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之推
顏之推（531年－約595年），字介，漢族，瑯邪臨沂（今山東臨沂）人。中國古代文學家，教育家，生活年代在南北朝至隋朝期間。顏之推著有《顏氏家訓》，在家庭教育發展史上有重要的影響。是北朝后期重要散文作品；《北齊書》本傳所載《觀我生賦》，亦為賦作名篇。
教育方法
顏之推宣揚性三品說，他把人性分為三等，即上智之人，下愚之人和中庸之人。他說：“上智不教而成，下愚雖教無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他認為上智之人是無須教育的，因為上智是天賦的英才，不學自知、不教自曉。其次，下愚之人“雖教無益”，盡管教他，都是無效果的，因為“下愚”是無法改變的。顏之推強調中庸之人必須受教育，因為不受教育就會無知識，陷于“不知”的愚昧狀態。教育的作用就在于教育中庸之人，使之完善德性，增長知識。
關于教育的目的，顏之推指出：“古之學者為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學者為已，修身以求進也。”行道的“道”自然是儒家之道，即儒家宣揚的那一套政治理想和道德修養的內容；“修身以求進”思想淵源于孔子的“修已以安人”，善于“為已”（有良好的道德修養）才能更有效地“利世也”（治國平天下）。從這一教育目的出發，顏之推批判當時士大夫教育的腐朽沒落，嚴重脫離實際，培養出來的人庸碌無能，知識淺薄，缺乏任事的實際能力。他認為傳統的儒學教育必須改革，培養的既不是難以應世經務的清談家，也不是空疏無用的章句博士，而是于國家有實際效用的各方面的統治人才，它包括：朝廷之臣、文史之臣、軍旅之臣、蘺屏之臣、使命之臣、興造之臣。從政治家到各種專門人才，都應培養。這些人才應專精一職，具有“應世任務”的能力，是國家實際有用的人才。顏之推的這種觀點，沖破了傳統儒家的培養比較抽象的君子、圣人的教育目標，而以各種實用人才的培養作為教育的重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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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之推原籍瑯邪臨沂（今山東省臨沂市），世居建康（今南京市），生于士族官僚家庭，世傳《周官》、《左氏春秋》。他早傳家業，12歲時聽講老莊之學，因“虛談非其所好，還習《禮》、《傳》”，生活上“好飲酒，多任縱，不修邊幅。”他博覽群書，為文辭情并茂，得梁湘東王賞識，19歲就被任為國左常侍。后投奔北齊，歷20年，官至黃門侍郎。公元577年 ，北齊為北周所滅，他被征為御史上士。公元581年 ，隋代北周，他又于隋文帝開皇年間，被召為學士，不久以疾終。依他自敘，“予一生而三化，備苶苦而蓼辛”。嘆息“三為亡國之人”。傳世著作有《顏氏家訓》和《還冤志》、《集靈記》等。《顏氏家訓》共二十篇，是顏之推為了用儒家思想教訓子孫，以保持自己家庭的傳統與地位，而寫出的一部系統完整的家庭教育教科書。這是他一生關于士大夫立身、治家、處事、為學的經驗總結，在封建家庭教育發展史上有重要的影響。后世稱此書為“家教規范”。
祖籍鄒魯，東漢關內侯顏盛之后。大通三年辛亥（531年）生于江陵（湖北江陵），有顏之儀、顏之善兩兄。七歲能誦《魯靈光殿賦》。大同八年壬戌（542年），隨湘東王蕭繹在江州（江州治尋陽，今江西九江）。十九歲時（547年），為湘東王蕭繹右常侍，加鎮西墨曹參軍，駐江陵。550年為蕭方諸中撫軍外兵參軍。太清二年（548年），侯景之亂爆發，顏之推被俘，因侯景行臺郎中王則相救未被殺害，囚送建康。552年，侯景敗死，獲釋還江陵。蕭繹在江陵自立，承圣元年王申（552年），為散騎侍郎，奏舍人事，奉命校書。554年，西魏攻陷江陵，再次被俘，遷移長安；后出逃北齊，出逃之日，“值河水暴漲，具船將妻子來奔，經砥柱之險。”。北齊宣帝天保七年（556年），在北齊任官。557年，北周兵陷晉陽，之推出任平原太守，守河津。北周大象（579年—580年）末，為御史上士。隋朝開皇中，太子楊勇召為學士，甚見禮重。尋以疾終。。開皇十一年（591年）卒。
他結合自己從小學的家庭教育和切身經歷，寫了一本《顏氏家訓》（420年—581年），主張早教。他認為，人在小的時候，精神專一；長大以后，思想分散，不易學習。袁衷稱：“六朝顏之推家法最正，相傳最遠。”周作人對顏之推和《顏氏家訓》極為佩服，《夜讀抄》里寫了一篇《顏氏家訓》讀書筆記。《欽定四庫全書》雜家類有《顏氏家訓》二卷。
有三子：長子顏思魯，次子顏愍楚，三子顏游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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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之推提倡虛心務實的學習態度，他反對妄自尊大，驕傲浮夸的學風。
顏之推指出：“觀天下書未遍，不得妄下雌黃。”
他認為只有盡可能地擴大獲取知識的范圍，并把所學的知識進行比較、鑒別，才能更接近客觀的真理。他提倡既要博覽群書，又要接觸世務，籍以培養自己的獨立思考能力，所謂“博學求之，無不利于事也。”
顏之推強調學習要刻苦鉆研，勤勉努力，他羅列了歷史上許多動人事例，說明即使遲鈍的人，只要勤學不倦，也可以達到學識精通和技藝熟練的程度。同時，他認為人的一生都要學習，應珍惜時光，年幼“固須早教”，少年也不可“失機”，晚年如果“失之盛年，猶當晚學，不可自棄”。他說早年學習“如日出之光”，前途無量；而“老而學者”，雖然如“秉燭夜行”，但總比“瞑目而無見”要好得多。
顏之推贊賞《尚書》中的“好問則裕”和《學記》中的“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的說法，提倡師友之間相互切磋，相互啟明，認為只有在學習上好問求教與切磋交流，才能較快地增進知識而避免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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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培養“行道以利世”的實用人才，顏之推提倡“實學”的教育內容。他認為培養出來的人才必須“德藝同厚”。所謂“德”，即恢復儒家的傳統道德教育，加強孝悌仁義的教育。所謂“藝”，即恢復儒家的經學教育并兼及“百家之書”，以及社會實際生治所需要的各種知識和技藝。
關于“藝”的教育，當然是以五經為主。他認為學習五經，主要是學習其中立身處世的道理，“夫圣賢之書，教人誠孝，慎言檢跡，立身揚名，亦已備矣。”但讀書不能止限于《五經》，還應博覽群書，通“百家之言”。此外，他還重視學習“雜藝”。他認為在社會動蕩的非常時期，學習“雜藝”可以使人在戰亂“無人庇蔭”的情況下“得以自資”，保全個體的生存和士族的政治、經濟地位。顏之推倡導的“雜藝”內容相當廣泛，主要包括文章、書法、彈琴、博弈、繪畫、算術、卜筮、醫學、習射、投壺等，這些技藝在生活中有實用意義，也有個人保健、娛樂的價值。但這些“雜藝”“可以兼明，不可以專業”。
值得注意的是，顏之推強調士大夫子弟要“知稼穡之艱難”，學習一些農業生產知識，這與孔子輕視農業生產的態度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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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盡早施教
顏之推認為家庭教育要及早進行，有條件的還應在兒童未出生時就實行胎教。兒童出生之后，便應以明白孝仁禮義的人“導習之”。稍長，看他“識人顏色，知人喜怒”之時，就該加意“教誨”，該做的事就引導他去做，不該做的就不讓他做。如此教育下去，到9歲以后，自可“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
顏之推認為早期教育之所以重要，至少有兩條原因：其一，幼童時期學習效果較好，得益較大。他說：“人生小幼，精神專利。長成已后，思慮散逸，固須早教，勿失機也。”他根據幼童階段與成年以后的不同心理特征，說明幼年時期受外界干擾少，精神專注，記憶力旺盛，能保持長久的記憶。而成年人思想復雜，精神不易集中，記憶力逐漸衰退。其二，人在年幼時期，心理純凈，各種思想觀念和行為習慣尚未形成，可塑性很大。顏之推認為這個時期，兒童受到的好的教育與環境影響，抑或壞的教育與環境影響，都會在兒童心靈上打上很深的烙印，長大以后也難以改變。
提倡嚴格教育
顏之推認為家庭教育應當從嚴入手，嚴與慈相結合，不能因為兒童細小而一味溺愛和放任，父母在子女面前要嚴肅莊重，有一定威信。他說：“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慎而生孝矣。”他認為善于教育子女的父母，能把對子女的愛護和教育結合起來，便會收到良好的效果。相反，如果沒有處理好兩者關系，“無教而有愛”，讓孩子任性放縱，必將鑄成大錯。
注重環境習染
顏之推繼承孔子、孟子等儒家學者關于“慎擇友”的教育思想，十分重視讓兒童置身于比較優良的社會交往的環境之中。他認為家庭教育要注意選鄰擇友，是因為兒童的心理處于發展階段，尚未定型，而兒童的好奇心和模仿性都很強，總在觀看模仿別人的一舉一動，無形之中，周圍人的為人處世給兒童以“熏漬陶”、“潛移暗化”。因此，鄰友對于兒童的影響，有時甚至可能比父母的作用還大。這就是“必慎交游”的道理。孔子說：“無友不如己者”，擇友確實不是一件易事，賢人是難以找到的，但有優于我者，便很可貴的了。對他就應景仰向慕，與之交游，向他學習。
重視家庭的語言教育
他認為語言的學習應該成為兒童教育的一項重要內容。在家庭教育中，子女學習正確的語言，是做父母的重要責任。一事一物、不經查考，不敢隨便稱呼。學習語言應注意規范，不應強調方言，要重視通用語言。
注重道德教育
顏之推承襲了孔孟以孝悌仁義等道德規范為主要內容的傳統，十分注意對子女道德的教育。他認為士大夫子弟的教育應該“德藝周厚”，以德育為根本。他指出知識教育是道德教育的基礎，并為道德教育服務。由于德藝二者關系的密切，因此有可能、也有必要通過閱讀記載前人道德范例書籍的途徑來進行道德教育。
顏之推對子女的道德教育，是以孝悌等人倫道德教育為基礎，以樹立仁義的信念為主要任務，以實踐仁義為最終目的。他教育子女為實踐仁義道德的準則，應不惜任何代價，以至犧牲生命。他認為立志尤為重要，士大夫子弟只有確立遠大的志向、理想，才經得起任何磨難，堅持不懈，成就大業。他說：“有志尚者，遂能磨礪，以就素業。”他教育子女以實行堯舜的政治思想為志向，繼承世代的家業，注重氣節的培養，不以依附權貴、屈節求官為生活目標。
重視人之道教育
顏之推根據自己積累的經驗與當時的現實，還特別重視為人之道的教育。他所強調的為人之道，首先是“厚重”（“輕薄”的反義）。他認為“自古文人，多陷輕薄”，歷史上許多文人都由“輕薄”而終為敗累，殘遇殺禍。他認為要吸取這個慘痛的教訓，就必須養成忠君、孝順、謙恭、禮讓這些“厚重”的道德品質。其次，他主張“少欲知足”。如果“不知其窮”的情性任其發展，不加以限制，就是如秦始皇、漢武帝“富有四海，貴為天子”的大人物，也會自取敗累，至于一般士庶更不用說了。其三，“無多言”、“無多事”。顏之推欣賞“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的銘言，認為“天道”，原來如此。所以，“論政得失”、“獻書言計”等，都屬于多言性質。同理，也不應該多做事。如果不是你份內的事，你就不必想它，不必做它。至于主持公道，打抱不平，“游俠之徒，非君子之所為也”。由此可見，顏之推所傳授給子女的為人之道，是他歷官四朝的經驗總結，在政治腐敗、朝政多變的封建專制社會里，不失為一種在喪亂之世明哲保身，以免“殺身之禍”的處世哲學。然而，在今天看來，這種做人處世方法是不足為訓的，它反映了消極遁世、利己主義的思想情緒，與先秦儒家的積極入世態度也有很大的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