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仲明
賈仲明(1343～1422后)，元末明初雜劇作家。明·朱權《太和正音譜》作“賈仲名”。自號云水散人。淄川（今山東淄博）人。聰明好學，博覽群書，善吟詠，尤精于詞曲、隱語。曾侍明成祖朱棣于燕王邸，甚得寵愛，所作傳奇戲曲、樂府極多，駢麗工巧，后徙官蘭陵。著有《云水遺音》等。撰《錄鬼簿續編》，為八十二位戲曲作家補寫了數十曲雙調·凌波仙挽詞，對這些戲曲作家及其創作予以梳理、評論，其中有不少曲論評語是比較中肯公允的，至今仍被人們廣泛征引。
賈仲明與燕王
賈仲明的元劇研究，最有價值的是其戲劇文學論：“關目”論對元雜劇的情節敘事性和結構技巧性的審美特征的探討，是中國古典戲劇學的重大進步，從忽視關目到重視關目，是元劇研究一個歷史性的突破；在肯定語言美和聲律美的同時，辯證地提出“言詞俊，曲調美”的文律雙美說，也是對雜劇曲辭創作規律的科學總結。其戲劇功能論和發展論，一方面因探索了元劇藝術的某些規律和特點而具有一定程度的真理性或合理性，另一方面又存在著許多落后的歸納或失真的評價。如功能論中他所理解的歷史規律或生活真實，實質上便是那些以儒家思想和封建倫常為核心的天經地義的道理；在發展論中把元代作家風流浪子的側影當作全身肖像去摹寫，把發憤之作當作道泰歌謠去肯定，其實是把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現實態度，真誠而庸俗地強加給了元代戲曲發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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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罷筆于劇本寫作之后，因對鐘嗣成《錄鬼簿》僅于“宮大用以下十八人”以《凌波仙》曲吊挽，遂著手增補吊曲，“自關先生至高安道八十二人,各各勉強次前曲以綴之。嗚呼！未敢于前輩中馳騁，未免拾其遺而補其缺。以此言之，正所謂附驥續貂云也，愧哉！”流露出他對曲學前輩的仰慕敬佩和著述作風的虛懷唯謹，時在永樂二十年(1422年)，賈氏已八十高齡。他通過撰補《凌波仙》曲,表達了對元雜劇的基本看法，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強調“美”的戲劇文學論。賈仲明評價元雜劇，一是重視關目美，他非常注意元劇創作在情節結構方面“布關串目”的技巧工夫，提倡要有“運節意脈精”的藝術造詣。他所總結的元劇關目美的幾個要點是：“關目真”——內容符合生活真實,情節安排合情合理：“關目奇”、“關目冷”——題材新穎,結構奇巧：“關目風騷”、“關目輝光”——情節結構要有神韻飛揚、生香活色的美學風貌。二是重視語言美，他比較看重語言的文采，贊揚的是“詩詞華藻語言佳”、“作詞章,風韻美”。但是曲語的文采美既是對生活語言的文學加工，因此要“語言脫灑不粗疏”；又是出于自然、流自肺腑的，因此是“珠璣語”唾自然流，金玉詞源既便有”。語言美是自然美與文采美的統一。三是重視聲韻美,他所總結的元劇這一方面的成就是，曲調新人耳目，有“黃鐘商調新聲”即“曲調鮮”的藝術特色；曲調依腔合律、圓轉和諧，做到“音律和諧”、“段段和協”，從而產生“曲調清滑”的韻律美；曲調瀏亮清潤，有“敲金句，擊玉聲”、“音清亮……金玉鏗鏘”的音樂美感。
強調“善”的戲劇功能論。賈仲明十分重視元雜劇的教化功能和社會效果，可以說是元劇研究史上第一位明確提出高臺(“戲臺”)教化的曲論家。他有這樣兩首吊曲：論綱常有道弘仁，捻《東窗事犯》，是西湖舊本，明善惡勸化濁民。歷像演史全忠信，將賢愚善惡分，戲臺上考試人倫。他認為元劇創作和演出已具備論綱常、分賢愚、全忠信、明善惡的倫理價值，起到了“勸化濁民”和“考試人倫”的高臺教化作用，推重的是戲劇功能的倫理學意義及其對時代的道德精神風貌和社會倫理規范的左右力量。賈仲明還指出，優秀的元劇能做到“用舍行藏有道理，賢愚善惡合天地”，并能通過具體的事件將一定的歷史規律反映出來，從而起到教育作用，即所謂“大都來一時事,搬弄出千載因，辨是非好歹清混”在特定的戲劇情節中，揭示歷史的普遍規律(“千載因”)。這里已經涉及到情節的典型性和藝術的真實性等理論問題，從而在元劇研究中把對善的推崇置于對真的尊重之基礎上，應該說是雜劇優秀之作為其理論歸納提供了厚實的土壤。
三、強調“泰”的戲劇發展論。關于元雜劇是在怎樣的社會環境中發展起來的，以及繁榮興盛的原因，賈氏是這樣認識的：元貞大德秀華夷，至大皇慶錦社稷，延至治承平世，養才人編傳奇，一時氣候云集。元貞大德乾元象，宏文開，環世廣。秀華治，風物美，樂章興南北東西。在他看來，國家的昌盛興隆、社會的平和安定，是元雜劇得以發展的歷史氛圍。所謂“盛時人物多才俊”，更是直言太平盛世與戲曲作家的關系。對此，他還有具體的描述：教坊總管喜時豐，斗米三錢大德中，飽食終日心無用，捻漢高，歌《大風》……朝野興隆。元貞年里升平樂章歌汝曹，喜豐登雨順風調。“朝野興隆”在經濟上表現為五谷豐登、斗米三錢，作家的境遇自然也是一番美好的景象。他的眼中，劇作家們或者是無憂無慮的風流浪子，如費唐臣的“歌鶯韻配鴛鴦，一曲鸞簫品鳳凰。醉鞭誤入平康巷，在佳人錦瑟傍”和劉唐卿的“鶯花隊,羅綺叢，倚翠偎紅”或者是閑極無聊的歌功頌德者，如趙子祥的“一時人物出元貞，擊壤謳歌賀太平”和趙明道的“茶坊中嗑，勾肆里嘲，明明德，道泰歌謠”。相對穩定的社會秩序和比較豐足的經濟基礎——“道泰”，固然是雜劇藝術得以發展和興榮的必要條件；然而如此高抬社會的太平盛景和元劇作家的處境優裕，是否殘留著更多的應制文臣的庸人之氣而非元代現實的客觀寫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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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仲明的元劇研究，最有價值的是其戲劇文學論：“關目”論對元雜劇的情節敘事性和結構技巧性的審美特征的探討，是中國古典戲劇學的重大進步，從忽視關目到重視關目，是元劇研究一個歷史性的突破；在肯定語言美和聲律美的同時，辯證地提出“言詞俊，曲調美”的文律雙美說，也是對雜劇曲辭創作規律的科學總結。其戲劇功能論和發展論，一方面因探索了元劇藝術的某些規律和特點而具有一定程度的真理性或合理性，另一方面又存在著許多落后的歸納或失真的評價。如功能論中他所理解的歷史規律或生活真實，實質上便是那些以儒家思想和封建倫常為核心的天經地義的道理；在發展論中把元代作家風流浪子的側影當作全身肖像去摹寫，把發憤之作當作道泰歌謠去肯定，其實是把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現實態度，真誠而庸俗地強加給了元代戲曲發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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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錄鬼簿續編》中，赫然列有《三國志演義》作者羅貫中的小傳。關于羅貫中，傳世的資料不多。而最早、最全面、最詳細、最可靠的資料，就要數《錄鬼簿續編》中的這篇小傳了。稱“羅貫中，太原人，號湖海散人。與人寡合。樂府隱語，極為清新。與余為忘年交。遭時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1364）復會，別來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終”。賈仲明用“清新”兩個字來概括羅貫中戲曲作品的風格，比較恰當，因為這符合于羅貫中留下的雜劇作品（《趙太祖龍虎風云會》）。羅貫中和賈仲明是“忘年交”。忘年交，是指不受年齡或行輩的拘限，由于兩人在才能和道德品質方面相互敬慕，因而成為知心的朋友。這表明，羅貫中和賈仲明兩個人的年齡相差很大。差距起碼要在二十歲上下。具體用在羅貫中、賈仲明二人身上，可以有兩種不同的解釋。一種解釋是：賈仲明的年齡大于羅貫中二十歲上下；另一種解釋則是：羅貫中的年齡大于賈仲明二十歲上下。“遭時多故，各天一方”元末明初是兵荒馬亂、動蕩不安的年代。他們兩個人結交的地點大約是在杭州。此后便分手了。天南地北，不在一個地方，沒有見面的機會。“各天一方”反映了元末明初一些文人的遭遇。這是當時他們的一個愛用的詞語。在《三國志演義》中，羅貫中就不止一次地使用過這個詞語。“至正甲辰復會”羅貫中和賈仲明二人結交之后，曾在“至正甲辰”那一年再度相逢。至正是元代最后一個皇帝的最后一個年號。甲辰，即至正24年(1364)。再過四年，就是明朝正式開始的第一年，即洪武元年（1368）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