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澄
吳澄，字幼清，晚字伯清，學者稱草廬先生，撫州崇仁（今江西崇仁縣）人。平生著作有《吳文正集》100卷、《易纂言》10卷、《禮記纂言》36卷、《易纂言外翼》8卷、《書纂言》4卷、《儀禮逸經傳》2卷、《春秋纂言》12卷、《孝經定本》1卷、《道德真經注》4卷等并行于世。吳澄是元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他與當世經學大師許衡齊名，并稱為“北許南吳”，以其畢生精力為元朝儒學的傳播和發(fā)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生平
早年生活
吳澄出身于一個普通知識分子家庭。據危素《吳文正公年譜》和虞集《吳公行狀》記載，其祖父吳擇為人寬厚，不屑細務，擅長于詩賦寫作，又粗通天文星歷之學。父親吳樞性格溫純，對人誠實謙讓，與世無爭；平日樂善好施，熱心幫助他人。有一年，其鄉(xiāng)瘟疫流行，醫(yī)生懼怕疾病傳染，居然不敢為患者治病，以至于病災日益嚴重，弄得有些人全家老小臥床不起。吳樞眼看這種情況，心中十分著急。他遍尋民間秘方，連日上山采集藥草，親手煎成湯藥，挨門挨戶送給病人服用，為不少家庭解除了疾苦，使許多患者重新恢復了健康。鄉(xiāng)里有些窮人死后無錢辦喪事，吳樞便慷慨解囊，盡力周濟。一個人做幾件好事并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吳樞難能可貴的就是他一貫關心和同情窮苦人家，終生以助人為樂，由此深受鄉(xiāng)里人尊敬和愛戴。這個有一定文化教養(yǎng)和優(yōu)良道德傳統(tǒng)的家庭，對吳澄的一生無疑產生了良好而深遠的影響。 宋理宗淳祐九年（1249）正月十九日，吳澄誕生了。他從3歲開始，穎異日發(fā)，與一般兒童迥然不同。當時，祖父特別喜歡他，經常教他讀一些古詩，幾乎隨口便能成誦。祖父見他悟性甚高，更加鐘愛。日復一日，吳澄漸漸可以背誦好幾百篇古詩，家里人無不為此而感到莫大高興，深信他將來必定會有大作為。母親游夫人曾帶著他去鄰村玩耍，有一位老奶奶見到吳澄十分可愛，便送給他一些錢幣和水果。吳澄恭恭敬敬地向老奶奶道了謝，隨即收下了這些禮物。過了一會兒，他想到老奶奶年邁體衰，生活艱辛，自己實在不應該接受老人家贈送的禮物。于是，他滿懷內疚，悄悄把錢幣和水果放還老奶奶家里，才跟隨母親默默地離開了鄰村。
寶祐元年（1253），吳澄剛剛進入5歲。家里人從外地聘請了一位老師，專門為吳澄授課。在老師的教導下，吳澄愈加穎敏異常，讀書即使是一千多字的篇幅，只要讀上兩三遍，就能夠牢記不忘。自此以后，他整天專務學習，勤奮不懈，讀書常常通宵達旦。母親游夫人擔心兒子過分勤學會損傷身體，引發(fā)疾病，便定量供給吳澄讀書所用燈油，只許他讀至半夜時分，適可而止。吳澄的求知欲非常強烈，他嗜書如命，哪能忍受母親這種約束，于是暗地到街市買回一些燈油，以滿足自己熬夜讀書的需要。每天晚上，他先按照母親規(guī)定的時間熄燈，等到母親就寢以后，又悄悄燃燈苦讀，并小心翼翼地把燈光遮蔽起來，避免母親發(fā)覺。
這樣，通過日積月累，吳澄讀了大量書籍。7歲時，對《論語入《孟子》以及“五經”（《詩》、《書》、《易》、《札》、《春秋》都能全部背誦，而且還學會了做詩，又能寫作進士賦。9歲那一年，他幾次參加鄰邑課試，都是名列前茅。
寶祐六年（1258年），吳澄剛好10歲，開始懂得治學的根本。他努力攻讀大理學家朱熹編纂的《大學》、《中庸》等“四書”章句，每日誦習《大學》一二十遍，一直堅持了3年之久，在學業(yè)上取得了很大進展。后來，吳澄曾對學者談到自己這段經歷，他說：“吾幼時習詩賦，未盡見朱子之書，益業(yè)進士者不知用力于此也。十歲偶于故書中得《大學》、《中庸》章句讀之，喜甚，自是清晨必誦《大學》二十過者千余日，然后讀《中庸》及諸經，則如破竹之勢，略無凝滯矣。學者于《大學》得分曉，則《中庸》不難讀。”
景定二年（1261），吳澄13歲。他為了拓寬自己的知識領域，開始博覽諸子百家之書。時有麻沙新刻《古文集成》叢書，吳澄因家貧無錢購買，便想盡辦法從售書人那里借書來讀，時滿—月后便按時歸還。售書人曾問他：“你借的書都一本一本地讀完了嗎？”吳澄回答道：“你試抽書中的任何章節(jié)考考我吧！”售書人聽了，便隨意點出書中某頁某段文字，吳澄都能熟誦如流，沒有一字一句差誤。售書人十分驚異，深為這個少年的苦學精神所感動，當下便將一套《古文集成》叢書雙手送給了吳澄，勉勵他繼續(xù)用功讀書，立志將來出人頭地。一年以后，14歲的吳澄頭上挽著兩個小角丫，前往撫州郡學補試，本州儒士前輩見其文不凡，競相贊嘆。
景定四年（1263），吳澄十15歲，他已深知科舉之業(yè)不足致力，于是專務圣賢之學，伊然以圣人之道自任。有一天，他讀了朱熹的《訓子帖》，見到其中有“勤”、“謹”二字，如得面命而深為信服，認定這是“持養(yǎng)之要經，為學之大務”。隨即，吳澄揮筆寫下《勤》、《謹》二箴，又作《敬》、《和》二銘。《敬銘》有云：“把捉于中，精神心術；檢束于外，形骸肌骨。”《和銘》則極言周敦頤、程顥等學人風范以自勉。他常說：“吾讀《敬銘》，則使人心神收斂，百妄俱消，如在靈祠中，如立嚴師側，凄凄乎似秋，而不覺足之重手之恭也；讀《和銘》則使人心神怡曠，萬境俱融，有弄月吟風情，有傍花隨柳想，熙熙乎似春，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也。”其后，吳澄還寫了《自修銘》、《自新銘》、《消人欲銘》、《長天理銘》）、《克己銘》、《悔過銘》、《矯輕銘》、《警惰銘》等等，可見他處處自我鞭策，時時自我激勵，其勤學篤行的功夫實可謂深矣！吳澄后來之所以成為元代一位儒學大師，與他早年的自覺修養(yǎng)、刻苦磨煉是分不開的。
師事二程
吳澄自從15歲立志專務圣賢之學以后，先后拜程若庸、程紹開為師，長期僻居鄉(xiāng)陋，孜孜于理學，“研經籍之微，玩天人之妙”，最終形成了自己的一家之說。 宋理宗景定五年（1264）秋天，吳澄陪同祖父前往撫州（治所在今江西臨川）參加鄉(xiāng)試。當時正遇上本州郡守邀請名儒程若府先生到臨汝書院講學，這可算是撫州儒學界的盛事。程若庸，宇逢原，安徽休寧人。他從學于饒魯（學者稱雙峰先生，為朱熹門人的“高弟”），得朱熹之傳。后歷任安定、臨汝、武彝三書院山長，學者宗之，稱勿齋先生，又稱微庵先生。著有《性理字訓講義》、《太極洪范圍說》等書傳世。景定時期正當南宋末造，士人大多以科舉之業(yè)為務，而程若府當時卻潛心于理學，獨以朱子之學傳授諸生。吳澄本來眼膺朱學，現在又仰慕程若庸之名，于是便去臨汝書院拜謁程先生。當他在書院外廳等待先生出來接見的時候，發(fā)現四壁粘滿揭帖，內容全是程若庸教誨學者之說，充分反映出程氏在理學方面的獨特見解。吳澄饒有興致地細看了一遍，又將壁間話語默記心上。他察覺程氏的一些說法并不完全符合朱熹學說，由此引起了他的懷疑和思索。過了一陣，程先生從書院內堂走出來了，吳澄立即迎上前去，拜謁之后，便向先生請教。其中問道：“如先生壁間之書，以大學為高明正大之學，然則小學乃卑小淺陋之學乎？”如此這般，一連質疑了好幾個問題。程若庸不禁贊嘆道：“吾處此久矣，未有如子能問者。吾有子曰仔復，與子年相若，可同學為友。”從此，吳澄向程若庸執(zhí)弟子之禮，經常往來于程氏之門。程先生深知這位弟子于儒學必有所成，堅信其前途不可限量，而同門諸生有不少人卻未能真正了解吳澄。
宋度宗咸淳元年（1265），祖父臥病在床，吳澄侍奉湯藥，不離左右。這樣一連堅持了十多天，他毫無倦怠之色。祖父對吳澄的父親說道：“吾察此孫服勤晝夜不懈，而神氣有余，此大器也，可善教之！”吳澄從嬰兒時期開始，就一直受到祖父的特別喜愛。祖父經常夸耀小吳澄如何聰敏穎慧，以致使鄉(xiāng)里人都認為這位老人有譽孫之癖。這一年十二月，祖父因病情惡化而溘然長逝。吳澄遵循古禮，親自為祖父操辦喪事，凡事先稟告父親而后施行，一切細務處理得井井有條，鄉(xiāng)親們都稱贊他精明能于。
后來，吳澄又師事程紹開先生，通過往來問學，使自己在學業(yè)上更加精進。程紹開（1212—1280），字及甫，號月巖，廣信貴溪（今江西貴溪縣）人。寶祐四年（1256）曾伏闕上書萬言，指斥南宋時弊。至咸淳四年（1268）始中進士乙科，授從仕郎，差臨汝教授，調寧海軍節(jié)推，歷禮、兵部架閣。他曾自創(chuàng)道一書院，又主講象山書院，提倡合朱（熹）陸（九淵）兩家之說。吳澄繼師事程若庸之后，又跟從程紹開問學，深受其“和會朱陸”學說的巨大影響，后來成為元代理學界朱陸合流的代表人物之一。
吳澄轉益多師，注定他將來成為元代一位儒學大家。二程都是他的良師益友，二程之學也都是他的理學思想形成的重要淵源。如果說程若庸謹授程朱之學，使吳澄獲得“正學真?zhèn)鳌保瑥亩诶韺W研究上打下了堅實基礎；那么，程紹開倡導“和會朱陸”，更啟迪他“深造自得”，從而形成了以折衷朱陸為特色的草廬學說。
接武朱熹
吳澄以圣賢之道自任，他并不只是滿足于學習圣賢之道，而更重要的是立志接武朱熹，最終躋身于圣賢之列。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19歲的吳澄作了《道統(tǒng)圖并敘》，闡明了儒家道統(tǒng)歷代承傳和發(fā)展的脈絡，公開以朱幕之后道統(tǒng)的接續(xù)者自居，充分表現出一位青年學者非凡的自信和自負。在寫給學者的書信中，他曾以“豪杰”比之于儒學“圣賢”，又“以紹朱子之統(tǒng)而自任”。他這樣說道：
天生豪杰之士不數也。夫所謂豪杰之士，以其知之過人，度越一世而超出等夷也。戰(zhàn)國之時，孔子之徒黨盡矣，充塞仁義若楊、墨之徒，又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時，獨愿學孔子，而卒得其傳。當斯時也，曠古一人而已，真豪杰之士哉！孟子沒千有余年，溺于俗儒之陋習，淫于老、佛之異教，無一豪杰之士生于其問。至于周、程、張、邵，一時迭出，非豪杰其孰能與斯時乎？又百年而朱子集數子之大成，則中興之豪杰也。以紹朱子之統(tǒng)而自任者，果有其人乎？（虞集《吳公行狀》） 吳澄在這里高度評價孟子繼承儒家道統(tǒng)并將儒學發(fā)揚光大的歷史功績，隨即又明確指出在朱子之后尚無他人承傳道統(tǒng)，實際上自許為朱子之后一人而已。為此，他在這封書信中又接著說道：
澄之韶此時，惟大父家庭之訓，是聞以時文見知于人，未聞道也。及知圣賢之學，而未知能學也。于是以豪杰自期，以進于圣賢之學，而又欲推之以堯、舜，其君民而后已。實用其力于斯，豁然似有所見，坦然知其易行，而力小任重，因未敢自以為是，而自料所見愈于人矣。（同上）
吳澄這幾句委婉而又直露的話語，對于朱熹之后道統(tǒng)的承傳者，大有“當仁不讓”、“舍我其誰”之意，足見吳澄胸中抱負何等遠大。
此后，吳澄在經學上確實以接續(xù)朱熹為己任。他鑒于《孝經》因后儒穿鑿更改，真?zhèn)位祀s，首先加以校正。朱熹曾說：《孝經》獨篇首六七章為本經，其后乃傳文，皆齊魯閑儒纂取左氏請書語為之傳者，又頗失其次第。吳澄謹遵朱子遺言。特據朱子刊誤以今文、古文校其同異，經增刪修訂，編成《孝經》善本傳世。同時，他又采集其他典籍中談論“孝”的文字，另外編成《孝經外傳》一書刊行于世。
這一年，吳澄又潛心研讀邵雍《皇極經世》一書，頗有所領悟。他不滿那些對《易經》抱著一知半解的人，往往流為術數之末，于是便以先天六十四卦分配一元之數，仔細推究歷代治亂相禪、興衰交替的緣由，從而撰寫了《皇極經世續(xù)書》。可惜后來因遭受兵火之災，該書竟至散佚不存。
咸淳六年（1270）八月，吳澄應撫州鄉(xiāng)貢，以《乾卦保合太和萬國咸寧賦》中第二十八名。次年春，他又奔赴京師應禮部試，不料名落孫山。吳澄雖然成了一個落事舉子，但并不灰心喪氣。他回到崇仁故里，精心整理舊作，編纂成書，題名為《私錄》。程若庸先生在此書后寫了一篇跋語，其中有云：“若庸來此二十二年，閱人多矣，未見年方弱冠而有此志量，有此工夫，廣大精微，無所不究，如晝方旦，何可量也。仆雖老不敢自棄，愿聞切磋語。”短短幾句話，高度評價了吳澄的淵博學識，充分肯定了他的著述成就。
當時，南宋日趨滅亡的征象已經越來越明顯。吳澄眼看國家衰敗，儒道凋敝，只好閑居家鄉(xiāng)，授徒講學。他修建了幾間簡陋的茅屋，作為自己安身之所，還特意在門窗上題辭曰：
抱膝梁父吟，浩歌出師表。
這顯然是取諸葛亮隱居待時之意，表示自己澹泊明志，寧靜致遠的胸襟抱負。然而南宋王朝的覆滅已成定局，沒過幾年便土崩瓦解了，可惜吳澄滿懷壯志，未得施展。學友程鉅夫深知吳澄當時的良苦用心，專門為他的茅屋題名曰“草廬”。從此以后，四方學者便稱吳澄為草廬先生。
隱居窮谷
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元兵攻陷江西，撫州淪為元人統(tǒng)治區(qū)。樂安縣丞黃西卿是一位忠義之士，他不愿降元做官，便攜帶全家避入深山窮谷，甘心忍饑挨餓，艱難度日。他素慕吳澄講學之名，特意邀請吳澄前去教授其子。吳澄出于對這位縣丞的敬仰，欣然應邀前往。于是在山中授徒講學，潛心著述，與黃西卿相處甚得。 至元十四年（1277），江西戰(zhàn)亂頻仍。吳澄侍奉父母雙親到處避難，很少有安居之日。后來，幸得鄉(xiāng)貢進士鄭松熱情相迎，于是一道隱居布水谷。鄭松（1235—1307），字特立，樂安（今江西樂安縣）人。南宋末年應鄉(xiāng)試中選，入無閑居不仕，專意研究經學。吳澄與鄭松共同結廬于布水谷中，二人每日以論學為事，可謂優(yōu)游年歲，自得其樂。布水谷位于樂安之高山，上有田有池，群山外環(huán)，內有一道溪流直通懸崖飛瀑而出，其景致十分壯觀。谷中吳鄭兩人所居草廬，后人稱為古隱觀。
吳澄身居布水谷，雖簞食瓢飲。艱苦備嘗，但他一力纂次諸經，一日不曾懈怠。在短短幾年時間內，他注釋了《孝經》章句，校訂了《易》、《書、《詩》、《春秋》，修正了《儀禮》、《小戴禮記》、《大戴禮記》等，對儒學經典的整理和流傳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下面就諸書分別予以簡述，以便知其大概。
《易》
據《漢書·藝文志》載：《易》12篇，即包括經二傳十。自從魏晉諸儒分象象文言入經、而《易》非古，注疏傳誦者茍且因循以至于宋。宋代名儒呂祖謙通過精心考證，將《易》恢復其舊。而后朱熹沿用呂本，但對于書中文字闕衍謬誤，沒有來得及全面訂正。吳澄有鑒于此，特重加修訂。他采用呂祖謙古易本經文，每卦先列卦變主交，每交先列變交，次列象占。十翼也各分章數，其訓解各附句下，音釋考證于經則附于每卦之末，于傳則附于每章之末。
《書》
宋儒多疑古文《尚書》為偽書，從吳澄開始，專主今文《尚書》。吳澄以今文《尚書》25篇自成卷帙，以區(qū)別于古文《尚書》；又將原書各篇開頭的小序合并在一起，放在全書后一部分；至于孔安國的一篇序文，也附錄書末。此書雖專門闡釋《尚書》今文，但大多合于古義，實為其可取之處。
《詩》
自漢代以來，學者解說《詩經》，全都以《詩序》為本。尤其是毛公將《詩序》分置于各篇開頭，使后世讀者往往局限于只從序中去探索詩之大旨。對此，宋儒頗以為非，朱熹深斥其失而索性去掉序文。吳澄按照朱子所定，刪掉各篇開頭之序，以避免其混淆于《詩經》正文，使讀者便于以詩求詩，而不為序文所惑。至于詩篇次第，吳澄也酌情加以調整，使其編排更為合理。
《春秋》
吳澄認為，漢儒對于《春秋》三傳，專門守殘護缺，不能貫穿異同而有所去取；唐代啖助、趙匡、陸淳三位學者始能信經駁傳，多得其本義，但仍有若干失當之處。為此，吳澄將《春秋》再加審訂，編為七綱八十一目，解說以左氏為主，兼采諸家傳注，而參之以己見，旨在使讀者知道《春秋》史筆有一定之法，相信經文無不通之例，從而避免望文生義，誤解圣賢之言。
《儀禮》
吳澄深惜《儀禮》17篇尚不完備，于是從《禮記》、《大戴禮記》、《小戴禮記》以及鄭玄《三禮注》等廣泛攝拾，編成《儀禮逸經》8篇，即投壺禮、奔喪禮、公冠禮、諸侯遷廟禮、諸侯釁廟禮、礻帝于太廟禮、王居明堂禮。他又從《大戴禮記》、《小戴禮記》中采摭，編成《儀禮傳》10篇，即冠儀、婚儀、士相見儀、鄉(xiāng)飲酒儀、鄉(xiāng)射儀、宴儀、大射儀、聘儀、公食大夫儀、朝事儀。此書仿朱熹《儀禮經傳通解》之例，按照古人行禮之節(jié)次編纂經傳文字，其條理顯得較為縝密。
漫游講學
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冬，吳澄因父親身染重病，只得告別友人鄭松，離開布水谷，侍奉父親返回崇仁老家。次年五月，其父不幸病逝。吳澄哀毀骨立，竭其全力為父親辦理喪事，以盡孝子之道。
至元二十三年（1286），程鉅夫任江南行臺侍御史，奉皇帝之命四處訪求遺賢，凡發(fā)現德行高尚、才藝杰出的人，便由當地驛站立即派人護送入京拜見皇帝，以聽候封賞。這一年冬天，程鉅夫不辭辛苦，專程趕到撫州，命郡縣官吏親往慰問吳澄，并想方設法強求他出來做官。當郡縣官吏來到吳家的時候，吳澄再三聲稱母親年老，無人奉養(yǎng)，以此作為理由堅決推辭。最后，程鉅夫親自前來看望他，經過一番問寒問暖、敘舊談心之后，又十分懇摯地對吳澄說：“誠不肯為朝廷出，中原山川之勝可無一覽乎？”吳澄看到這位老學友一片誠心，實在推卻不過，只好答應與之同行，權作一次北上漫游。他將此事稟告母親游夫人，征得老人家同意，隨即整治行裝，與程鉅夫一道，于十一月向建昌路（今江西南城）出發(fā)。
次年春天，吳澄到達燕京（今北京市），與一班名士頻繁交往，彼此談經論學，相互切磋，倒也不虛此行。程鉅夫一攏京都，忙著把自己所薦賢士的名冊向皇帝上報復命。他原本答應吳澄，不將其列入推薦之列；但經過反復思考，總覺得人才難得，實在不忍心遺棄賢能之士。于是竟違背自己的諾言，特別把吳澄向皇上作了推薦。吳澄很快知道了此事，仍以母親年邁體衰為由，極力推辭。隨后收拾行李，決定獨自南歸。朝中公卿大夫素聞吳澄之賢，紛紛出面挽留，但吳澄執(zhí)意離京。眾人無可奈何，便相率為吳澄餞行，席間賦詩送別，依依難舍。故宋宗室趙孟頫（當時召為兵部郎中）還手書朱熹與劉子暈所和詩三章，送給吳澄以作留念。目睹當時這種送別場面，無不令人為之感嘆。十二月，吳澄抵達崇仁故里。在沿途舟中，他觸景生情，揮筆寫下了《感興詩》25首。
至元二十五年（1288）初春，宜黃（今江西宜黃縣）吳東子修建了一座義塾，匾上題名曰“明新堂”，專為鄉(xiāng)里子弟提供讀書之便。他特地奉書聘請吳澄前往授徒講學，吳澄欣然應允。留寓塾中數月，吳澄不分朝夕，講學不倦；遠近學子登門受教，絡繹不絕。
同年秋，程鉅夫上疏朝廷說：“吳澄不愿仕，而所考《易》、《書》、《詩》、《春秋》、《儀禮》、《大戴禮記》、《小戴禮記》俱有成書，于世有益，宜取置國子監(jiān)，令諸生經習，次第傳之天下。”朝廷采納了程矩夫的意見，于是移命江西行省派遣官員前往吳澄家中謄寫進呈，并下令地方政府對吳澄隨時給予優(yōu)禮厚遇。
元成宗元貞元年（1295）八月，吳澄出游龍興西山（位于今江西南昌市郊）。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司經歷官郝文得知這一消息，特地迎請吳澄入城，留居郡學講授《易經》。郝文本人詢阿《易經》疑難數十條，吳澄一一作答，其言深入淺出，透辟明晰，使郝文和在座學者大為嘆服。兩人對答之辭，由官吏從頭至尾記錄下來，題名曰《原理》，讓四方學者傳抄研習。
當時，南北土友前來問學者頗多。清河人元明善身任江西省椽，向以文學自負，經常屈其同座。這次聽說吳澄來到郡學，他也不甘寂寞，專撿有關《春秋》大義的數十條疑難問題請吳澄解說。吳澄不假思索，而對答如流，句句皆為領會至深之語。元明善聽了，有如醍醐灌頂，對《春秋》義理領悟了很多，但尚存些須疑點。吳澄因材施教，便指導他研讀《程氏遺書》和朱熹《近思錄》。元明善過去曾幾次讀過這兩種書，但直到現在經吳澄點撥，才知反復玩味而有所得。一天，他當面感謝吳澄說：“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先生之學，程、朱之學也，請執(zhí)弟子禮終身！”隨后，城中士友及諸生紛紛請求由吳澄主講郡學，吳澄便為大家專題講授“修己以敬”章，滔滔萬余言，聽眾成百上千，多所感發(fā)。
官授師儒
掾元成宗元貞二年（1296），董士選身任江西行省左丞。經省椽元明善引見，他前往館塾拜望了吳澄，并詢問《春秋》經義和治亂之道，都得到了令人滿意的解答。董士選拱手告別了吳澄，與元明善同返官署。歸途中，他深有感慨地對元明善說：“吾平生所見士多矣，未有德容辭氣、援據經傳如吳先生者！”
大德元年（1297），董士選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次年進京朝見皇帝，改金樞密院事。他多次向朝廷推薦吳澄，但吏部遲遲未能采納他的意見。一日在都堂議事，董士選離座起立，對丞相愕勒哲和平章軍國重事博果密說道：“士選所薦吳澄，非一才一藝之能也。其人經明行修，論道經邦，可以輔佐治世，大受之器也。”丞相和平章軍國重事聽了，都說：“金院質實所薦，必天下士何疑焉！”事有不巧，平章軍國重事博果密改拜御史中丞，不久去世，未及任用吳澄。
大德五年（1301），董士選官拜御史中丞，又全力舉薦吳澄。于是，朝廷授吳澄為應奉翰林文字、登仕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并移命江西行省派遣官吏敦促吳澄赴京就職。董士選專門以個人名義寫了一封書信，再三勉勵吳澄應召出仕。吳澄當即復書，極力推辭不就。他在回信中說：
澄以古之賢人君子自期，則其出處進退必有道矣。不然，貪榮嗜進，亦若而人也，閣下奚取焉？愛人以德，成人之美，是所望于今之大臣宰相能如古人者；愛之以德而成其美，豈必其仕哉。康節(jié)邵先生詩云：“幸逢堯舜為真主，且教巢由作外臣。”澄雖不肖，愿自附于前修，成之者在閣下。
吳澄雖然一再陳情推卻，但迫于地方官吏三番五次催促，只得親自去京城向皇帝謝辭。等他抵達京都，已經有人先代其任，此事方才作罷。時值大德六年（1302）十月，吳澄本想立即動身返回故里，但河凍冰封，歸路難行，于是暫且滯留京都，再作打算。門人元明善朝夕侍奉吳澄，甚為勤謹。而朝中士大夫紛紛前來問學，吳澄一一為他們解惑釋疑。
大德七年《1303）春天，吳澄治裝南歸。御史中丞董士選抗章論奏朝廷有失待士之禮。他說：
應奉翰林文字吳澄，天稟高特，道業(yè)安成，不求用于時，隱居五十余載。至元間遣使求賢，同至者俱為按察，本官力以母老辭還。大德五年，舉本官有道之士，都省奏克前職，咨行省特遣之任，未至而吏部作不赴任闕。頃于本官無所加損，似失朝廷崇儒重道之意。
盡管言辭懇切，朝廷卻一時置若罔聞。吳澄于五月到達揚州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趙完澤以天氣暑熱為由，強行挽留吳澄暫居郡學，當時有中山王(王介)、河南張恒等學者登門受業(yè)。張恒等人就《孝經》若干疑難問題虛心請教，吳澄逐一進行解說，使之恍然大悟，獲益非淺。其后，淮東宣撫使沙卜珠(王介)、工部侍郎賈鈞、湖廣廉訪使盧摯、淮東金事趙瑛、南臺御史詹士龍以及元明善等達官名流，也紛紛具疏致幣，親率子弟趕到揚州，請謁吳澄拜師求學。
大德八年（1304）十月，吳澄回到崇仁故里。這時，朝廷有旨傳來，授他為將仕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次年，吳澄校定邵子（雍）之書，編次其目為（一）《皇極經世》12卷，為書62篇；附錄《觀物外篇》兩篇；（二）《漁樵問答》1卷，為書22章，附錄遺文6篇；（三）《伊川擊壤集》20卷，為詩1498首，附錄集外詩13首以及《后序》1卷。吳澄天資高明，早年已能領悟《易經》奧秘，所以對邵子之書考校詳實，編訂精審，有功于邵子之學可謂大也。與此同時，吳澄還精心校訂了郭璞《葬書》等古籍。
吳澄不愿出仕，遲遲未去上官。大德十年（1306），他決定漫游南岳衡山，四月到達袁州（治所在今江西宜春縣）。江西儒學提舉鄭陶孫聞知此事，立即派人致書，追請吳澄赴任。十月，吳澄被迫到官就任。次年正月，他突然染病，二月便告請到富州（治所在今江西豐城縣）就醫(yī)。在療養(yǎng)期間，吳澄又精心校訂了一《老子》、《莊子》以及揚雄《太玄》諸書，還與門人論及諸書之本旨，并辨正訛偽，而后著論立說。
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新天子即位，廣求人才，詔授吳澄為從侍郎、國子監(jiān)丞，并移命江西行省敦促赴官。次年六月，吳澄就任國子監(jiān)丞，六館翕然歸向。最初，元世祖命北方名儒許衡出任國子監(jiān)祭酒，開始以朱熹理學教授弟子。許衡告老以后，繼之者多是他的門人，還能烙守師法。但時間既久，師傳漸失，學者散漫無歸。而今吳澄一到，決心整治頹風，使諸生為學知其趨向。他每天拂曉便舉燭堂上，讓諸生依次受業(yè)，并各持所疑以質問。直至傍晚，他才退歸寓舍稍事休息，而諸生往往執(zhí)經以從，隨時請教。吳澄根據清生才質之高下、識見之深淺而分別給予指導，使他們都能“刻意研窮，以究乎精微之蘊；反身克治，以踐乎進修之實。”吳澄就這樣諄諄教誨，循循善誘，朝夕講論，寒暑不廢，從而贏得了六館請生的衷心愛戴。他本來不愿出仕，但而今官授師儒，每日面對莘莘學子，確實也感到了為人師表、哺育英才的莫大快樂。
至大四年（1311）三月，元仁宗即位，罷尚書省。吳澄被改授文林郎，升國子監(jiān)司業(yè)。原侍御史劉賡拜集賢學士兼國子監(jiān)祭酒，他召集六館請生，反復告誡大家說：“朝廷徒以吾舊人，故自臺臣來領學事，主工作，新斯文之意甚重，吾豈敢當！司業(yè)大儒，吾猶有所質問，時不可失，師不易得，諸生其勉之！”
吳澄在國子監(jiān)克盡職守，不負眾望。他采用宋代程顥《學校奏疏》、胡安國《大學教法》以及朱熹《貢舉私議》三者，加以斟酌取舍，專門制訂了四條教法：一曰經學，講授內容有《易》、《書》、《詩》、《儀禮》、《周禮》、《大戴禮記》，再附加《春秋》三傳，要求諸生各專一經，并須熟讀經文，旁通小學，融會諸家講說義理；二曰行實，教育諸生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尊敬長輩，和睦宗親，厚待朋友，同情他人；三曰文藝，指導諸生學習古文和詩賦，要求人人能夠寫詩作文；四曰治事，為諸生講授有關選舉、食貨、禮儀、樂律、算法、吏文、星歷、水利等方面的知識，對他們加強能力培養(yǎng)。吳澄還未及施行這些教法，卻被同僚所嫉恨，于是產生了辭官退隱的想法。
元仁宗皇慶元年（1312）正月，吳澄告病辭歸。他登舟賦詩，留別各位僚友，眾人無不唏噓感慨。監(jiān)學官當即命令屬吏及諸生數十人追至通州河上，再三懇留，吳澄執(zhí)意不從。朝廷也專門遣使追留，終究未果。其時，六館諸生悵悵然如失父母一般，竟有未經合清而追隨吳澄南行者數人，從學幾年后北歸，全都中選高科，成為儒學名士。
窮究五經
吳澄到了晚年，更加專心致志，窮究“五經”。在總結數十年治經成果的基礎上，著力撰寫了《五經纂言》，完成了經學史上的一大壯舉，實現了他終生研究經學的宏愿。 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吳澄漫游宜黃（今江西宜黃縣），入山留居五峰僧舍，歷時六月有余，修成《易纂言》。五年（1318）春，吳澄除集賢直學士，特升奉議大夫，朝廷當即委派集賢修撰虞集奉詔前往江西迎致。吳澄應召，于五月啟程，八月到達儀真（今江蘇儀征縣），突然疾病發(fā)作，不能前行，只得暫時滯留淮南。十一月寓居建康（今江蘇南昌市），修成《書纂言》以后返家。
元英宗至三年（1323），朝中元老大臣一致舉薦吳澄為當代天下儒士之冠，故有旨超授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進階太中大夫，并委派直省合人劉布囗齊奉敕前去聘召。舍人到了崇仁，代皇帝向吳澄殷勤致意，還說：“皇上固知先生年事已高，所以來召者，必欲見先生，宜毋以此為辭！”吳澄拜命即行，于五月抵達京師，六月入翰林院就任。七月，詔令吳澄撰寫《金書佛經序》，以資皇室追薦冥福之用。他頗有異議，后因皇帝駕崩而止。
泰定元年（1324）二月，朝廷采納江浙行省左丞趙簡的建議，大開經筵進講。中書平章政事張珪主持講席，分派吳澄擔任經學講官。三月，吳澄為泰定帝講述《中庸》“舜其大孝”章以及《資治通鑒》數條。由于他進講時言溫氣和，經旨敷暢，頗得古人勸講之體，因此使皇上聽后甚為滿意。七月，吳澄奉詔纂修《英宗實錄》。次年十二月，纂修事畢，吳澄又告病還鄉(xiāng)。
泰定三年（1326）。張掛上疏皇帝，懇請起用吳澄。他說：
翰林學士吳澄，心正而量遠，氣充而神和，博考于事物之賾而達乎圣賢之蘊，致察于踐履之微而極乎神化之妙，正學真?zhèn)鳎钤熳缘茫瑢嵟c末俗盜名欺世者霄壤不同。粵自布衣，一再收召，超擢學士，有識君子不以為過。前當講明創(chuàng)切，溫潤完厚，康健聰明，經學之師，當代寡二。雖蒙恩賜存撫，為禮甚優(yōu)，然合召還，資其學問，良非小補。
于是，泰定帝下詔加授吳澄為資善大夫，仍任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但吳澄終究稱病未赴。
吳澄閑居故里，依然一如既往地精心研究“五經”，繼《易纂言》、《書纂言》之后，他又陸續(xù)修成了《詩纂言》、《春秋纂言》、《禮記纂言》、《易纂言外翼》等書。元順帝元統(tǒng)元年（1333）六月，吳澄不幸感冒得疾，家人延醫(yī)診治無效，歷時數日竟與世長辭。噩耗傳至朝廷，有旨加贈資德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郡公，謚曰文正。
吳澄終生治經，孜孜不倦，從年輕時校訂“五經”，到中年又“采拾群言”，“以己意論斷”，再“條加記敘”，并努力探索朱熹研究五經“未盡之意”，直至晚年方才修成《五經纂言》。除了《詩纂言》而外，其余《易纂言》、《書纂言》、《禮記纂言）、《春秋纂言》四種以及《易纂言外翼》、《儀禮逸經傳》、《孝經定本》、《道德真經注》等書，均為《四庫全書》所著錄。黃宗羲季子黃百家在《宋元學案·草廬學案》中評贊曰：“朱子門人多習成說，深通經術者甚少。草廬《五經纂言》，有功經術，接武建陽（朱熹），非北溪（陳淳，朱熹“高弟”之一）諸人可及也。”
的確如此，吳澄撰修《五經纂言》，在編次整理經文的同時，還特別對其內容從義理方面加以疏解，深入探討其微言大義，發(fā)明張大朱熹之說。他擺脫了漢唐局限于文字訓詁的治經方法，在五經研究上完成了由漢、唐的典制訓詁轉入宋元的義理疏注這一發(fā)展過程。毋庸置疑，這確是“朱子門人所不及”的經學成就。即使在元代，研究五經者雖然不乏其人，但唯有吳澄的成就最為顯著。
草廬學說
朱熹的學說對吳澄影響很大
吳澄與許衡同為元代名儒，當時號稱“北有許衡，南有吳澄”。許衡主要是承傳程、朱之學，而吳澄則主要是折衷朱、陸之學。《宋元學案·草廬學案》將吳澄列為“朱熹四傳”、“象山私淑”。全祖望說：“草廬出于雙峰（饒魯），固朱學也，其后亦兼主陸學”；“然草廬之著書，則終近乎朱”。（《宋元學案》卷92）吳澄，就其師授而言，當是朱學人物，所著《五經纂言》，也是“接武建陽（朱熹）”；但從其論學實際來看，吳澄又是元代“和會朱陸”的突出人物。對于朱、陸之學，他既看到了其相同的一面，也看到了其相異的一面，他企圖解決朱、陸之間的矛盾，進而和會朱、陸。在理學上，吳澄確實談了不少朱學的內容；但對于朱、陸的分歧，他又基本否定了朱熹的“道問學”論，而接受了陸學的本心論，提倡讀書問學當以陸象山的“尊德性”為本，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朱熹哲學方法與體系的矛盾。因此，草廬學說是折衷朱、陸的產物。
以下分別從道統(tǒng)論、天道觀、心性說三個主要的方面，對吳澄的理學思想進行簡要的論析。
道統(tǒng)論儒家道統(tǒng)說，始于唐代古文家韓愈。韓愈為了辟佛反老，特提出儒家圣人傳道的道統(tǒng)。此說一倡，遂為后世儒家所祖述，道統(tǒng)也就成了儒學名流自謂得孔門心傳、以抬高自己身價的工具。程頤、朱熹、陸九淵等人就是如此，吳澄則更有甚之。他19歲作《道統(tǒng)圖》，便慨然以接武朱熹繼承道統(tǒng)自任。對于道統(tǒng)，吳澄曾有這樣的論述：
道之大原出于天，神圣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誅泅鄒魯，其利也；鐮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tǒng)，仲尼其元，顏曾其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貞呼！近古之統(tǒng)，周子其元，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為今日之貞乎？未之有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哉？（《元史·吳澄傳》）
從這段文字中，充分體現出吳澄道統(tǒng)論的幾個主要觀點：
其一，以天為道統(tǒng)之原。韓愈的道統(tǒng)始于堯舜，而吳澄則借用董仲舒“道之大原出于天”之說，視天為道統(tǒng)之原，堯舜繼之。這顯然反映了宋以來儒家的宇宙本體觀念。
其二，高度重視宋代理學。吳澄根據《周易》的元、亨、利、貞排列，把道統(tǒng)的發(fā)展過程分為上古、中古。近古三個歷史階段，每一階段又分為元、亨、利、貞四個小段；而特別把兩宋理學排在儒學發(fā)展的“近古”階段，亦即最后階段，處于終結之“貞”的最高位置。這表明吳澄對于兩宋理學的極端重視。
其三，一自我標榜為朱子傳人。吳澄在《道統(tǒng)圖》中，將近古理學階段從周敦頤發(fā)展到朱熹，按序排列為元、亨、利，而處于終結的“貞”卻有意留下一個空缺。顯然，吳澄的本心是想以“貞”自任，從而躋身于宋儒諸子之列，成為朱熹之后道統(tǒng)的繼承人。
天道觀探討太極、理、氣的內涵及其相互關系，是理學的基本內容。吳澄的天道思想，主要包括自然觀、太極與理氣論。關于天、地、日、月和人、物的形成，吳澄認為皆本于“一氣”。他曾經說過：
天地之初，混沌洪濛，清濁未判，莽莽蕩蕩，但一氣爾。及其久也，其運轉于外者，漸漸輕清，其凝聚于中者，漸漸重濁；輕清者積氣成象而為天，重濁者積塊成形而為地。天之成象者日月星辰也，地之成形者水火土石也。天包地外，旋繞不停，則地處天內，安靜不動，天之旋繞，其氣急勁，故地浮載其中，不陷不墮，歧伯所謂大氣舉之是也。天形正國如虛球，地隔其中，人物生于地上，地形正方如搏骰，日月星辰旋繞其外，自左而上，自上而右，自右而下，自下復左。（《吳文正公全集》卷1《原理》）
吳澄的所謂“氣”具有實體性，是形成天地人物的質料。這種認識應當說具有一定的唯物論因素。
然而，吳澄并未把“氣”作為宇宙的本原，而將宇宙本原另屬之于“理”和太極。對于氣與理的關系，吳澄認為：“自未有天地之前至既有天地之后，只是陰陽二氣而已。本只是一氣，分而言之則日陰陽，又就陰陽中細分之，則為五行，五行即二氣，二氣即一氣。氣之所以能如此者何也？以理為之主宰也。理者非別有一物在氣中，只是為氣之主宰者即是，無理外之氣，亦無氣外之理。”（《吳文正公全集》卷2《答人問性理》）吳澄認定理是氣的主宰者，但它又寓于氣中，理氣不可分割。
關于理和太極的關系，吳澄則視理為太極，為精神本體。在他看來，天地生滅，人銷物盡的變化反復，統(tǒng)統(tǒng)是由于“太極為之”。太極之所以能起到主宰宇宙的作用，是由于它本身包含的動靜之理，能隨“氣機”之動靜而動靜。但太極本身又是“沖漠無朕，聲息泯然”，“無增無減，無分無合”。可見，吳澄是把太極作為宇宙的本原，而太極本身卻是一個寂然不動的絕對體，這種宇宙觀無疑屬于唯心主義的范疇。
再進一步，吳澄還把太極等同于天、帝、神、命、性、德、仁等范疇。按照他的解釋，太極就其“全體自然”而言叫做天，就其“主宰造化”而言叫做帝，就其“妙用不測”而言叫做神，就其“賦與萬物”而言叫做命，再就“物受以生”而言叫做性，得此性便叫做德，就其“具于心”而言叫做仁。如此一來，吳澄的所謂“太極”，不僅是宇宙的本體，是普照天地的萬能神，而且它還具有道德的屬性，是人生最高的理想和極則，也就是天理。
心性說人如何認識天理，并做到與之合一，這是理學家們研究的重要課題。朱熹是持之以格物，陸九淵是持之以本心，而吳澄則是“和會朱陸”，形成了自己的心性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