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漁
李漁（1611－1680），初名仙侶，后改名漁，字謫凡，號笠翁。漢族，浙江金華蘭溪夏李村人。明末清初文學家、戲劇家、戲劇理論家、美學家。被后世譽為“中國戲劇理論始祖”、“世界喜劇大師”、“東方莎士比亞”，是休閑文化的倡導者、文化產業的先行者，被列入世界文化名人之一。一生著述豐富，著有《笠翁十種曲》（含《風箏誤》）、《無聲戲》（又名《連城璧》）、《十二樓》、《閑情偶寄》、《笠翁一家言》等五百多萬字。還批閱《三國志》，改定《金瓶梅》，倡編《芥子園畫譜》等，是中國文化史上不可多得的一位藝術天才。
生平
綜述
李漁出生時，由于其祖輩在如皋創業已久，此時“家素饒，其園亭羅綺甲邑內”，故他一出生就享受了富足生活。其后由于在科舉中失利，使肩負以仕途騰達為家庭光耀門戶重任的李漁放棄了這一追求，毅然改走“人間大隱”之道。公元1666年（康熙五年）和1667年（康熙六年）先后獲得喬、王二姬，李漁在對其進行細心調教后組建了以二姬為臺柱的家庭戲班，常年巡回于各地為達官貴人作娛情之樂，收入頗豐，這也是李漁一生中生活得最得意的一個階段，同時也是李漁文學創作中最豐產的一個時期，《閑情偶寄》一書就是在這一段內完成并付梓的。1672、1673年，隨著喬、王二姬的先后離世，支撐李漁富足生活的家庭戲班也土崩瓦解了，李漁的生活從此轉入了捉襟見肘的困頓之中，經常靠舉貸度日，1680年，古稀之年的李漁于貧病交加中泯然于世。
說起李漁，一開始幾乎是幾個男人之間的談資，稍稍有點隱私，關于如何挑選女人、關于《金瓶梅》的版本，諸如此類，以為都是秘不示人的。可是后來發現，喜歡李漁的人越來越多，不僅男人喜歡，連女人也很欣賞。是不是可以這么說，喜歡李漁，幾乎出于男人的本能。因為李漁是一個熱愛生活，并且生活得很藝術的人。而且他能夠把生活的經驗又很藝術地寫成書，這也是他高出許多風流才子的地方。林語堂在談到《閑情偶寄》這本書時說：“李笠翁的著作中，又一個重要部分，時專門研究生活樂趣，時中國人生活藝術的袖珍指南，從住室與庭院、室內裝飾、界壁分隔到婦女梳妝、美容、烹調的藝術和美食的系列。富人窮人尋求樂趣的方法，一年四季消愁解悶的途徑、性生活的節制、疾病的防治……”
李漁的戲曲論著存《閑情偶寄》詞曲部，以結構、詞采、音律、賓白、科譯、格局六方面論戲曲文學，以選劇、變調、授曲、教自、脫套五方面論戲曲表演，對我國古代戲曲理論有較大的豐富和發展。《閑情偶寄》除戲曲理論外，還有飲食、營造、園藝等方面的內容。李漁在給禮部尚書龔芝麓的信中說：“廟堂智慮，百無一能；泉石經綸，則綽有余裕。……托之空言，稍舒蓄積。”可見此書足能反映他的文藝修養和生活情趣。
貧寒家世
夏李村（下李村）距蘭溪縣城約五十華里，有四五百戶人家全部姓李，其始祖唐時由福建長汀徙居浙江壽昌，南宋時遷移到蘭溪夏李。相傳，李漁家世貧寒，住在夏李伊山頭的一間破舊祠堂里。
父親李如松長年在江蘇如皋做藥材生意，難得回來，母親在村里做“燒鑊娘（女幫工）”。明萬歷三十八年（1611年），李漁母親懷胎到了11個月上，肚子痛了三天三夜，還是沒有分娩。到了農歷八月初七這一天，有個白發長老路過此地，他看了看產婦，又繞著房子轉了一圈說，肚里的胎兒是“星宿降地”，住的這間小祠堂屋宇陰暗，按風水相學上說，地盤太輕，是載不住“星宿”的。經長老建議，大家把產婦抬到夏李村的總祠堂里，才得以順產。長老說，這孩子不是凡胎，是“仙之侶，天之徒”，于是就取名仙侶，字謫凡，號天徒，李漁是中年以后改的名字。幾世貧寒的李家從此就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
三遷有教
夏李村人多地薄，“流寓于外者幾三分之二”，其族中不少人在江蘇如皋古城經營藥材，有“冠帶醫生”頭銜的李漁伯父李如椿在如皋城內的藥鋪也開得紅紅火火。李漁父親李如松在李漁出生后不久，便舉家遷往如皋居住，以助其兄照顧生意。
自幼聰穎的李漁，襁褓識字，“四書”、“五經”過目不忘，總角之年便能賦詩作文，下筆千言。他每年在自家后院的梧桐樹上刻詩一首，以警戒自己不要虛度年華。15歲時在梧桐樹上刻的詩是：“小時種梧桐，桐本細如艾。針尖刻小詩，字瘦皮不壞。剎那三五年，桐大字亦大。桐字已如許，人長亦奚怪。好將感嘆詞，刻向前詩外。新字日相催，舊字不相待。顧此新舊痕，而為悠忽戒。”
為了讓兒子能靜心攻讀，光宗耀祖，李漁母親學孟母“三遷教子”，將李漁安置到李堡鎮上的一座“老鸛樓”里讀書。但正當李漁在書山學海中奮讀攻研、學有所成的時候，他父親因病不幸去世，家庭突然失去頂梁柱，全家人頓陷困境。
迫于生計，也因自己要回原籍浙江參加科舉考試，李漁決計扶柩回鄉，回到故鄉蘭溪夏李村，這年，李漁十九歲。同年，娶了距夏李村約十華里的生塘徐村（今屬水亭鄉）徐氏女為妻，并白頭偕老。李漁多次出游，都靠她主持家政有方，得無后顧之憂。李漁在其作品中親切地叫她“山妻”。
鄉試落第
父親的去世更堅定了李漁謀取功名的決心，崇禎八年（1635年），李漁去金華參加童子試，一舉成為名噪一時的五經童子。
首戰告捷，使李漁嘗到了讀書成名的甜頭，他信心更足，讀書也更加刻苦。崇禎十二年（1639年），29歲的李漁穩操勝券赴省城杭州參加鄉試，他萬萬沒有料到，自己竟名落孫山。科場失利的沉重打擊，他滿腹牢騷，在寄給同試落榜友人的信中寫道：“才亦猶人命不遭，詞場還我舊時豪。攜琴野外投知已，走馬街前讓俊髦。酒少更宜賒痛飲，憤多姑緩讀《離騷》。姓名千古劉蕡在，比擬登科似覺高。”次年元日作《鳳凰臺上憶吹簫》嘆功名不就：“昨夜今朝，只爭時刻，便將老幼中分。問年華幾許？正滿三旬。昨歲未離雙十，便余九、還算青春。嘆今日雖難稱老，少亦難云。閨人，也添一歲，但神前祝我，早上青云。待花封心急，忘卻生辰。聽我持杯嘆息，屈纖指、不覺眉顰。封侯事，且休提起，共醉斜曛。”
崇禎十五年（1642年），明王朝舉行最后一次鄉試，李漁再赴杭州應試，由于局勢動蕩，李漁途中聞警返回蘭溪。不久，社會局勢發生了根本變化，清朝的鐵騎橫掃江南，明王朝已成風雨飄搖之勢。國難當頭，自己求取功名之路化為泡影，此時的李漁心灰意冷，惆悵不已。這年的清明節，他在祭掃先慈墓時，百感交集，內心愧疚，長歌當哭：“三遷有教親何愧，一命無榮子不才。人淚桃花都是血，紙錢心事共成灰。”
不久，受新任婺州司馬許檄彩之盛請，做了幕客。后又結識新任知府朱梅溪，兩人志趣相投，來往甚為密切。一次，朱梅溪盛邀李漁去城東南隅的八詠樓賞景，并要他為此樓題聯，以彌補該樓有詩無聯的缺憾。八詠樓原名元暢樓，因齊梁時沈約的一首《元暢樓詠》而得名，唐代后改名，是歷代文人墨客吟詠之盛地。南宋李清照曾登臨此樓，并作《題八詠樓》。因為有了前人的名篇，后人便不敢輕易吟詩撰聯。李漁當即作了“沈郎去后難為句，婺女當頭莫摘星”一聯，令人拍案叫絕。朱梅溪命人制匾后懸于樓柱上。三年后，清兵攻入金華，樓遭災，聯遭毀，李漁也被迫離開金華回到了蘭溪。
歸隱伊園
清順治三年（1646）8月，清軍攻占金華，“婺城攻陷西南角，三日人頭如雨落”。功名不遂、身經戰亂的李漁歸隱故鄉，回夏李居住。清廷頒布了剃發令，所到之處，“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李漁對這一傷害民族自尊心的暴行雖強烈不滿，但為了保命，還是剃了，并自稱為“狂奴”，奮筆寫道：“髡盡狂奴發，來耕墓上田。屋留兵燹后，身活戰場邊。幾處烽煙熄，誰家骨肉全？借人聊慰己，且過太平年。”
李漁自譽為“識字農”，在伊山頭的“先人墟墓邊”，“新開一草堂”，構筑了自己的樂園-伊山別業（即伊園）。伊園是李漁展示其園林技藝的最初杰作，園內經他獨具匠心的設計和安排，構筑有廊、軒、橋、亭等諸景，自譽可與杭州西湖相比，“只少樓臺載歌舞，風光原不甚相殊。”并寫下《伊園十便》、《伊園十二宜》等詩篇詠之。“此身不作王摩詰，身后還須葬輞川”，他決定學唐代詩人王維，在伊山別業隱居終生，老死于此。在這之前，他還寫過《歸故鄉賦》，里面寫道：“至乃雞犬歡迎，山川相識。農輟鋤以來歡，漁投竿而相揖。騷朋韻執，索佳句于奚囊；逸叟閑夫，訪新聞于異國。家無主而常扉，草齊腰而沒膝。燕遷舊壘之巢，鵲喜新歸之客。蟲網厚兮如繭，蝸跡紛兮如織。書破蠹肥，花稀棘密。妻顏減紅，親發增白。幸猶歸之及今，悔長征之自昔。”“男子生兮，弧矢四方。世莫予宗兮，盍歸父母之邦。采蘭紉佩兮，觀瀔引觴。與鼎食而為萍為梗兮，寧啜菽而為梓為桑者也。”深感行邁之艱，字里行間表露出了歸隱之意。
公益事業
李漁非常關心村上的公益事業，以他為首在村口的大道旁倡建了一座涼亭，取名為“且停亭”，并題聯曰：“名乎利乎道路奔波休碌碌，來者往者溪山清靜且停停”。此亭此聯一直為后人傳頌，被列為“中國十大過路涼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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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還倡修水利，積極為首興建石坪壩等四處堰壩，挖掘伊坑等溝渠六華里，使易旱的黃土丘陵地帶形成“自流灌溉”，改善了農田水利，村民至今受益。據《龍門李氏宗譜》載：“伊山后石坪，順治年間笠翁重完固。彼時笠翁構居伊山之麓，適有李芝芳任金華府刑訂廳之職，與笠翁公交好，求出牌曉諭，從石坪處田疏鑿起，將田內開鑿堰坑一條，直至且停亭，復欲轉灣伊山腳宅前繞過。公意欲令田禾使有蔭注，更欲乘興駕舟為適情計也。”石坪壩后人譽為“李漁壩”。
順治八年（1651）李漁被推為宗祠總理，手訂下李氏宗祠《祠約十三則》，又主持修了《龍門李氏宗譜》，深受村民敬重。這一年，李漁在一次興修水利過程中介入了與生塘胡村的一場詞訟之中，后因“胡姓刁詐，事不如愿，結訟中止”。此事使李漁萌發了到杭州發展自己事業的念頭。于是他寫下《賣山券》，賣去自己悉心營造、終日游樂其間的伊園，舉家移往杭州，去尋找新的創業之路。
萍寄武林
李漁為其在杭州的寓所題名為“武林小筑”，并在此暫居下來。“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杭州雖美麗如畫、勝似天堂，但初來乍到，人生地不熟，盡管有朋友的接濟，但仍然舉日維艱，窮途欲哭，處境十分尷尬。
然而，李漁并沒有氣餒，他知道，偌大的杭城，定有他的謀生之道。一段時期，在杭城的大街小巷、戲館書鋪都留下了他的足跡和身影，他在不斷接觸、不斷觀察、不斷了解中發現，在這座繁華的都市里，從豪紳士大夫到一般市民，對戲劇、小說都有著濃厚的興趣，而自己正好有這方面的專長，“賣賦以糊其口”，一方面可以解決一家人生計，另外一方面還可使自己在杭城立住腳跟，隱逸于市井間。主意一定，他毅然選擇了一條前人從未走過的、被時人視為“賤業”的“賣文字”之路，開始了他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賣賦糊口”專業作家的創作生涯。
他以旺盛的創作力，數年間連續寫出了《憐香伴》、《風箏誤》、《意中緣》、《玉搔頭》等六部傳奇及《無聲戲》、《十二樓》兩部白話短篇小說集。這些通俗文學作品雖在當時被正統文人所不齒，視為末技，但由于通俗易懂，貼近市民生活，寓教于樂，適合觀眾、讀者的欣賞情趣，所以，作品一問世，便暢銷于市場，被爭購一空。尤其是他的短篇小說集，更是受到讀者的歡迎，成為搶手貨。
李漁稱自己的作品是“新耳目之書”，一意求新，不依傍他人，也不重復自己。他努力發現“前人未見之事”，“摹寫未盡之情，描畫不全之態”，故事新鮮，情節奇特，布局巧妙，語言生動。他的小說重在勸善懲惡，同情貧窮的下層人物，歌頌男女青年戀愛婚姻自主，譴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批判假道學為主題，具有一定反封建的進步意義。后人在評論他的小說成就時，稱他的《無聲戲》、《十二樓》兩個短篇小說集是繼馮夢龍、凌濛初的“三言”、“二拍”之后不可多得的優秀作品，是清代白話短篇小說中的上乘之作。
詞壇樹幟
關于李漁的戲劇創作，據他本人和同時代人郭傳芳說，有“前后八種”、“內外八種”共十六種，但編寫時可以肯定的卻只有十種。李漁寫作傳奇是他生平最大的“癖嗜”，自稱是“曲中之老奴”、“歌中之黠婢”。他從明代劇作家遠離舞臺使劇本成為案頭之作中發現弊病，開始注重聯系觀眾和舞臺效果，重視研究戲曲的演習工作。因此，李漁在戲曲的藝術形式和演唱技巧上，有了很大的發展和創新。獨樹一幟的戲劇風格使他在當時詞壇上一舉成名，“北里南曲之中，無不知李十郎者”。李漁的作品因為雅俗共賞，通俗易懂，故遍行于坊間，不少作品還被翻譯后流入日本及歐洲國家。從1651至1668年，李漁在流寓杭州、南京等地期間創作了《憐香伴》、《風箏誤》、《比目魚》、《凰求鳳》等大量劇本。他把《風箏誤》等十個劇本合稱《笠翁十種曲》出版發行，此書一經問世，便洛陽紙貴，搶購一空，并被當時的戲劇界推為“所制詞曲，為本朝（清朝）第一”。
《十種曲》的問世，扭轉了在李漁之前戲曲創作上重“曲”輕“劇”，重填詞輕賓白的風氣。為了加強舞臺演出效果，李漁十分重視賓白創作和運用，他是中國戲曲史上第一個重視賓白的劇作家，也是賓白創作成就最高的劇作家。他主張“填詞之設，專為登場”，“傳奇不比文章，文章做與讀書人看，故不怪其深，戲文做與讀書人與不讀書人看，又與不讀書之婦女小兒同看，故貴淺不貴深”。《十種曲》的題材全是才子佳人的愛情故事，而且喜劇色彩十分濃郁，這是李漁傳奇最突出的地方。他說：“傳奇原為消愁設，費盡枝頭歌一闕；何事將錢買哭聲，反會變喜成悲咽。唯我填詞不賣愁，一夫不笑是吾憂；舉世盡成彌勒佛，度人禿筆始堪投。” 李漁是中國戲劇史上第一個、也是惟一專門從事喜劇創作的作家，被后人推為“世界喜劇大師”。
維權抗爭
李漁在杭州居住數年之后，隨著作品的不斷問世，“湖上笠翁”成了家喻戶曉的文壇新人。他的作品以驚人的速度向各地流傳，杭州、蘇州、南京等地的一些不法書商千方百計進行私刻翻印以牟取暴利，在缺少交通工具的當時，數日之內，三千里外的地方也能見到笠翁新作。有的就干脆拿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作者的作品，掛上“湖上笠翁”的名進行發行，蒙騙讀者。
不法書商不擇手段牟取暴利的行徑，不僅侵犯了他的著作權，還極大地影響到他的聲譽和經濟收入。為捍衛著作權，他勇敢地站出來與之進行了不懈的斗爭。他一邊請求官府為他主持公道，傳札布告；一邊與女婿沈心友四處奔走，上門交涉。他曾在《閑情偶寄》里說道：“至于倚富恃強，翻刻湖上笠翁之書者，六合以內，不知凡幾。我耕彼食，情何以堪？誓當決一死戰，布告當事，即以是集為先聲。總之天地生人，各賦以心，即宜各生其智，我未嘗塞彼心胸，使之勿生智巧，彼焉能奪吾生計，使不得自食其力哉！”
可以說，李漁是中國最早具有版權意識的出版家，也是最早捍衛自己著作權的作家。然而由于當時社會沒有形成對知識產權的法律保護，盜版現象仍防不勝防，屢屢發生，使李漁忙于交涉，興嘆不已。而其中以金陵（今南京）的盜版者為最多，為了便于交涉，李漁索性在1662年左右離開了杭州，舉家遷往金陵。
五十得子
清順治十七年（1660），李漁五十歲，親朋好友欲為他舉行五十歲壽辰，被他謝絕了。李漁聯想到自己已年過半百，仍無子無成，頓生感嘆。他在《五十初度答賀客》中寫道：“盡日為農曲水邊，偶因客至罷耘田。窮愁豈復言初度，衰病空窮祝大年。艾不服官今已矣，歲當知命卻茫然。紛紛燕賀皆辭絕，止受心交一字憐。”
此事過后一個月，側室紀氏為他產下一子，這是他盼望已久的事。晚年得子，為他寥落的生活帶來無窮的樂趣。李漁為他取名將舒，大擺宴席以示慶賀，并作七絕《五十生男自題小像志喜》：“年逾四十便蕭條，人說愁多面色凋。歡喜若能回老態，十年霜鬢黑今霄。”七律《庚子舉第一男，時予五十初度》：“五十生男命不孤，重臨水鏡照頭顱。壯懷已冷因人熱，白發催爺待子呼。”
李漁給第一子取名“將舒”，從他所寫《名諸子說》中的 “天下事莫妙于將，而莫不妙于既”一句中可以理解其用意，他說：“將者，將然未然之詞也。既，則令人觀止矣。”又說：“吾欲諸子顧名思義，人各用將，凡事皆然，不獨功名富貴。富而不將，則以滿致溢；貴而不將，則由高得險。戒之哉。”
自從李漁五十歲添第一子后，次年，紀氏又生一子取名將開；五十二歲時，紀氏再生一子取名將榮，過了一個月，側室汪氏也得一子取名將華；后來又得將芬、將芳、將蟠三子，共七子，將榮、將芬早殤，實存五子。
寓居金陵
大約1662年前后，李漁告別了風景如畫的西子湖，來到文人薈萃、虎踞龍盤的六朝古都南京，開始了他文化事業上的全新時期。李漁先在金陵閘暫居了一段日子，后來在孝侯（指晉人周處）臺邊購得一屋，因“地止一丘”，故取名為芥子園，取“芥子雖小，能納須彌”之意。小小園庭經他精心設計，巧妙安排，倒也別有情趣，有棲云谷、月榭、歌臺、浮白軒等諸景，并都題有楹聯。如書室聯：“雨觀瀑布晴觀月；朝聽鳴琴夜聽歌。”月榭聯：“有月即登臺，無論春秋冬夏；是風皆入座，不分南北西東。”等。
此時，李漁一家連同奴仆少說也有幾十口人，為了維持一家人的衣食需求，他不得不與官吏打交道，常常外出“打抽豐”，以尋求保護與饋贈。 “打抽豐”是明清時代風行的一種社會現象，就是一些未曾做官的文人，憑文藝上的某些特長，出入士大夫之門，以求得到饋贈；士大夫也借這班人來獲取美名。“我以這才換那財，兩廂情愿無不該”，于是李漁常與達官貴人打交道，交朋友，為他們賦詩撰聯，談文說藝，度曲演戲，設計園亭，把他們的書信、文案等選編出版等。出眾的才華，加上善于交游，他不但能“混跡公卿大夫間，日食五侯之鯖，夜宴公卿之府”，還經常獲得豐厚的饋贈，為他的文化活動提供支持與幫助。
當時有的正統文人看不起李漁，說他是“有文無行”。面對世俗偏見和世人的不理解，他無由辯白，信誓旦旦地認定：“是非者，千古之定評，豈人之所能倒”，“生前榮辱誰爭得，死后方明過與功”，他相信歷史將會對自己作出公正的評判。當然，李漁“打抽豐”也是有自己的原則的，絕不折節自辱。一次，有同學來信說，有個大官要他去見見面，他回信說：“弟雖貧甚賤甚，然枉尺直尋之事，斷不敢為。……且此公之欲見貧士，豈以能折節事貴人乎？有緣無緣，聽之而已。”
交朋結友
李漁居金陵期間，結交了很多文友，他們中有雅慕李漁之才者，有自己喜愛舞文弄墨而與李漁相往來者，而當地官吏結交李漁者也不在少數，但絕大部分不過故作風雅，借李漁之名以飾門面的達官貴人為多。居金陵二十年，李漁以文會友，以戲會友，與整個社會有著廣泛而頻繁的接觸，交游面極廣。他曾經為時任江寧織造、《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曾祖曹璽撰贈過對聯，與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成為忘年交；與《聊齋志異》作者蒲松齡一見如故，相見恨晚，互贈詩詞（當時蒲31歲，李61歲）；在蘇州百花巷、金陵芥子園內，經常可以看到李漁與他的文友、戲友一起觀劇切磋技藝。
清初的吳偉業、錢謙益、龔鼎孳等“江左三大家”， 王士祺、施閏章、宋荔裳、周亮工、嚴灝亭、尤侗、杜濬、余懷等“海內八大家”以及“燕臺七子”、“西泠十子”中的多數都與他有過交往。
李漁交友有道，深明“君子朋而不黨”，“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膠如漆”等古訓。他在《交友箴》中寫道：“飲酒須飲醇，結交須結真。飲醇代藥石，交真類松筠。”還寫道：“交道戒紛紜，交情忌稠密。神交千里通，面交九嶷隔。寧寡無濫觴，寧淡無膠漆。”當時有個潘一成，和他一樣也是“府癢生”，明亡以后，也不再應試。此人恣情游覽，到處題詠而不署名，李漁神交已久。一次，李漁在南昌東湖酒肆中，認出他的題句，經過訪問，知他是湖南東安人。1668年，李漁游桂林，特地繞道去東安訪潘一成。遍尋不著，一日偶泊林樹下，見一蓬門草屋，門上有副對聯，李漁笑道：“此有塵外之致，定是他的住處了。”進門相見，果然是他，兩人意氣相投，言談融洽，留敘二日方才依依道別。
在與他交往的、有文字記載的800余人中，上至位高權重的宰相、尚書、大學士，下至三教九流、手工藝人，遍及十七個省，二百余州縣，可以說，他是中國古代文化人中交友最多、結交面最廣的文人。眾多的朋友，使李漁能自由往來于朝野文人之間，也使他增加了不少知識，懂得了許多人情世故，更為他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生動的文學素材。
游歷四方
為豐富知識，陶冶性情，向大自然汲取營養，李漁與古代許多文人一樣，不僅讀萬卷書，而且行萬里路。居金陵期間，他一方面為了生計，不得不四處奔走，交結官吏友人，以取得他們的饋贈和資助；另一方面，他每到一地，都要游覽山水勝地。“生平錮疾，注在煙霞竹石間”，他把大自然稱為“古今第一才人”。他說：“才情者，人心之山水；山水者，天地之才情。”還說：“不受行路之苦，不知居家之樂。”在古代交通條件十分落后的情況下，他攜帶家班遠途跋涉，走遍了燕、秦、閩、楚、豫、廣、陜等省區，“三分天下幾遍其二”，“名山大川、十經六七”，“四海歷其三，三江五河則俱未嘗遺一”，中華大地的奇山秀水到處都留下了他的足跡。
李漁“過一地即覽一地之人情，經一方則睹一方之勝概。且食所未食，嘗所未嘗。”在長期的漫游中，他對大自然作了深入的觀察研究，對各地風土人情作了詳細的調查，不僅進一步孕育了自己對各方面藝術的情趣，而且獲得了大量的第一手創作素材，經過他精煉細微的藝術加工，從而創作了大量的詩、詞、曲、賦，既有寫實的、抒情的，也有聯想的、議論的，語言精煉，韻律優美，深得世人稱頌。他還將這些從游歷四方獲得的素材移植到小說、戲曲創作和造園藝術中去，為后人留下了一批豐富而彌足珍貴的文化遺產。
老居層園
晚年的李漁思鄉之情日切。60歲的時候他有一次經富春江逆流而上，回到蘭溪故里。在經過桐廬縣嚴子陵釣臺時李漁寫下一首詞《多麗·過子陵釣臺》，深刻地剖析了自己的一生。詞曰：
過嚴陵。釣臺咫尺難登。為舟師，計程遙發，不容先輩留行。仰高山，形容自愧；俯流水，面目堪憎。同執綸竿，共披蓑笠，君名何重我何輕！不自量，將身高比，才識敬先生。相去遠：君辭厚祿，我釣虛名。
再批評。一生友道，高卑已隔千層。君全交，未攀袞冕；我累友，不恕簪纓。終日抽風，只愁載月，司天誰奏客為星？羨爾足加帝腹，太史受虛驚。知他日，再過此地，有目羞瞠。
李漁回到蘭溪故里，物是人非，感慨萬千，寫下了《二十年不返故鄉重歸志感》：“不到故鄉久，歸來喬木刪。故人多白冢，后輩也蒼顏。俗以貧歸樸，農由荒得閑。喜聽惟澗水，仍是舊潺湲。”當時的蘭溪縣令趙滾十分敬重李漁的德與才，聞訊后，送去“才名震世”牌匾，并懸掛于夏李村李氏宗祠。
為了便于兒子回原籍應試，康熙十六年（1677） 67歲的李漁遷回杭州。在當地官員的資助下，李漁買下了吳山東北麓張侍衛的舊宅，開始營建“層園”。由于搬家的勞累，一次失足從樓梯上滾下，傷了筋骨，從此李漁貧病交加，甚至正在修訂的《笠翁一家言》也難以繼續了。他為此向京師老友寫了一封公開信《上都門故人述舊狀書》，要求援助，其所述景況，所興感慨，無不讓人痛心憐憫。許是這封公開信起了作用，李漁在朋友、官員們的資助下，次年層園修成。此園緣山而筑，坐臥之間都可飽賞湖山美景。“繁冗驅人，舊業盡拋塵市里；湖山招我，全家移入畫圖中。”李漁貧中尋樂，準備安享晚年了。
可好景不長，由于長期奔波的勞累，李漁再次病倒。康熙十九年（1680）農歷正月十三，在一個大雪紛飛的凌晨，這位奮斗一生、立志創新的老人與世長辭了。李漁死后，被安葬在杭州方家峪九曜山上，錢塘縣令梁允植為他題碣：“湖上笠翁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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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漁56歲時應邀遠游西北，得平陽（今山西臨汾）地方官贈予他喬姬，雖年僅13歲，但聰慧過人，具有非常高的藝術天份，經教唱演習，成為李氏家班的有名的旦角。喬姬學唱，記憶驚人，領悟極快，師授三遍，便能自歌。老師說是他授曲三十年從未見過如此聰敏之人。僅一月余，喬姬便學會了老師的所有，且青出于藍而勝于藍了。每有客來訪，喬姬隔屏清唱，客人聽得食肉忘味。幾個月后，李漁途經甘肅蘭州，得貴人贈予王姬，也是13歲。王姬的長相在女伴中雖不出眾，一旦易妝換服，卻與美少年無異，令人驚嘆。李漁便讓喬姬教她學戲，扮演生角。從此李漁建起了自己的家班，而且喬、王二姬的舞態歌容超群脫俗，能體貼文心，只需李漁略加指點，便能心領神會，觸類旁通，創造性地表演劇本內容，常常是“朝脫稿，暮登場”，效率很高。所以家班創辦不多久，便紅遍了大半個中國。
李漁是個風流才人，他有一妻數妾，還有客中買來的幾個婢姬，然而李漁又是一個非常重情的才人，“予，情士也”，他認為“男女相交，全在一個‘情’字”。喬、王二姬原本是秦、晉民女，歸李漁后，經李漁調教便很快脫穎而出，成為一代藝術天才。她們不僅聰敏穎悟，演技卓絕，扮生演旦，珠聯璧合，令李漁嘆為曠代奇觀，而且對李漁體貼入微，曲盡婦道。她們跟隨李漁常年在外巡回演出，朝夕相處，其相互之間早已忘記了年齡上的差距，而將友情、藝情、愛情融合在了一起。
但喬、王二姬由于長年在外演出，勞累成疾，僅歷七年便先后早逝。李漁老淚縱橫，悲慟欲絕，寫下了《斷腸詩二十首哭亡姬喬氏》、《重過江州，悼亡姬，呈江念鞠太守》、《自喬姬亡后，不忍聽歌者半載。舟中無事，侍兒清理舊曲，頗有肖其聲者，撫今追昔，不覺泫然，遂成四首》、《后斷腸詩十首》等詩作哭悼喬、王二姬，揮淚為二人寫了一篇《喬復生王再來二姬合傳》，希望二姬能復生、再來，情深綿綿，催人淚下。李漁之悲痛，不僅因為二姬在家班里是不可或缺的主角，更因為在生活上是這位年過六旬的老人形影不離的伴侶，在藝術上是最能領悟李漁文心并可以與之促膝交流、切磋的紅顏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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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漁不僅是高產多能的作家，還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出版家。早在居杭期間，他就編輯出版過自己創作的戲曲、小說等通俗文學作品。寓居金陵后，為了防止別人私自翻刻他的著作，成立了芥子園書鋪，他的編輯出版事業由此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他寫的大部分書都是在這里印行的。書鋪同時還印行、銷售他自己精心設計的各種箋帖，以及其它文化用品。
作為出版商李漁，他那靈活的經營策略與經營理念，使他能牢牢把握住商機，左右開弓，把芥子園書鋪經營得紅紅火火。他根據讀者的心理和需要，除了出版自己創作的作品，還編輯出版了大量的通俗文學作品，如被他稱之為“四大奇書”的《三國志演義》、《水滸全傳》、《西游記》、《金瓶梅》等；編輯出版了諸如《古今史略》、《尺牘初征》、《資治新書》、《千古奇聞》等一大批讀者想看而買不到的書；由他倡編并親自作序、女婿沈因伯搜集整理、在中國美術界影響頗廣、一直被譽為中國畫臨摹范本的《芥子園畫傳（譜）》也是在芥子園印行的。由于芥子園印行的出版物工精價廉，重信譽，加之廣告意識強，多年來市場銷路好，受到人們的歡迎。
后來李漁遷回杭州，芥子園屢換主人，但一直保持李漁優良的經營作風，成為清代著名的百年老店之一。書以人傳，店以人名，隨著歲月流逝，芥子園雖數易其主，但芥子園書鋪仍然在不斷營運，有資料表明，直至清咸豐七年（1857）年，芥子園還刊印過《情夢柝》等小說。可以說，芥子園書鋪不僅是清代為數極少的具有二百多年歷史的老店，也是中國出版史上為數不多的歷史悠久的“百年書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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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漁心懷兩個愿望，一是早生兒子，二是創辦家班。五十得子使他滿足了前一愿望，而后一愿望仍然沒有影子，直到康熙五年（1666）才有了機會。這一年，56歲的他應朋友之邀，由北京前往陜西、甘肅游歷，先后在臨汾、蘭州得到頗具藝術天賦的喬、王二姬。
獨具藝韻的二姬的到來，再配以其他諸姬，一個初具規模的李氏家班就組建起來了。對戲曲一直情有獨鐘的李漁，他自任家班的教習和導演，上演自己創作和改編的劇本。他以芥子園為根據地，帶領家班四出游歷、演劇，“全國九州，歷其六七”，不辭辛勞，赴全國各地巡回演出。由于有喬、王二姬的出色演員以及李漁這樣的好編劇、好導演，李氏家班紅遍了大江南北，影響波及大半個中國。李漁每到一處，都以戲會友，備受戲曲名流們的歡迎。金陵芥子園、蘇州百花巷的李漁寓所，都曾是當時戲曲名流交流藝術的場所。李漁曾在芥子園戲臺上題有楹聯曰：“休縈俗事催霜鬢；且制新歌付雪兒。”雪兒便是喬姬的愛稱。每逢年節生辰喜日，賞花玩月之時，或賓朋興會之際，必在園中演劇為樂，有時還請不太俗陋的鄰人前來觀看。康熙十年（1671）端午節前后，李漁兩次帶家班在百花巷演出經他改編的《明珠記·煎茶》等劇，并與著名戲劇家尤侗、著名詩人余懷等一同觀演，共同切磋。往往是夜間上演，曲未終而東方已白，興致昂然，意猶未盡。李漁有詩記載：“更衣正待演無雙，報道新曦映綠窗。佳興未闌憎夜短，教人飲恨撲殘缸。”
家班作為李漁自己的實驗劇團，使他在戲曲創作、導演、演出等實踐活動中如魚得水，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家班不僅成為李漁謀生手段之一，而且在普及戲曲文化，推動昆曲發展上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
可就在李氏家班聲譽鵲起、蜚聲海內的時候，一場變故發生了，康熙十二年（1672），年方19歲的家班臺柱喬姬因積勞成疾而英年早逝。禍不單行，第二年，家班的另一臺柱，也是正19歲的王姬又因病撒手西歸。這對李漁的戲曲活動事業無疑是致命的打擊，家班從此一蹶不振，漸次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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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漁在六十歲前后，開始系統地總結他的經驗，使其上升為理論。康熙十年（1671），《笠翁秘書第一種》即《閑情偶寄》（又叫《笠翁偶集》）問世，這是李漁一生藝術、生活經驗的結晶。《閑情偶寄》分為詞曲、演習、聲容、居室、器玩、飲饌、種植、頤養八部，共有234個小題，堪稱生活藝術大全、休閑百科全書，是中國第一部倡導休閑文化的專著。
其中，《詞曲部》談論戲劇的結構、詞采、音律、賓白、科諢、格局；《演習部》談論選劇、變調、授曲、教白、脫套；《聲容部》中的《習技》詳述教女子讀書、寫詩、學習歌舞和演奏樂器的方法，都和戲劇有關。后人曾把《詞曲》、《演習》兩部抽出來，獨立印成一書，名《李笠翁曲話》。其中從創作、導演、表演、教習，直到語言、音樂、服裝，都一一作了論述。
李漁在汲取前人（如王驥德《曲律》）的理論成果基礎上，結合自己的藝術實踐經驗，對中國古代戲曲理論進行了全面的總結，從而形成了一套內容豐富、自成體系、具有民族特色的戲劇理論體系，它比法國著名文學家狄德羅的戲劇理論體系早出一百年；他的《閑情偶寄》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系統的戲劇理論著作，是中國古典戲劇理論集大成之作，是中國戲劇美學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其中關于導演的論述，更比蘇聯戲劇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早出兩個世紀，是世界戲劇史上第一部真正的導演學著作。
《閑情偶寄》的后六部主要談娛樂養生之道和美化生活，內容豐富，切合實用，同時也為我們全景式地提供了十七世紀中國人們日常生活和世俗風情的圖像：從亭臺樓閣、池沼門窗的布局，界壁的分隔，到花草蟲魚，鼎鐺玉石的擺設；從婦女的妝閣、修容、首飾、脂粉點染到窮人與富人的頤養之方，等等，無不涉獵，表現了作者廣泛的藝術領悟力和無限的生活情趣。這六部的寫法，和一般生活知識讀物不同，往往結合抒情和說理。他希望人們讀了他的書對美化生活有新的認識，能讓生活更加豐富多彩。他還希望通過草木蟲魚、攝生養性知識的論述，旁引曲譬，有助于規正風俗，警惕人心。
據說此書新出，一位友人借去看，此人對戲劇理論不感興趣，翻了十來頁都是這些東西，便覺乏味，把書退回。李漁得知寫了一首詩回贈：“讀書不得法，開卷意先闌。此物同甘蔗，如何不倒餐？”甘蔗根部最甜，《閑情偶寄》對一般讀者來說，也是最后面這六部更能引起一般讀者的興趣。這位友人如果跳過前兩部去閱讀，就不會感到乏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