鮮于樞
鮮于樞（1246-1302），元代著名書法家。字伯機，晚年營室名“困學之齋”， 自號困學山民，又號寄直老人。祖籍金代德興府（今張家口涿鹿縣），生于汴梁（今河南開封）。漢族，大都（今北京）人，一說漁陽（今北京薊縣）人，先后寓居揚州、杭州。大德六年（1302）任太常典薄。元世祖至元年間以才選為浙東宣慰司經歷，后改浙東省都事，晚年任太常典簿。好詩歌與古董，文名顯于當時，書法成就最著。明朱權《太和正音譜》將其列于“詞林英杰”一百五十人之中。《新元史》有傳。
楷書作品
道德經
此卷書法節錄老子《道德經》卷，從“天長地久”寫起，末書“老子道德經卷上”，共211行，因缺下半部分，所以未署款。每段接紙有“三教弟子”印。卷后有翁方綱跋，吳榮光題名，顏世清跋五段，又有“松下清齋”題簽。此帖曾經翁方綱、陸恭、葉恭綽等人鑒藏，有數方印記。
潘遵祁鈔錄《須靜齋云煙過眼錄》著錄。
石鼓文
在唐代，曾有二個大詩人寫過《石鼓歌》，一是韋應物，一是韓愈。鮮于樞所寫的《石鼓歌》是韓愈所作的七言詩。
石鼓文，亦稱獵碣或雍邑刻石，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刻石文字。無具體年月，唐人韋應物和韓愈的《石鼓歌》都認為是周宣王時期的刻石。宋人歐陽修的《石鼓跋尾》雖設了三個疑點，但還是認為屬周宣王時史籀所作。宋人鄭樵《通志略》則認為《石鼓》系先秦之物，作于惠文王之后，始皇之前。近人羅振玉《石鼓文考釋》和馬敘倫《石鼓文疏記》都認為是秦文公時物，與韋、韓說法出入不大，只相差十七年。據郭沫若考證，《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距宣王更近。所不同者，出于宣王時史籀手筆或秦臣手筆罷了。《石鼓》于唐代初出土于天興三疇原（今陜西省寶雞市鳳翔三疇原），以后被遷入鳳翔孔廟。五代戰亂，石鼓散于民間，至宋代幾經周折，終又收齊，放置于鳳翔學府。宋徽宗素有金石之癖，尤其喜歡《石鼓》，于大觀二年（公元1108年），將其遷到汴京國學，用金符字嵌起來。后因宋金戰爭，復遷《石鼓》于臨安（今杭州），金兵進入汴京后，見到石鼓以為是“奇物”，將其運回燕京（今北京）。此后，石鼓又經歷了數百年的風雨滄桑。抗日戰爭爆發，為防止國寶被日寇掠走，由當時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主持，將石鼓遷到江南，抗戰勝利后又運回北京，1956年在北京故宮展出。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清高宗為更好地保護原鼓，曾令人仿刻了十鼓，放置于辟雍（大學）。現仿鼓在北京國子監。其形狀與刻字部位和原石鼓有不少差別。石鼓文的拓本，唐代就有，但沒有流傳下來。石鼓文比金文規范、嚴正，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金文的特征，它是從金文向小篆發展的一種過渡性書體。傳說在石鼓文之前，周宣王太史籀曾經對金文進行改造和整理，著有大篆十五篇，故大篆又稱“籀文”。石鼓文是大篆留傳后世，保存比較完整且字數較多的書跡之一。宋安國所藏石鼓宋拓本，被民國秦文錦售給日本東京河井荃廬氏。
鮮于樞行書《石鼓歌》傳世有二件，一在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作于大德五年辛丑，年45歲，伯機即逝于此年，蓋絕筆也。書于經折紙上，裱為橫卷。其二即此卷，雖無款，而筆法圓勁雍容，揮灑自如，望而知其為鮮于樞最成熟期之精品，且紙墨完潔，又勝大都會本一籌。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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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鮮于府君墓志銘》記載，鮮于樞的高祖曾經做過官，祖父“讀書通大義，不為科舉業”。蒙古軍隊攻下德興府后，攜家南逃，走到居庸關被“盜”所殺，祖母帶全家到處奔波， 金哀宗天興元年（1232年），又北上定居范陽（今河北涿州）。鮮于樞的父親從事辦理運糧的差事。常年往返于中都、大都、汴梁以及揚州、杭州之間。鮮于樞少年時不斷隨父遷居。
鮮于樞有北方人的慷慨、豪氣，身材魁梧，胡須濃重，朋友們稱其為“髯公”。同時期的詩人柳貫說他“面帶河朔偉氣，每酒酣驁放，吟詩作字奇態橫生。其飲酒諸詩，尤曠達可喜；遇其得意往往為人誦之”。自負隨意的性格，一開始就導致他與周圍環境及上層當權者的種種沖突。元世祖至元二年（1265年）以后，鮮于樞先后輾轉于汴梁、揚州、杭州、金華等地，擔任一些中下級官職，很不順利。常與上司爭是非于公庭之間，一語不合，則拂袖而去，為百姓愛戴，稱“我鮮于公”。曾三次去官或遭貶。37歲后定居杭州，于西湖虎林筑困學齋。元成宗大德六年（1302年）被授予太常寺典簿，未及到任，逝于錢塘，年僅57歲。其墓位于今杭州西溪路原苗圃內（杭州城西森林公園）
辟謠“趙孟頫迫害鮮于樞”
鮮于樞生于蒙古定宗元年(1246)，卒于元大德六年（1302），享年五十七歲；（1）趙孟頫生于宋理宗寶佑二年（1254），卒于元至治二年（1322）享年六十九歲。他們相識于至元十五年（1278）左右，之間往來二十四年之久。雖彼此都在宦途上南北奔波，但一有機會總要聚會，談文說藝，樂此不疲。特別是在趙孟頫休病吳興和在浙江儒學提舉任上的時候，往來應該更加密切。本文試對鮮于樞、趙孟頫的行蹤略作勾勒，以明他們之間的交往經過。
鮮于樞和趙孟頫是一對惺惺相惜的藝術知己。用趙孟頫的原話來說“契合無間言，一見同宿昔”、“書記往來間，彼此各有得”。他們不但“奇文既同賞，疑義或共析”，而且“絕妙晉唐帖”、“最后得玉鉤”也一起“握手傳玩余，歡喜見顏色。”（2）在趙孟頫尚未到京師之前，鮮于樞已經向田衍等友朋大力宣揚趙孟頫，說他：神情簡遠，若神仙中人。在趙孟頫尚沉迷于宋高宗書法時，鮮于樞又一語驚醒夢中人:令其從右軍入手。自此趙孟頫得書法大進，氣韻格調，游刃于晉人之間，為他成為元代書壇的書壇巨擘奠定了基礎。鮮于樞、趙孟頫均擅古琴。鮮于樞覓得許旌陽手植桐，斫了“震雷”、“震余”兩架古琴，并把“震余”送了趙孟頫。
元朝初年，以杭嘉湖為中心活躍著一個特殊的文人群體，他們經常舉行類似“雅集”的活動。一起論文說藝、賞書觀畫、聆聽古琴為樂事。“雅集”的地方往往是富有收藏者的家中，鮮于樞的困學齋似乎是“雅集”的中心之一。參加的人既有宋朝的遺民，如周密等；又有元朝的官吏，如喬簣成、仇鍔等；既有書畫名家，如趙孟頫、鮮于樞等，也有收藏家張謙等。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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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于樞的傳世書法作品約有四十件，多為行草書，且以墨跡為主。他的書法由唐人書法入手，再上溯東晉二王。他功力扎實，善懸腕作字，喜用狼毫，強調骨力。他的大字楷書雄逸健拔，圓潤遒勁，氣勢磅礴而不失規矩。行書結體謹嚴，真力飽滿，瀟灑自然。草書學懷素并能自出新意，筆法縱肆，氣魄恢宏。
明代王世楨嘗云 『鮮于博學，負材氣，貌偉而髯，類河朔傖父。余見其行草，往往以骨力勝，而乏姿態，略如其人，以故聲稱漸不敵趙吳興。』
由于一生官位都不高，常賦閑家中，鮮于樞得以充分發揮自己的藝術才能，他除具書法專長外，更是一位文學家，寫下了許多詩詞。他還能作曲，彈得一手好琴，而且精通文物鑒定。正因為有廣泛的藝術修養，且將之融合到書法中，鮮于樞方成為書法大家。鮮于樞早歲學書法，未能如古人，偶于野外看見二人挽車泥淖中，頓有所悟。他寫字時多用中鋒回腕，筆墨淋淳酣暢，氣勢雄偉跌宕，酒酣作字奇態橫生。鮮于樞兼長楷書、行、草書，尤以草書為最。他的功力很扎實，懸腕作字，筆力遒健，著有《困學齋集》。鮮于樞與趙孟頫齊名，同被譽為元代書壇“巨擘”，并稱“二妙”、“二杰”，但其影響略遜于趙孟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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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鼓歌》是唐代詩人韓愈的作品，鮮于樞所書該詩是在中國書法史上享有盛名的珍稀墨寶。據介紹，“石鼓文”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刻字文字，唐初出土，名聲不著，韓愈作《石鼓歌》以彰顯，推為國寶。
鮮于樞《石鼓歌》是元代書壇巨擘，對后世草書影響至深。其草書的《石鼓歌》用筆中鋒直下，稍斂毫芒，圓勁豐潤，渾雄樸茂而凝重，淋漓酣暢中蘊含著森嚴規矩。據了解，此卷不僅是墨寶巨珍，更是書家法帖。據介紹，鮮于樞寫《石鼓歌》傳世有兩本，一部作于元大德五年，現存于美國大都會博物館，其二為本卷，是鮮氏書藝成熟期的完美之作，其紙墨完潔，較“大都會本”的絕筆之作，更勝一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