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嘉
秦嘉，字士會，隴西（治今甘肅通渭）人。東漢詩人。桓帝時，為郡吏，歲終為郡上計簿使赴洛陽，被任為黃門郎。后病死于津鄉亭。秦嘉赴洛陽時，妻子徐淑因病還家，未能面別。秦嘉客死他鄉后，徐淑兄逼她改嫁。她“毀形不嫁，哀慟傷生”（《史通·人物》），守寡終生。秦嘉、徐淑今存的詩文并收輯于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
愛情故事
秦嘉與其妻徐淑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對有名的恩愛夫妻。秦嘉、徐淑夫妻的愛情故事，因為他們的詩文贈答而成為文學史上的佳話。東漢桓帝時，秦嘉為郡上計吏，離開家鄉隴西遠赴洛陽。徐淑寢疾還家，不獲面別，夫妻倆書信往還，詩詞酬答，各敘款曲，情辭均悱惻動人，是較早以夫妻日常生活感情納入文學作品視野并取得相當成就的佳話，秦的贈婦詩三首(五言)也是早期成功的五言詩之一。這些往還詩文，被梁代詩論家鐘嶸評為“事既可傷，文亦凄怨”（《詩品》卷中）。在流傳至今的贈答詩五首（《先秦漢魏晉南北朝·漢詩》卷六）中，秦嘉贈詩作為五言抒情詩的成熟之作，被視為東漢文人五言詩創作進入繁榮期的標志。夫妻往還書四篇（《全后漢文》卷六十六、九十六），以從容舒緩之筆，敘談日常生活之事，抒寫夫妻離別之情，為此前散文所未見，也受到文學史研究者的重視。 秦嘉、徐淑夫妻贈答詩，最早見于南朝的陳徐陵所編《玉臺新詠》卷一。往還書較完整的傳本，則見于唐初歐陽詢所編《藝文類聚》卷三十二的征引。南宋的姚寬所著《西溪叢語》卷下收錄了全部的贈答詩文，但并未超出《玉臺》、《類聚》所載的范圍。成書于隋的虞世南所作《北堂書鈔》和成書于宋的《太平御覽》，對秦嘉、徐淑夫妻往還書都有一些零星引錄，其中有數條溢出《類聚》之外，已可見《類聚》所引并非全篇，這與歐陽詢《藝文類聚序》“文棄其浮雜，刪其冗長”的采擇標準相吻合。《類聚》始創類事居前列文于后的類書編纂方式，改進了此前類書偏重類事不重采文及隨意摘句而不成片斷的不足，但對所錄文字也并非不作刪節。不能因為《類聚》所錄詩文大部分自成段落，而誤以為就是全文。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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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嘉的《贈婦詩》三首，是東漢文人五言抒情詩成熟的標志。秦嘉、徐淑夫婦經歷過纏綿悱惻的生離死別，他們的詩文贈答也成為文學史上流轉的佳話。秦嘉的《贈婦詩》在時間上具有連續性。第一首寫秦嘉即將赴京之際遣車迎婦，徐淑因病不能返回面別，使秦嘉伏枕輾轉，徹夜難眠。第二首寫秦嘉想要前往徐淑處面敘款曲，終因交通不便等原因未能成行。第三首寫啟程赴京時以禮物贈遺徐淑，遙寄款誠。秦嘉在抒發難以排遣的離愁別緒時，把夫婦情愛放到彼此的人生經歷中加以審視，點出少與多、早與晚這兩對矛盾：“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憂艱常早至，歡會常苦晚。”“傷我與爾身，少小罹煢獨。既得結大義，歡樂苦不足。”秦嘉拋別病妻遠赴京城，使他們遲到和本來就深感不足的歡樂被生生剝奪，變得歡樂愈少，憂愁更多；艱難再次提前降臨，歡會的日子不知推遲到何時。三首詩都有對車駕的描寫，用來襯托詩人百感交集的復雜心情。“遣車迎子還，空往復空返”，傳達的是失望之情；“良馬不回鞍，輕車不轉轂”，表現的是臨路悵惘、徘徊不定；“肅肅仆夫征，鏘鏘揚和鈴”，暗示車鈴催促啟程，流露出無可奈何之情。 秦嘉的《贈婦詩》是一組藝術成就較高的抒情詩，是漢代文人五言抒情詩的成熟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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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嘉、徐淑的生卒年月，歷來文獻皆曰：“不詳”。據陸侃如先生考證，秦嘉生年當在公元130年左右，卒年在公元170年左右。他的《贈婦詩》三首，據其詩文所表現的青春氣質來看，應作于30歲左右。李炳海先生考證：秦嘉的生年當在上限公元121年，下限132年之間，寫詩的年齡在30歲左右。[7]223這些論斷應當是符合秦嘉的實際情況的。由此，可以推斷秦嘉出生在130年，到寫《贈婦詩》（162年前后）時，正好在30歲左右。據袁行霈主編的《中國文學史》認為秦嘉入洛陽具體時間大體可以推斷出來。《后漢書·楊震列傳》：“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為郎，秉上言三署見郎七百余人，帑藏空虛，浮食者眾。而不良守相，欲因國為池，澆濯釁穢。亦絕橫拜，以塞覬覦之端。自此終桓帝世，計吏無復留拜者。”[2]1772楊秉上書在延熹五年（162）冬季他代劉矩為太尉之后，由此可知，秦嘉入洛除黃門郎當在延熹五年（162）之前，延熹二年（159年）桓帝誅梁冀之后。秦嘉正值而立之年，意氣風發，才華橫溢,策名王府，名動一時，帶著“慨然有澄清天下”的理想，進京除任為黃門郎。
秦嘉出生漢陽郡平襄縣。關于秦嘉、徐淑的出生地，許多資料泛稱隴西，并無詳細研考。徐陵《玉臺新詠》（卷一）《秦嘉贈婦詩（三首）》序:“秦嘉，字士會，隴西人，為郡上掾,其妻徐淑，寢疾還家，不獲面別，贈詩云爾。”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六載：“（秦）嘉，字士會，隴西人也，（漢）桓帝時任郡上計掾，入洛，除黃門郎，病卒于津鄉亭。”《通渭縣志》多采用其說。然而，文獻多有矛盾或不翔實之處，對秦嘉的出生年月、“死因”等多存疑問。古人所謂“隴西”即廣義的地理概念，秦嘉的實際籍貫應當是漢陽郡平襄縣，即今甘肅省通渭縣。《輿地志·沿革表·鞏昌府通渭縣》下注：“平襄縣，元鼎三年兼置天水郡治焉；后漢屬漢陽郡；三國、晉均為平襄縣；南北朝省；隋、唐均為隴西縣地；五代無置；宋熙寧初筑通渭堡，元豐中升為縣，屬鞏州，崇寧五年廢；元、明、清均為通渭縣。”《后漢書·郡國志五》：“漢陽郡，武帝置，為天水，永平十七年更名。”[2]2398據明萬歷四十一年至四十四年《重修通渭縣志》 （1613—1616年）和乾隆二十六年《通渭縣志》等記載，秦嘉徐淑是今甘肅通渭縣人，當無疑問。溫虎林《秦嘉徐淑生平著作考》，何鈺《東漢詩人秦嘉與徐淑夫妻故里在今通渭縣城區考析》等文章通過翔實的史料認為“秦嘉、徐淑的故里在今通渭縣毋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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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王朝在統治上沿用了許多西漢的方針與政策，而且在一些方面做了調整與改革，使之更加適于當時的社會狀況。在東漢前期，政權進一步加強與地方勢力的融和，使國家趨于穩定，在經濟、文化、科學技術等方面都超過了西漢的水平。公元105年，蔡倫在前人的基礎上改造了紙張的制造技術，使文字記錄方式脫離了使用竹簡的時代，同時造紙術也作為我們熟悉的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而流傳至今。東漢對后世的另外一項貢獻是制陶業的發展，它使中國徹底脫離了青銅時代的材料束縛，把一些以前為豪門貴族專有的用品帶入了尋常百姓家。 東漢時期的文學，較之前代，又有很大發展。東漢的文學作品，主要有辭賦和五言詩兩種。其中在辭賦方面，東漢時作者很多，但大抵都是模仿之作。流傳較廣的有班固的《兩都賦》、張衡的《二京賦》等。東漢人王逸選編屈原、宋玉及部分漢人的辭賦，進行注釋，稱《楚辭章句》，使楚辭的音義句讀，得以流傳于后世。五言詩是漢代新興的文學體裁，西漢時只在民間流行，東漢時，一些文人開始作五言詩。古詩十九首是五言詩創作中的杰作，對以后的詩歌發展有巨大影響。五言詩比四言詩雖只多一個字，但在音律上卻多一個音符，在句法上多一個詞位，因而能表達更豐富的內容。秦嘉，作為東漢詩人，其詩文語言樸素自然，感情真摯動人。
在自然科學方面，以張衡為代表的東漢學術界，有著很高的成就；張衡則以高超的工藝制造了“渾天儀”、“地動儀”等科學儀器，制造這些儀器的原理至盡仍被廣泛使用。另外，東漢末年的名醫華佗是有記載以來第一位利用麻醉技術對病人進行手術治療的外科醫生，他創造的“五禽戲”是我國第一套體操性質的健身活動。
到東漢時期，書法、繪畫已不單純作為文字圖形符號使用，它們的藝術地位逐漸顯露出來，雖然今日東漢流傳下來的藝術品數量不多，但從其中依然能窺得漢文化的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