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因
劉因（1249～1293） 元代著名理學家、詩人。字夢吉，號靜修。初名骃，字夢驥。雄州容城（今河北容城縣）人。3 歲識字，6歲能詩，10歲能文，落筆驚人。年剛20，才華出眾，性不茍合。家貧教授生徒，皆有成就。因愛諸葛亮“靜以修身”之語，題所居為“靜修”。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應召入朝，為承德郎、右贊善大夫。不久借口母病辭官歸。母死后居喪在家。至元二十八年，忽必烈再度遣使召劉因為官，他以疾辭。死后追贈翰林學士、資政大夫、上護軍、追封“容城郡公”，謚“文靖”。明朝，縣官鄉紳為劉因建祠堂。
文學創作
劉因一生著作甚豐，主要有《四書精要》、《易系辭說》等。后清廷收入《四庫全書》。廣泛行世的《靜修集》是詩文集，收入各體詩詞800余首。詩名冠元初詩壇。《元史》有傳。他的詩是元初文人中反映移民思想較多的，雖然隱晦曲折，但感情比較真摯沉痛。劉因是居留北方的漢族人，他的詩作《登武遂北城》、《塞翁行》、《武當野老歌》、《渡白溝》、《白溝》、《感事》等都流露出對宋朝的追憶和懷戀。而《白溝》一詩更為人所樂道。詩中追溯宋朝開國之初采取重南輕北方針，對于造成喪失北部中國的失誤提出了批評。劉因本懷有政治抱負，他在《秋夕感懷》詩中說：“整頓乾坤了，千古功名立。”想做一番事業，但是“頭上無繩系白日，胸中有石補青天”（《除夕》），現實社會并沒有可能讓他真正地施展才能。他對當時一些人不擇手段、喪盡廉恥地追逐名利特別反感。他寫道：“多少白面郎，屈節慕身肥。奴顏與婢膝，附勢同奔馳。吮癰與舐痔，百媚無不為。丈夫寧餓死，豈無需□斯。鴻鵠凌云志,，燕雀安能知。二禽登寥廓，尺□笑藩籬。世態盡倀鬼，吾將誰與歸。”（《擬古》）劉因為人清高傲岸，他寫《和陶詩》，引陶淵明為知己。
劉因還有一些描寫民生疾苦的詩，如《豳風圖》、《送人官浙西》、《雜詩五首》、《有客》、《里社圖》、《仲誠家藏張蔡公石女剪制香奩絕巧，持以求予詩》等。他寫道：“東家健婦把鋤犁，西家處女負薪歸。哀哀正念誅求苦，對此無言空淚垂。”他還描寫一些因苦于征戰而逃亡者的生活，如《對菊》一詩寫道："畫本流民今復見，詩家逃屋為誰留。黃茅安得千間廈，白布空歌萬里裘。"
劉因在《易州太守郭君墓志銘》中，對元軍所到的地方,廬舍為墟，表示不滿,而對聚眾保鄉里，擁城為官者亦有微詞。但是劉因在這方面又不敢作過多表示。他說：“客來恐說閑興廢，茶罷呼棋信手拈。”(《老大》)十分小心謹慎，企圖逃開羅網而遺世獨立。而他所寫的《唯諾說》、《唯諾后說》，還主張做一個唯唯諾諾的人。他在無可奈何中出仕元朝，反映了他思想的矛盾。
劉因是一個宋代歐（陽修）、蘇(軾)、黃（庭堅）詩的崇拜者，有些詩富于哲理意味。他曾自選作品100余篇,名為《丁亥集》，寓意深遠，人莫能解，有烏沖、安熙都為它作注。有《靜修先生文集》22卷，《四庫全書》本作30卷。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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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背景
劉因出生于宋理宗淳佑九年（1249年）閏二月九日，蒙古滅金后的第十五年。劉因的故鄉容城地處冀中平原腹地，劉因的祖輩世代居住于此，長期身為金朝的臣民，高祖父、曾祖父和叔祖父曾三世仕金，其父劉述親身經歷了金朝末年的戰亂，而后曾短期在元朝做官，但主要過的是隱居不仕的處士生活。時代的風云，家業的盛衰，祖父輩的經歷，都在他的心靈中烙上深深的印跡，給予他的思想和性格以重要影響。
劉因在故鄉出生時，已是戰亂初寧的元蒙初年。劉因幼年，就全國范圍說，戰爭雖有，但劉因生活的今河北一帶，倒是一派升平氣象。這期間，是中國歷史上一個久亂初寧的年代。元朝初年，由于社會安定，政策得當，北方農業生產得到進一步恢復和發展，“民間墾辟種藝之業，增加數倍”。全國的統一，交通的暢達，也促進了商業和手工業的繁榮，城市貿易、農村集市以及對外貿易都有了巨大發展。劉因的青少年時代正是恰逢這樣一個難得的和平時期，它對劉因思想的形成有巨大影響。
少有大志
劉因自幼受儒學家世熏陶，其父劉述興趣廣泛，對天文、歷數、陰陽、醫方、性學、史學等都有研究。劉因出生后，父親對他十分鐘愛珍視，杜絕交游，一門心思傳授劉因讀書識字。劉因天資聰慧，穎悟過人，在父親的啟蒙教育下，三歲讀書識字，每天讀千百言，過目成誦；六歲開始學習作詩，七歲（一說十歲）就能寫文章，文筆不俗，落筆驚人。
劉因少有大志，十五歲時就曾作詩明志“鴻鴿凌云志，燕雀安能知。”青年時代的劉因抱著積極入世的態度，在詩篇中常坦率地表露自己的志向和遠大抱負。二十歲時所作《希圣解》，即以"希賢、希圣、希天為主旨，并以天地間一清才自命。
中統元年庚申（1260年），劉因隨父親遷往真定，師從北方名儒硯彌堅，學業大進，同學中無人能及。硯彌堅不僅才華出眾，而且慧眼識人才，在他所教學生之中，力推劉因，預言劉因會成為名儒。
劉因從硯彌堅處學習的是經學，鉆研訓詁疏釋之說，但他很快便不滿足了。宋金兩代文壇注重“以辨博長雄”的詞章和“誕漫坐雜”的經義，“南北崇尚幾無所分別”，中統年間前后，經許衡、竇默、姚樞等人的提倡，在南方被公認為“正學”的程朱理學也規模日廣地傳播到北方。劉因對早年研習的“訓詁疏釋之說”本來就心存疑惑，接觸到了理學著作，為學方向及思想面貌便發生了巨大變化，開始專心研讀程朱諸書。
授徒明道
劉因家境貧寒，經常家無余糧手無余錢，雖然自己學有所長，遠近知名，但他仍能安貧樂道，不茍合于世，也不亂結交朋友，不義之財更是一分不取。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年），父親劉述病逝，經濟更加窘迫，無力安葬，劉因無奈之下寫信給父親的好友楊恕，在其資助下才得以完成喪事。
至元十一年（1274），元朝下詔伐宋；大軍浮漢入江，水陸并進，順流而下。不到兩年，宋亡。劉因頗傷宋朝為奸臣所誤，拘留元朝國使以挑兵釁，終致國亡，遂作《渡江賦》以哀之。他曾欲南游江湖，覽觀南宋諸先儒名跡，但未能成行，反而北上易州（今河北易縣），到當時辭官家居的何瑋家館課授徒。何瑋曾參與伐宋之役，藏書中有不少是從南宋舊境攜回的理學書籍，這些書在北方不易搜尋，劉因教書三年，得以實現“館于藏書之家而肆其檢閱”的宿愿。
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年），劉因三十歲，元初沒有科舉取士，知識分子無由進入仕途。劉因身為布衣，雖抱負不凡，但建功立業實難。為了謀生，劉因只得在家開設學館，授徒教學。他自編教材，見解獨到，將理學貫穿教學之中，講究師道尊嚴。他據學生特點，因材施教，讓每個人都有所成就，因此聲名日隆。朝中公卿官員過保定的很多，聽到劉因的名聲，往往登門拜見。劉因謙虛謹慎，深居簡出，拜訪的官員，他大都遜避，不與相見，非常有個性和操守。
至元中葉，忽必烈長期倚信以“理財”固寵的回回大臣阿合馬，日益疏遠“諱言財利事”的朝中儒臣。劉因遂采取超脫于政治的處世態度。劉因非常欣賞諸葛亮“靜以修身”之語，就將居所題名為“靜修”，以自表心志。
東京執教
至元十九年（1282），權傾一時的阿合馬被殺，元廷的政治斗爭形勢發生了變化。被蒙古、色目和漢族高級官僚中的漢法派所一致擁護的新政治領袖、太子真金，更加積極、直接地參與各種有關的政治活動，一時間在漢族士人中引起對于“朝政更新”的強烈樂觀情緒。
由于士大夫對劉因多所稱譽，名聲越來越大，丞相文貞王不忽木尤其極力薦舉，太子真金下詔，征劉因入朝，授給他承德郎、右贊善大夫的官職（五品）。這時的朝野對真金改革朝政的過度希望，無疑也感染了劉因，且真金甚重儒臣，關懷備至。劉因受教之后，便與使者通行。
當時，真金在宮中建立大學，原由贊善王恂執教。劉因入朝時，王詢剛剛去世，于是就接替他的職位，教授宮廷子嗣讀書。劉因一介儒生，教授鄉里，忽然受到朝廷的征聘，一躍而成為朝官，且成為大學的教授，這表明，劉因此時在學問上已經成熟，并有相當建樹，是以聲名遠播。劉因入朝為時不長，因繼母病重，辭官歸家。第二年繼母去世，依當時風俗，劉因要居喪守孝，為官的事遂被擱置。
重歸隱淪
由真金所發動的更新朝政的改革，還來不及等劉因母喪服除，就因與元世祖忽必烈政見不合而中途夭折。這次事件給予劉因很深的刺激，使他對于元朝政治再也不抱什么希望，而且反過來，對于自己輕易應詔、一聘而起十分后悔，遂隱居以教學為生。
此后的幾年間，因遭荒年，糧價上漲，他的生活頗為桔據，有時不得不以一些代食品糊口。此時期的詩作中對這種清貧生活多有反映，并流露出比較濃重的隱逸情調。劉因的生活不僅是清貧的，而且是孤寂的；不幸接連而至：早失父母且不說，兩個姐姐又相繼亡故；四十歲后喜生一子，卻又不幸早夭。劉因身體本來就比較羸弱，喪子的憂傷更使他受到沉重打擊，以致百病纏身，形體癯瘁，須發斑白。
二次被征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劉因四十三歲。元世祖忽必烈殺權相桑哥，“朝政又一更新”。又有朝臣薦舉劉因，忽必烈下詔以集賢學士、嘉議大夫征召劉因，這個職位屬于三品清要之職，授給一個平民，在當時是被人看作不次之寵的。但此時的劉因，身體已經惡化到不能扶病而行的地步，且不愿再仕，于是上書以疾固辭，寫下了著名的《上政府書》（一名《上宰相書》）表明心跡。
上疏呈至朝廷，忽必烈甚感遺憾，惋惜地說：“古時有不肯受召的臣子，就是這樣的人吧。”
因病辭世
至元三十年（1293 年），國子助教吳明又陳書朝廷，薦劉因為國子祭酒。但就在這年夏季四月十六日，劉因竟因病與世長辭，終年四十五歲。元仁宗延祐年間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追封容城郡公，謚號文靖。
參考資料：
1、《先世行實》，三賢集本《靜修集》卷四2、宋濂等《元史·卷一百七十一·列傳第五十八》
3、《中國古代經濟簡史》第五章 〈封建社會唐（后期）宋遼金元的經濟〉. 復旦大學. 1982年: 第119頁－第152頁
理學思想
天道思索
程朱理學是以理作為最高范疇，理無所不包，無處不在，是天地萬物的本原，劉因繼承了程朱的理本論思想，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他的天道觀。
劉因認為，理是天地萬物的本體，天地萬物皆由理所生，萬物形體消滅后又復歸于理。宇宙天地之中，只有一個共同的理，即天理，具有天地萬物之本原的涵義。劉因關于理的闡釋，不僅言明理具乎乾元之始 ，是先于具體事物而存在的獨立的本體，而且強調理存在于天地萬物之中。在劉因的思想中，理既是一種超然的神秘實體，又是萬物產生、變化的根據，體現在萬物之中，并主宰萬物。
程朱論道 ，不同于老莊，他們是以理為道。 在劉因這里， 道是與理同一的范疇。劉因以道為宇宙萬物的本體和生產萬物的本原。劉因并不是孤立地論道，而是從道與物的關系中釋道的，劉因堅持物以道為體，舍道則物無所依據的思想。顯見，這個道只能是一種抽象的絕對本體。
天人合一
劉因把“化”（宇宙間的化育）區分為“天化”（天地的化育）和“人化”（人群的教化）。天化表現為陰陽五行運行于天地之間的自然界的秩序、生成萬物、繁衍生息、綿延不絕、運動不停；人化則表現為五倫為代表的綱常倫理所維系的社會秩序。他認為，這種社會秩序是與自然秩序完全相符合的，而要由圣人來完成。天化人化的根源都是“天”，天化的理在世界一開始就已具備，人化的理則是在人類產生之后才出現的。
劉因由“天化”引出“人化” ，并認為 “人化”源于“天化”，主張“天人合一”。在劉因看來，人倫物理，皆來源于天地造化自然之理。劉因強調要順天化，盡人道，主張事在人為，不要因為“時運”的變化而放棄自己的努力、無所可為。.天道，主要指自然規律（也有某些神秘意味）；人道則指社會制度、倫理規范、政治措施等。劉因認為，這二者是合一的、一致的。天道是人之行事必須遵循的至理，又是人事最終成敗的關鍵。人性由天道所決定，人心又是人性的樞機，只有做到人心、人事暗合于天道，才能成功。
劉因所謂 天人合一 ，就是以天道為依據，為準則，要人道合于天道。從本體上講，天道是人道的根本，即自天而人；從作用上說，必須用人道去符合天道，即自人而天。圣人根據天道來確立人道，是天道的體現者和人道的完成者，所以說圣人是兼體用的。無論是自然還是社會，違反了天人合一的原則，就會出亂子；實現了天人合一的原則，一切就都會有良好的秩序。劉因的這些說法，表明了他為解釋天人關系所做的努力。他主張的天道不可違反說，具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他強調的執天之行說，也沒有忽視人的主觀能動作用；但他以人事比附自然，突出圣人的作用，則不免有些牽強。
觀物思想
觀物是北宋邵雍的哲學用語，其主要哲學著作有《觀物內篇》、《觀物外篇》。其所謂觀，既指感官對外物的認識，又指心靈的體認和理性的反觀。因此，觀物是有不同層次的，既有認識論意義，又有方法論意義，尤其指一種修養境界意義。劉因對觀物說十分欣賞，直接提出觀物的詩就很多，表達的都是一種感受（受用意境。
劉因在《退齋記》中談到道與物的關系，他堅持物以道為體，舍道則物無所依據的思想。他所講的物是指有形可見的客觀事物。對這種物的實在性、真實性，劉因在認識上表示懷疑，進而認為由于人們對外界現象的認識是不真實的、不可靠的，所以人們不能認識物的本來面目，應當放棄對客觀事物的認識。
劉因把觀物作為一種修養境界、一種思想方法來運用，因而常表現出一些辯證色彩，劉因講到過事物矛盾對立的普遍性問題。堅持樸素的辯證觀是中國古代哲學的優良傳統，宋代理學諸大家在這方面亦做出了杰出貢獻，如張載講一物而兩體，程頤講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朱熹講凡事無不相反以相成，都是很精彩的。劉因這一思想正是對這一優良傳統的繼承。
心性修養
劉因認為，太虛之氣（即元氣）是萬物之根源，因而也是人性之來源。人性善惡，取決于“陰陽”二氣。氣有剛柔，稟而為性，剛柔各有善惡，因而人性分為四種類型。在這里，劉因是用物質性的氣來說明人性之善惡的。他認為善惡來源于陰陽二氣，而不是來源于理，也不是心。因此，他的人性說既不同于程朱的“以理為性” ，又不同于陸九淵的“以心為性”，他用氣來說明人性。
劉因強調“無待于外 ，自求本心”的求理方法。劉因強調養氣持守、不動心。這種不動心，基本上是沿襲周敦頤的“主靜” 到程顥的“居靜”方法。不過周敦頤不是主張棄物求靜，而是主張遇物識物，以達到不為物誘。而劉因則視物若無，主張涵養自守，使氣不暴于外。而要做到這一點，關鍵是“不動心”。這樣一來，不僅我遇物相忘 ，而且物遇我，一如相忘。
象數思想
“象數”是用“象”和“數”解釋《周易》的一種學說。“象”指卦父的象征意義，如乾坤分別象征天地、君臣、男女、君子小人、剛健柔順等等。數指卦爻所表現的數量關系，有天數、地數、天地之數、等說法。“象”“數”是《易大傳》中固有的概念，西漢時期形成系統的象數理論，終東漢之世，易學中象數派占主流。魏晉時期，以王弼為代表的義理派興起，倡導得意忘象之說，一掃象數而只談義理，象數之學遂一蹶不振。宋代理學興起，周程張朱諸大家，雖都以義理為主，但對象數之學也有一定繼承。
劉因探討了有關河圖的一些問題。朱熹寫的《周易本義》一書，有很高的權威性，本該有廓清的作用，但在元代初年，種種不同的說法仍然存在，并有一定影響。劉因維護朱熹的觀點，對于紛紛然的種種議論，持明確的批判態度。劉因還探討了太極圖的作者問題，劉因認為周子的太極圖是自己的創造，但對于邵雍之學，則承認是發于陳傳。他在這方面的學術批評，對于宋元之際污漫的學術空氣，具有一定的澄清凈化作用；對于保護和延存傳統文化也具有一定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