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批判（三）
１８１４年２月，拿破侖在埃托日。尚波貝爾。蒙米賴等地的戰斗中打敗了布留赫爾的軍隊以后，他就拋開布留赫爾，而把矛頭轉向施瓦爾岑堡，并在蒙特羅和莫爾芒打敗了他的軍隊。人們很欽佩拿破侖，因為他十分巧妙地利用了聯軍分兵前進的錯誤，忽東忽西地調動自己的主力。拿破侖在這些方向上進行的出色的戰斗，雖然沒能挽救他的失敗，但至少在人們看來失敗不是他的過錯。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個人提出問題：如果拿破侖不將矛頭由布留赫爾轉向施瓦爾岑堡，而是繼續進攻布留赫爾，并且把他一直追到萊茵河邊，結局又會怎樣呢？我們確信，在這個情況下整個戰局可能會有根本的轉折，聯軍的主力可能不進軍巴黎，而是退回萊茵河東岸。我們并不要求別人都同意我們這種看法，可是既然有人提出了另一種打法，在批判時就應當加以探討，這是任何軍事家都肯定同意的。
在這里提出來作比較的打法，比在前一例中提出的打法原本是更容易被人們想到的，然而，人們缺乏公正的態度，只盲從某一種見解，因而沒看到它。
雖然有些批判者認識到有必要提出更好的打法來取代受到指責的打法，但他們只是提出了自己認為是較好的打法，而沒有提出應有的論據。這樣，提出來的打法不能讓每個人都信服，別人也能提出另外一種打法，這樣就會產生沒有任何根據的爭論。所有的軍事著作中都充滿了這一類例子。
只要所提出的手段的優點還不明顯到讓人信服的程度，就必須提出證明。所謂證明，就是探討兩種手段的特點，并且結合目的來進行比較分析。如果能如此用簡單的道理來說明問題，那么爭論就會結束，或者至少可以從中得出新的結論，不然爭論就會無休無止。
例如，在上例中如果我們不滿足于只提出一個較好的打法，而要想進一步證明繼續不斷追擊布留赫爾要比進攻施瓦爾岑堡更好，那么我們就能提出下列簡單的理由作根據。
通常向一個方向連續進攻要比忽東忽西地進攻更加有利，因為采用后一打法會浪費時間和精力，同時在敵軍由于損失慘重而士氣沮喪的情況下，連續進攻更容易取得新的勝利，而且能夠充分利用已取得的優勢。
布留赫爾，雖然他的兵力比施瓦爾岑堡少，但因為他敢作敢為，是更為危險的敵人，因此他是他們中舉足輕重的人物。
當時布留赫爾所受的損失幾乎等于慘敗，拿破侖因而占有非常大的優勢，要想迫使布留赫爾一直退到萊茵河邊幾乎是沒有問題的，因為布留赫爾在這個方向上沒有值得一提的援軍。
沒有別的結果比布留赫爾被迫退到萊茵河邊更容易造成失敗，更能引起恐懼的印象了，特別是讓施瓦爾岑堡這樣以優柔寡斷出名的將領產生失敗和恐懼的印象，更是很重要的事情。符騰堡王太子在蒙特羅和維特根施坦伯爵在莫爾芒一帶遭到的損失，施瓦爾岑堡侯爵確定是了解得相當清楚的。假如布留赫爾在從馬恩河到萊茵河這條完全被隔離和孤立的戰線上遭到失敗，那么這個消息就會象雪崩似的傳到施瓦爾岑堡那里。拿破侖為了以威脅性的戰略迂回來影響聯軍，在三月底曾向維特里進軍，這一絕望的行動顯然是以恐嚇為基礎的，可是，那時情況已經全然不同了，布留赫爾已經帶領十萬大軍與施瓦爾岑堡靠攏了，而拿破侖已經在郎城和阿爾西兩地遭到了失敗。
當然，肯定會有人沒有被上述理由所說服，可是他們至少不能反駁說：如果拿破侖繼續向萊茵河前行，威脅施瓦爾岑堡的基地，那么施瓦爾岑堡也會拿破侖的基地，威脅巴黎。因為上述理由已證明，施瓦爾岑堡根本不會向巴黎進軍。
我們再就上述從１７９６年戰局中所引述的例子來談一談這個問題。拿破侖認為他所采取的打法是擊潰奧軍最可行的方法，即使如此，他所能得到的也只是一個虛有其名的勝利而已，對攻陷芒托瓦并沒有起很大的作用。我們認為，我們提出的打法是防止解圍的很可靠的辦法。即使我們也同拿破侖那樣，不認為這個打法更加可靠，甚至認為采用這個打法獲勝的機率更小，那也必須對比一下這兩種打法：一種打法是獲得勝利的把握較大，也就是說效果較小，但所能得到的好處不多；另一種打法雖然獲得勝利的把握較小，但效果卻很大。要是這樣來權衡得失，那么有膽略的人就一定會贊同后一種打法，只有那些從表面上看問題的人，才會有相反的看法。拿破侖肯定不是膽小的人，但是十分明顯，他不可能象我們現在這樣，能從歷史經驗中認清當時情況的性質，并看到事件可能的結果。
考察手段時經常需要引用戰史，這是自然而然的，因為在軍事藝術中經驗要比一切哲理有價值得多。可是，這種歷史的引證當然有它特定的條件，這一點我們將在專門的一章里論述。很可惜人們很少注意這些條件，因而引用歷史大多只能增添概念上的混亂。
現在我們還得考察一個重要問題，即批判者在判斷某一事件時，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和必須利用對事物的較為全面的了解，利用被結果所證明了的東西，或者說在什么時候和什么場合必須拋開這些東西，完全站在當事人的立場上考慮問題。
如果批判者想要指責和贊揚當事者，那么他們必須盡可能地站到當事人的立場上去。也就是說，一方面必須去搜集當事人產生行動動機的一切情況和所知道的一切情況，另一方面又必須拋開當事者當時不可能知道的和不知道的所有情況，首先必須拋開結果。不過，這只是人們努力追求的目標，事實上是不可能完全達到的，因為產生某一事件的具體情況，在當事者眼里和在批判者眼里決不會是都相同的。有一些可能影響當事者決心的細小情況已無從查考，有一些主觀的動機也從來沒有提到過。這些主觀動機只能從當事者本人或同他很親近的人的回憶錄中去了解，但是在回憶錄中關于這方面的問題往往寫得很不細致，或是有意不寫實情。所以，當事者所了解的肯定有許多是批判者所不可能知道的。
另一方面，批判者要想拋開他們比當事者多知道的材料就更為困難了。假使要即同事件本質沒有聯系的事情，拋開偶然發生的事情，那還是比較容易的。可是，要拋開一切重大的事情就非常困難了，并且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
我們先來談談結果。如果結果不是偶然產生的，那么知道結果以后再判斷產生結果的事物，就不可能不受已知結果的影響，因為我們是在知道結果的情況下觀察這些事物的，并且其中有的部分只有參照結果才能完全了解并給予評價。戰史的全部現象對批判來說都是教訓的源泉，批判者用全面考察歷史所得到的認識來闡明事物是很自然的。所以，有時他雖然想拋開結果，可仍然不能完全做到。
不光對結果，就是對事后發生的情況是這樣，而且對事前發生的情況，也就是對那些決定行動的情況也是這樣。這方面的材料在大多數情況下批判者要比當事者知道得多，或許有人認為拋開多知道的那部分是很容易的，但實際上并非這樣。當事者對事前和當時的情況的了解不是只靠確實的情報，而是還要根據大量的假定或推測，哪怕要了解的情況不完全是偶然的，也幾乎都是先有假定或推測，然后才有情報的，因此在得不到確切的情報時，就只有用假定或推測來代替了。不難理解，事實上已經知道事前和當時情況的后世的批判者，當他在考慮當事者不了解的情況中，哪些情況的可能性較大時，他原本不應該受多知道的材料的影響。可是我們認為，如同要拋開結果一樣，要想完全拋開多知道的材料，是不可能的，其原因也一樣。
因此，批判者指責或贊揚某一具體行動時，站到當事者立場上去的可能性是具有一定限度的。在很多情況下，批判者在這方面能夠滿足實際要求，但在有些情況下，卻根本不能滿足，這一點必須注意到。
可是要批判者同當事者完全相同，既不是可取的，也不是必要的。在戰爭中象在一切技術和藝術活動中一樣，需要的是經過鍛煉的稟賦，這種稟賦稱為造詣。當事者的造詣有高有低，高的通常比批判者的要高，哪個批判者敢說自己具有象腓特烈大帝或拿破侖這類人物的造詣呢？因此，假使對一個具有偉大才能的人進行批判，那么就不能不允許批判者利用比當事者知道得多的這個有利條件。因此，批判者在對偉大的統帥進行批判時，就不能象驗證算術例題那樣，用偉大統帥用過的材料對他完成任務的情況來進行檢驗，而是首先必須根據偉大統帥所取得的結果和他對事件的準確估計，來欣賞他卓越的天才活動，了解他天才的眼光所預見到的事物的本質的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