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批判（四）
并且，不管當事者的造詣如何，即便是最低的造詣，在對它進行批判時也必須站在較高的立足點上，以便掌握豐富的客觀的判斷根據，盡量避免主觀，避免將自己有限的智力作為批判的尺度。
批判時站在這種比較高的立足點上，根據對問題的全面了解進行贊揚和指責，這本來不足以引起人們的反感，可是如果想表現自己，把經過全面了解以后所獲得的全部高超見解，都說成好象是自己天才的表現，那就會讓人反感了。盡管這種騙人的作法很容易被看穿，但是虛榮心卻很容易誘使人們這樣做，因此，引起別人的不滿是很自然地。更為常見的是，批判者完全不是有意要自吹自擂，只是沒有特別注意防范，以致被性急的讀者認為是自夸而立即予以非難，說他缺乏批判能力。
因此，當批判者指出象腓特烈大帝或拿破侖這類人物的錯誤時，并非說批判者本人就不會犯類似錯誤，他甚至可能承認，如果他自己處于這些統帥的地位，或許會犯大得多的錯誤；這只是說他根據事物的聯系發現了這些錯誤，并指出當事人用自己的聰明才智本來是應該察覺這些錯誤的。
這就是參照結果進行的判斷，也就是根據事物的聯系進行的判斷。可是，如果只簡單地用結果來證明某種措施是否正確，那么結果對判斷就有一種截然不同的作用。這種判斷，我們能稱為根據結果進行的判斷。乍看，這種判斷似乎是完全無用的，但實際上并非這樣。
如同１８０７年弗里德蘭會戰后拿破侖迫使亞歷山大皇帝媾和，以及１８０５和１８０９年奧斯特利次和瓦格拉木會戰后迫使弗蘭茨皇帝媾和一樣，１８１２年拿破侖進軍莫斯科時，一切取決于能否通過以前的勝利和占領這個首都促使亞歷山大皇帝媾和。因為假如他在莫斯科不能迫使亞歷山大媾和，那么他除了撤兵之外就沒有別的辦法，也就是說他遭到了戰略上的失敗。我們不想談拿破侖為了到達莫斯科曾做過什么，他是不是錯過了很多可以促使亞歷山大皇帝媾和下決心的機會，我們也不想談拿破侖在撤退時是如何狼狽不堪（產生這種情況的原因或許就在于這次戰局的指揮）。然而，問題依然如故，因為即使拿破侖在進軍莫斯科的過程中獲得更輝煌的勝利，依然不能肯定亞歷山大皇帝會感到恐懼而媾和，即使撤退時的損失并不那樣慘重，但總是戰略上的一個大的失敗。如果１８１２年亞歷山大皇帝簽訂了妥協的和約，那么這次戰局也就可以跟奧斯特利次。弗里德蘭和瓦格拉木會戰相提并論了。反之，如果這幾次會戰沒有簽訂這些和約，那么拿破侖有可能也會遭到類似１８１２年的慘敗。因此，不論這位世界征服者如何努力，如何聰明，如何機智，決定戰爭最終命運的問題依然如故。難道人們根據１８１２年戰局的失敗，就能否定１８０５。１８０７和１８０９年的戰局，或斷認為這幾次戰局都是不智之舉，其勝利不是理所當然的？難道人們就能認為１８１２年的結果才是戰略上理所當然的，才是幸運沒有起作用？這種看法是非常勉強的，這種判斷是十分武斷的，可能有一半是沒有依據的吧！因為沿著事件之間的必然的聯系，沒人能看到戰敗的君主的決心。
可是我們更不能說，１８１２年戰局本來應該取得與前幾次戰局相同的結果，其所以沒有取得這種結果是某種不合理的原因造成的，因為我們不能將亞歷山大的頑強看成是不合理的。
相對恰當的說法是，拿破侖在１８０５。１８０７和１８０９年對敵人的判斷是正確的，而在１８１２年對敵人的判斷是錯誤的，在前幾次戰局中他做對了，而在１８１２年他做錯了。我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結果是這樣告訴我們的。
我們曾經說過，戰爭中一切行動追求的都只是可能的結果，而并非肯定的結果。那些不能肯定得到的東西，就只好依靠幸運或者命運（不管把它叫做什么）去取得。自然，人們可以要求盡量少地依靠幸運，但是，這只是對某一具體場合說的，在具體場合可以盡量少地依靠命運或幸運，但并非說不確實性最少的場合總是最好的。假如要這樣說，那就同我們的理論觀點有極大的抵觸。在有些場合，最大的冒險反而表現了最大的智慧。
在當事者只得依靠命運的情況下，他個人好像既沒有任何功勞，也不負任何責任。盡管如此，當我們看到他的希望實現時，就抑制不住內心的興奮，看到他的希望落空時，又會覺得不愉快，我們根據結果作出的（更確切地說是從結果中找到的）對當事者正確與否的判斷，正是我們這樣一種感覺的表現。
可是，不能否認，當事者的希望實現時之所以令人興奮，落空時所以之令人不快，這是由于有著一種模模糊糊的感覺，仿佛憑幸運得來的結果和當事者的天才之間有一種微妙的。不易看出的聯系，并且我們也很樂意設想這種聯系確實是存在的。如果一個當事者經常勝利或失敗，我們對他的感覺就漸漸加深而變得更為固定了，這就為上述見解提供了證明。從這里能看到，為什么幸運在戰爭中要比在賭博中高貴得多。一個幸運的統帥只要在別的方面沒有影響我們對他的好感，那么我們就樂意考察他的事跡。
所以，在批判時，當人的智力所能推測和論證的一切都已分析以后，凡是深藏于事物之中的神秘聯系沒有通過明顯的現象表現出來的那一部分，就只能讓結果來表明了。批判者一方面應該維護這種根據結果進行的判斷，讓它不受粗暴意見的非難，另一方面應該反對濫用這種判斷。
只要是人的智力所不能確定的東西必須根據結果進行規畫。在確定精神力量及其作用時主要就是采用這種判斷，一方面是因為智力對它們很難作出可靠的判斷，另一方面是因為它們跟人的意志的關系很密切，很容易左右意志。如果是勇氣或恐懼控制了決心，那么在決心和它們之間就不能找出任何客觀的東西，因而在憑智慧和推測來判斷可能的結果時就沒有任何東西能作根據。
現在我們還必須對批判時使用的語言，批判的工具做一些考察，因為批判時使用的語言同戰爭中的行動是一致的。批判無非是一種思考，它和行動前應當作的思考是一樣的。因此，我們認為，批判時所使用的語言和戰爭中的思考具有相同的特點，這一點非常重要，否則，它就會失掉實際意義，不能成為讓批判走向現實的橋梁。
我們在考察作戰理論這一問題時曾經說過，理論不應給指揮官提供死板的條文和體系作為他們智力活動的工具，理論應當培養戰爭中指揮官的智力，或者更確切地說，理論在培養過程中起指導作用。不需要也不允許象幾何學那樣使用補助線，如果說在這里真理不是以體系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如果說真理不能間接地發現，只能直接地由洞察力發現，假如說在戰爭中判斷某一具體情況時，那么在批判的考察中也理應如此。
我們已看到，凡是事物的性質必須用煩瑣冗長的道理才能確定時，在批判時就只得依靠理論上已經確定了的相關真理。自然，在戰爭中當事者遵循這種理論上的真理時，只是深刻地領會這些真理的精神，而不將它們看作僵硬的。在外的法則。同樣，應當領會真理的精神，在批判中也不應該把這種真理當作外在的法則或使用時完全不必重新闡明其正確性的代數公式來使用。至于更精確和更詳盡地證明這些真理，那可以用理論去進行。這樣，批判時就能避免使用隱晦不明的語言，就能運用簡潔的語言和清楚明白的觀念。
當然，批判者在表達時并非能完全經常做到這一點的，但是他應該努力這樣做。在表達時應該盡量避免運用復雜的概念和詞句，決不要將補助線當作萬能的工具來使用，必須讓不受任何體系限制的洞察力來闡明一切。
然而可惜的是，到目前為止，只在極少數的批判考察中能夠看到這種虔誠的努力（如果容許用這個詞的話），而在多數的考察中，由于虛榮心的驅使，卻充滿了炫耀自己博學多才的現象。
在批判中常見的頭一種弊病是，把某種片面體系當作金科玉律，把它們濫用到令人難以忍受的地步。這類體系的片面性是不難指出的，并且一經指出，它那法官式的威嚴就破產了。在這里我們只涉及到一定的對象，這樣片面的體系為數畢竟不多，所以危害也不大。
另一種較大的弊病是濫用名詞。術語和比喻，它們就跟眾多的宮廷侍衛一樣尾隨于各種體系之后，又象散兵游勇和不法暴徒一樣，四處橫沖直撞。雖然有些批判者對任何一種體系都不滿意，或者沒有完整地學會任何一種體系，因而還不能完整地使用一套體系，可是他們有時仍然想從這些體系中至少抓住一鱗半爪，作為指出某一統帥行動的缺點的根據。他們中大部分人假使不到處從軍事理論中抓住一些片斷作為根據，就根本無法進行批判。這些片斷中最小的就是術語和比喻，它們通常只被用作批判的論述的點綴品。一切原屬于一定理論體系的名詞術語，一旦從原來的體系中被抽出來，當作比普通語言更有說服力的真理的小結晶體使用，或者當成一般的公理使用，那么，它們就會失去原有的正確性，這是很自然的事。
所以發生了這樣的情況：理論書籍和批判書籍不是運用簡單。樸實的思考方式，使作者至少還知道自己說的是什么，讓讀者還了解自己讀的是什么，而是與此相反，充滿了易生歧義和涵義不明的名詞術語，以致作者的理解和讀者很不一致。可是，嚴重的是名詞術語往往只是些毫無內容的空話，甚至連作者自己也不清楚想用它們說明什么，他們安于模糊的觀念，而在普通的用語中，這些觀念是連他們自己都不會滿意的。
在批判中常見的第三種弊病是濫舉史例，炫耀自己博學多才。我們在前面已經談過歷史對軍事藝術起的作用，下面我們還想用專門的章節談一談對舉例和戰史的看法。一個史實如果未經深入研究便加以引用，那么也可能被人用來證明完全相反的觀點。如果從相隔非常遠的時代和國家中，從極不同的情況中抽出三。四個史例拼湊在一起，往往只能引起判斷上的混亂和模糊，一點兒也不會有說服力。因為，詳細地把它們考察一下，就可以看出它們是沒有用處的，只不過是作者用以顯示自己博學多才而已。
這些模模糊糊。混淆不清。似是而非。隨意杜撰的概念對于實際生活有好處嗎？幾乎沒好處。理論只要用了這樣的概念，就始終同實踐是對立的，就往往受到能征善戰的將帥的譏笑。可是，如果理論能夠切實地考察作戰的各種問題，確定能夠確定的東西，用簡潔的語言來以表達，避免濫用科學形式和歷史引證粉飾自己，真正重視事實，聯系在戰場上依靠洞察力指揮作戰的人，那么理論就不致于產生上述種種弊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