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子龍
陳子龍（1608—1647）明末官員、文學家。初名介，字臥子、懋中、人中，號大樽、海士、軼符等。漢族，南直隸松江華亭（今上海松江）人。崇禎十年進士，曾任紹興推官，論功擢兵科給事中，命甫下而明亡。清兵陷南京，他和太湖民眾武裝組織聯絡，開展抗清活動，事敗后被捕，投水殉國。他是明末重要作家，詩歌成就較高，詩風或悲壯蒼涼，充滿民族氣節；或典雅華麗；或合二種風格于一體。擅長七律、七言歌行、七絕，被公認為“明詩殿軍”。陳子龍亦工詞，為婉約詞名家、云間詞派盟主，被后代眾多著名詞評家譽為“明代第一詞人”。
生平
名士風流
陳子龍祖上世代務農，父親陳所聞，以文學名江南，萬歷四十七年中進士，官至刑、工兩部郎。陳子龍六歲入學，勤治經史，力攻章句。天啟三年（1623年），十六歲舉童子試，名居第二。時大批廷臣因為反對魏忠賢，紛紛被削職為民或逮之獄死。陳所聞告病在家，每閱邸報，扼腕嘆息，教陳子龍剖析邪正，明辨是非。天啟五年（1625年），他先后與本郡夏允彝、徐孚遠、周立勛、宋征璧以及蘇州、嘉興等府的一些文人學士結為好友，切磋學術，議論時務，后來大都成為明季江南黨社運動的骨干分子。天啟六年（1626年），補松江府學生員。父病歿，居家守孝，閉門不出，博覽群書，尤其致力于古文詞。
崇禎元年（1628年），陳子龍二十一歲，與湖廣寶慶府邵陽知縣張軌端之女結為夫妻。崇禎二年，陳子龍中秀才，拔為第一。是年，夏允彝、杜麟征二人以在松江組織“幾社”。“幾者，絕學有再興之幾，而得知幾其神之義也。”最初入社者有周立勛、徐孚遠、彭賓三人。陳子龍“甫弱冠，聞是舉也，奮然來歸。諸君子以年少訝之，乃其才學則已精通經史，落紙驚人，遂成六子之數”，世稱“幾社六子”。幾社和其他文社一樣，起初是通過以文會友，選擇知己，學習制藝，后來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逐漸演變成一股政治勢力。幾社成立后匯刻八股文范本《幾社壬申文選》，集六子之文，人各六十首。又刻《幾社會義初集》、《二集》、《三集》、《四集》、《五集》，幾社的聲勢由此大振。陳子龍的名氣亦因之日重，“問業者日進，戶外屨滿”。崇禎三年（1630年）秋，應鄉試，中舉人。次年，赴京師會試，“為省中某公所黜”，周延儒建議朝廷重新檢閱被廢黜考生試卷，朝廷同意，開始重審，陳子龍答卷受到文安之、倪元璐賞識，周延儒“欲置異等”，但因陳子龍卷子存在涂抹，周害怕被政敵溫體仁借機攻訐，放棄錄取，于是陳子龍落第歸里，從事古文詞。[1]又作書數萬言，極論時政得失，本欲上奏朝廷，被當時松江名士陳繼儒戒之而止。
崇禎七年春，再度應會試，因此次主管錄取的是溫體仁，溫體仁極度排斥復社成員，這一年復社成員被錄取人數急劇減少，陳子龍自然落榜。受此重大打擊，陳子龍幾乎心灰意冷，回家閉門謝客，“專意于學問”，作古詩樂府百余章。接著，在松江南園讀書、寫作，成《屬玉堂集》、《平露堂集》。
崇禎十年，第三次北上，與夏允彝同中進士，俱在丙科（三甲），當就外吏。陳子龍選得廣東惠州府司理，未抵任而聞繼母亡，回家治喪。
志士雄心
此時關外清軍壓力與關內饑民起義使得本已衰朽的明皇朝已危在旦夕，同時促使一批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對王陽明后學的空談誤國產生強烈的不滿，大聲疾呼“經世致用”，以改變殘酷的社會現實，陳子龍就是其中的一位典型代表。這一時期，他為古代中國科學與文化的發展做了兩件極有意義的事情。
崇禎十一年（1638年）夏，陳子龍以“君子之學，貴于識時；時之所急，務之恐后”的緊迫感，與徐孚遠、宋徵璧一起，取明朝名卿大臣“有涉世務、國政”之文，“擷其精英”，“又旁采以助高深”，“志在征實”，輯成《皇明經世文編》，凡五百零四卷，又補遺四卷。是書選文以明治亂、存異同、詳軍事、重經濟為原則，內容十分豐富，包括政治、軍事、賦役、財經、農田、水利、學校文化、典章制度等等，并根據當時接觸到的許多現實問題，對其中一些文章加作旁注，表達了編者的政治主張。陳子龍等人編輯此書的動機和目的，是為了“上以備一代之典則，下以資后學之師法”，試圖通過自己的努力，扭轉“俗儒是古而非今，擷華而舍實”，不務實際的壞風氣。它是一部“從歷史實際出發，總結了明朝兩百幾十年統治經驗，企圖從中得出教訓，用以改變當前現實、經世致用之書。這部書的編輯出版，對當時的文風、學風是一個嚴重的挑戰，對稍后黃宗羲、顧炎武等人講求經世實用之學，也起了先行的作用”。
繼后，陳子龍整理了徐光啟的農學巨著《農政全書》。徐光啟負經世之志，“其生平所學，博究天人，而皆主于實用。至于農事，尤所用心。蓋以為生民率育之源，國家富強之本”。對于徐光啟的為人和學問，陳子龍向來是十分敬佩的，早年曾到北京拜訪他，“問當世之務”。徐光啟謝世后，陳子龍從其次孫徐爾爵處得《農書》草稿數十卷，日夜抄錄。崇禎十二年（1639年），“慨然以富國化民之本在是，遂刪其繁蕪，補其缺略”。“大約刪者十之三，增者十之二”，燦然成《農政全書》六十卷。并作《凡例》，概述《農政全書》基本宗旨、各篇主要內容、思想淵源和徐光啟的獨到見解。同時抒發了他本人的社會經濟主張。編輯《皇明經世文編》和整理《農政全書》，是陳子龍一生中在經世實用方面兩項最主要的貢獻。從中也可以看出他對“經世”，即現實社會經濟問題，特別是農業生產是何等的重視。
此后，陳子龍曾一度“欲絕仕宦”，在家“廣其宅，示無志四方也”。然而，面對著明末農民大起義的燎原之勢和清軍的步步進逼，為挽救明朝國運，最終還是放棄個人打算，于崇禎十三年（1640）六月，出任浙江紹興府司理，不久開始兼代理諸暨知縣。在官之日，由于他的轄區連年水患成災，饑民蜂起，為了維護當地社會穩定，他剛柔并用，剿撫兼施，一邊“力行保甲，設互首之法，申連坐之令”，平定饑民暴動；一邊親司賑事，救濟饑民，立粥廠，設藥局，養老幼，醫病疾，收死骨，救活十幾萬人。十五年（1642年）五月，在浙江巡撫董象恒節制下，陳子龍督撫標兵千余人到浙江遂昌縣，積極參加浙、贛、閩三省會剿，平定多年來活動在三省交界處的福建汀州人邱凌霄父子為首的山民暴動。崇禎十六年春，李自成起義軍破承德，南京大震。他受董象恒委派負責籌劃軍備，在余杭等地筑關建臺，整修城池，鑄炮儲硝，并督運軍糧入南京。崇禎十七年初，陳子龍因招撫浙江東陽縣諸生許都暴動有功，授兵科給事中。但許都投降后，由于浙江巡按左光先不顧陳子龍的再三要求，違背當初許下的只要許都自縛來降，“當待以不死”的諾言，在許都率眾出山投降之后將許都及部眾六十余人殺死。對此，陳子龍很是不滿；又聞祖母病甚篤，便沒有去赴任，于三月乞身歸里。
投水殉節
崇禎十七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禎帝自縊身亡。明朝滅亡。緊接著吳三桂引清軍入關，李自成潰敗。陳子龍正準備北上時，聽到崇禎死訊。不久后，福王朱由菘在南京監國，不久后稱帝，即史上之弘光政權。陳子龍在黃道周的推薦下，以崇禎時授的兵科給事中職務在弘光朝廷任職。兵科給事中雖然只是七品，但是可以直議國防要務，陳子龍在朝50多天，上書30多次，提出大量有價值的建議，但是弘光帝沉溺酒色，無心復國，只求偏安。陳子龍對朝政失望之極，同時由于自己的直言觸犯了馬士英、阮大鋮等人，受到排擠，因此借故辭職回鄉。次年清軍在漢奸將領協助下，迅速南下。弘光朝覆滅，福王喪命。
辭職后，陳子龍避地泖濱。有舊友陳洪范時已降清，派人招撫他和夏允彝，夏允彝抗辭答之，陳子龍則避而不見。又有故明參將洪恩炳，與陳子龍“素執弟子禮”，亦降清，自稱“安撫使”路過松江求見，陳子龍亦拒之門外，矢志堅持抗清立場。閏六月，江南各郡“競起兵為恢復計”，組織義軍，掀起轟轟烈烈的抗清運動。松江府籍的故明官員也同樣在城內募兵抗清。這時，陳子龍與徐孚遠及陳湖義士集眾千余人駐扎陳湖，伺機起兵。夏允彝致書聯絡吳淞副總兵吳志葵、參將魯之玙率水師三千自吳淞入泖湖，總兵官黃蜚率船千艘、水師二萬人由無錫到此會合。是月初十日，陳子龍設明太祖像誓師起義，原明兩廣總督沈猶龍稱總督兵部尚書，陳子龍稱監軍左給事中，軍號“振武”。陳子龍所集義兵，雖有千余之眾，但“餉無所辦”，且多泖濱漁人，不知紀律，未嘗作戰，甚不堪用，與吳志葵水師進攻蘇州失敗。黃蜚不聽陳子龍的勸阻，將二萬水師移營黃浦江，因沿途水道狹隘，不利旋轉，單行數十里，首尾不相應，僅支撐兩月，亦被清軍擊敗。八月三日，松江城陷，沈猶龍等皆陣亡。陳子龍在城西遇清兵，得逃脫，攜家走昆山。夏允彝投水死。繼而，陳子龍避難青浦縣金澤，最后隱姓埋名入嘉善縣陶莊水月庵，托為禪僧，取名信衷，字瓢粟，號潁川明逸。在此，他與庵僧衍門同研佛學，并完成自撰《年譜》。
弘光元年六月，魯王朱以海監國于紹興。閏六月，唐王朱聿鍵稱號于福州。魯王命陳子龍為兵部尚書，節制七省軍漕；唐王授其兵部左侍郎、左都御史。
五月，陳子龍監臨吳易義師。陳子龍見其“輕敵，幕客皆輕薄之士，諸將惟事剽掠而已，師眾不整”，“軍紀日弛”，遂與之斷絕關系。至秋天，吳易被清軍殺害，義軍失敗。此時陳子龍因為匡復大業不成，經常沈憂咤嘆，至廢寢興。及聞浙東、福州失守，“志不欲生，孤筇單幞，混跡緇流”。泣然曰：“茫茫天地將安之乎，惟有營葬大母歸死先壟耳。”即于七月遣家歸里，十一月，殯葬祖母于廣富林。并作長書《報夏考公書》焚夏允彝墓前，“述己所以未死之故，期不負夏公”。南明昭宗永歷二年（西元1647年）初，在廣富林家居時，念生平知友如夏允彝輩一時零落殆盡，周立勛之死亦已數年，而喪未舉，慨然曰：“我死，誰為了此事者。”遂捐地葬之。三月，會葬夏允彝，陳子龍賦詩《會葬夏瑗公》二章，又作《寒食》、《清明》二詞，此系其絕筆。
提督吳勝兆，遼東人，跟著清軍來到江南。1647年四月，吳勝兆因受排擠，密謀策劃反正，他的部下戴之儁是陳子龍的舊識，積極支持吳勝兆起兵，私訪陳子龍，一再請求陳子龍寫信聯絡南明舟山守將黃斌卿率舟師為外應。
據陳子龍學生王沄后來記載，陳子龍認為：黃等“虛聲寡信，事必不濟”，沒有答應戴的要求，并說：“海舶往來，不乏信使，你等好自為之，我決不阻攔”。戴即離去，“自是不復相聞矣”。
但是，據陳子龍生前友人宋征輿記載，陳子龍當時慨然應允，親手寫信聯系黃斌卿，積極參與起義。
兩種說法中，以宋的說法更為可靠，因為王沄續寫陳子龍年譜時，為不給陳子龍遺孀和后代招來麻煩，所以故意在描述中否認陳子龍參與起義。而宋征輿回憶時未曾考慮這一點，因此直言不諱。
十六日，吳勝兆未舉兵而事泄被捕，入獄窮治。清軍污蔑陳子龍與吳“共謀”，遣兵捕之。陳子龍逃往蘇州，易姓李，改字大樽。當時清軍江寧將軍巴山、都御史陳錦和江寧巡撫土國寶陰謀乘吳勝兆事，“盡除三吳知名之士”，而以陳子龍為首。五月初，他們派出士兵五百，在蘇松一帶大肆搜捕達五六日之久，最后陳子龍在吳縣被捕。巴山等人對他進行審訊，他“植立不屈，神色不變”。陳錦問他為何官？曰：“我崇禎朝兵科給事中也。”又問：“何不剃發？”曰：“吾惟留此發，以見先帝于地下也。”又問，陳子龍凜然挺立，拒不回答。乃執之舟中，令卒守之。五月十三日，陳子龍被押往南京，在途中經松江境內跨塘橋時，他乘守者不備，突然投水以死，撈起時已經氣絕，清軍還殘暴地將其凌遲斬首，棄尸水中。時年四十歲。次日，陳子龍門生王沄、轎夫吳酉等在毛竹港找到他的遺體，具棺埋葬。
陳子龍墓
陳子龍墓位于上海市松江區余山鎮廣富林村。1988年修竣陳子龍墓，墓地為花崗石平臺，墓碑為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之原物。墓前有石柱方亭，名沅江亭。有陳子龍畫像碑，刻有傳略。墓門額為李一氓書。
為了便于前來謁墓者對墓主的了解，其旁有石刻陳子龍畫像（據云間邦彥圖）及顧廷龍同志撰并書的《陳子龍事略》，另有李一氓同志所書“明陳子龍墓”的墓門，莊嚴肅穆，一代偉人，長眠于此。我們步花岡石的臺階而上，在“沅江亭”里，默念《陳子龍文集》，對這位死節志士的文學家，益增欽佩。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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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易代之際，陳子龍以其特出之才情文章與錚錚之民族氣節成為當時文人之代表、明末清初江南風云人物、文壇盟主，《明史》本傳稱其“生有異才，工舉子業，兼治詩賦古文，取法魏、晉，駢體尤精妙” 。陳子龍領袖云間派(云間詞派與云間詩派)，對明末清初詩詞振興形成巨大影響，流風余韻波及身后近半個世紀。陳子龍在詩、詞、駢文、散文均卓然自成一家，是明清二代最多才多藝的作家之一，又由其高尚的人格、不屈的風骨，而為當世以及后世敬仰，其人文章氣節，皆堪稱后人楷模。
明詩殿軍
陳子龍為明末清初三大詩人之一，與錢謙益、吳偉業齊名（但錢、吳二人在詞與駢文方面都不及陳子龍）。其詩學思想追慕六朝、盛唐，倡導明七子復古主張，但其詩歌創作尤其是中后期詩歌創作旨在繼承盛唐詩歌創作反映現實的精神，特別強調文學創作的社會意義，所以其詩感慨時事，關心民生，雄深豪邁，沉郁頓挫，蒼勁之色與節義相符，同時文辭華美、音韻鏗鏘，浸透著憂國憂民的真摯情懷與高尚的愛國節操，是結束明代復古派詩歌創作的最后一個大詩人，被公認為“明詩殿軍”。
陳子龍早期詩歌多摹古之作，但是也已經有大量創新，隨著時局的變化，尤其是明亡前后，在家國陵夷、滄桑劇變的特定時代環境感促下，詩風有較大改變，摹古習氣也幾乎消失，憂時念亂的沉痛情感注入詩中，顯得悲勁蒼涼，而又辭藻華麗，音韻鏗鏘，具有很強的感染力。陳子龍各體皆工，尤其是他的七律與七言古詩，更為后人稱道，這些七律與七言古詩，大多寫于勤勞國事、戎馬倥傯之際，表達了他對時局的關切，悲涼慷慨，酣暢淋漓。
陳子龍詩歌雖受“前后七子”影響，但是能夠擺脫“詩必盛唐”之窠臼，兼學齊梁麗藻、初唐四杰音韻和盛唐格調，對晚唐詩歌之秾麗特征也有一定吸收，這些要素配合其過人才氣，使其詩歌與“前后七子”大不相同，因此乾隆年間著名詩人和詩歌評論家趙翼全面否決“前后七子”卻對陳子龍詩歌予以相當高的評價，認為陳子龍的詩論“意理粗疏處，尚未免英雄欺人”，卻不得不承認他“沉雄瑰麗，實未易才”。
明代詩歌自高啟去世之后就陷入了長期的低迷狀態， 陳子龍崛起于東南文壇，不僅終結了明朝詩歌藝術近三百年的衰微狀態，而且也是開創清初詩歌抒寫性情、反映現實新風較早的一個大詩人。清代康熙年間著名詩人、詞人朱彝尊在編選《明詩綜》，高度評價陳子龍在恢復詩歌大雅傳統的功績：“王李教衰，公安之派浸廣，竟陵之焰頓興，一時好異者，诪張為幻。關中文太清倡堅偽離奇之言，致刪改《三百篇》之章句；山陰王季重寄謔浪笑傲之體，不免綠衣蒼鶻之儀容。如帝釋既遠，修羅藥叉，交起搏戰，日輪就暝，鵩子鶚母，四野群飛。臥子張以太陰之弓，射以枉矢，腰鼓百面，破盡蒼蠅蟋蟀之聲，其功不可沒也。”
對于陳子龍在詩歌方面正本清源的作用，錢瞻百也有類似評價：“大樽（陳子龍）當詩學榛蕪之余，力辟正始，一時宗尚，遂使群才蔚起，與弘、正比隆，摧廓振興之功，斯為極矣。”
繆天自持類似觀點： “剝極而反，否極而復，先征于聲音之道，臥子當楚人眾咻之余，力追正始，允矣人豪。”
龔蘅圃則針對那些將陳子龍與前后七子一并批評者提出見解：“若詩當公安、竟陵之后，雅音漸亡，曼聲并作，大樽力返于正，翦其榛蕪荊棘，驅其狐貍貒貉，廓清之功，詎可借口七子流派，并攢譏及焉？”
康熙年間詩壇領袖王士禛（與朱彝尊并稱“南朱北王”）更是對陳子龍的詩歌推崇備至，在《香祖筆記》中評價其詩：“沉雄瑰麗，近代作者未見其比，殆冠古之才。一時瑜亮，獨有梅村（吳偉業）耳。”[3]陳子龍在結合齊梁與三唐風格方面的努力深刻影響了同時代的大詩人吳偉業。吳偉業初學宋枚，以杜甫詩歌質樸一面為宗，后在陳子龍影響下，全面吸收齊梁與初唐四杰之詩風，結合白居易等人之敘事詩風格，融入傳奇小說筆法，終成自具面目之“梅村體”，對清代詩歌造成深遠影響。
清同治年間詩人朱彭年賦詩評價吳偉業：“妙年詞賦黃門亞，復社云間孰繼聲？一自鼎湖龍去后，興亡凄絕庾蘭成”。此詩認為吳偉業詩繼承了明末云間詩派陳子龍之風格。（按：黃門，陳子龍曾任兵科給事中，黃門是“給事中”代稱。）
后代學者所論述的“梅村體”的五大特征即詩史特則、頻繁轉韻、歌行中多用律句、用典較多、敘事特征，其中四大特征都可以在陳子龍七言歌行中找到。這四個特征在初唐四杰的詩歌中已經基本具備（如初唐四杰之一的盧照鄰，其名篇《長安古意》，富麗精工，典雅絕倫，除詩史特征不夠明顯外，已經完全具備以上所說四大特征），陳子龍是直接繼承者，然后影響了吳偉業。必須強調的是，明代中期何景明在好友楊慎影響下也已經涉足這類作品（見《明月篇》并序）。
陳子龍與吳偉業的歌行在以上四個方面難分伯仲，陳子龍勝在雄麗有骨，吳偉業勝在高超的“敘事”風格。陳子龍的敘事詩仍然以唐代之前敘事詩風格為宗且數量極少（如《大梁行》、《紫玉歌》），而吳偉業則基本上依賴敘事詩成名，敘事風格不僅熔鑄了白居易等人的“長慶體”，而且采用插敘、倒敘等一系列明清小說和戲劇中具有的敘事技巧，從而自成新吟，成為婁東派首領，與云間派首領陳子龍、虞山派首領錢謙益在明末清初詩壇鼎足而三。
陳子龍殉國多年之后之后， 吳偉業仍在《梅村詩話》中評價陳子龍：“臥子（陳子龍）負曠世逸才……。其四六跨徐、庾，論策視二蘇，詩特高華雄渾，睥睨一世。……當是時，幾社名聞天下。臥子眼光奕奕，意氣籠罩千人，見者莫不辟易。登臨贈答，淋漓慷慨，雖百世后猶想見其人也。”并且回憶二人在京城論詩情景：“嘗與余宿京邸，夜半謂余曰：‘卿詩絕似李頎。’又誦余《雒陽行》一篇，謂為合作。余曰：‘卿詩固佳，何首為第一?’臥子曰：‘“苑內起山名萬歲，閣中新戲號千秋”，此余中聯得意語也。“祠官流涕松風路，回首長陵出塞年”，又“李氏功名猶帶礪，斷垣落日海云黃”，此余結法可誦者也。’余贊嘆久之。晚歲與夏考功相期死國事，考功先赴水死，臥子為書報考功于地下，誓必相從，文絕可觀。……”[4]對于陳子龍詩歌成就，著名學者錢鐘書先生在《談藝錄》中有過中肯評價：“陳臥子大才健筆，足殿明詩而無愧，又丁百六陽九之會，天意昌詩，宜若可以悲壯蒼涼，上繼簡齋、遺山之學杜”，以“天意昌詩”評價陳子龍為代表的烈士詩人與遺民詩人之出現，足見評價之高。
在《談藝錄》中，錢鐘書先生還對陳子龍一些詩歌名聯進行匯總：“陳臥子結有明三百年唐詩之局，其名聯如‘禹陵風雨思王會，越國山川出霸才’（《錢塘東望》）‘左結舊宅猶蘭圃，中散荒園尚竹林’（《重游弇園》）‘九天星宿開秦塞，萬國梯航走冀方’（《送張玉笥》）及《香祖筆記》卷二所稱之‘四塞山河歸漢關，二陵風雨送秦師’，‘石顯上賓居柳市，竇嬰別業在藍田。’皆比類人地，為撐拄開闔。”
一代詞宗
詞自元代開始衰落，到明代更加凋零，明末以陳子龍為核心的云間詞派致力為詞，勤苦唱和，使得詞藝再次煥發出迷人光彩，其中尤以陳子龍詞最為杰出。陳子龍論詞崇尚南唐李璟、李煜以及花間詞名家、北宋秦觀、周邦彥等人，風流婉麗，蘊藉極深，享明詞“第一”之譽。元、明詞衰微近四百年后，陳子龍的出現使得詞藝衰敗的趨勢得到根本的扭轉，為詞藝的中興開辟了道路。
陳子龍詞在詞史上的重要地位與其詞境的成功創造是密不可分的。他的詞在意境方面分別表現出了情韻生動、渾融自然、含蓄婉約等特征和風貌。這些風貌大大提升并增強了其詞的內涵及價值，使得其詞在明代詞壇上熠熠生輝，詞風影響了他去世后近半個世紀，對詞壇回歸南唐、花間、北宋風格作出了至關重要的貢獻。 在陳子龍殉國之后，其詞即開始深刻影響詞壇，清末著名詞學家謝章鋌在《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卷三中描述了當時的盛況：“昔大樽（陳子龍）以溫、李為宗，自吳梅村（吳偉業）以逮王阮亭（王士禛）翕然從之，當其時無人不晚唐。”
陳子龍身為烈士與英雄，詩歌中兼有英雄氣與才子氣，但其詞卻是風流婉麗、意蘊極深的婉約詞，與豪放詞毫無關聯，后代評家對此均深為驚嘆，如康熙年間顧璟芳《蘭皋明詞匯選》中稱：“大樽先生文高兩漢，詩軼三唐，蒼勁之節，與志氣相符。遒其詞風流婉約，堪付與、十八歌喉。傳稱河南亮節，作字不勝綺羅；廣平鐵心，《梅賦》偏工柔艷，吾于先生益信。”此后沈雄在《古今詞話》中引用此評價并稍加改動：“《蘭皋集》曰：有贊大樽文高兩漢，詩軼三唐，蒼勁之色，與節義相符。乃《湘真》一集，風流婉麗如此。傳稱河南亮節。作字不勝綺羅，廣平鐵心，《梅賦》偏工清艷，吾于大樽益信。”陳子龍詞因其杰出成就而得到了清初至今眾多評詞名家的高度肯定。著名詩人、詞人王士禛不僅對陳子龍詩歌推崇備至，對其詞也同樣推崇，在《花草蒙拾》中評價：“陳大樽詩首尾溫麗，湘真詞亦然。……譬若安車駟馬，流連陌阡，殊令人思草頭一點之樂。”王士禛與鄒祗謨編選的《倚聲初集》評價陳子龍詞：“大樽諸詞神韻天然，風味不盡，如瑤臺仙子獨立卻扇時。湘真一刻晚年所作寄意更緬邈凄惻。”這個評價對后代的影響很大，被近現代許多文學史專著采用，如近代著名國學家錢基博在《中國文學史》就承襲了這個評價并稍作擴充：“子龍之詞，則直造唐人之奧宇。……惟陳子龍之《湘真閣》、《江蘺檻》諸詞，風流婉麗，足繼南唐后主，則得于天者獨優也。觀其所作，神韻天然，風味不盡，如瑤臺仙子，獨立卻扇時；而《湘真》一刻，晚年所作，寄意更綿邈凄惻，言內意外，已無遺議。”又如游國恩教授的經典著作《中國文學史》評價元明二代詞人曰：“詞發展到南宋已達到高峰。元代散曲流行，詞乃退居次要地位。白樸、薩都剌、張翥等較有名，而張氏《蛻巖詞》為尤著。明人詞多率意之作。楊慎、王世貞稍突出，而成就不高。惟明末陳子龍是一個優秀作家，王士禛稱其《幽蘭》、《湘真》諸集，‘意內言外，已無遺議’。可以說是明詞冠軍。”[9]康熙年間的佟世南則稱：“至故明惟（劉基）《寫情》、（陳子龍）《湘真》二集，高朗秀艷，得兩宋軌則。”
直到清末，著名詞人、詞學大師譚獻在《復堂詞話》仍然給出高度評價：“有明以來，詞家斷推湘真（陳子龍）第一。”并說：“重光(李煜)后身，唯臥子（陳子龍）足以當之。詞自南宋之季，幾成絕響。元之張仲舉（張翥）稍存比興。明則臥子直接唐人，為天才。”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稱：“明末風雅首陳大樽子龍，大樽門下首夏存古完淳”。
民國徐敬修《詞學常識》稱：“按子龍之詞，纏綿悱惻，神韻天然，為有明一代詞人之冠。……總之有明一代之詞學，初則沿蛻巖（張翥）之風軌，永樂以后，《花間》《草堂》諸集漸盛，當時唯小令中調，間有可取，其余則偏于浮靡，無一硬語，至陳子龍出，始卓然可稱一代詞宗，然已身丁季叔，而開有清風氣之先矣。”民國詞曲學大師吳梅《詞學通論》稱：“余嘗謂明詞，非用于酬應，即用于閨闥，其能上接風騷，得倚聲之正則者，獨有大樽（陳子龍）而已。三百年中，詞家不謂不多，若以沉郁頓挫四字繩之，殆無一人可滿意者。……至臥子（陳子龍）則屏絕浮華，具見根柢……。
二十世紀詞學大師龍榆生在《近三百年名家詞選》對陳子龍詞的評價影響最大：“詞學衰于明代，至子龍出，宗風大振，遂開三百年來詞學中興之盛。”龍榆生又在《跋鈔本湘真閣詩馀》中說：“明季詞人，惟青浦陳臥子子龍，衡陽王船山夫之，嶺南屈翁山大均三氏風力遒上，具起衰之力。臥子英年殉國，大節凜然，而所作詞婉麗綿密，韻格在淮海、漱玉間，尤為當行本色，此亦事之難解者。詩人比興之義，固不以叫囂怒罵為能表壯節，而感染之深，原別有所在也。”
《中國古代文學通論 明代卷》評價：“陳子龍、夏完淳、孫承宗、張煌言等人構成的英烈詞人群體，其中成就最大而且足為明詞生色的是陳子龍，他的《湘真閣》《江籬檻》二集，置于宋詞名家中亦無愧色。論明詞者，每謂兩頭最佳，明初翹楚數劉基，明季殿軍則當推陳子龍。而且以陳子龍為領袖的云間詞派，對清初詞壇也具有深遠的影響。”
陳子龍詞集有兩部，分別為《江蘺檻》和《湘真閣存稿》，后世以“湘真”代稱詞人身份的陳子龍，即因此而來，其詞也被統稱為“湘真詞”，如袁行霈教授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中稱：“揭開清詞帷幕的陳子龍于詞推尊五代北宋，以‘婉暢濃逸’為宗，滄桑變后，其《湘真詞》抒寫抗清復明之志和黍離亡國的哀思，突破閨房兒女的纖柔靡曼，‘上接風騷，得倚聲之正’。”
駢賦高手
陳子龍的賦和駢文成就也很高，《明史》本傳稱其“兼治詩賦古文，取法魏晉，駢體尤精妙。”如《別賦》：“至若祖道浙江，歌驪易水，擊筑漸哀，舉杯數起。人虎狼兮不復還，感烏馬兮誰能理。信事君兮無二心，憤國仇兮漸壯士。獨臨風以唏噓，咸攀轅而莫止。”借用歷史典故抒發自己的忠君報國之情，寫得慷慨悲壯，并非純擬江淹之作。其他如《感逝》《擬恨》《秋興》《湘娥》等賦皆凄愴悲涼，憂時傷亂，亦有所寄托。而賦體文《漢詛匈奴大宛》則顯然是針對清兵的入侵而作，托漢之詛咒匈奴而咒罵侵略者。陳子龍的這些文章雖然宗效魏晉，卻都融入了鮮明的時代特色，寫出了愛國志士的滿腔忠憤，是明末時世激蕩的產物。
策論名家
陳子龍的奏疏文章獨具一格，尤其是任職南明宏光朝廷期間所寫的三十多篇奏疏，下筆流暢，思想深刻，極具戰略眼光，后被收入《兵垣奏議》。其文關心社稷，經世致用，為挽救明朝國運，嘔心瀝血。
吳偉業稱“其四六跨徐、庾，論策視二蘇”，對其四六文（駢賦）和論策奏疏予以高度評價。
陳子龍的八股文也很出色，《明史》稱他“工舉子業”，就是指他在八股文方面的造詣，他被稱為“（天）啟（崇）禎五大家”之一，對明末八股文演變有較大影響。
他生前所寫的各種體裁的作品，多數收集在清嘉慶八年（1803）刊行的《陳忠裕公全集》中，另外一部分文章收錄于《安雅堂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