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繚
名繚。尉繚一生事跡，史籍載之不詳，大約活動于魏國由安邑遷都于大梁的歷史時期，著名的軍事家。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入秦游說，被任為國尉，因稱尉繚。
軍事思想
尉繚對當時戰爭總的看法是：存在著兩種不同性質的戰爭，反對殺人越貨的非正義戰爭，支持“誅暴亂、禁不義”的正義戰爭。明確指出：“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 關于進行戰爭的戰略戰術，尉繚強調對戰爭要有全面的認識，指出有道、威勝、力勝等三種不同而又相互聯系的取勝策略。認為懂得了這三種所以取勝的辦法，就全面地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他指出戰爭中將帥指揮的重要性。“權敵審將，而后舉兵。”將帥者心也，群下者，支節也。”就是要正確分析敵情，慎重選好將領，而后出兵。將帥與士卒之間，要如心（大腦）與四肢那樣協調一致，成為一個整體，方能謀略高明，機智果斷地進行正確指揮。他主張治軍必須先立法制，并要執法嚴明，才能整齊統一，高山敢越，深水敢渡，堅陣敢攻，做到“天下莫能當其戰”。對違背軍紀、軍令者要施以重刑，嚴懲戰敗、投降、逃跑的將領和士兵，使上下畏懼，專心向敵。在具體的戰術上，尉繚還實踐了當時最先進的方法，如在列陣方面，他提出：士卒“有內向，有外向；有立陣，有坐鎮”。這樣的陣法，錯落有秩，便于指揮。這一點在今人能見到的秦始皇陵兵馬俑坑中可以得到證明。
關于軍事與政治的關系，尉繚把它比喻為植物的軀干同種子的關系，所謂“兵者，以武為植，以文為種，武為表，文為里，能審此二者，知勝負矣。”并指出，沒有良好的政治，就不能有強大的軍事力量，而軍事又是解決政治問題的手段。作者反復強調發展生產對于軍事的重要意義，指出治兵者要以耕、織為治國之本，“夫在耘耨，妻在機杼，民無二事則有儲蓄”，民富國強，本固兵堅，方能守必固，攻必克。
尉繚以樸素的辯證觀點，提出了治軍的12條正反面經驗。按照12條正面經驗去做，就可以壓倒敵人；反之，則會被敵人所壓倒。正面的12條經驗是：樹立威信在于不輕易變更號令，給人恩惠在于獎賞及時，當機善斷在于能順應各種事態的變化，戰勝敵人在于掌握了敵我雙方的士氣：進攻取勝在于出其不意，防守堅固在于修整防御工事，不犯錯誤在于守法度，不陷于困境在于有準備，謹慎在于防微杜漸，明智在于能處置大事，消除禍害在于果敢善斷；能得眾心在于謙恭待人。
即重視將帥的政治品德和個人模范作用，要求將帥秉公執法，恩威并施，吃苦在疥，臨戰忘身，為人表率；重視部隊的行政建設，制定了較完備的戰斗、內務、紀律條令，是研究先秦軍制史的重要資料；注重軍隊的訓練，論述了訓練的目的、方法、步驟及訓練中的獎懲制度，提出從最基層起逐級教練，最后合練的訓練方法；重視賞罰，提出“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一人而萬人喜者賞之；殺之貴大，賞之貴小”的思想，在書中記述有各種賞罰的具體規定和要求。
《尉繚子》作為戰國時產生的兵書，它所談的戰略戰術等問題，雖然不如孫、吳《兵法》深刻，但在一系列問題上也有創見。
首先，《尉繚子》提出了以經濟為基礎的戰爭觀。他在《治本篇》中說，治國的根本在于耕織，"非五谷無以充腹，非絲麻無以蓋形"。
不廢耕織二事，國家才有儲備。而這一儲備正是戰爭的基礎。他說：土地是養民的，城邑是防守土地的，戰爭是守城的。所以，耕田、守城和戰爭三者都是王者本務。在這三者當中，雖然以戰爭為最急，但戰爭卻仰賴農耕。即使萬乘之國，也要實行農 戰相結合的方針。基于這一點，《尉繚子》強調"王國富民"，強調王者進行的戰爭是"誅暴亂，禁不義"，其最終目的在于使"農不離其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其官府"，而僅誅殺首惡一人。《尉繚子》的這個思想顯然由繼承商鞅的農戰思想而來，因而是進步的。當然，《尉繚子》也注重政治在戰爭中的作用，說："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則可以以饑易飽； 國必有孝慈廉恥之俗， 則可以死易生"，所以也重視政治教育。
其次，《尉繚子》也提出了一些有價值的戰略戰術思想。如主張集中優勢兵力，待機而動，說："專一則勝，離散則敗"（《兵令上》），"兵以靜固，以專勝"（《兵權》）。主張先機而動，突然襲擊，說："兵貴先。勝于此，則勝于彼矣；弗勝于此，則弗勝彼矣。"主張在戰爭中運用權謀，說："權先加人者，敵不力交。"主張運用"有者無之，無者有之"（《戰權》）的虛虛實實戰法，迷惑敵人。他繼承孫子的奇正思想，提出"正兵貴先，奇兵貴后，或先或后"，以克敵致勝。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他結合戰國圍城戰的實踐，提出了一整套攻、守城邑的謀略。主張攻城要有必勝把握，"戰不必勝，不可言戰；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最后深入敵境，出敵不意，切斷敵糧道，孤立敵城邑，乘虛去攻克。攻城要選擇這幾種目標：
（1）"有城無守"的：津梁沒有戰備設施，要塞沒有修理，城防沒有構筑，蒺藜沒有設置；
（2）"有人無人"的：遠方堡壘的防守者沒有退回，防守的戰士沒有調動回來；
（3）"雖有資而無資"的：牲畜沒有集中到城里，糧食沒有收獲進來，財用物資也未征集到位；
（4）城邑空虛而且資財窮盡的。對于這些城邑， 應乘虛攻擊， 決不手軟。
守城謀略主要有三點：其一，反對"進不郭圉，退不亭障"，即不防守外城和城外據點的防守辦法，主張防守城郊外圍要地。其二，要修筑城郭，做到"池深而廣，城堅而厚"，準備好人力、糧食、薪材、勁弩強矢、鋒利的矛戟。一丈之城，十人防守，千丈之城，守兵一萬，還不計技工、任夫等后勤人員。其三，設防的城邑要有救兵。"其有必救之軍者，則有必守之城；無必救之軍者，則無必守之城。"救援之軍要能打開重圍，守軍要敢于出擊，搶占要塞。救援之軍還要善于迷惑敵人，以配合守軍擊敗圍城敵軍。《尉繚子》提出的攻、守城邑的謀略，是他的前輩軍事家所沒有談過的，很富有新意。
第三，《尉繚子》的另一重要貢獻是提出了一套極富時代特色的軍中賞罰條令。《尉繚子》作為古代兵書，不但在軍事理論上有所發展，而且保存了戰國時期許多重要軍事條令，這是為其它兵書所少見的。
他在《戰威》中說："審法制，明賞罰"是威勝之道。他在《制談》中說："修號令，明賞罰"，是保證士卒沖鋒陷陣的必要手段。《尉繚子》主張以法治軍，他所提出的賞罰原則，是賞必厚、罰必重。他說："賞祿不厚，則民不勸"，要以田祿、爵秩厚賞有功者， 使民" 非戰無所得爵" ，做到"賞功養勞"。
《尉繚子》主張重罰，他在《重刑令》中說：人民只有"內畏重刑，則外輕敵"，所以主張將戰敗、投降、臨陣逃脫的將士宣布為"國賊"、"軍賊"，不僅處以"身戮家殘"之刑，還要削戶籍、發祖墳、變賣家屬做奴隸。對于不能按時報到和開小差的士卒，以逃亡罪論處。他的《伍制令》所講的軍中什伍連坐法，他的《束伍令》所講戰場上的懲罰條令和"戰誅之法"等，都體現了重罰的原則。他說："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卒之半，其次殺其十三，其下殺其十一。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內；殺十三者，力加諸侯；殺十一者，令行士卒。"認為只有這樣，軍隊才能做到"令如斧鉞，制如干將，士卒不用命者，未之有也"。《尉繚子》的重刑思想顯然與商鞅的刑賞思想如出一轍，而且比商鞅的更為嚴酷。它反映了古代軍隊組織中的官兵關系是嚴重的階級對立關系。《尉繚子》的以法治軍思想已與春秋以前大不相同。前文我們說過，由于《尉繚子》提出"殺之貴大，賞之貴小"這套賞罰原則，取消了舊貴族所享有的厚賞輕罰的特權，體現了新興地主階級的進取精神，因而極富時代精神，標明它與舊的"賞功酬勞"原則有了質的不同。
第四，《尉繚子》一書所保存的其它重要軍事條令，有《分塞令》，是營區劃分條令，規定各軍分塞防守區域及往來通行原則；有《經卒令》，是戰斗編隊條令，規定各軍特有的軍旗標志、士卒的行列單位及不同的行隊單位佩戴不同徽章等；有《勒卒令》，是統一軍中指揮號令金鼓旗鈴的條令，規定了金、鼓、旗、鈴等指揮工具的作用和用法；有《將令》，規定將軍統兵受命于國君，只對國君負責，將軍在軍中具有無上權威，統一指揮全軍；有《踵軍令》，是后續部隊行動條令。規定后續部隊作為接應部隊，與大軍保持的距離、前進的方向、所應完成的任務以及安全、警戒、處置逃兵的原則；有《兵教》（上、下），是軍事教練條令，規定了軍中"分營居陣"的訓練方式及訓練中的獎懲制度。在兵教方法上，明顯地繼承了《吳子兵法》的一些原則。《兵教》還提出十二條必勝之道，要人君掌握。對于將士則要求："為將忘家，逾限忘親，指敵忘身，必死則生，急勝為下。百人被刃，陷行亂陳；千人被刃，擒敵殺將；萬人被刃，橫行天下"，希圖把軍隊訓練成為無往而不勝的鐵軍。
《尉繚子》所記載的這些軍事條令是我們研究先秦軍事制度的寶貴材料。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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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繚一到秦國，就向秦王獻上一計，他說：“以秦國的強大，諸侯好比是郡縣之君，我所擔心的就是諸侯‘合縱’，他們聯合起來出其不意，這就是智伯（春秋晉國的權臣，后被韓、趙、魏三家大夫攻滅）、夫差（春秋末吳王，后為越王勾踐所殺）、閔王（戰國齊王，后因燕、趙、魏、秦等聯合破齊而亡）之所以滅亡的原因。希望大王不要愛惜財物，用它們去賄賂各國的權臣，以擾亂他們的謀略，這樣不過損失三十萬金，而諸侯則可以盡數消滅了。”一番話正好說到秦王最擔心的問題上，秦王覺得此人不一般，正是自己千方百計尋求的人，于是對他言聽計從。不僅如此，為了顯示恩寵，秦王還讓尉繚享受同自己一樣的衣服飲食，每次見到他，總是表現得很謙卑。
相傳尉繚懂得面相占卜，在被秦王賞識之初曾經認定秦王的面相剛烈，有求于人時可以虛心誠懇，一但被冒犯時卻會變得極之殘暴，對敵人也毫不手軟。尉繚認為這樣的秦王欠缺照顧天下百姓的仁德之心，多次嘗試逃離秦王為他安排的住處，（《史記·秦始皇本紀》：“秦王為人，蜂準、長目、摯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久游。”尉繚這段話也是歷史上關于秦始皇面容的最早記錄），相傳“曾與弟子王敖一夕遁去，不知所往。”尉繚剛入秦時，與后來的秦國將軍蒙恬偶遇，蒙恬為之親自牽馬，請回府中。蒙恬曾請尉繚繼續著書，尉繚斷然回絕，并打算離開蒙府，在蒙恬的苦苦央求下才留下。秦始皇嬴政多次求教，尉繚多次拒絕，后來出走。秦王大怒，本欲殺之，但在當時的廷尉李斯的苦求下同意讓李斯將其追回，并在李斯的建議下授以國尉之職。最后終于得到尉繚的肯首，愿意扶助秦國，入朝為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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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尉繚的真實生活年代如同其他歷史名人一樣無從查考，只能從歷史文獻的殘篇斷語中推斷，但是這往往前后矛盾漏洞百出。比如人們推斷在公元前334年見過魏惠王，但《史記》中明確記載了他最終在秦王政時擔任了秦國的高級職務。這個時間跨度近百年，顯然有違常識。因此，就像對其他歷史人物一樣，我們只能望洋興嘆。
他是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來到秦國的，此時秦王政已親秉朝綱，國內形勢穩定，秦王正準備全力以赴開展對東方六國的最后一擊。
當時的情況是，以秦國之力，消滅六國中的任何一個是不成問題的，但是六國要是聯合起來共同對秦，情況就難料了。所以擺在秦王面前的棘手問題是，如何能使六國不再“合縱”，讓秦軍以千鈞之勢，迅速制服六國，統一天下，避免過多的糾纏，以免消耗國力。離間東方國家，雖然是秦國的傳統做法，而且李斯等人正在從事著這項工作，但是采用什么方法更為有利，則仍是一個很棘手的問題。消滅六國，統一中國，是歷史上從未有人干過的事情，年輕的秦王深知這一點，他不想打無準備之仗。
另外，當時秦國還有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就是戰將如云，猛將成群，而真正諳熟軍事理論的軍事家卻沒有。靠誰去指揮這些只善拼殺的戰將呢？如何在戰略上把握全局，制定出整體的進攻計劃呢？這是秦王非常關心的問題。他自己出身于王室，雖工于心計，講求政治謀略，但沒有打過仗，缺乏帶兵的經驗。李斯等文臣也是主意多，實干少，真要上戰場，真刀真槍地搏殺，一個個就都沒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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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明代太原崞縣（今山西原平縣）人劉寅對照《史記》的記載推測，魏國在前334年招賢，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尉繚可能就在這時至梁并見到梁惠王，《尉繚子》一書即是他與梁惠王晤談軍事學的一個記錄。但由于龐涓當權，尉繚等人都未見用。從《尉繚子》的談話內容看，尉繚不僅熟悉魏國的國情，而且處處為振興魏國著想，表現了他熱愛故土的深情，以及對秦兵壓境的憂慮。另外尉繚對軍事家吳起曾表示了無限欽佩之意。他贊賞吳起執法嚴明，重視士兵在戰爭中的重要性，具有其重民及重視人的因素的積極意義，他希望魏國能有象吳起這樣的軍事首領。
《尉繚子》問世后，受到歷代統治者和兵家的重視。唐魏徵將其收進用于經邦治國的《群書治要》之中，宋代被官定為武學經書，后世兵家多有引述。它很早就傳到日本，日本研究、譯注《尉繚子》的兵書有慶長十一年（1600）元佶《校定訓點尉繚子》、林道春《尉繚子評判》等三十余種。此外還有朝鮮刊本。
《尉繚子》是一部具有重要軍事學術價值和史料價值的兵書。同時也應看到《尉繚子》中也存有糟粕，如鼓吹用嚴刑酷法來維持紀律的執行等，是剝削階級軍隊官兵對立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