的政策并上書嘉慶帝，認為“宜鎮之以威，不可盡以德綏”。為防范英人異動，阮元于嘉慶二十二年（1817）十二月，奏請建大黃■、大虎山兩炮臺。翌年正月，又奏請增兵200人防守大虎山、蕉門炮臺等處。二月，密陳《預防英夷事略》，認為英人恃強貪利，宜多鎮以威，未便全綏以德。如其擅入內洋，則以停止貿易、斷其食用買辦、開炮火攻等措施加以懲創。他還說“彼國伎倆，惟恃船堅炮利，一經上岸，則無拳無勇，與東倭不同。或謂攻擊恐生事端，此似是而非之論也”。嘉慶帝不以為然，朱批云：“總須德威相濟，不可妄動，慎之。”嘉慶二十四年（1819）閏四月，阮元奏請筑桑園基圍石堤，減輕了廣東珠江三角洲的水患。[3] 嘉慶廿五年（1820年）廣州已有“羊城”、“越華”、“粵秀”、“應元”四大書院，阮仍感未能滿足士子進修學業的需要[3] ，在粵創立學海堂書院。道光元年（1821年）阮元兼任粵海關監督。當時來往中國的外國船只常常挾帶鴉片入境，阮元對敢于經售鴉片者予以嚴辦。從道光元年至六年，他捐出自己的“廉俸”，部分發商生息，部分建鋪出租，部分購地出租，所得收益，用作學海堂的費用津貼。他還發動各官紳捐資贊助，又刻售《皇清經解》1400卷，以充經費。選址方面，經反復篩選，最后定于越秀山麓（今廣州二中址），于道光四年（1824）落成。
自宋代以后，各地書院均設山長一人主講并總理院事。但由于清初文字獄的影響，山長不敢主持講學，書院學術風氣大衰，大多變成專講八股科舉的場所，山長中也有不少是濫竽充數的學閥。針對時弊，阮手訂的《學海堂章程》第一條規定：由學長8人同司課事，永不設山長，亦不容薦山長。學長們分門別類指導課業，輪流執掌堂務。分工治事，集體負責，是阮元開創的學長制的特點，實踐證明行之有效，并為其后不少書院所效法。
道光六年（1826年）遷云貴總督，一方面罷免貪官污吏，加強對鹽稅的征收和管理；另一方面，組織偏遠地區的百姓開荒種地，防御蠻族的進攻。道光十五年(1835年)召阮元回朝，拜體仁閣大學士，，管理刑部，調兵部。道光十八年（1838年）因老病致仕，返揚州定居，道光帝許之，給半俸，臨行加太子太保銜。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卒于揚州康山私宅，謚“文達”，享壽八十六歲。入祠鄉賢禂、浙江名宦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