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榛
謝榛（1495～1575）明代布衣詩人。字茂秦，號四溟山人、脫屣山人，山東臨清人。十六歲時作樂府商調，流傳頗廣，后折節讀書，刻意為歌詩，以聲律有聞于時。嘉靖間，挾詩卷游京師，與李攀龍、王世貞等結詩社，為“后七子”之一，倡導為詩摹擬盛唐，主張“選李杜十四家之最者，熟讀之以奪神氣，歌詠之以求聲調，玩味之以裒精華。”后為李攀龍排斥，削名“七子”之外，客游諸藩王間，以布衣終其身。其詩以律句絕句見長，功力深厚，句響字穩，著有《四溟集》、《四溟詩話》。
文學成就
詩論主張
謝榛論詩的主張主要表現在《四溟詩話》里。他的基本態度是與李攀龍、王世貞一致的，也是極力主張模擬盛唐，鄙視宋人，并且認為：“學其上僅得其中，學其中斯為下矣，豈有不法前賢而法同時者？”但與李攀龍等人稍有不同的是他取徑較寬，認為初盛唐14家“咸可為法”，并且看到這些大家風格各有不同：“有雄渾如大海奔濤，秀拔如孤峰峭壁，壯麗如層樓疊閣，古雅如瑤瑟朱弦，老健如朔漠橫雕，清逸如九皋鳴鶴，明凈如亂山積雪，高遠如長空片云，芳潤如露薰春蘭，奇絕如鯨波蜃氣。”他強調，對這14家應“熟讀之以奪神氣，歌詠之以求聲調，玩味之以裒精華。得此三要，則造乎渾淪，不必塑謫仙而畫少陵也”。
謝榛較重視詩歌創作中各有所得的“天機”和“超悟”。由此出發，他強調情真，不要摹擬太甚：“今之學子美者，處富有而言窮愁，遇承平而言干戈。不老曰老，無病曰病，此摹擬太甚，殊非性情之真也。”并且還強調“人不敢道，我則道之；人不肯為，我則為之”的獨創性。這些看法顯然比李攀龍詩論開通和高明。
但是，謝榛盡管提倡“超悟”，提倡道他人所未道，其目的主要還在追求詩篇中的“警句”。他認為：“凡作詩先得警句，以為發興之端，全章之主。格由主定，意從客生。”而且認為這類“超悟”式的獨特的警句，既可以通過“靜室隱幾，冥搜邈然”的辦法，也可以通過“閱書醒心，忽然有得”的辦法，這些都是脫離生活的錯誤門徑。他的詩歌創作有時僅得佳句而難見完篇，這種現象正是他創作指導思想所帶來的必然結果。
詩歌創作
謝榛的詩歌創作有兩方面較為突出。一是因他長期轉徙于公卿、藩王之間，過著類似乞討的生活，所以其詩經常發抒他飄游中的凄苦情懷。如《夜坐感懷寄徐文山》等篇，苦情愁緒，溢于言表。他描寫旅途的困頓也頗為真切精細：“涼雨何冥冥，黑云復浩浩。山行夜不休，破屋臨古道。數口遠相投，蕪穢不及掃。園荒無主人，馬散嚙秋草。”（《雨中宿榆林店》）詩人也時常升騰起“他年學耕稼”（《春夜即事》）和“亦有逃禪意”（《暮秋夜柬宗上人》）的愿望。但實際上他仍然是到處奔波。二是由于他長期游歷秦、晉、燕、趙，所以塞外風光常常出于筆端。象《塞上曲四首》、《胡笳曲》、《九月雪》、《冬夜聞笛》等詩，較為生動地描繪出“吹落梅花雪滿山”、“菊花含凍不成秋”的景色，也表現塞外人們的風貌和情懷：“彎弧仰射雙□下，日晚穹廬帶雪歸”，“野燒連山胡馬絕，何人月下唱涼州？”有些詩歌還吐露出他期望良將守邊的想法。他在《送許參軍還都下兼寄嚴冢宰敏卿》里就大聲疾呼：“三關父老且揮涕，當代應多衛霍儔！”
謝榛善長近體，五律更優。如《暮秋同馮直卿、秦廷獻、李士美迎黃花山》：“深入黃花谷，高臨玉女臺。迎人千嶂出，隨意一樽開。寒露垂瑤草，秋風掃石苔。子長耽勝絕，猿鳥莫相猜。”句烹字煉，表現出他風度端凝的藝術功力。此外，他的一些七絕也能節制精嚴、神采煥發，如《怨歌行》等，抒發情懷，頗為蘊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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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楠是河南浚縣人，明代嘉靖年間的著名詩人和辭賦家。謝榛在移家安陽之后，與他結識，成為極好的朋友。后來，盧楠因為禮數不周得罪了知縣，被投入獄中，并擬治以大辟之刑。謝榛聞說盧楠的慘況后，帶著盧楠的著作到北京求見達官貴人。謝榛先是朗誦盧楠的詩賦，后便接著哭訴道：“盧生真是遇到了天大的冤枉啊！他活著的時候，你們不幫著他平冤昭雪；他死了之后，再寫什么像哀悼賈誼那樣的辭賦也就沒有什么用處了”。在謝榛的真情感染下，“后七子”當中的重要人物、在刑部任職的王世貞，也幫助謝榛一同為盧楠奔走、辯白。經過一番努力之后，盧楠終于得以無罪獲釋。謝榛的這一舉動，使他的知名度得到了極大的提高。當時的人把他當成了戰國時射書救聊城的魯仲連。不只士大夫爭著要結識謝榛，就連廣大的北方地區的青年們也都爭相傳說他的事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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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成名
謝榛一生浪跡四方，未曾入仕。出身寒微，眇一目，自幼喜通輕俠，愛好聲樂。15歲師從鄉丈蘇東皋學詩，16歲寫的樂府曲辭，即在臨清、德平一帶傳誦。
30歲左右，西游彰德，獻詩于趙康王朱厚煜，為所賓禮，因成為趙王門客。彰德舊為鄴地，是漢末建安時期文人薈萃之地，而趙王亦富有文才，喜攬文士，這應該是謝榛居鄴的原因。此間，謝詩主要內容是寫鄴城風光及友人酬答。
云游四方
居久，謝榛不耐陪宴湊趣的幫閑生活，遂以鄴城為中心，開始了大河南北的浪游。20余年間，南向沿江而東，游廬山，至南京；溯江而上，觀覽荊襄形勝。北赴京都，登居庸關，游五峰山，寫下了不少紀游詩。與其交往者，大部分是地方官吏、宗室藩王，也有僧侶、隱逸、酒家、學子，其詩也大半是友人唱酬、抒情言懷之作。其間，他曾兩登嵩山，尋訪禪僧；朱仙鎮憑吊抗金英雄岳飛，吹臺悼念李白、杜甫、高適。雖其很少與農民接觸，但對農民的痛苦生活也有所了解，并表示了深切同情，如《漁樵嘆》。
仗義執言
謝榛以“淡泊”自許，但仍關心時事。嘉靖二十七年（1548），內閣首輔夏言和兵部尚書曾銑，因反對權奸嚴嵩，遭讒被殺；一些友人亦因此而先后貶謫外地，他寫了不少安慰、鼓勵他們的詩歌。第二年，他在河南聽到浚縣盧柟冤獄，即北游赴京，奔走于公卿之間，最終使冤獄得以平雪。
憂國憂民
嘉靖二十九年（1550），韃靼攻入古北口，直抵北京城下，朝野震動。奸相嚴嵩不準諸將出擊，致使京畿之地慘遭虜掠。詩人睹此，憂憤無端，寫《秋日即事五首》、《哀哉行》、《元夕同李員外于鱗登西北城樓望郊外人家，時經虜后，慨然有賦》諸詩以紀其事。
與世長辭
萬歷元年（1573）冬，謝榛自關中還，過彰德，謁見趙康王的曾孫穆王朱常清。這位穆王也雅好謝榛詩，待以優禮。在招待謝榛的宴席上，穆王命所愛賈姬奏其所制竹枝詞，榛大為感動，第二天一早獻新詞14闕，姬全部譜曲演奏。第二年元旦，穆王招待謝榛。宴后，“盛禮而歸姬于榛。榛游燕、趙間，至大名，客請賦壽詩百章，成80余首，投筆而逝。”（《明史》本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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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七子社的前身是“刑部詩社”。嘉靖二十三年（1544），臨海（今屬浙江）人王宗沐、松江華亭（今屬上海）人袁福徵中了進士，授刑部主事。這時，正好孝豐（今屬浙江）人吳維岳到北京任刑部主事，于是幾個人就共結詩社，品評詩文，唱和酬答（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吳僉都維岳”）。這一詩社是京城中下層官員自發的文學活動，以南方人為主。當時謝榛雖然曾經來往于山東與北京，但是卻沒有加入這一詩社。在刑部詩社中，吳維岳“尤為同社推重”，王世貞《吳峻伯先生集序》說他“逡逡師古，然猶以師心為能，其持論宗毗陵”（《弇州續稿》卷五一）。按，“毗陵”指唐順之，武進（今江蘇常州）人，是當時著名的唐宋派的主要倡導人之一。據此可知，刑部詩社的論詩旨趣基本上追隨便唐宋派，跟前后七子的主張是大不相同的。
到了嘉靖二十六年（1547），李先芳（1511-1594）進士及第，在北京等候分配職務。李先芳原籍是監利（今屬湖北）人，寄籍濮州（今山東鄄城一帶），也算是山東人了。這時他附鼓吹風雅，跟殷士儋（1522-1582）、李攀龍（1514-1570）、靳學顏（1514-1571）、謝榛等人，結社吟詩（《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李同知先芳”）。這一京城詩社中人，多為山東人，可以稱為“魯籍詩社”。魯籍詩社僅僅是一幫同鄉好友的聚會唱和，當時沒有完全一致的論詩志向和創作主張。例如，李攀龍聲稱“文自西漢以下，詩自天寶以下，若為其毫素污者，輒不忍為也”（殷士儋《墓志銘》，李攀龍《滄溟集》附錄）。而李先芳“論古詩，斷自魏、晉以上為上乘，近體十二子、李、杜以上為大家”，這跟李攀龍的詩學主張是一致的。但他又選錄宋、元詩，刊刻贈人，這就跟李攀龍大不一樣了（陳田《明詩紀事》己簽卷四）。至于殷士儋、靳學顏等人，或者傾心吏治，或者愛好經學，詩歌創作僅僅是他們的業余愛好而已。謝榛則云游天下，行蹤不定，只是偶爾參加詩社活動，還沒有在詩社中發揮什么大的作用。
李先芳很欣賞他年輕的老鄉、同年進士王世貞（1526-1594），這時便介紹王世貞與李攀龍相識。第二年（1548），王世貞授刑部廣東司主事，吳維岳等人邀請他加入了刑部詩社（李攀龍《滄溟集》卷一六《送王元美序》）。這年三月，李先芳授官為新喻（今江西新余）知縣，離開北京，魯籍詩社解體。臨行前，李先芳介紹李攀龍加入刑部詩社。不久，吳維岳出京任山東提學副使，王宗沐也出任外職，刑部詩社中的幾位元老都紛紛離開了詩社。于是，在刑部詩社中，李攀龍得以跟王世貞一起倡導復古，提倡“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王世貞《弇州續稿》卷五一《吳峻伯先生集序》）。當然，這時他們的詩學主張還是相當籠統、相當抽象的，缺乏明晰的理論思路和深刻的理論闡發。
嘉靖二十八年（1549），刑部詩社只剩下李攀龍、王世貞寥寥數人，不成氣候。這年秋天，謝榛客游京師。他已是享譽天下的著名詩人，李攀龍為了借重他的名聲，當即延請他參加刑部詩社的聚會。《詩家直說》卷三記載道：
己酉歲（嘉靖二十八年）中秋夜，李正郎子朱延同部李于鱗（李攀龍）、王元美（王世貞）及余賞月。因談詩法，予不避谫陋，具陳顛末。于鱗密以指掐予手，使之勿言。予愈覺飛動，亶亶不輟，月西乃歸。于鱗徒步相攜曰：“子何太泄天機？”予曰：“更有切要處不言。”曰：“何也？”曰：“其如想頭別爾。”于鱗默然。
這時，詩社中人對謝榛景仰備至。謝榛的人品、才氣、交游，尤其是謝榛的詩學見地，都為社中人所稱贊和景仰。李攀龍有《初春元美席上贈謝茂秦得關字》詩，中有“明時抱病風塵下，短褐論交天地間”的詩句，形容謝榛意氣之高，應求之廣，生動如見。王世貞有《謝生歌七夕送脫屐老人謝榛》詩，是送謝榛離京南下的詩作，寫道：“謝生長河朔，奇筆破萬卷。日月縱游遨，乾坤任偃蹇。開元以來八百載，少陵諸公竟安在！精爽雖然付元氣，骨格已見沉滄海。”對謝榛的傾倒之情，也溢于言表。
嘉靖二十九年（1550），李攀龍為了張大詩社的旗幟，延納新進士、刑部的徐中行（1517-1578）、梁有譽（1519-1554）和吏部的宗臣（1525-1560）入社，聲勢漸漸盛大。這實際上改變了刑部詩社的面貌，成為一個新的詩社了。于是有所謂“五子”之說。“五子”實際上是“六子”，錢謙益說：“于時稱五子者：東郡謝榛、濟南李攀龍、吳郡王世貞、長興徐中行、廣陵宗臣、南海梁有譽，名五子，實六子也。”（《列朝詩集》丁集上“宗副使臣”）“六子”說肇始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春，謝榛《詩家直說》卷四記載：嘉靖壬子（三十一年）春，予游都下，比部李于鱗、王元美、徐子與、梁公實、考功宗子相諸君延入詩社。一日，署中命李畫士繪《六子圖》，列坐于竹林之間，顏貌風神，皆得虎頭之妙。查考《宗子相集》卷四及《蘭汀存稿》卷一的《五子詩》，都是嘉靖三十一年春的原作，沒有經過改動，它們均以謝榛居首，以下依次是李、徐、梁（或宗）、王。大概參加詩社的是五個人，就稱“五子”，是六個人，就稱“六子”。《五子詩》的排列次序，顯然是按年齡排列。大約諸子結社之初，大家還都比較謙虛，還能“相序以齒”，謝榛正好以年長居首。到嘉靖三十二年（1553），吳國倫（1525-1593）加入了詩社，于是才有“七子”之名，稱“七子社”。
由于謝榛在詩壇上早已享有盛譽，還有一整套較為完整的詩學理論，所以他的詩學理論和批評，對詩社中人產生了一種引導作用，甚至是指導作用。李攀龍在《寄茂秦》詩中稱：“論詩到爾長。”（《滄溟集》卷六）這一點被后代的文學史家所肯定，如錢謙益說：（七子）“稱詩之指要，實自茂秦發之。”（《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謝山人榛”）朱彝尊也說：“七子結社之初，李、王得名未盛，稱詩選格，多取定于四溟。”（《靜志居詩話》卷一三）這種情形，在謝榛的《詩家直說》卷三中有詳細的記載：
予客京時，李于鱗（李攀龍）、王元美（王世貞）、徐子與（徐中行）、梁公實（梁有譽）、宗子相（宗臣）諸君召余結社賦詩。一日，因談初唐、盛唐十二家詩集并李、杜二家，孰可專為楷范，或云沈（佺期）、宋（之問），或云李、杜，或云王（維）、孟（浩然）。予默然久之，曰：“歷觀十四家所作，咸可為法。當選其諸集中之最佳者，錄成一帙，熟讀之以奪神氣，歌詠之以求聲調，玩味之以裒精華，得此三要，則造乎渾淪，不必塑謫仙而畫少陵也。夫萬物一我也，千古一心也，易駁而為純，去濁而歸清，使李、杜諸公復起，孰以予為可教也。”諸公笑而然之。是夕，夢李、杜二公登堂謂余曰：“子老狂而遽言如此。若能出入十四家之間，俾人莫知所宗，則十四家又添一家矣。子其勉之。”
這段話較為集中、全面、具體地體現了謝榛的學唐復古的詩學主張和詩學步驟，而且切實可行，便于效法。謝榛的詩學理論，對李攀龍、王世貞等人的這種“傳染”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也是歷久彌新的。這一點，從其他六子后來的理論主張和創作實踐中，能夠非常明顯地看出來。
不久，謝榛又離開了京城，在各地漂游。他本來就是浪跡天涯的山人，不會在一個地方待太久。這時，李攀龍在六子當中最年長，儼然成為一言九鼎的詩社宗主。王世貞《李于鱗先生傳》記述道：“其同舍郎徐中行、梁有譽、不佞世貞，及吳舍人國倫、宗考功臣，相與切劘千古之事，于鱗咸弟畜之。為社會，時有所賦詠，人人意自得，最后于鱗出片語，則人人自失也。”（《弇州四部稿》卷八三）
還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不知什么緣故，李攀龍跟謝榛已經發生了齟齬。次年（1554），李攀龍竟然致書與謝榛絕交（《滄溟集》卷二五《戲為絕謝茂秦書》）。而王世貞等人都站在李攀龍一邊，交口詆毀謝榛，最后甚至把他在“七子社”中除名。比如王世貞在他的著名談藝之作《藝苑卮言》中，說謝氏的詩“丑俗稚鈍，一字不通”，卻偏要“高自稱許”，罵他“何不以溺自照”，就是俗語中罵人的話：何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嘴臉。謝榛有《雜感寄都門舊知》詩，說：“奈何君子交，中途相棄置”，就是為此而發的感慨。在謝榛看來，雙方交惡的原因，是因為自己曾經對諸子的詩作都做過直率的批評，而諸子不肯接受，也不能接受。實際上，這主要還是因為李攀龍、王世貞頭角漸露，聲望日高，他們幾個人又都是進士出身，怎能容忍身為布衣的謝榛成為詩社領袖呢？徐謂曾作《廿八日雪》為謝榛鳴不平：昨見帙中大可詫，古人絕交寧不罷。謝榛既與為友朋，何事詩中顯相罵？乃知朱轂華裾子，魚肉布衣無顧忌。即令此輩忤謝榛，謝榛敢罵此輩未？回思世事發指冠，令我不酒亦不寒。”后來諸子與謝榛仍有來往，并時時提到他，雙方并沒有徹底絕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