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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問陶

張問陶(1764—1814) ，清代杰出詩人、詩論家，著名書畫家。字仲冶，一字柳門。因善畫猿，亦自號“蜀山老猿”。嘉慶十九年（1814）三月初四日，病卒于蘇州寓所。其生平事跡見《清史稿》卷四八五《文苑》、《清史列傳》卷七二《文苑傳三》、胡傳淮著《張問陶年譜》、《張船山書畫年譜》等文獻。張問陶著有《船山詩草》，存詩3500余首。其詩天才橫溢，價重雞林，與袁枚、趙翼合稱清代“性靈派三大家”，被譽為“青蓮再世”、“少陵復出”、清代“蜀中詩人之冠”，也是元明清巴蜀第一大詩人。

生平

家庭出身

　　出身官宦世家，先世居湖廣麻城之孝感鄉(xiāng)，明洪武中遷蜀，著籍遂寧。其高祖張鵬翮（1649—1725），清代康熙、雍正朝名臣，官至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太子太保、太子太傅，《清史稿》有傳；曾祖張懋誠（1667—1737），官至通政使、署工部右侍郎；祖張勤望（1694—1757），官至山東登州知府、署登萊青海防兵備道；父張顧鑒（1721—1797），官至云南開化知府。張顧鑒有三子，即問安、問陶、問萊；有二女，長適浙江歸安監(jiān)生潘本侃，次適驤黃旗漢軍襲騎都尉高揚曾。張問陶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五月二十七日（公歷6月26日）出生于山東省館陶縣（治今山東省冠縣冠縣北館陶鎮(zhèn)），自幼隨父宦游均州、荊州、黃州、漢陽。乾隆四十三年（1778），父升云南開化知府，問陶隨母及全家留漢陽。不久其父因荊門“失出”案發(fā)受牽連去職，家產(chǎn)賠累殆盡，住房也為豪吏所奪，全家生活陷入困境，常奔走告貸，“恒數(shù)日不舉火”。

才華橫溢

　　問陶自幼受家庭熏陶，在其父直接教導下，與兄問安、弟問萊發(fā)憤攻讀。其嫂陳慧殊，工詩，時稱“女翰林”。

　　問陶飽覽群書，博研名畫，勤學苦練，少年時即嶄露才華，被目為“青蓮再世”。十五歲時寫《壯志》一詩抒懷：“……咄嗟少年子，如彼玉在璞。光氣未騰天，魍魎抱之哭……。”少年壯志，氣概不凡。雖家中生活窘困，仍頑強堅持學習，“布衣不合饑寒死，一寸雄心敵萬夫”。乾隆四十九年（1784）三月，問陶年二十歲，在京與四川涪陵周興岱（號東屏，時任贊善官）之長女結婚。次年八月，偕周夫人乘船回川省親，十月在途中生一女，周夫人因病乃與小女留涪陵娘家。問陶回遂寧寫詩甚多。第二年五月，周夫人病逝涪州，不久小女亦夭。這時，其家境更為困頓，有時竟到“僅求衣食亦無緣”的地步。是年秋，問陶與兄問安去成都參加鄉(xiāng)試。因問陶所寫詩歌傳抄者眾，詩名大噪，成都鹽茶道林儁（號西厓）愛慕其文才，將其女林韻徵（名頎，號佩環(huán)）許配予他，乾隆五十二年（1787）九月，在鹽茶道署成婚，其家里因此出現(xiàn)了世界詩壇罕見的“三兄弟三妯娌詩人”，即張問陶及其兄問安、弟問萊、嫂陳慧殊、妻林韻徵、弟婦楊古雪均是詩人。

官場生涯

　　乾隆五十三年（1788）三月，問陶又赴京師參加順天鄉(xiāng)試，中舉人，次年初，西返四川，在成都、遂寧小住，歲末去北京。這期間他吟興甚豪，每到一地必有一詩，或憑吊古跡，或流連風景，寄詞壯采，顯示出卓絕的才華。乾隆五十五年庚戌（1790）中進士，點翰林院庶吉士，此期間寫詩最多，幾乎每日一首或幾首，而且形成了獨特的風格。在翰林同年中，石韞玉、洪亮吉等名士與問陶結交，對他的詩非常佩服。五十八年（1793）三月，授翰林院檢討。五十九年，寫《論文八首》、《論詩十二絕句》反映了問陶的詩歌風格和理論體系。

　　嘉慶二年（1797）秋，在家丁父猶。這期間，他往來于遂寧、成都、北京，目睹現(xiàn)實，寫詩揭露，如《宿寶雞縣題壁十八首》中有“豺虎縱橫隨處有”、“焦土連云萬骨枯”的句子，對官吏們掠奪人民的暴行，以及“萬骨枯”社會的悲涼景象作了深刻的揭露。嘉慶五年（1800）八月，分校順天鄉(xiāng)試，翌年奉派教習庶吉士，九月又分校順天鄉(xiāng)試。嘉慶十年（1805）九月，任江南道監(jiān)察御史，奉派巡視北京南城。嘉慶十四年（1809）春，充會試同考官，七月，改吏部驗封司郎中。嘉慶十五年（1810）七月，出任山東萊州知府。問陶赴任后，即櫛風沐雨，跋山涉水，深入所轄七邑了解民情，并清理積案，考試童生，獎掖后進。他為官清正廉明，審理案件及時，且不徇情枉法，深得民心。其斷案所下判詞，簡切透辟，后人奉為典范，曾多次編選印行。萊州轄區(qū)掖縣、即墨兩縣農業(yè)減產(chǎn)，平度、昌邑、高密、濰、膠五州縣遭嚴重水災，村落蕭條，民生困苦，問陶面對這般現(xiàn)實，痛如切膚。他乃具報請予減免緩交稅租，并發(fā)放積谷，以賑濟饑民。為此事，與上官意見不合，見為民請命，難有作為，郁郁不自得，逾年而病。

晚年生活

　　嘉慶十七年（1812）三月以病辭官，行前，他系念萊州歉收，民有饑饉，便將己之歷年積蓄捐谷七百石賑濟七邑饑民。他上辭呈后曾寫詩自述：“二十三年指一彈，非才早愧不勝官。云衣久已輕如葉，虎背抽身也不難。”離萊州時，又寫詩自白：“絕口不談官里事，頭銜重整舊詩狂”。這些詩句反映了他對官場生活的憤懣和沉重心情。他在《平度昌邑道中感事》詩中寫道：“天意蒼茫地苦貧，救荒無策愧臨民，辭官也作飄零計，懺爾流亡一郡人”，真是寄情于民了。到吳門時，病情加重，便留虎丘寓所，自號“藥庵退守”。其寓位于蘇州山塘街青山橋附近，鄰白居易祠，遂名為“樂天天隨鄰屋”。寫有《題樂天天隨鄰屋》詩，有句云：“憑欄早醒繁華夢，點筆難刪諷喻詩”，反映了他晚年的生活情趣。著名文史學者胡傳淮著《張問陶年譜》（2000年巴蜀書社出版、2005年修訂再版）、《張問陶研究文集》（2009年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張船山書畫年譜》（《四川職業(yè)技術學院學報》2009年01期）、《清代蜀中第一家：蓬溪黑柏溝張氏家族》（2012年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張問陶家族詩歌選析》（2012年大眾文藝出版社出版）記載甚詳。四川電視臺經(jīng)濟頻道2013年攝制播放了巴山蜀水之城市故事《神斷張問陶》，對張問陶進行了全面評價。

張問陶墓

　　張問陶憂患余生，積勞成疾，醫(yī)治無效，嘉慶十九年（1814）三月初四日申時（公歷4月23日下午3至5時），病卒于蘇州寓所，年51歲。張問陶辭世時，家境蕭條，三個女兒尚未出嫁，家人無力扶其靈柩回鄉(xiāng)，乃寄殯于蘇州光福鎮(zhèn)玄墓山，一年后得鮑勛茂（字樹堂）太仆等人資助，始得歸葬故鄉(xiāng)四川遂寧兩河口（今四川省遂寧市蓬溪縣金橋鎮(zhèn)翰林村二社兩河口唐家灣月亮坪金子圖內）祖塋。張船山墓1959年被掘毀，2014年8月修復。周、林兩夫人亦葬于兩河口張氏祖塋。

個人成就

文學

　　張船山一生致力于詩、書、畫，造詣精深，其詩被譽為清代“蜀中之冠”，也是元明清巴蜀第一大詩人，詩作5000余首，今存3500余首，表現(xiàn)了他獨特的思想個性和藝術風格。對于詩歌創(chuàng)作，他主張抒寫性情，強調獨創(chuàng)，反對摹擬。詩作多描寫日常生活。作品較好的是一些紀游、寫景、題畫之作，如《嘉定舟中》、《瀘州》、《瞿塘峽》、《巫峽同亥白兄作》、《下新灘》、《空□峽》、《題李墨莊前輩歸槎圖》等。亦間有反映白蓮教起義和清軍腐朽的作品，如《出棧宿寶雞縣題壁十八首》、《鄉(xiāng)愁五首》、《庚申六月寄亥白兄成都》等。他的詩風清新自然，以七絕最勝，但有一部分詩篇情調沉郁。著有《船山詩草》20卷，清嘉慶二十年（1815）刊行；《船山詩草補遺》6卷，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刊行，兩書共收詩3000余首。1986年，中華書局將《船山詩草》（包括補遺）列入“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出版，2000年重印。這是目前最完備、最通行的張船山詩集。著名文史專家胡傳淮著有《張問陶年譜》（2000年巴蜀書社出版、2005年修訂再版）、主編有《張問陶研究文集》（2009年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主編《張問陶家族詩歌選析》（2012年大眾文藝出版社出版），成鏡深、胡傳淮等編有《船山詩草全注》（180萬字，2010年巴蜀書社出版），有助于張問陶研究。

　　清人評論其詩“生氣涌出，沉郁空靈，于以前諸名家外又辟一境”，是“太白少陵復出”。書師米芾，險勁放野，別具一格。其畫，近似徐青藤（徐渭），不經(jīng)意處，皆有天然，尤善畫猿、馬、鷹、鳥等，“墨猴”畫技藝尤精。傳世作品有藏于故宮博物院的《芍藥》扇等。楊守敬說其：“乾嘉間之書家，莫不胎息于金石，博考名跡，惟張船山，宋芷灣絕不依傍古人，自然大雅，由于天分獨高，故不師古而無不合于古”。張問陶是乾嘉詩壇泰斗、清中葉詩冠、三百年來第一人。

　　張問陶弟子有崔旭、梅成棟、姚元之等，合稱“張門三才子”，受張問陶影響巨大。

繪畫

　　張問陶的繪畫亦集明四大畫家（沈周、唐寅、文征明、仇英）之技藝精華而揮筆自如、線條流暢，工筆精湛、韻味宏厚，技藝一絕、別具風格。畫山——險峻陡峭。畫樹——枝粗葉茂。畫面清爽，工筆水墨相間，圖紋轉折如行云流水，圖文并茂。如《深山隱居圖》。

詩學主張

　　張問陶主張詩歌應寫性情，有個性：“天籟自鳴天趣足，好詩不過近人情”（《論詩十二絕句》），“詩中無我不如刪，萬卷堆床亦等閑”（《論文八首》）反對模擬：“文章體制本天生，祗讓通才有性情。模宋規(guī)唐徒自苦，古人已死不須爭。”（《論詩十二絕句》）他的詩論與性靈說相吻合，為袁枚所稱賞。袁枚譽張詩“沉郁空靈，為清代蜀中詩人之冠 ”，又夸其具“倚天拔地之才”，視為“八十衰翁生平第一知己”（《答張船山太史》）。其原因在于張問陶不僅才華橫溢、創(chuàng)作成績斐然，而且其思想觀念與詩學觀點同袁枚頗多相通之處，成為嘉慶時期性靈派的重鎮(zhèn)，與乾隆時期性靈派的代表人物袁枚、趙翼鼎足而三，占據(jù)乾嘉性靈派殿軍的地位。

　　張問陶沒有論詩專著與文章，但其《船山詩草》卻收有數(shù)十首論詩詩，可供我們窺探其論詩要旨。綜觀張問陶論詩，可知其詩學觀與袁枚性靈說笙磬相應，又不乏獨到之見。張問陶堪稱性靈派獨具特色的詩論家。

　　張問陶論詩一再標舉“性靈”，可見其主性靈之旨。如“性靈偶向詩中寫”（《正月十八日……絕句志之》），“傳神難得性靈詩”（《梅花》），“同無青白眼，各有性靈詩”（《冬日》），“濃抹山川寫性靈”（《題子靖〈長河修禊圖〉》），“筆墨有性靈”（《戊辰日依竹堂感懷》）等等，不一而足；尤其是“愧我性靈終是我”（《頗有謂予詩學隨園者，笑而賦此》）之句，更顯示其與袁枚“獨抒性靈”（《隨園詩話補遺》卷四）說在本質上是一致的。袁枚“獨抒性靈”之性靈說內涵是強調創(chuàng)作主體應具真情、個性、詩才三方面主觀因素。張問陶論詩要義一方面與此相通，一方面又有補充與發(fā)展。

　　袁枚性靈說最重真性情，所謂“性情得其真”（《寄程魚門》），“情以真而愈篤”（《答尹相國》）。張問陶重性靈亦以真性情為創(chuàng)作要旨。首先，他強調創(chuàng)作者必須具備真情實感，有真性情要抒發(fā)。因此稱“詩人原是有情人”（《題屠琴隖論詩圖》其六）、“好鳥鳴春尚有情”（《論詩十二絕句》其八），因為“有情”才能寫出真詩，所謂“熱腸涌出性情詩”（《贈徐泰征》）是情與詩因果關系的生動說明。其次，他指出表現(xiàn)真性情是詩的本質，云“好詩不過近人情”（《論詩十二絕句》其十二），“自磨碎墨寫天真”（《代啟答畢秋帆先生并上近詩一卷》），“不寫性靈斗機巧，從此詩人賤于草”（《題法時帆式善前輩詩龕向往圖》），所謂“人情”、“天真”、“性靈”，皆指“詩緣情”（陸機《文賦》）之本質而言。因為主情，故與袁枚一樣批評肌理派翁方綱以考據(jù)為詩，稱“何苦顢頇書數(shù)語，不加箋注不分明”（《論詩十二絕句》其八）。翁氏“誤把抄書當作詩”（袁枚《仿元遺山論詩》），已遠離詩抒情之正軌。張認為，詩情不是從“古人書”中所能得到的，而是從生活閱歷、社會實踐中產(chǎn)生的，故云：“寫出此身真閱歷，強于饤饾古人書。”（《論詩十二絕句》其三）又云：“關心在時務，下筆唯天真。”（《陳蔭山舍人……限五古》）這一觀點對袁枚性靈說所謂“神韻是先天真性情”（《答李少鶴》）、“但肯尋詩便有詩，靈犀一點是吾師”（《遣興》）之主觀唯心因素是一種補救。另外，就“情”本身而言，袁枚強調其真，尤重“情所最先，莫如男女”（《答蕺園論詩書》），與理相離。這有其思想解放的意義，但亦有忽視情之美與善的弊病。張問陶主情，既重視其真，亦兼顧其真與善，故云“古人懷抱有真美”，“惡詩盡有真情境，忍與風花一例刪”（《重檢記日詩稿自題十絕句》）。這一觀點比袁枚要合理、全面。

　　張問陶于強調真性情的同時，還標舉“氣”：一曰真氣，二曰奇氣。《成都夏日與田橋飲酒雜詩》云：“有情那可無真氣？”即明確提出真氣與真情相輔相成的觀點。如果說真情是詩的血肉，真氣則是詩的筋骨，更是詩的精神力量，有情無氣仍難見詩人之真本色。此“氣”從詩人角度而言，是孟子所謂的“浩然之氣”（《孟子·公孫丑上》），具有剛正的氣質、人格的力量。從詩的角度而言，則是具有一種勁健的風骨、壯美的氣勢。張氏重視氣，就是重視詩人的品格、氣質的修養(yǎng)，從而賦予詩作以氣勢。《華陰客夜讀卷施閣詩文懷稚存》又標舉“奇氣”：“死有替人應屬我，詩多奇氣為逢君。”“奇氣”是指詩人的非凡、狂放的氣質，一種浪漫精神。這與張問陶的個性特征相關。張問陶論詩重氣，當受到摯友洪亮吉的影響，洪氏《北江詩話》即將“氣”與性、情等相提并論，作為“詩文之可傳”的重要因素之一，皆意在針砭某些性靈詩輕佻滑易、缺乏氣骨之弊，亦是對袁枚性靈說之補救。

　　張問陶于性靈特別強調“我性靈終是我”，這是同袁枚性靈說推重“作詩不可以無我”（《隨園詩話》卷七）一樣張揚個性、崇尚創(chuàng)作的獨創(chuàng)性。為此張問陶宣稱：“自吐胸中所欲言，那從得失爭千古”，“浮名未屑以詩傳，況肯低頭傍門戶！”（《題方鐵船工部元鹍詩兼呈吳谷人祭酒》）意謂詩人應該獨抒性靈，自出機杼，詩中有人。為此又從反面強調：“詩中無我不如刪，萬卷堆床亦等閑。”（《論文八首》其七）所謂“詩中無我”即缺乏個性、因襲他人，清代乾嘉詩壇之擬古者正是“詩中無我”的典型，為此張問陶譏云：“模宋規(guī)唐徒自苦，古人已死不須爭”（《論詩十二絕句》其十），“規(guī)唐模宋苦支持，也似殘花放幾枝。鄭婢蕭奴門戶好，出人頭地恐無時。”（《題屠琴隖論詩圖》）矛頭指向沈德潛、厲鶚這些規(guī)唐模宋者，并認為依傍門戶是不會出人頭地的。與模擬者相反，性靈派皆主創(chuàng)造，以表現(xiàn)自己的真情與個性，張問陶亦云：“土飯塵羹忽嶄新，猶人字字不猶人”，“《咸英》何必勝《簫韶》，生面重開便不祧”。（《論詩十二絕句》）所謂“斬新”、“生面重開”就是詩人所推崇的創(chuàng)造精神，只有做到“不猶人”，才能寫出“我”之“性靈”，自成一家。

　　張問陶重性靈亦如袁枚一樣重詩人之靈性，或曰詩才，并略有闡發(fā)。詩人有靈性表現(xiàn)之一是創(chuàng)作之際易產(chǎn)生靈感，無須雕肝鏤腎、生寫硬湊。《論詩十二絕句》其四、其五云：“憑空何處造情文，還仗靈光助幾分。奇句忽來魂魄動，真如天上落將軍！”“躍躍詩情在眼前，聚如風雨散如煙。敢為常語談何易，百煉功純始自然。”采用生動的比喻，形象地描述了詩人創(chuàng)作產(chǎn)生的靈感現(xiàn)象。前引張問陶關于創(chuàng)作要有“自身真閱歷”的觀點，亦即是“不憑空”；但創(chuàng)作還須借助“靈光”即靈感。二詩寫出靈感降臨“忽來”的突發(fā)性、“驟得”的短暫性，以及思維的活躍性，“詩情躍躍”指感情激動，而且想象豐富，所謂“提筆便存天外想，神龍鱗爪破空來”（《題屠琴隖論詩圖》）。此外靈感乃自然而生，不可強求，所謂“詩為無心如拾得”（《成都夏日與田橋飲酒雜詩》）。可見張問陶對靈感的認識還是比較全面深入的。

　　對于詩歌的審美特征，袁枚性靈說要求靈活、有生趣、風趣，張問陶則主張空靈、有真趣，二者頗為接近，但亦有區(qū)別。張《題屠琴隖論詩圖》云：“一片神光動魂魄，空靈不是小聰明。”袁枚之注重意象的靈活有趣，就跡近于“小聰明”，而張問陶之重“空靈”，內涵要廣，它不僅要求意象靈動，而且追求意境深、韻味長，是一種高境界，故又稱“詩到空靈藝始成”（《孟津縣寄陳理堂》）。為達空靈之境，在藝術表現(xiàn)上注重以白描之筆勾勒意象，不堆砌典故；于創(chuàng)作心境則要求自然純真、擺脫動利。《論詩十二絕句》其六云：“想到空靈筆有初，每從游戲得天真。笑他正色談風雅，戎服朝冠對美人。”說明空靈之境非滿腦子禮教、一味“談風雅”者所能達到，而必須出自于自然“天真”。另外，“天趣”、“真趣”亦與雕鑿無緣，同擬古、考據(jù)之作亦不相干。對詩歌語言乃推重自然、質樸的“常語”，所謂“敢為常語談何易，百煉工純始自然”（《論詩十二絕句》其五），這與袁枚“家常語入詩最妙”（《隨園詩話補遺》卷一）、“口頭語，說得出便是天籟”（《隨園詩話補遺》卷二）的觀點相近。

　　張問陶的詩學觀點由于表達形式的限制，比較粗略，遠不及袁枚《隨園詩話》、詩序等論詩專著觀點闡述得詳盡周全，范圍亦不如袁枚性靈說廣泛。但其要旨與袁枚性靈說屬同調，性靈說的基本精神亦都具備。不過，張問陶的性靈說是嘉慶年間的詩論，張問陶亦有其獨具的個性、思想，因此與袁枚又有差異。難能可貴的是，這種差異實為對袁枚性靈說不足或弊端的補救，從而使性靈說有所發(fā)展。這是張問陶詩論的新貢獻。

　　為了弘揚問陶詩風，四川省蓬溪縣成立了問陶詩社，有會員100余人，定期出版社刊《問陶新韻》。

一代詩宗

　　中國歷史悠久，詩人輩出，多如繁星。因受規(guī)模和條件限制，能寫入文學史的詩人，是極少的。以清代詩人為例，正處在籌備階段的《全清詩》，“初步測算作者總數(shù)約為十萬家，成書則當在一千冊以上。”近人徐世昌輯《清詩匯》，收清代詩人6100余家，得詩27000余首。而能進入《中國文學史》的清代詩人只占《清詩匯》詩人總數(shù)的千分之三、四。中國社科院編三卷本《中國文學史》論及的清詩人僅16人；游國恩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論及的清詩人僅19人；劉大杰《中國文學發(fā)展史》，論及清詩人也只有28人。如此之少的清代詩人入《中國文學史》，而張船山即為其中之一，足見船山在清詩史上的重要地位了。

　　在各種通行清詩選本中，船山詩也占有突出地位。清代光緒五年（1879）刊印的《國朝全蜀詩鈔》（孫桐生輯選），規(guī)模宏大，體制精嚴，是清代蜀選本中集大成者。該書共64卷，計選詩人362人，存詩5900余首，其中張船山詩入選最多，獨占6卷，入選詩作近600首，已是《船山詩草》的五分之一，占《國朝全蜀詩鈔》的十分之一，“猶以未獲盡登為憾。”可見船山在孫桐生的心目中是大頭，就全清詩人而論，蜀詩人中能躋身于第一流的，也只有張氏一人而已。李朝正先生云：“乾嘉年間的性靈派在華夏擁有詩人之眾，是過往的許多詩派無法比擬的，而巴蜀詩人恰恰是通過張問陶的作用，直接或間接地帶領一批詩人，影響著一批詩人。因而，活躍在詩壇，齊集在張問陶周圍的蜀中詩人都崇尚性靈，……形成了眾星拱月、群星燦爛之勢，迎來清代巴蜀詩歌中最為壯觀的黃金時代。”

　　近人徐世昌輯《清詩匯》，計200余卷，是清詩選本中影響大、聲望高者。該書入選船山詩37首，為蜀中詩人入選最多者。其他蜀中詩人，如李調元入選4首，彭端淑1首，費密8首，張問安11首，卓秉恬1首，劉沅1首，張鵬翮2首，劉光第7首……。在乾嘉時期全國性詩人中，張船山入選量僅次于袁枚（41首），而高于其他乾嘉著名詩人，如黃景仁34首，洪亮吉33首，蔣士銓27首，趙翼22首，宋湘9首，舒位25首，吳錫麒13首，孫原湘23首，郭頻伽14首，姚元之10首，石韞玉6首，王曇4首，黃丕烈1首，顧翰9首，王學浩6首，王芑孫19首，崔旭5首，屠倬9首，楊芳燦17首，黎簡34首，陳文述5首，吳嵩梁5首，朱文治9首……。可見，船山在乾嘉詩壇地位之顯赫。

　　當代著名清詩選本，也給船山崇高地位。如錢仲聯(lián)《清詩三百首》（1985年岳麓書社版），選張船山詩3首，僅低于袁枚（5首），而高于趙翼（2首），蔣士銓（未選）、洪亮吉（1首）、吳錫麒（2首）等人。陳祥耀《清詩精華》（199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選張船山詩8首，比乾嘉其他詩人多，如袁枚7首，宋湘4首，蔣士銓4首，洪亮吉3首。李夢生《律詩三百首》（200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選張船山律詩3首，高于袁枚（2首）、趙翼（2首）、龔自珍（2首）。該書中選清詩人3首及以上者僅10人，船山即其一，可見張船山是清代律詩寫得最好的十大詩人之一。

　　出版的清代詩歌史及辭典，如朱則杰《清詩史》、嚴迪昌《清詩史》、霍有明《清詩史》、劉世南《清詩流派史》、錢仲聯(lián)主編《清詩紀事》、《中國文學家大辭典》（清代卷）、胡傳淮《張問陶年譜》《張問陶研究文集》等，都給了張船山以充分的肯定。
楊世明先生在《巴蜀文學史》（巴蜀書社2003年版）中，列專節(jié)以《性靈派大家張問陶》為題，評述船山詩作及貢獻，并云：“乾嘉時期是清代巴蜀文學最繁榮的時期……。這一階段最輝煌的一頁，是產(chǎn)生了大詩人張問陶。”又說：“從漢代以來，巴蜀出產(chǎn)了司馬相如、揚雄、陳子昂、李白、蘇洵、蘇軾、蘇轍、虞集、楊慎、張問陶這十大文學家，他們都是中國文學史上的名人。迄今為止，幾乎任何中國文學史，都要對上述十人的文學成就作出介紹。”

　　張船山是詩、書、畫三絕奇才，當時名震海內、群相斂手，有的詩人寫詩作文，自愿化為婦人，為他效力，甚至作為他的妻妾侍奉他。其詩作，對后世影響深遠。晚清詩人易順鼎（1858－1920），幼奇慧，有神童之目，詩作多至萬首，“自謂為張船山后身”。南社詩人柳亞子（1887－1958），有詩云：“猛憶船山詩句好：白蓮都為美人開。”梁啟超在《飲冰室文集》中，講述了張船山在山東任主考的故事；《海上花列傳》中，寫不少人照張船山詩意做詩；張恨水在小說《春明外史》里，讓主人公楊杏園步和了張船山的八首七律《梅花》詩，引得人們紛紛尋找《船山詩草》來讀。可見，船山詩影響之大。

　　著名古代文學研究專家、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劉揚忠先生在《張船山全國學術研討會綜述》中說：“張船山不單是西蜀詩人之冠，而且是清代中期全國詩人之冠，對他進行研究，繼承他的文學遺產(chǎn)，乃是全國學者的分內之事。”龍洲劍客在《煙波誰識舊船山》中說：“張船山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應當是不輸于思想史上的王船山。”“象張問陶這樣一往情深地在詩歌中傾吐自己最真誠的生命感悟的人，古往今來恐怕也不多吧！在他之前有杜工部，在他之后只有郁達夫。”“‘江右三大家’中，從袁枚到趙翼、蔣士銓，無論在才氣還是詩歌的造詣上都未必一定勝過張問陶。”“就詩論詩，張問陶是絕對不輸于‘三家’的”；“張問陶在詩界中就象金庸武俠小說里獨立于正統(tǒng)門派之外時隱時現(xiàn)的絕頂高手，別人只能偶爾識得其蹤跡，卻少有人有耐心與誠心去探尋他的蹤影。”著名學者張永義在《感傷時代的人生幻滅——讀<船山詩草>》中說：“恰恰是黃仲則與張問陶（字仲冶，號船山）代表了清朝中葉的最高詩歌水準。正如同一時代的德語文學有歌德與海涅，如果18世紀封閉的國內文壇，失去了‘二仲’的痛飲高歌，那么，我們的閱讀一定會顯得枯燥無味。”“我覺得生活在十八、十九世紀之交的張問陶，處境更艱難，他的內心所體會到的深層幻滅感比起我們這些200年后敲擊鍵盤的文人要更具體更疼痛，因為那是整個封建王朝的夕陽殘照，他把墨汁和膽汁混合，輕輕一抹，給那個感傷的時代畫上了蒼涼的休止符。”此乃不刊之論。[7] 　綜上所述：張船山在清代詩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不僅是清代蜀中詩冠，也是清代乾嘉詩壇大家，一代詩宗，是清代第一流的詩人和著名詩學理論家，是性靈派后期的主將和代表人物。

　　以上摘自胡傳淮《芻議張船山在清詩史上的地位》一文（發(fā)表于《西華大學學報》2005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