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晏
劉晏，是唐代著名的經濟改革家和理財家。字士安，曹州南華（今東明縣）人。幼年才華橫溢，號稱神童，名噪京師，明朝時列名《三字經》。歷任吏部尚書同平章事、領度支、鑄錢、鹽鐵等使。實施了一系列的財政改革措施，為安史之亂后的唐朝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因讒臣當道，被敕自盡。
經濟思想
劉晏主要是利用商品經濟增加財政收入。他熟悉商情﹐在他看來﹐到處有增加收入的門路:“自言如見錢流地上”(《劉晏傳》)。劉晏認為“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足用”(《食貨志四》)。鹽是人們的急需之物﹐因此﹐稅于鹽價﹐使鹽利成為增加財政收入的重要項目。這一理財特點﹐被史家贊為“斂不及民而用度足”(《劉晏傳贊》)。劉晏的經濟思想接近于西漢的桑弘羊﹐他的理財辦法比桑弘羊有新的創造﹐但所涉及范圍則要狹小得多。
理財以養民為先 劉晏把賦稅的增加建立在戶口增加的基礎上。他認為“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以愛民為先”(《資治通鑒》卷二百二十六)。他的增加賦稅收入的辦法﹐不是單純依靠增稅﹐而是通過實行有利于人民休息的政策﹐以促進人口的增加和生產的發展﹐使稅源得以擴大。劉晏改革轉運制度﹐采取雇傭勞動的辦法﹐就是一項有利于人民休養生息的措施。在劉晏任轉運使的初期﹐全國戶口只有二百萬﹐后來增加到三百余萬﹐而且增加的都在劉晏所管轄的地區。“養民為先”的政策確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在賑濟貧民問題上﹐劉晏有獨特的主張﹐他不贊成進行無償的賑給。他認為：“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憊；善救災者，勿使至賑給”(《新唐書.劉晏傳》)。因此在發生災荒時，他除了及時進行減免賦稅和必要的貸放外，主要是利用常平法，在災區出賣糧食，收購其它雜貨，運往別處出賣或留給官府自用。他認為這樣做既不會造成國用的不足，又能使“下戶力農”得到實際好處。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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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晏在肅宗時代歷任彭原太守，徙隴、華二州刺史，遷河南尹，公元762年，劉晏任京兆尹、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領度支轉運使，掌管鑄錢，鹽鐵等使用權，開始掌握唐王朝財政大權，公元763年劉晏被提升為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任度支、轉運使等職，成為兼管財政的宰相，766年兼七道鹽鐵使，為安史之亂后的唐王朝統治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經濟改革
由于長達8年的安史之亂，唐王朝千瘡百孔，當時唐朝經濟十分蕭條，財政極為困難，劉晏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發展生產，開源節流，使唐代財政逐步好轉。劉晏在任期間，辦成了幾件大事：
改革漕運
唐代宗廣德二年（764年）任命劉晏接辦漕運，漕運是通過水路交通，將江淮的糧食運至長安，當時漕運廢弛阻塞，造成關中糧食困難，缺糧上百萬石，饑荒四伏，糧價暴漲。劉晏曾做過一個時期的地方官，對人民的疾苦比較了解和同情。為此日夜焦慮，最后果斷提出疏浚河道，南糧北調的宏偉計劃，給宰相寫了一份報告，報告說：“見一水不通，愿荷鍤先往；見一粒不運，愿負米而先趨，焦心苦形，期報明主，丹誠未克，漕引多虞，屏營中流掩泣獻狀。”表示要竭心盡力完成這一使命，同時也充分表現了他憂國憂民和勇于承擔重任的獻身精神。他上任后，首先組織人力逐段疏浚由江淮到高師的河道，打造了二千艘堅固的大漕船，訓練軍士運糧，每十船為一隊，軍官負責押運。船工由經調為雇募。他不再征發沿河壯丁服役，而是用政府的鹽利雇用船夫。他沿用過去裴耀卿的辦法，改直法為段運法，將全程分成四個運輸段，建轉運站。使江船不入汴水，汴船不入黃河，河船不入渭水，提高了運糧效率，杜絕了翻船事故。為此又在揚州、汴口、河陰、渭口等河道的交界處設倉貯糧，以備轉運。漕運改革后，比過去用江南民工直運的方法提高了效率，減少了損耗，降低了運費，免除了南方人民一項曠目持久的而又十分艱辛的勞役。江淮的糧食因此源源不斷地輸送到長安，每年運量達四十萬石至一十萬石，解決了糧荒還有所儲備。當第一船糧到達長安時，皇帝欣喜萬分，專門組織樂隊到渭橋迎接，盛贊劉晏“你真是我的蕭何啊！”
改革鹽政
唐初，實行自由販賣，不收鹽稅。后實行國家專賣，官府大幅提高鹽價，甚至貪官污吏還抓夫抓差無償運鹽，勤孛百姓。中飽私囊。人民怨聲載道，恨透食鹽專賣。同時政府鹽務機構龐大，開支驚人。他首先大力削減了鹽監、鹽場等鹽務機構，又調整了食鹽專賣制度，改官收、官運、官銷為官收、商運、商銷、統一征收鹽稅，改變了肅宗時第五琦規定的官運官賣的鹽法。規定鹽官統一收購亭戶（專門生產鹽的民戶）所產的鹽，然后加價賣給鹽商，由他們販運到各地銷售。國家只通過掌握統購，批發兩個環節來控制鹽政。為防鹽商哄抬鹽價，在各地設立常平鹽倉，以平鹽價，這樣一來，大批鹽吏被精簡，鹽價下跌，萬民稱頌，稅收也繳增。政府收取的鹽利，原來每年只有六十萬緡，到大厲末年增至六百多萬緡，占全國財政收入的一半，被用以支付漕運費用和政府各項開支。
改革糧價
半年收糧存入平倉，以免谷賤傷農，當荒年、青黃不接糧價上漲時，開平倉以平糧價，百姓受益、國家獲利。在商業中建立驛站信息，使“四方貨殖低昂及它利害，雖甚遠，不數日即至。”
推行常平法
進行了財政體制改革，建立了經濟情報網。他在諸道置設巡院官，選擇勤廉干練的士人作知院官，管理諸巡院，諸巡院收集本道各州縣雨雪多少、莊稼好壞的情況。每旬、每月都申報轉運使司，劉晏所在處又召募善走的人，將各地物價迅速申報。由于劉晏從中及時準確地掌握了全國經濟和市場動態，并根據這些情報，調劑有無，平抑物價，扶持生產，積極救災。他用“豐則貴取，饑則賤與”的辦法，防止了谷賤傷農、水旱民散。同時又多購谷物菽粟運往歉收地區，賤價出售，換取農民的土產雜物轉賣豐處，這樣既救了災，又不損國用，還刺激了生產。他在實踐中總結了這樣一條經驗：“王者愛人，不在賜與，當使之耕耘紡織，常歲平斂之，荒年蠲救之。”他認為“善治病者，不使之危憊，善救災者，勿使至 給。”劉晏救災為了做到“應民之急”，還在其所轄各州縣儲糧三百萬石，以作備荒之用。劉晏大膽改革了過去只管收取金錢，不管人民死活的稅收政策，實行了安定社會，發展生產，“以養民為先”的財政方針，這一方針，對后世也產生了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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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晏自幼天資穎悟，少年時期十分勤學，才華橫溢、名噪當時，七歲舉“神童”，八歲時唐玄宗封泰山，因獻《頌》，唐玄宗召見后，大加贊賞，授秘書省太子正字，據《東明縣志》記載，劉晏十歲那年，“一日玄宗御駕勤政樓，大張鼓樂百妓，羅列教坊，有王大娘者，能戴百尺竿，竿施木山狀，瀛州方丈，令小兒持絳節出入歌舞”。這時劉晏被唐玄宗詔于樓中，“使貴妃施粉黛如巾櫛”，打扮停當，玄宗目視劉晏發問，“正字，正得幾字？”劉晏答道：“天下字皆正，唯有朋字未有正得。”此話一語雙關，不僅說出了“朋”字的字形結構特點，還寓意深刻地指出了朋黨相互勾結的時弊，真不愧是有風趣的字諫。接著貴妃又讓劉晏針對勤政樓下百戲爭新和王大娘頭戴百尺竹竿的精湛表演作詩。劉晏應聲吟道：“樓前百戲競爭新，唯有長竿妙入神，誰謂綺羅翻有力，尤自嫌輕更著人。”博得了唐玄宗、楊貴妃和嬪妃等人的一片贊頌。為此，唐玄宗賞賜了劉晏一制象牙笏和一領黃紋袍，神童劉晏一時名噪京師。從此他利用職務之便，勤奮苦讀，博覽群書，四處救教，對他后來的施政改革，都有重大影響。
宋代王應麟在他的《三字經》里寫道：“唐劉晏，方七歲，舉神童，作正字，彼雖幼，身己仕。爾幼學，勉而致，有為者，亦若是”。把他樹立為當時青年才俊學習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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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晏（715－－780）字士安，唐曹州南華（今山東東明東北）人，我國古代杰出的理財專家。開元時以神童授太子正字，天寶年間辦理稅務，因政績顯著，官至侍御史。唐肅宗時，先任度支郎中，兼侍御史，領江淮租庸事。后任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充度支、鑄錢、租庸等使。唐代宗時，為京兆尹、戶部侍郎，兼御史大夫，領度支、鹽鐵、轉運、鑄錢、租庸等使。不久，提任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身居宰相地位，仍領使職。廣德二年（764）貶為太子賓客，很快又進為御史大夫，領東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轉運、租庸、鹽鐵使。大歷時，先與戶部侍郎第五琦分管全國財賦，后與戶部侍郎韓晃分領關內、河東、山東、劍南道租庸、青苗使。升為尚書左仆射，重登宰相之位。唐德宗即位后，劉晏總領全國財賦。建中元年（780），因楊炎所陷被害，家中所抄財物唯書兩車，米麥數石而已。劉晏一生經歷了唐玄宗、肅宗、代宗、德宗四朝，長期擔任財務要職，管理財政達幾十年，效率高，成績大，被譽為“廣軍國之用，未嘗有搜求苛斂于民”的著名理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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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改革
由于長達8年的安史之亂，唐王朝千瘡百孔，當時唐朝經濟十分蕭條，財政極為困難，劉晏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發展生產，開源節流，使唐代財政逐步好轉。劉晏在任期間，辦成了幾件大事：
改革漕運
唐代宗廣德二年（764年）任命劉晏接辦漕運，漕運是通過水路交通，將江淮的糧食運至長安，當時漕運廢弛阻塞，造成關中糧食困難，缺糧上百萬石，饑荒四伏，糧價暴漲。劉晏曾做過一個時期的地方官，對人民的疾苦比較了解和同情。為此日夜焦慮，最后果斷提出疏浚河道，南糧北調的宏偉計劃，給宰相寫了一份報告，報告說：“見一水不通，愿荷鍤先往；見一粒不運，愿負米而先趨，焦心苦形，期報明主，丹誠未克，漕引多虞，屏營中流掩泣獻狀。”表示要竭心盡力完成這一使命，同時也充分表現了他憂國憂民和勇于承擔重任的獻身精神。他上任后，首先組織人力逐段疏浚由江淮到高師的河道，打造了二千艘堅固的大漕船，訓練軍士運糧，每十船為一隊，軍官負責押運。船工由經調為雇募。他不再征發沿河壯丁服役，而是用政府的鹽利雇用船夫。他沿用過去裴耀卿的辦法，改直法為段運法，將全程分成四個運輸段，建轉運站。使江船不入汴水，汴船不入黃河，河船不入渭水，提高了運糧效率，杜絕了翻船事故。為此又在揚州、汴口、河陰、渭口等河道的交界處設倉貯糧，以備轉運。漕運改革后，比過去用江南民工直運的方法提高了效率，減少了損耗，降低了運費，免除了南方人民一項曠目持久的而又十分艱辛的勞役。江淮的糧食因此源源不斷地輸送到長安，每年運量達四十萬石至一十萬石，解決了糧荒還有所儲備。當第一船糧到達長安時，皇帝欣喜萬分，專門組織樂隊到渭橋迎接，盛贊劉晏“你真是我的蕭何啊！”
改革鹽政
唐初，實行自由販賣，不收鹽稅。后實行國家專賣，官府大幅提高鹽價，甚至貪官污吏還抓夫抓差無償運鹽，勤孛百姓。中飽私囊。人民怨聲載道，恨透食鹽專賣。同時政府鹽務機構龐大，開支驚人。他首先大力削減了鹽監、鹽場等鹽務機構，又調整了食鹽專賣制度，改官收、官運、官銷為官收、商運、商銷、統一征收鹽稅，改變了肅宗時第五琦規定的官運官賣的鹽法。規定鹽官統一收購亭戶（專門生產鹽的民戶）所產的鹽，然后加價賣給鹽商，由他們販運到各地銷售。國家只通過掌握統購，批發兩個環節來控制鹽政。為防鹽商哄抬鹽價，在各地設立常平鹽倉，以平鹽價，這樣一來，大批鹽吏被精簡，鹽價下跌，萬民稱頌，稅收也繳增。政府收取的鹽利，原來每年只有六十萬緡，到大歷末年增至六百多萬緡，占全國財政收入的一半，被用以支付漕運費用和政府各項開支。
改革糧價
半年收糧存入平倉，以免谷賤傷農，當荒年、青黃不接糧價上漲時，開平倉以平糧價，百姓受益、國家獲利。在商業中建立驛站信息，使“四方貨殖低昂及它利害，雖甚遠，不數日即至。”
推行常平法
進行了財政體制改革，建立了經濟情報網。他在諸道置設巡院官，選擇勤廉干練的士人作知院官，管理諸巡院，諸巡院收集本道各州縣雨雪多少、莊稼好壞的情況。每旬、每月都申報轉運使司，劉晏所在處又召募善走的人，將各地物價迅速申報。由于劉晏從中及時準確地掌握了全國經濟和市場動態，并根據這些情報，調劑有無，平抑物價，扶持生產，積極救災。他用“豐則貴取，饑則賤與”的辦法，防止了谷賤傷農、水旱民散。同時又多購谷物菽粟運往歉收地區，賤價出售，換取農民的土產雜物轉賣豐處，這樣既救了災，又不損國用，還刺激了生產。他在實踐中總結了這樣一條經驗：“王者愛人，不在賜與，當使之耕耘紡織，常歲平斂之，荒年蠲救之。”他認為“善治病者，不使之危憊，善救災者，勿使至 給。”劉晏救災為了做到“應民之急”，還在其所轄各州縣儲糧三百萬石，以作備荒之用。劉晏大膽改革了過去只管收取金錢，不管人民死活的稅收政策，實行了安定社會，發展生產，“以養民為先”的財政方針，這一方針，對后世也產生了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