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沔
崔沔 673～739年，字善沖，唐朝詩人。京兆長安（今陜西西安）人，原籍博陵，今河北安平，進士出身。應制舉，對策為天下第一，累遷祠部員外郎。睿宗朝轉著作郎，開元中歷秘書監太子賓客。二十七年卒，年六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孝。
軼事典故
傳說崔沔幼時家居成都地區，崔沔八歲時父親就死了，從此和母親相依為命。十三歲時，他媽又得了眼病，于是他變賣了家產，到處為母親求醫問藥，但還是沒能治好母親的眼病。崔沔小小年紀，就支撐起了這個家，把母親伺候的好好的。崔沔家門口有一個水塘，塘邊是一條彎彎的小路，住在這里的人每天都從這里經過。一天晚上，母子倆正在吃飯，忽然聽見門外有嘈雜的喊聲，崔沔急忙跑出去一看，原來，剛才一個小孩摸黑從塘邊走過，一不小心掉到水里去了，幸好救的及時才撿了條命。
回到屋里，母親忽然對崔沔說：沔兒，你明天在屋門前掛一盞燈籠嘛！這里路窄，晚上又黑，人家從這里過很不方便，照起燈籠就不會掉到水里頭了。崔沔擔心用油要多花錢。媽說：我們節約點就行了。
崔沔是個孝子，當即就依了母親的意思。第二天，天剛黑的時候，他就在屋門口掛起了一盞燈籠。大家都很感動，知道崔沔家里窮，便你一家我一家，自愿拿出一點油送來。從此再也不會有人掉到水里頭了。
崔沔一邊種菜糊口，一邊發奮讀書，后來終于考上了進士。他念念不忘母親，經常陪著母親游玩。一天，他們去館子里吃飯，崔沔拈了菜給母親吃。母親吃了問：這是何菜？崔沔說這是高筍，母親便說：高筍好吃，細滑爽口。
為了讓母親時常能吃到高筍，崔沔后來請人在家門前挖塘栽上了高筍，并在周圍栽上果樹。崔沔的官越做越大，但始終不忘母親養育之情。后來母親去世了，崔沔很傷感。他回到自己簡陋的家里為母守孝，塘里遍種高筍，每一年清明總不忘給母親送上一份高筍，白玉一樣的高筍承載著崔沔的拳拳孝心。世人為之欽佩感動的不得了，為了紀念崔沔對母親的孝心，后人就把這地方取名高筍塘。
崔沔的兒子崔佑甫，后來成為唐德宗李適一朝的賢相；崔沔的孫子崔植也成為唐穆宗李恒一朝的宰相。后人都認為崔沔子孫的富貴，是崔沔的孝心與善行所積下來的福報。
讀完了歷史記載，真為崔沔的孝行感動：崔沔之孝，不僅在于從物質上贍養母親，更在于從精神上，感情上的關心與體貼；崔沔之孝體現在能幫助母親實現她的善念，母子一起積德行善。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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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沔可能是《陋室銘》的真正作者。
傳統名篇《陋室銘》的作者，諸家選集如《劉夢得文集》《歷代散文選》《古文選譯》均認定是唐代的劉禹錫。
查《中國人名大辭典》劉禹錫小傳：“登貞元進士弘詞二科。官監察御史。以附王叔文，坐貶朗州司馬，作《竹枝辭》十余篇，武陵夷俚悉歌之。久之召還。又以作《玄都觀》詩，語涉譏忿。出為播州刺史，易連州，又徙夔州。后由和州刺史入為主客郎中，集賢直學士，復刺蘇州。再遷太子賓客。禹錫恃才而廢，乃以文章自適。素善詩，晚尤精，白居易推為詩豪。會昌中加檢校禮部尚書卒。有《劉賓客文集》及《外集》。”傳中只言劉禹錫作《竹枝辭》及《玄都觀》詩，未提及《陋室銘》。作《竹枝辭》的心境與當時遭貶斥的處境相吻合。據《新唐書》卷一六八本傳記載：“憲宗立，叔文等敗，禹錫貶連州刺史，未至，斥朗州司馬。州接夜郎諸夷，風俗陋甚，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辭》……禹錫謂屈原居沅、湘間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聲，作《竹枝辭》十余篇。”劉禹錫被謫貶到朗州，其遭遇處境與屈原相似，故仿《九歌》作《竹枝辭》以屈原自況，完全切合客觀實際。倘若作有《陋室銘》，應收入《劉賓客文集》或《外集》，但此二集中未見此文。
查《中國人名大辭典》905頁崔沔小傳：“崔沔，唐長安人，字善沖。擢進士，舉賢良方正第。岑羲(侍中)深器之，曰：‘今郗詵也。’沔深明《禮經》，詳定宗廟籩豆之數及六親服法，多所建議。性儉約，祿廩隨散宗族，不治居宅，嘗作《陋室銘》以見志。卒謚‘孝’。”
《新唐書》卷一二九崔沔：“性情敦厚，純謹無二言。事親篤孝，有才章，擢進士。玄宗時官左散騎常侍，秘書監，太子賓客。沔深明《禮經》，……性儉約自恃，祿廩隨散宗族，不治居宅，嘗作《陋室銘》以見志。” 《中國人名大辭典》崔沔傳源于史料《新唐書》。以崔沔的才華、生世、秉性“儉約”“不治居宅”，作《陋室銘》表明自己的志向，是切合實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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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沔墓志，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出土于洛陽，但具體地點不詳。現存開封市博物館，為國家一級文物。唐大歷十三年?778年?四月刻。志蓋高、寬98厘米，厚22厘米。錄皿頂，四周有陰線刻花草紋。題篆書“有唐尚書左仆射崔孝公之墓”12字。志之高、寬與蓋同，厚18厘米。李邕撰文，徐拱書丹。志文隸書52行，后26行續刻于蓋之背面。行31字。首行題曰：“有唐通議大夫守太子賓客贈尚書左仆射崔孝公墓志”。蓋、志二石均完好，文字清朗醒目。志文記述了崔沔的家世、生平事跡、死葬年月等，大大豐富了《新唐書》列傳第五十四崔沔的傳記，可與史傳互為補充。
墓志主要介紹了崔沔的世系家譜，包括崔沔之曾祖、祖父、父親、子孫等人的官職及他本人官職升遷情況。據志文記載：“公諱沔，博陵安平人也。”“曾祖諱弘峻府君，隋銀青光祿大夫，趙王長史：祖諱儼府君，皇朝益州雒縣令；考諱皚府君，朝散大夫、汝州長史，安平縣開國男，贈衛尉少卿。”
志文還記載了崔沔子孫的情況：“長子，同州馮翊縣尉成甫”，“嗣子佑甫，仕為朝散大夫，權知中書舍人事，贈紫金魚袋”。“成甫之長子伯良仕殿中侍御史，次子仲德侍至太子通事舍人，少子叔賢不仕”。
在唐志中，世系家譜是反映封建宗法制度的一個重要方面，崔沔墓志也不例外。志文追溯遠祖，敘述了崔氏六代世代珪組蟬聯，居于顯赫地位。博陵崔氏是北朝時期“盧、崔、鄭、王、李”五大家族之一，是著名的望族。這些士族大地主把持朝政，他們擔任中正高官，朝廷任用官吏都由他們推薦或罷黜，世稱門閥制度。而且這五大家族互為姻親，一直延續到唐代。唐代建朝初期，感到士族對他們政權的威脅，采取了一些抑制大族的措施，廢除九品中正制，并用科舉考試取士。唐高宗時頒布禁婚令，規定北魏士族七姓十一家，不得自為婚姻。
崔沔妻名王方大，王方大墓志已在洛陽出土，現存開封市博物館。志文由崔沔親撰，王方大是太原王氏的后裔，七姓十一家互為婚姻的事實，在墓志中得到印證。看來，禁婚令當時可能沒有得到貫徹執行。由此可見，唐王朝雖采取了一些抑制大族的措施，但崔氏一門在唐代仍是一個顯赫的家族，崔氏家族在唐王朝中先后有23人為相。崔沔及其子佑甫，兩唐書均有傳。
志文除了敘述崔沔的世系家譜外，多為歌功頌德之辭。志文評價崔沔一生廉潔奉公，儉約自守，勤政愛民，與《新唐書》中所記“純謹無二言，事親篤孝”基本相合，都對崔沔的一生給予充分的肯定。志文記述沔曾“注《老子道德經》，文集三十卷”這句記述，史傳并未記載。唐代修史注經著書之風甚盛，因各種原因，這部注經今已未能見到。崔沔傳世的詩文極少，僅在《全唐詩》中錄有詩一首，以及《全唐文》中文十四篇。《新唐書·崔沔傳》中有“沔儉約自持，祿稟隨散宗族，不置居宅，嘗作《陋室銘》以言志”的記載，意即“他將自己的俸祿拿出來散發救濟貧民，而自己卻不置宅第，甘愿過著儉樸的生活。”故目前有人推測《陋室銘》一文并非劉禹錫所作，而是崔沔所寫。至于這篇名作究竟是否出自崔沔手筆，還待以后作進一步考證。
關于崔沔卒葬年月，改葬的時間、地點等問題，史書中不詳，可補史缺。據志文記載，沔死于唐開元二十七（739年）十一月十七日，“大歷十三年（778年）歲次戊午四月丁丑朔八日甲申，嗣子佑甫奉孝公之親，還于邙山之平樂原，以夫人太原郡太夫人王氏礻付為禮也。”
據志文一開始所說沔“以開元廿九年（741年）十二月廿九日權窆于邙山，故人北海太守江夏李邕為志曰”云云，可知李邕撰志文應在權窆之后，而志文之書寫則在大歷十三年四月與夫人王方大合葬之時。因沔死后受“仆射之贈”是在開元之后二十余年的永泰年間，其時李邕已于天寶年間被害而死，故志題中“左仆射”一銜及銘辭后面記其子孫及沔與夫人工氏合礻付等情況的六行文字，均為徐珙書寫時所加添。遷葬之大歷十三年，距其死之開元二十七年已長達39年之久。其間經歷近8年的“安史之亂”，崔佑甫保護著宗族百余口人逃至江南，當是未能盡早將父母遷葬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