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海
康海（1475--1540）中國明代文學家。字德涵，號對山、沜東漁父，陜西武功人。弘治十五年（1502年）狀元，任翰林院修撰。武宗時宦官劉瑾敗，因名列瑾黨而免官。以詩文名列“前七子”之一。所著有詩文集《對山集》、雜劇《中山狼》、散曲集《沜東樂府》等。
救李夢陽
陜西狀元康海，是明代著名文學家，才氣橫溢而又狂放不羈。當時，朝中另一著名文學家李夢陽，亦以才氣著稱。兩人明爭暗比，互不服氣。
到了正德年間，武宗朱厚照是個荒淫昏庸的主子。大宦官劉瑾由于能千方百計滿足他的淫樂嬉戲要求而倍受寵信，一時間權傾朝野，炙手可熱。劉瑾也是陜西人，與康海有同鄉之誼，因而總想將康招致門下作為裝點，但沒有成功。劉瑾多次登門拜訪，指望康海會來回拜，可是康海老是瞅他不在家時去答禮。兩人關系只在不即不離的狀態中。
劉瑾禍國殃民的行為引起了朝中正直官僚的普遍不滿，紛紛上書進行彈幼。無奈朱厚照沉湎于享樂，不僅不追究劉瑾，反而將上書的人一個個加以處罰。李夢陽因為替戶部尚書韓文出過主意并代他寫過彈幼劉瑾的湊章，也被勒令致仕。第二年又被劉瑾借故逮捕人獄，危在旦夕。許多想救李夢陽的人都無計可施。在這緊急關頭，李夢陽的一位姓左的親戚冒險入獄探視。他勸李夢陽說：
“您眼見沒有活路了，目前唯有康先生可以救您一命。”
“我與康先生一向爭高比低，關系不好，現在有了危險便去求他，難道不是問心有愧么？"
“您這爭的是匹夫之氣！危急關頭必須靈活些下”
經再三勸導，左某又掏出一張紙片來，一定要李夢陽親筆寫兒個字求康海，李夢陽勉強提起筆，寫了：“對山救我！唯對山能救我！”十個字，別的什么也不提。“對山”是康海的別號。左某拿著紙片去見康海。康海說：“這種事目前看來，也只有我能辦。我豈能計較別的，而不為良友伸出救援之手！”
第二天，朋友們得知康海要救李夢陽，都來商議援救的辦法。康海說：“劉瑾雖然橫行霸道，胡作非為，但生性好名，只能利用這一點以詭詐之言去打動他，用正經的大道理是行不通的。”人們都認為這個辦法可行，而且只有口惹懸河的康海才能做得到。
第三天，康海登門求見劉瑾。劉瑾聽說，立即倒展相迎，焚香鳴炮請上座。康海也不客氣，大大方方地坐下。
“難得有什么好風，把先生吹到舍下來了！“’劉瑾興奮地說著，馬上又張羅設宴相待。
“先別忙！我有話要說”，康海說：“如果您聽我的，我就留下喝酒；要不然，我一會就要告辭。”
“先生有話請講。”劉瑾生怕他走了。
“當年高力士最受唐玄宗的寵信，他尚且肯為李白脫靴，這一點您能做得到嗎？”康海單刀直人地問道。
“現在就讓我為先生脫靴就是了！”劉瑾連忙站起來說。
“不！”康海示意讓他坐下，又說：“當今李夢陽之才高出李白數倍，至于我康某，比起他來更是萬不及一了。李夢陽下了死囚牢，而您不能加以解救，難道還能為李白脫靴？”說罷，站起身來，撲打著衣服，準備告辭。劉瑾一把將他按在椅子上，說：
“這雖是朝廷的事，但今天先生既然這么說，我一定要設法翰旋。”
康海這才寬衣解帶，上席痛飲，直到次日天明才告辭回去。
李夢陽果然被釋放了。但康海從此脫不開與劉瑾的關系。正德五年（1510 ）劉瑾垮臺，康海也被劃人“劉黨”而削職為民。然而，他從不跟人辯白他接近劉瑾的原因。
以上根據《鎮原康氏家譜》（2006年3月，康希善主編）所編。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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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狼》
康海的出名，主要因為他寫過一部雜劇《中山狼》。《中山狼》雜劇是根據明人馬中錫的寓言體小說《中山狼傳》改編而成，四折，寫東郭先生冒險救子中山狼，使它逃過了趙簡子的獵殺。中山狼脫險后，恩將仇報，反欲吃掉東郭先生。東郭先生大恐，幸遇杖藜老人，將狼騙進書囊殺死。作品流露了對當政的統治集團人物的不滿。第四折中杖藜老人說：“那世上負恩的好不多也！那負君的受了朝廷大俸大祿，不干得一些兒事，使著他的奸邪貪佞，誤國殃民，把鐵桶般的江山敗壞不可收拾。”詞鋒顯然是有所指的。舊傳此劇為影射李夢陽負恩而作，明沈德符《顧曲雜言》說：“填詞出才人余技，本游戲筆墨間耳，然亦有寓意譏訕者。如……康對山之《中山狼》，則指李崆峒。”此劇關目曲致，曲文自然樸質。劇中狼、老牛、老杏開腔說話，情態逼真，帶有童話色彩。前人稱此劇“獨攄澹宕，一洗綺靡，直掩金、元之長，而減鄭、關之價矣。韻絕！快絕！”（沈泰《盛明雜劇》評語）譽之雖過，但此劇在明前期劇壇上確實是一部有思想內涵和藝術性的作品。王九思和康海在文學創作上是主張復古的，這也反映到其雜劇作品上，即基本延續元雜劇一角主唱的慣例，在曲詞上也追摹元曲的風味。但劇作在內容上的新意和單折短劇的體式，也表現出明代雜劇的一些新變化。
《對山集》
康海的集子叫做《對山集》，共十卷。集中有許多記游的詩章，但是沒有一首明確提到在揚州的經歷。有一首《植樹》詩云：“此日春氣和，萬木俱含秀。況我山林居，園列頗成就。”稍稍讓人聯想到揚州康山草堂。還有一首《懷金可卿》詩云：“珍味安能通俗口，廣陵之散誰可傳。”這是他唯一提到“廣陵”的地方。
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最大的根雕作品，叫做“流云槎”，據說是康海在揚州的遺物。“流云槎”用天然榆樹根制成，形似紫云，可作臥榻，原藏于揚州康山。入清后先歸江春，阮元購得后轉贈麟慶，麟慶將它攜回北京半畝園，其后人捐贈給故宮博物院。
散曲
康海的散曲，今存套數30余首、小令200余首，曲作的主要內容一是抒發其憤世嫉俗的情懷，如“真個是不精不細丑行藏，怪不得沒頭沒腦受災殃。從今后花底朝朝醉，人間事事忘。剛方，溪落了膺和滂；荒唐，周全了籍與康”（《雁兒落帶過得勝令》）。表現了他自認為無辜遭殃的滿腹牢騷，并夾雜著幾分玩世不恭的幽默。二是傾吐其徜徉山水的閑情逸致，如《叨叨令》、《秋興次渼陂韻》就著重表現了作者對“有時節望青山看綠水乘嘉樹，有時節伴漁樵歌窈窕盟鷗鷺”生活的欣喜之情。他的散曲一般都寫得豪放爽健。但有時過多的生造和堆砌詞藻，是其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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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元年(1506)，即正德五年(1510)，劉瑾因謀反罪被朝廷處死，朝廷清查劉瑾一案，康海因與劉瑾有過來往，遂被列為同黨，削職為民。 正在這個時候，已經官復原職的李夢陽，不但不為曾救自己一命的朋友兩肋插刀，反過頭來倒打一耙，誣陷嫉害。
康海回家之后，“以文為身累，遂倦于修辭”。他認為“辭章小技耳，壯夫不為，吾詠歌舞蹈于泉石間已矣，何以小技為哉!”他與朋友、同鄉王九思遭遇相似，志趣相投，于是經常在其家鄉沜東及王九思的家鄉鄠縣(今戶縣)一帶。他與王九思一道對戲曲音樂進行了大膽改革，形成了秦腔四大流派中影響較大的一派——“康王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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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
公元1502 年明孝宗皇帝弘治十五年，陜官授翰林院修撰，西武功人康海中了文科狀元，官幸時年二十七歲，“春風得意馬蹄急一日觀盡長安花。”
其二
滿腹經論，才高八斗的康海，十年寒窗苦讀，終于一朝狀元及第，步入仕途。論其才，前途應一片光明。然而，飽讀子經詩書的康海卻讀不透社會這部沉甸甸的厚書，洞不明世事，一言一行遭人忌恨而不自覺；一舉一動被人暗算而不自防。看不透人情，明明是敵人卻視為朋友。明明是陷阱眼睜睜的往里跳。為人的“不精不細”終于惹來了禍端。武宗正德年間，專權的宦官劉瑾被來自云南首輔楊一清聯合太監張永參倒處死，康海涉嫌劉瑾同黨受株連，被削職為民。康海蒙冤時，知情且已出獄的李夢陽為自保竟袖手旁觀。官場的險惡，人情的冷暖，對康海極大刺激，為此他終生不仕。“從今后花底朝朝醉，人間事事忘。”便是他罷官后酌飲時的憤世嫉俗之作。
其三
古城揚州有著深厚的文化積淀，康海寓居揚州期間，作雜劇（（中山狼》鞭苔他的忘恩負義之人李夢陽。100 多年前江西籍文人吳篙來揚州，拜訪康海舊居，作（（康海草堂歌》，內有“君不見康對山，歌且舞，救友污名心獨舍。烏紗一擲能千古，英雄才子亦黃土，碌碌狀元何足數！”寫得何其好！文革中批判“四人邦”時，常用“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明代有李夢陽，當代有“四人幫”，世間很多珍稀動物都滅種了，“中山狼”偏偏難以絕種。
其四
康山草堂的名聲很大，許多文人雅士慕名造訪。來頭最大的，乃是乾隆。乾隆臨幸康山草堂；嘉慶二年，錢泳偕友來游康山，作半日清談；阮元于道光年間，買過此院。此時的康山，己漸趨荒涼，大半草堂，己成荒丘。如今康山草堂早己不復存，那堆黃土也己無跡可尋，但其原來所處的大致方位還是有的：由徐凝門街南端向東進再到東首，便是大約的位子。康山草堂沒有了，康山的名字還在揚州人的心中流傳。
漫步康山街的石板路，我隱約感到自己站在了高高的康山。俯視郡城，我看見公館，高樓宅第；通衙夾道之上，負販擔肩，車馬喧囂，種種瑣細之事，無不清晰地見。更有錚錚琵琶，樓臺絲竹，時而淺吟低唱，時而慷慨激昂，仿佛流風余韻，至今還在繚繞。驀地，眼前一片金黃閃耀，原來揚州舊時的那輪明月，還來照我，霎時人間一片迷離的清輝，灑滿了我的衣裳。
其五
康海狀元赴京會試前“一夢”據爺爺康榮華老年之后，給我講過的故事，那就是康海狀元赴京會試的前一夜，夢見一壁土墻之下，有十三個小豬患在墻腳之下拱土，突然土墻坍塌，將十三個小豬壓在墻下，康海也被這情景驚嚇而醒，出了一身汗。直到天亮再未人睡。早上急忙告訴母親，說他夜有不祥之夢，提出不想赴考。他母親聽了兒子的敘說之后，挺高興的，說好夢、好夢。“一壁壓倒十三省，我兒康海狀元郎。”那時的中國只有十三個省，經他母親這樣解說康海高高興興的赴京考試了，結果中了狀元。
其六
兵部侍郎楊廷儀（楊廷和之弟，楊慎之叔）自家鄉赴京，路過武功縣，前來拜訪。康海很高興，便留下飲酒。兩人都很愉快。飲至中途，康狀元自己站起來，一邊唱著自制的新詞，一邊親自彈琵琶助興，氣氛十分熱烈。楊侍郎酒酣耳熱，乘興對康海說：“家兄在內閣（當時楊廷和為首席大學士）, 很想念您，您為什么不寫封信去通個消息？只要您去封信作點表示，我再到翰林院幫您疏通一下，您一定能重新回京做官。”
康海不等他說完，立即火冒三丈，掄起琵琶就朝他打過去。楊廷儀大驚失色，急忙站起來，踉踉蹌蹌往外就跑。琵琶在胡床上摔得粉碎，康海仍不解氣，一邊追趕，一邊罵道：“混帳東西，我康某人難道象王維那樣，假裝樂工，借彈琵琶討官做么？你這西蜀小子，太小看人了！我再也不想見到你！”
康海摔琵琶一舉，既充分顯露了他嫉惡如仇，且容易沖動的個性；也表明了他不肯再與朱明王朝合作的堅決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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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海，“主盟藝苑，垂四十年”，創“康王腔”，壯秦腔之基。
這個舉世有名的才子，廣招演員，自制樂曲，寫劇本、改革聲樂唱腔臉譜，自操琵琶，創建了自家戲班子，人稱“康家班社”。他招收弟子在家中教授他和王九思創作的“慷慨悲壯、喉囀音聲、有陽剛之美、有陰柔之情”的“康王腔”。自己動手創作的《中山狼》和《王蘭卿服信明忠烈》《杜子美游春》等劇本，并讓戲班排練。康海的繼室張氏，出身樂戶，能唱善舞，聲振秦中。并培養出較有名的演員雙蛾、小蠻、春娥、端端、雪兒、燕燕等，更有“隨身四帥”金菊、小斗、芙蓉、采蓮，深受觀眾所喜愛。康家班演出的戲“歌有新詞、舞有嬌姿”，30年紅極家鄉，對秦腔發展影響很大。曾廣集千名藝人，參與秋神大賽活動。康海不僅是秦腔藝術的先哲，且精通音律，善彈琵琶，被稱為“琵琶圣手”。吳梅村評價說：“琵琶急響多秦聲，對山慷慨稱入神，同時渼 陂(王九思號)亦第一，兩人失志遭遷謫，絕調康王并盛名，昆侖摩挲無顏色!”一次，康海在揚州焦山彈奏琵琶后，傾倒觀者，后人遂將焦山易名“康山”，以示紀念。康海被革職后，在家閑居了整整30年，遺命以山人巾服成殮。檢其遺資“借金百余”，而大小鼓卻存有300多副。
康海還扶植周至張于朋、王蘭卿在康家班基礎上組建張家班。張家班，又名華慶班，不僅在周至、戶縣、眉縣以及省境內一些地方演出，還曾隨陜西鹽商、木商到過江浙一帶。張于朋喜愛秦腔，多才多藝。他回家后，以暖泉別墅為基地潛心地方戲曲、音樂的研究與實踐。他不但會演戲，還會編戲、排戲、打鼓等。他的妻子王蘭卿，周至縣城內樂戶王錦之女，自幼聰敏好學，性情貞良，七、八歲吹拉彈唱，所事皆通，與張結為姻緣。王蘭卿為張家班骨干，她唱做俱佳，其情感人，出色的表演藝術，為西府劇壇之冠，成為明代中葉最著名的秦腔女演員。華慶班在歷史上活動長達500年之久，直到上世紀的50年代。
官場不幸秦腔幸。康海為為秦腔藝術的發展，建樹了不朽的功勛。
康海創作的雜劇《中山狼》是講述東郭先生救一只中箭逃命的狼，自己幾乎反被狼所害的故事。通過對狼的本性的揭露，罵盡一切負國家、 負父母、 負師友的無恥之徒，同時嘲諷了迂腐的東郭先生“無所不受”的“仁心”，頗有深意。全劇緊湊，富有戲劇性。曲白生動而自然，具有爽直古樸的特點，劇中狼、老杏、老牛開腔說話，情態逼真，饒有童話色彩。一說《中山狼》雜劇是為影射李夢陽負恩而作。
周全了籍與康”(〔雁兒落帶過得勝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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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動手創作的《中山狼》和《王蘭卿服信明忠烈》雜劇。還著有散曲《沜東樂府》。所著《武功縣志》，明、清時皆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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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七子的文學主張和創作實踐都有現實意義，但由于過分強調復古，文學的創造性顯得不足，有的甚至淪為“高處是古人影子耳，其下者已落近代之口”，給文壇帶來新的流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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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海（1475～1540）字德涵，號對山、沜東漁父，西安府武功縣人（今陜西省武功縣武功鎮滸西莊人）。生于明憲宗成化十一年（1475）六月二十日，死于明世宗嘉靖十九年（1540）十二月十四日，享年66歲。
康海自幼機敏，童年事邑人馮寅為蒙師，習小學，“凡灑掃應對之屬”，馮出仕后，又入關中理學名家習毛詩。成化二十二年，其父康鏞從平陽知府任上歸田，嘗為之講授古今賢圣掌故，期其效法。父退，海嬉戲如忘，父怒欲捶楚，問所授，海從容復述無可責。
孝宗弘治七年（1494）入縣學，時提學副使楊一清督學陜西，見海文，盛贊其才，言必中狀元。24歲與三原馬理同舉于鄉，次年赴京會試落榜。弘治十五年（1502），海28歲復參與會試，順利通過殿試對策稱旨。遂登進士第一，大魁天下。康海在殿試對策中，仗義執言，力陳改善吏制，裁汰庸官，重用才智之士，興利除弊，升為翰林院修撰兼經筵講官，曾參與修憲宗、孝宗兩朝實錄。武宗正德三年（1508）李夢陽入獄，為救文友，海往見同鄉劉瑾，通宵暢飲，不日夢陽獲釋。八月，海奔母喪，途經順德遇盜。正德五年（1510）八月，劉瑾事發，被臠割3357刀，凌遲處死。海以同鄉受其株連，被削職為民。夢陽不曾進一言以救。遂以文為身累，倦于修辭。乃曰：“辭章小技耳，壯夫不為，吾詠歌舞蹈泉石間矣！”曾有人勸他向朝廷申辯其冤，以圖起復，海斷然拒絕。
從此放形物外，寄情山水，廣蓄優伶，制樂府、諧聲容，自操琵琶創家樂班子，人稱“康家班社”。與戶縣王九思共創“康王腔”，扶植周至張于朋、王蘭卿組建張家班。曾廣集千名藝人，參與秋神極賽活動。自己因譴責李夢陽寫成的雜劇《中山狼》和《王蘭卿服信明忠烈》雜劇，被之管弦，自此俳優。在康家班基礎上組建的張家班，又名華慶班，在歷史上活動長達500年之久。為重振北曲，為秦腔藝術的發展，建樹了不朽的功勛。
海放歌泉林30余年，初衷不改。歿時。除詩文集外康，還著有散曲集《沜東樂府》、詩文集《對山集》、雜著《納涼余興》、《春游余錄》等，尤以《武功縣志》最為有名。評者認為康海編纂的《武功縣志》體例嚴謹，源出《漢書》，“鄉國之史，莫良于此。”后世編纂地方志，多以康氏此志作為楷模。因為文學理念相近，加上同時尊崇復古文風，與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邊貢、朱應登、顧璘、陳沂、鄭善夫、王九思等號稱“十才子”，又與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邊貢、王九思、王廷相號稱“七才子”，亦即文學史上的明代“前七子”。
康海不僅以他創作的詩文以及雜劇而聞名，成為明朝中期七才子的核心，而且在官場剛正不阿，藐視權貴，頗具秦人風范。康海和李夢陽、何景明等七才子一起，觸權貴，罵奸黨，指責時弊，彈劾劉謹。正德元年（1506），太監劉瑾專擅國政，劉瑾是興平縣人，以其與康海為同鄉，又風聞康海的才名，企圖拉攏康海作為同黨，康海一直不肯去見劉瑾。恰巧李夢陽因為代尚書韓文草擬彈劾劉瑾的奏章，事情暴露后，劉瑾加給李夢陽其他罪名，將其逮捕人獄，準備處死。李夢陽從獄中給康海遞了一張紙條，上寫“對山救我”四字。“對山”為康海的別號。康海義不容辭，雖然一直不肯登劉瑾之門，但為了朋友，只得硬著頭皮去拜謁劉瑾。劉瑾聽說康海登門求見，高興萬分，急忙跑出去迎接，下榻時十分匆忙，連鞋也沒有穿正，倒足汲著鞋跑出門迎接，并將康海奉為上賓。康海在劉瑾面前，多方為李夢陽辯解，劉瑾一心想拉攏康海，遂看在康海面上，第二天便釋放了李夢陽。過了一年，即正德五年（1510），劉瑾因謀反罪被朝廷處死，朝廷清查劉瑾一案，康海因與劉瑾有過來往，遂被列為同黨，削職為民。正在這個時候，已經官復原職的李夢陽，不但不為曾救自己一命的朋友兩肋插刀，反過頭來倒打一耙，誣陷嫉害。 康海回家之后，“以文為身累，遂倦于修辭”。他認為“辭章小技耳，壯夫不為，吾詠歌舞蹈于泉石間已矣，何以小技為哉！”他與朋友、同鄉王九思遭遇相似，志趣相投，于是經常在其家鄉沜東及王九思的家鄉鄠縣（今戶縣）一帶，攜帶歌姬舞女暢飲，創作樂曲歌辭，自比為樂舞諧戲的藝人，以寄托其憂郁苦悶的心情。
同時渼陂（王九思號）亦第一，兩人失志遭遷謫，絕調康王并盛名，昆侖摩挲無顏色！”一次，康海在揚州焦山彈奏琵琶后，傾倒觀者，后人遂將焦山易名“康山”，以示紀念。康海被革職后，在家閑居了整整30年，遺命以山人巾服成殮。檢其遺資“借金百余”，而大小鼓卻存有300多副。
官場不幸秦腔幸。康海為為秦腔藝術的發展，建樹了不朽的功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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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海祖籍河南固始，宋朝末年其先世因避亂移居陜西武功，至康海時已歷七代。從其高祖康汝揖起，即世代為官。他的父親康墉，字振遠，博學多識而有文名，任平陽府（治今山西臨汾）知事。在這樣一個書香門弟、官宦世家，康海從小就受到很好的啟蒙教育。他十八歲時人縣庫為生員，由于讀書刻苦而方法靈活，學業進步很快。無論才識、文章，在諸生中都屬佼佼者。時任陜西提學副使的楊一清（字應字，成化進士）對其十分賞識，認為他將來必中狀元。康亦以此自負。
弘治十四年（1501 年），康海參加陜西鄉試。應試之前，他就決意一展才華，奪取解元的桂冠。結果發榜以后，第一名卻是吉時，他只考中第七名。弘治十五年（1 502 ）年赴京應進士試，會試雖然榜上有名，但第一名卻為湖廣人魯鐸所得。這對早就以狀元自負的康海來說，無疑是不小的刺激。然而，雖則兩次失去奪元的機會，他并未就此喪失信心。他對一同應試的人說：“鄉試讓吉時，會試讓魯鐸，如果在廷試時再讓一人，我就真成了無用的棄物了！”心情復雜的感嘆之中，志在最后一博奪取狀元的決心溢于言表。果然，廷試以后，他的對策得到讀卷官、內閣首輔劉健的很高評價，稱其“詞意高古，嫻于政理”。進呈宮中后，孝宗朱佑樘也十分贊賞，認為有明以來一百四十余年，進士策論還沒有如此絕佳之作，于是親耀其為一甲一名，賜其狀元及第。久以狀元自負的康海，終于得遂已愿。
我國古代，傳說天上有主宰人間文運的星宿“文星”（即“文昌星”，也稱“文曲星”）。并說在朝廷科舉之年，“文星”入于何處，則何處當出狀元。康海及第這年，據說當時京師就有一個善占星相者能預先觀出“文星”的去向。禮部諸大臣為提前知道是科狀元出在何省，還曾當面詢問過他。開始問他：“魁在何處？”占星者答道：“文星在楚，魁當在湖廣”。一個月后，會試即將揭曉，很快要舉行廷試，幾位大臣再次讓占星者占算。占星者訝言道：“文星人楚淺，人秦深，魁當在陜西！”結果，湖廣人魯鐸得中是科會元，而陜西人康海在殿廷對策中奪魁。由于當時人們迷信心理很重，因此便說，人世之事“上應天象如此”。
康海狀元及第后，授翰林修撰。當時，明朝文壇上以李夢陽、何景明為首，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反對以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為代表的“臺閣體”文風，發起了復古運動。康海在這場運動中與李夢陽等互相唱和，成為復古派前七子之一。武宗朱厚照即位后，宦官劉瑾竊弄威權，李夢陽等又成為敢于和劉瑾進行斗爭的人物。因康海與劉瑾同為陜西人，其才學又負有盛名，所以劉瑾千方百計要招引他為已所用，但被他拒絕。
正德二年（1507年），尚書韓文等因不滿劉瑾干政弄權，上疏武宗，請求誅殺劉瑾及其黨徒，并請李夢陽起草疏稿。不幸事情泄露，韓文等被革職（后來人獄），李夢陽被勒令致仕。不久，劉瑾又找借口把李夢陽逮捕人獄，并準備將其殺害。李夢陽在獄中密寫“對山救我”四字，托人轉交與康海，要他設法營救。康海本以與劉瑾交結為恥，但為了營救好友，無奈之中不得不以同鄉的名義去拜渴劉瑾。劉瑾一聽說康海求見，喜不自勝，慌亂中反生著鞋子出門迎接。經康海從中通融，劉瑾于次剛將李夢陽從獄中放出。一年后，劉瑾事敗被誅，子卻因此事受到牽累，被人指為劉瑾同黨，落職為民。
康海落職后，從此放浪自悠。他經常與王九思（前七子之一）等人西西安近郊）之間、聚會鄂（今陜西戶縣）、杜（今陜，挾帶樂妓在一起宴飲。并制樂造曲，以樂舞藝人自比，借此寄托自己心中的郁憤。王九思曾出重資購買樂器，讓樂工學習琵琶。康海因善于掐彈（廢木撥而用手指彈湊），技藝高超，為人競相效仿。卒后，遺囊中別的東西很少，然而僅大小鼓卻有三百余副。
康海一生，詩文成就頗高，與李夢陽齊名。所作北曲，風格古樸。著作有《對山集》、《沜東樂府》和雜劇《東郭先生誤救中山我狼》、《王蘭卿服信明貞烈》等。相傳他被指為瑾黨而落職之時，先前被他營救的李夢陽竟無一言相救，他因此作《東郭先生誤救中山我狼》雜劇，以記其憾。但此說不盡可信。
以上據《鎮原氏家譜》（2006年3月版，康希善主編）記載所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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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狀元被削職的深層原因正德五年( l510 ) ，劉瑾勢敗被殺。陜西狀元康海也因與他有所往來而被牽連削職，從此不再被起用。本來他一向是遠看劉瑾的，完全是為了救李夢陽才不得不與劉瑾接近。這是舉朝皆知的事，為什么當年沒有人出來為他說話呢？原因在于康海自恃才高，加之行為放蕩，無意中得罪了許多人。因為才華橫溢，每在大庭廣眾之中議論風生，無所顧忌，少不了要對別人的文章及周圍的事情品頭評足，這樣哪有不傷著人的？時間越長，傷的人越多。他行為放蕩，不拘小節，又被較多的烙守禮法之士視為疏狂，不肯與之為伍。
他還愛批改別人的文章。每當有人請他修改時，他總是不顧情面，別出心裁，大涂大抹，改得面目全非。這也常令同僚們心下不服，以至產生忌妒情緒。這還不打緊。
有一回，幾個同年進士作弄他，將首席大學士、也以文學自友的湖南人李東陽的文章抄出來請他修改。經他大刀闊斧地確削一番之后，原文十亭只剩下一兩亭。這事一傳出去，當然大大地得罪了李東陽這位“國老”。其它“前輩”也都認為他過于狂妄，對他側目而視，存了戒心。
又有一回，康海的母親去世。照慣例，翰林官的父母亡故，其墓文都是請內閣大學士們來寫。康藻海不管這一套，一得到母親下世的消息就動身，只順便求了經常打交道的李夢陽、王九思等人撰寫墓碑、墓志銘等等，而將號稱“海內文宗”的李東陽亮在邊，這更使李東陽十分惱火。
如此種種，康海雖然并不是“失道者”，卻己漸成“寡助”之人了。給了議罪之時，只要首輔李東陽一句話，他就會完全無事，但李東陽怎么會幫他？連他救過的李夢陽，也因平時有許多文字之爭，關鍵時刻也不出來說一句話。可以說，康狀元是被才華累，他的悲劇是性格的悲劇。
也許才高就容易狂妄，而狂妄就寡助，寡助就免不了出現坎坷，這是個難以逃脫的怪圈。古今人情往往類似，真正的有才或自視“才高”者應引以為戒。
以上根據《鎮原康氏家譜》（2006年3月，康希善主編）所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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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出生于世代仕宦兼商人家庭。父親康墉（音庸y6ng ）對他管教甚嚴。他從小好游嬉，父親看見時拿鞭子要打他，但一翻他的作業，早己都做好了，只得作罷。他讀書只注重理解而不愿費時費力去背誦，因而得以博覽群書。他對經、史、子、集以乃詞曲、小說．無所不窺。自青年時代起便立志要有所作為。弘治十年（1497 ）中舉，十五年壬戍( 1502 ）科以狀元及第，授修撰。曾充經筵講官，與修《憲宗實錄》、《孝宗實錄》、《歷代通鑒纂要》等。為文主張追步秦漢，強調言之有物。他寫文章總是在精力充沛、心情平靜時動手，于是文思泉涌，一泄千里。一感到疲倦，立即停下來。所以他的作品往往不同凡響。別人送文章來看，多半被他改得面目全非。常與另一才子李夢陽爭高下，一時名聲大起，引起許多崇拜者，也被一些文學自命的老資格官僚所忌恨。
正德初年，劉瑾用事，因康海是同鄉而存心拉攏，康海一直不理睬。后來李夢陽幫吏部尚書韓文寫文章彈勸劉瑾，招來殺身之禍，康海為救李夢陽只得去見劉瑾，劉瑾倒展相迎，不僅放了李夢陽，而且要升康海為吏部侍郎，但康海堅決推辭了。從此與劉瑾有些往來，也設法糾正了劉瑾的一些不法行為。正德五年（巧10 ）劉瑾勢敗被殺，忌恨康海的人把他列人劉黨，將他削職為民。他奪魁一場，僅當了八年翰林官，中間還為其母守喪三年，不少人為他感到惋惜。他卻說：“玉石俱焚，是自古就有的事。殺劉瑾這樣的壞人是天下的大幸，我個人受點牽連無所謂。”
當然，他內心的不平之氣還是有的。回鄉后，葛巾野服，一轉輪密碼縱情山水，挾妓浪游，一邊從事文學創作。許多到過關中的文人都要慕名去拜訪他。也有人勸他再出來做官，但一提做官的事他就大發脾氣。
他寫了許多抨擊時弊的散曲，也寫了著名的雜劇《中山狼傳》。“弘治十才子”中有他，明代“前七子”中也有他。他是明代狀元中最著名的文學家。所著有《對山文集》、《沂東樂府》、《康氏族譜》、《孫氏族譜》、《武功縣志》等行于世。
他還精音樂，懂天文歷法，兼通拿脈、針灸等。其子康阜，自幼被稱為神童，只活了19 歲。
其次子康栗，秀才出身，早卒，頗有才華，著有《子寬集》，其女亦工文辭。
以上根據《鎮原康氏家譜》（2006年3月，康希善主編）所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