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文升
孔文升，字退之，譜名思退，自號山竹，元曲家。自元至元乙丑年（1265年）生于浙江平陽，宋朝德祜末隨父由浙江遷居金陵。少年參加科考一舉成為金陵少年郡庠，傳為美談。1292年父亡后舉家遷居溧陽，逐為溧陽人。卒于元至正辛卯年（1351年）終年八十七歲。后葬于城西舉福鄉，西吳山之棲梧原。（如今溧城鎮上閣樓村西鐵山南坡）。有“寧人負我，我毋負人，寧存書種，無茍富貴”藏書印。著有《孔文升散曲選》子孔齊，字克濟、號行素，著有《至正直記》。后來其藏書被家中婢女用于剪鞋樣、禙鞋幫，甚為憾事。
生平
少年郡庠
文升公出生于書香門第，官宦之家。其祖父貴敬是南宋寶慶二年進士（公元1227年）為仙源縣令。其父潼孫字宗善，世居浙江平陽，宋德祜末為建康路教授，因舉家金陵。公從小受家庭環境的影響，加上天資聰明，所以少小就能詩文，尤其善于攻對，加上名師的點拔。（因公小從師戴表元，此人為元代文學家，慶元奉化人，南宋末年中進士，先為建康路教授，以兵亂歸剡。元大德八年61歲時被人推薦為信州教授，再調往婺州，后因病辭職。）所以小少年紀參加科考一舉成名，傳為佳話，成了金陵少年郡庠。時人都大加贊賞，都說了不起，小小年紀文章詩句就如此了得，真是不可多得的奇才。
文升公少年時投在戴表元門下，得以戴的精心引導和指教，才智非凡，常常表現出卓越才學。如在金陵隨戴表元游，表元每因出游都以方言俗語作題，令諸生破。一日命破“樓”，公不假思索就說：“因地之不足，取天之有余”。表元大喜。一日又說：“寧可死，莫與秀才擔擔子，肚里饑，打火又無米”。而公總有絕句對之曰：“小人無知，不肯竭力以君子，君子有義，不能求食以養小人。”又如古曲題云：“看看月上葡萄架，那人應是不來也，最苦是，一雙鳳枕閉在繡幃下。”公對之曰：“時至人未至，君子不能無疑心，物偶人未偶，君子不能無感心。”又如小曲題云：“媽媽只要光光鏝，我苦何曾管了，雪下去送官賣酒，輪番幾曾得免？怎容懶？有容教奴伴”。公破曰：“吾親徇利而忘義，既不能以憂人之憂吾身，徇公而忘彩，人強欲，以樂人之樂”。正是有了這樣的訓練與培養，使公的才智得到了盡性的發揮，使公獲取了廣博的才知，加上公自身的勤奮努力，以致后來成為一代元曲名家。
移居溧陽
文升由于公生活在一個社會動蕩時期，也是一個新舊政權交替時期。在公定居南京，發奮讀書，以走科舉從仕，想以博大的才知來實現自己的遠大抱負，上能報效君主，下能恩澤民眾。同時也是完成對父`師之孝。但世事多變，此時北方強盛的蒙古大軍正開始大舉南侵，到公元1276年南宋滅亡，代之的元朝一統了中國。蒙古政權是建立在弓`箭`馬背之上的，重視的是武術，對公這樣飽學詩書的文人是得不到重用的，公雖有濟世行道的偉大抱負，但卻報國無門。加上科舉被廢（元朝是歷史上廢舉達80年之久，直到公元1313年才得以恢復，那時公也是知天命之年了）公一心想以科舉從仕的道路被阻。真是屋漏偏逢連夜雨，禍不單行。正在公為前程感到渺茫之際，一場更大的災難降臨到了公的頭上。其父在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2年）赴大都任時，突然發病，卒于臨清驛站。當時公兄弟四人都尚年幼，雖然公已成人成了家，但由于一直沒有出仕，所以生活無著落，原先一家人僅靠父親的奉祿生活，而如今突然家中的頂梁柱倒了，這怎么辦？這是何等的打擊。一時間貧困`無助，想把父親的欞柩運回浙江老家，但卻難以辦到。一是經濟的拮據。二是當時社會的動蕩，沿途的兵阻。在萬般無奈下只能遷往溧陽。因公當時已被溧陽沈氏招贅為婿，（元代有一風俗，富家女都不外嫁，生怕自已女兒在外受苦，因而選擇招婿）所以只得舉家遷居溧陽，就外氏而居。這段歷史無論是縣志還是家譜上都有明確的記載。“孔潼孫，字宗善，號約齋，居浙江平陽。宋德祜末為建康路教授，當時元兵渡江，道路梗阻，不得南歸。至元二十八年（1292年）赴大都任，卒于臨清驛站。子文升扶柩歸葬，但諸子皆幼，少者未離乳抱，家貧，不能復歸平陽，文升遂取溧陽，就外氏而居，逐為溧陽人”。
踏進仕途
元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少數民族統治的皇朝，建都大都（今北京）創建者為元世祖忽必烈。前面已說到元朝政權是建立在武力基礎上，因而重武輕文是當時的社會現實。科考被廢，走科考從仕的道路被阻，公雖文章，才華出眾，但大局已定，任何個人都將無法改變。加上蒙古政權把人劃為四等。一等為蒙古人，二等為色目人，三等是蒙古人統治下的漢人，南人為四等人。所以身為江南的漢人，生活地位的低劣是可想而知的。尤其當時社會上作為儒人的生活更加困難，那時對人的等級有更十分確切的等級劃分，并作為歌謠來傳唱。“一官`二吏`三仕`四商`五工`六農`七手`八獵`九儒`十丐。可見在蒙古人統治下儒人的生活是何等的艱難。公作為家中長子，在父死后，一家人的生機就得全由公來承擔，為生機所想，公不得不畏曲求全，因而投書于當時江淮行省任秘書監少監的凌時中，（凌時中，字石巖，浙江安吉人）望他看在同鄉的份上給推薦一個差事。因公要從仕早就已就了，還待今日。克齊公在他的書中寫到“先君初欲仕時，討厭冷官，江淮行省先授他上元縣教諭公不就，后江淮行省又授予他常州學正公也不就，豪氣英逞，必欲即能濟世行道者方才就任。”而如今世事多變，萬不得已，只得求人家了。投書三日，館賓對公說：“凌公叫你把書信放在這里，你先歸吧”。但在轉身走的時候，嘴里卻說：“哪有求人做官的道理”。公聽了這話就大為不樂，逐飄然而去，且對館賓說：“我以凌公是前輩，故相來投，并不是真要靠他，公既然不識我，我也就不謀此生了，人生豈止就這一條路”。館賓把文升公的這番話告訴了凌公，凌公聽后就叫人下去追文升公，而文升公怒氣未消登舟而返。凌公更是大喜說：“吾之所以試之，也見其英氣豪強，其實公文早已備下了，特地說這話，看一看他的反應。因而急派信使，發牒取補建康書吏。待文升公尚未到家，而江淮廉訪信使已到建康轉下溧陽，敦促公就任。此年是元甲午春也（1294年）。
文人墨客
孔文升少小有名，文章詩句多有見著于紙，因而名聲遠揚，以文會友是經常之事，因而當時頗有名聲的一些文學名家`元曲名家與公經常一起對句寫作。就連當時的江浙行省尚書徐琰也與公交往頗深，且對公的才學頗為賞識，稱公為“天資聰穎，筆力過人，擅江淮之俊才”。徐琰字子方號養齋又自叟，東平（今山東省）人，為翰林學士，少有文才，曾畢業于東平府，元世祖至元初受人推薦入朝，任職太常寺，后為陜西行省朗中，至元二十三年為嶺北湖南道提刑按察使，二十九年遷江南浙西肅政廉訪使，召學士承旨，文名顯于當時。另外當時的一些元曲名家也是經常與公游玩填曲，交流文章詩句。尤其是元曲大家盧縶莫不與公一起，一游一宴，或賦詩，或填曲，每必書見示之。一日與徐公出游，廉使容齋徐公琰云：“書中有女顏如玉”。戲謂退子曰：“試為我屬一對，俗語尤佳。”公即應曰：“路上行人口似碑”。容齋大喜。又一日，有歌妓“千金奴”陪伴吃酒，酒吃三分，徐公要求文升公寫一曲贈送給千金奴，公應之，借酒意，才思涌動，即席揮毫寫就了一曲折桂令《贈千金奴》。全文如下：“杏桃腮，楊柳纖腰，占斷他風月排場，鸞鳳窩巢，宜笑宜顰，傾國傾城，百媚千嬌，一個可喜娘，身材兒是小，便做天來大福也難消，檀板輕敲，銀燭高燒，萬兩黃金，一刻春宵。”容齋公大喜，當即舉杯度曲，盡興而大醉。此曲也即刻被傳唱而流行，也只因這一曲使公幾遭彈劾，險些被罷免官職。由于元代儒人得不到重用，公的濟世行道之抱負得不到實施，目睹民眾的困苦卻難以得以幫助，公也只能寄情于山水之間，借天然之物，以文章詩句來排遷心中的憂愁。公在溧陽也有一段以文會友的佳話。說公一次與溧陽的一些名人雅仕，游玩于溧陽的地面上，當行至戴埠白塔里時，村上有一只白公雞大白天的伸著勃子在啼叫，公隨即說出一句“白塔白雞啼白晝”。問這些名仕，誰能與之對之？因而大家就展開想象，搖頭晃腦，冥思苦想起來，狠不得立即對答出來，就是有個別雖然對出但不工丈，稱不上絕對。時間就這樣不知不覺中過去了，眼看日落西山。公說：看來今日你們是對不上來了，這時大家說：你自己能續上下聯，到城我們請你吃酒，公說：“酒就免了，這下聯我心中早就想好了”。于是眾人就吹促公把它說出來，公說：“別急，時候不早了，趕快回城吧”。說話間來到城南的黃墟村，此時天色已近黃昏，剛踏進村，不知從哪里竄出一條黃狗，向著他們過路的陌生人狂叫。這時公對身旁的幾位說：你們不是要聽我的下聯么？那你們聽好了，現在我就說出下聯。于是一對絕對就此產生，從此也成就了一段流傳于世的佳話。此對如下：
白塔白雞啼白晝，黃墟黃狗叫黃昏。
美德尚存
文升由于從小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接受了傳統的文明美德，加上公自身的修養素質及高尚的道德品質。因而在公的一身中真正體現了一個儒者的美德，無論是接物待人，還是為人處事都能反映出公的崇高道德品德。他為官一身正氣，清政廉潔。他胸懷大志，立志要濟世行道。他提倡節儉，反對奢侈。他頌揚勤勞，憎惡懶惰。他遵守孝道，尊敬長輩，和睦兄弟。他言行一致，為人誠實，他樂善好施，關心民眾。雖然他在外為官，但溧陽人都知孔文升是一個大慈大德之人。例如溧陽縣志上有這樣一段記載。“元大德年間，溧陽奇人史春方（據說史春方擅長唐朝李中墟的術算，料事如神）在當涂旅館病逝，臨死前他留下遺書，交給店鋪老板說：“我雖在此地死去，但你盡管放心，三天后溧陽的孔文升到此，你把書信給他，他定會為我買棺歸葬”。果然不出所料，三天后文升公來到當涂旅館投宿，店鋪老板把書信交給了文升公，公打開書信一看，信上寫道“溧陽史春方，命該絕于此處，公是總所周知的大慈大德之人，望公將吾收斂歸葬溧陽”。文升公被史春方料事如神所感動，同時公也是一個樂善好施之人。當即為他買棺收斂，運回溧陽歸葬。他不但自己的言行博得眾人的好評，同樣他也經常教育子女們為人處事要講一個信字，誠信仍是為人之本。與人相約要講信，為人處事要講信，一個人丟掉了信字，這人就失去了為人之道。因而公的一生以十六個字為座右銘，不但自己按這十六個字去做，教育子孫們也要按這十六個字去做，他并把這十六個字刻在自己的手丈上，作為鏡子，時時對照。這十六個字就是：“寧人負我，毋我負人。寧存書種，不茍富貴”。這也是公一身為人處事之德。
儉樸一生
孔文升的一生經歷了動蕩不定的社會時期，也經歷了家庭變故的艱難困苦，雖然他對外人能康慨解囊濟世救貧。但自己總是以節儉為主，仍過著清貧的日子。他常說評價一個人的好壞只看三個字“衣`”“食`”“住”（即穿衣吃飯和住房）克齊公在他的文章中寫到“先君居溧陽五十余年，未當妄用一物，資產雖中年頗豐富，亦未當過用”。別人譏他，他也只是說：“吾今舉家錦衣玉食，亦無不可也，但念幼時不給，不敢忘本。且略起侈心，即損儉德，必害諸物，獲罪于造物矣”。他一再教育子孫，人生從儉。人生雖至富貴，但只能住下等屋，穿中等衣，吃上等飯。所謂下等屋，并非茅屋土墻，只是不惡壁，不雕梁畫棟。中等衣是指綾絹布匹即可。上等飯，并不是山珍海味，而是指白菜魚肉即可。所謂叫住尋常屋，著尋常衣，吃尋常飯，使子孫們與平常人家一樣，做到無異于眾人尤妙。他一直提倡人要勤勞肯苦，無論是讀書還是耕種，不努力就不可能有收獲。他對懶惰之人深惡之，尤其是好吃懶做的人，終身不能與之為伍。對子孫中穿衣打扮有異于眾者必嚴訶禁止。同樣能反映公生活儉樸的實例，又如克齊公在書中寫道：“先人衣服惟尚由絹木棉，若毛衣纻絲綾羅不過各一`二件而已，白袖祆一著三十年，舊而不污。平生惜物如此，至于片紙亦謹藏之，一文也亦未當施于無用處。布衣素履，磁器木具與常人同。人家譏之太簡，先人曰：“吾昔者甚貧，今日頗富，始終皆是吾也，豈可以此為變樂而有異載。盡隨遇而安，無預于已，故無適而不自得也，知者鮮矣”。也只有公這樣的賢者，才能不被物質生活所累，才能始終保持心境的那份恬淡和安寧，才能貧困而不禿喪，富貴而不驕奢。正如古人所說：“人生好儉，則處鄉里無貪利之害，居官無賄賂之污”。這也正是公一身的真實寫照。
訓誡子孫
以他一身的經歷，總結出人生經驗及處事之道，傳于子孫后代，告誡子孫遵照執行。具體歸結為這幾方面：
（1）為人處事以十六字為方針，即前面提到的十六字的座右銘“寧人負我，毋我負人。寧存書種，不茍富貴。”（2）嚴守家規，詩禮相傳。他提出對一個家族而言，有家法則興，無家法廢。有家規以制之，則無愚不肖之患。使賢者既守詩禮，愚者又能修教。兄弟相攜和睦宗族。宗族和睦才能興旺昌盛。
（3）成人在勤勞。俗話說得好，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無論讀書或耕種都在于勤。古語說得好，不吃苦中苦，方為人上人。這些都是告誡子孫后代，一個人必須從小就應樹立遠大的志想，立志為實現自己的抱負而努力奮斗。
（4）家出硬漢。家有萬貫，不如出個硬漢。當然這里的硬漢不是指能打能拼的武術者，而是指能為家族言操心慮之人。旨在培養出能識是非，顧大局，擔大統之人。若子孫有如此等人，則貧可富，賤可貴。
（5）日進千文，不如一藝防身。習藝之人可托終身，而大藝之人莫如讀書而成才。有廣博的知識，則上可效君，下可澤民。即使背運也可隱學授徒。當然次之農桑也好，詩書耕讀，無榮無辱，平淡一身，惟靠自己的勤勞而彼一身。
（6）交友勝己。習他人之長，補已之短。近君子而遠小人，對好逸惡勞之人終身不得為伍。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與賢者為友，于己有益。
（7）人生從儉，美得尚儉。子孫不能因富貴而習驕惰，如生驕惰則必下流，則富貴不保，即是公卿亦難免他日敗亡。教育子孫住尋常屋，著尋常衣，吃尋常飯，使無異于眾人尤妙。對穿著打扮有異于眾者必嚴訶禁止。
（8）信守諾言，誠實做人。不講慌話，實話實說。與人相約必有信，情況突變尚須向人說明之。與人為事必某日某時，不得差錯，至于一言一笑之間也未當輕易之。
（9）修善積德。積金留子孫，子孫未必能盡守。積書留子孫，子孫未必能盡讀。不如積陰德于冥冥之中。俗話說“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每有陰德，好善三世。子孫當知之，為終身之訓。
歷史影響
文升公雖遠去幾百年了，但他的英名已載入了世冊，將與世長存。他的道德品質將是后代子孫永遠學習的典范。他為人處事的原則將是后代子孫們行為的楷模。他的思想體系將是訓誡后代子孫的指南。作為他的后人，我們只有嚴格遵守他的遣訓，繼承他的遺志，為本家族的興旺發達，強大昌盛而發奮努力，勤懇工作，老實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