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貢
邊貢（1476 ～1532）字庭實，因家居華泉附近，自號華泉子，歷城（今山東濟南市）人。明代著名詩人、文學家。弘治九年（1496）丙辰科進士，官至太常丞。邊貢以詩著稱于弘治、正德年間，與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并稱“弘治四杰”。后來又加上康海、王九思、王廷相，合稱為明代文學“前七子”。
生平
家庭出身
邊貢出身于一個官僚世家，自幼受到傳統的儒學教育。弘治九年（1496年），進士及第，年僅20歲。少年登科，名動朝野。初授太常博士，遷兵科給事中。明六科給事中掌鈔發章疏，稽察違誤，職權頗重。邊貢任職期間，不避權貴，不計利害，上書彈劾貪冒軍功、卑怯無能的監軍太監和統兵將帥，上《言邊患封事疏》。當時監軍太監苗逵為皇帝所寵信，鎮軍統帥是宗室保國公朱暉和右都御史史琳。邊貢奏文疏直激切，聞者凜然，表現出他關心國事、直言敢諫的品格。
宦途得意
此間，著名文學家李夢陽任戶部主事。此后，何景明、徐禎卿及王九思、康海、王廷相也先后進士及第，在內閣各部供職。邊貢與他們詩文往還，遂為詩友，世稱“前七子”。明自英宗之后，政治日趨腐敗，階級矛盾也日見深化。弘治以來，一些正直的朝臣想限制閹黨，改革朝政，以挽救明王朝的衰頹之勢。在文學上，則有以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前七子”力圖改變萎弱的“臺閣體”統治文壇的局面，“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明史·文苑傳》），發起聲勢浩大的文學復古運動，天下學人翕然宗之。嘉靖間，李攀龍、王世貞等“后七子”與之相呼應，前揚后激，遂把這一運動推向高潮。經過“前后七子”的努力，終于取代“臺閣體”而雄踞文壇。這一次文學復古運動，對于改變“臺閣體”萎弱文風，清除八股文窒息文藝創作的惡劣影響，有一定積極作用。然而由于其文學主張一味強調復古，便引導文學創作走上盲目尊古的道路，造成摹擬剽竊、追求形似的惡劣影響。邊貢附驥于李夢陽，其前期詩歌自然也具有同樣的錯誤傾向。集中摹擬之作，及祭陵諸詩，蓋為這一時期的作品。如四言古體摹擬《詩經》，以及“集杜句”、“集江淹句”等，都是些古色古香的雜貨拌，毫無詩意可言，而于送別、游賞的詩作中則時見新意，有不少清麗雋秀之作。
弘治朝，邊貢宦途得意，官至太常奪丞。而在弘治帝病逝之后，即位的正德皇帝卻是一個不問朝政、日耽游樂的荒唐天子，朝政大權全由宦官劉瑾把持。邊貢志操耿介，不善奉迎，遂被外放為河南衛輝知府，尋改授湖北荊州知府。在其升遷之際，驟被外放，使其銳意進取之心受到極大挫折。而且自此以后，他再未能返京任職，亦是其政治生活中的一大轉折。
赴荊州任所
正德五年（1510年）春，邊貢赴荊州任所。在朝廷，他目睹了朝政的腐??；赴任途中，他又看到在農民起義沖擊下的明王朝破碎的統治局面。自京畿至荊襄，不堪封建壓迫和剝削的農民 紛紛揭竿而起。河北有劉六、劉七起義，四川及湖北有藍廷瑞、鄢本恕和廖惠的農民暴動，他深深感到明王朝統治的深重危機。他作為明朝官吏，為鎮壓農民起義他拼死效力；作為一個詩人，他卻與一般只知追逐利祿的封建官吏的感受不同。他忠事明室，而痛恨蛀蝕明王朝的宦官和貪官污吏；他仇視農民起義，而對農民所遭受的苦難又有一定的同情。這二者是矛盾而又統一的。在他看來，農民的苦難，不是明王朝的腐朽統治及其賴以存在的封建制度造成的，而是由于宦官弄權、貪官污吏橫行不法所造成的。因此，他在荊州任內，或驅車四境訪察民情，或登山臨水游覽觀賞，心情都是抑郁的。江邊登高南眺，水天一碧的洞庭秋色，使他聯想到楚國愛國詩人屈原；思及仕途坎坷，便欲作《懷湘賦》，以發抒積郁憤懣之情；泛舟江中，波險浪激的景象，又使他聯系到朝政日非，烽火四起的險惡政局，便欲掛冠歸鄉。憑吊羊祜，傾訴景仰之意，造訪鹿門山龐統隱居處，又有不勝惆悵之情。即題詠海棠的五首，雖詠物小什，在贊美海棠當秋盛開、與松為伴的品格之中，亦寄寓著詩人身世之慨。
深感人民疾苦
邊貢到荊州任不久，權閹劉瑾伏誅，不少受其迫害的官員先后得復原官，他自然也充滿著期待。然而，一年過去，得到的卻是擢為山西提學副使的任命，而同時也收到父死訃音，未曾蒞任便丁憂家居。正德九年（1514年）仲冬，服闋，起為河南提學副使。未得返京任職，仍放外任，雖是升遷，心情亦十分落落。作《俟軒解》聊以自慰。盡管如此，邊貢蒞任，仍克盡其職，致使河南士風大振。他不受請托、秉公擇優；不以親疏為條件，而以文才取舍，雖友人亦不例外，從而贏得清正廉明的贊譽。在這時期，邊貢為考校生員，視察府州縣學，足跡遍及河南全省，因而也感受到人民的疾苦，寫下了《筑橋怨》、《牽夫謠》等同情人民疾苦的詩篇。
扶櫬歸里
邊貢有感于朝政日非，加以身體病弱，于正德十二年（1517年）上疏乞終養致仕，未獲示復而母病死任所，遂扶櫬歸里，居喪守制，至嘉靖元年（1522年）始起復任職。居家期間，邊貢讀書授徒，與友人唱酬，而更多時間則是流連于家鄉湖光山色之間。因此寫下了大量吟詠故家湖光山色之作。如《西園八景》、《寒食郊行》、《題賈園四首》、《七月四日泛湖》、《湖上雜興》、《登千佛山寺》、《游龍洞山》、《出靳村望靈巖寺》、《泰山回馬嶺》、《登岳次劉希尹韻四首》等，都為寫景佳作，表現了詩人對家鄉的熱愛。其次，詩人也寫有不少關心農事的詩篇，如《望雨》、《憂旱》等。
被劾免職
（1521年）三月，武宗朱厚照病逝，其堂弟厚熜繼帝位，詔起復邊貢為南京太常 寺少卿，提督四夷館。南京為留都，各部衙署形同虛設，官員有職無權，詩人居此常感不安。嘉靖七年（1528年），轉刑部右侍郎。官職升遷了，詩人退隱的念頭也滋生了。是年冬，他借赴京述職之機，回程經濟南以延醫治療為由，上疏乞休。未獲準，旋拜太仆卿，遷戶部尚書。自嘉靖以來，七年之間，五選華秩，屢屢升遷，邊貢本應安于職守，黽勉王事，而他卻牢騷滿腹，一再懇請致仕，為常人所難解。蓋詩人非一般利祿之徒，欲有為而不得，不甘尸位素餐，故常戚戚于懷而求退心安。在欲有為而不能，欲退隱而不準的情況下，邊貢于公暇之余，浪跡山水之間，寫下了大量吟詠南京一帶山水的詩歌、如《雜畫》、《畫上》都寫得真切細膩，親切感人。而《經西湖》、《謁文山祠》等描寫西湖景勝的詩作，則韻致深厚，文筆傳神，為人所激賞。
事有偶然。邊貢與其父一樣，被劾免職：邊父因不賄買宦官，橫遭誣陷；邊貢則是疏狂任放。受人忌害。所由不同，而志操耿介則一。歸家后，詩人經常臥病。
好交游，悠閑無事則游覽山水，每到一地，都要“登臨山水，購古書，金石文字，累數萬卷”，后被都御史劾其縱酒廢職，被罷官歸。平生喜收書，有求古書癖。所蓄書萬余卷，嘉靖十年（1531），他被罷官歸故里，在濟南大明湖畔筑“萬卷樓”，將一生收藏的金石書籍納于其中。不幸第二年即嘉靖十一年（1532年）“萬卷樓”火災，他仰面大哭：“嗟呼，甚于喪我也！”詩人痛苦異常，由此大病不起，遂起病而卒。終年57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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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貢一生仕途順利，晚年更是官顯事閑，他所作的詩歌，調子平淡和粹，內容較為貧乏。他創作的樂府、古詩比李夢陽、何景明既少且差。偶爾寫出的《筑橋怨》、《牽夫謠》，也是點綴歷來樂府諷諭傳統的應景之作,并無創作者的真情實感融貫其中，無多少藝術感染力。較能表現他的風格的是五七言律絕，曾受到不少詩評者的褒揚。但取材狹窄，大抵是贈、送、簡、和、答、寄等應酬之詞，或為逢元旦、生日、寒食等例行的抒懷之作。其中有一些詩歌吐露了詩人生活中的淡淡哀愁，但多數是無病呻吟。他也寫了少量好詩，如“丞相英靈迥未消，繹帷燈火颯寒飚。乾坤浩蕩身難寄，道路間關夢且遙，花外子規燕市月，水邊精衛浙江潮。祠堂亦有西湖樹，不遣南枝向北朝”（《倡文山祠》）。興象飄逸，語亦清圓，也包孕著詩人對愛國民族英雄的崇敬心情。但總的說來，在“弘（治）、正（德）四杰（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邊貢）”中，他的創作成就較差。著作有《華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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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貢以詩著稱弘治、正德間，與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并駕詩壇，而邊詩以富有文采為時人稱許。綜觀邊貢詩集，佳作多有，“風人遺韻，故自不乏”（《明詩別裁集》），而擬古摘句之什也摻雜其中；沉穩平淡，風格樸質，是其所長，而題材狹窄，調多病苦，為其弱點。要之，其擬古摘句之作，影響消極，而其纖麗俊逸之作，則開“神韻”之漸。清初著名詩人王士禎整理翻刻其詩集，不唯敬其桑梓，亦因詩心有相會之處。因此，邊貢在我國詩歌發展史上，自應有一定的地位。其詩文，后人編為《邊華泉全集》。王士禎編選有《華泉集選》4卷。
邊貢子邊習亦有文名，在鄉里教徒謀生，受到清初著名文人王士鍃的稱贊，把其詩作附刊于所編的《華泉集選》卷后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