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出敵不意
為了達到上一章所談的處處要爭取的相對優勢，就必然要到處爭取出敵不意。因為沒有它，要在決定性的地點上取得優勢幾乎是不可想象的。一切行動都是或少或多以出敵不意為基礎的。
所以，出敵不意是取得優勢的手段，但除此以外，就其精神效果來看，它還能看作是一個獨立的因素。非常成功的出敵不意會令敵人陷于混亂和喪義的出敵不意——進攻范圍內的奇襲，而是一般地用各種措施，尤其是用調配兵力的方法達到的出敵不意。這種出敵不意在防御中也同樣可以采用，在戰術防御中更重要。
一切行動都無例外地要以出敵不意為基礎，可是，行動的性質以及行動的條件是不同的，因而，以出敵不意為基礎的程度是極不相同的。
這種差別因為統帥。軍隊以至政府的特點不同就已經開始存在了。
迅速和秘密是出敵不意的兩個因素，這兩者是以政府和統帥具有巨大的魄力和軍隊能認真地執行任務為前提的。軟弱和松懈是不能達到出敵不意的。雖出敵不意是處處應爭取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而且的確是不會毫無效果的，但非常成功的出敵不意也確實是不多的，這是它本身的性質決定的。所以，假如認為在戰爭中用這種手段定能得到很多收效，那是一種錯誤的想法。在想象中，出敵不意是非常引人入勝的，但在實踐中，出敵不意卻多半因為整個機器的阻力而很難達到。
在戰術上，出敵不意自然就比較容易實現，因為涉及的時間和空間的范圍都比較小。因此，在戰略上，越是接近政治范圍的措施，就越難出敵不意。越是接近戰術范圍的措施，則就越有可能出敵不意，準備一次戰爭常常需要幾個月，把軍隊集中到主要的配置地點，多半需要建造一些倉庫和補給站，需要進行大規模的行軍，這些動向會很快就被人知道的。
因此，一個國家出敵不意地向另一個國家挑起戰爭，或出敵不意地將大量兵力指向另一個國家，這是極其少見的。在以圍攻為主的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中，人們曾全力爭取出敵不意地包圍一個要塞，并認為這是軍事藝術中特有的重要的一章，但成功的例子仍然是罕見的。
與此相反，一兩天內就能完成的活動，出敵不意的可能就較大。因此，比敵人搶先一步行軍，從而先敵占領某一地點。某一陣地或者某一條道路等等，常常并不困難。但是很明顯，這樣的出敵不意雖然較容易達到，但效果較小，不是這樣的出敵不意雖然較難達到，但效果比較大。誰要是相信這樣一些小規模的出敵不意往往能取得很大的效果，比如奪取一個重要倉庫，贏得一次會戰，誰就等于相信那些可以想象。但在歷史上找不到證明的東西，因為通常說來，這種出敵不意產生很大效果的例子是罕見的。由此能得出通過小規模的出敵不意要收到很大效果是非常困難的。
當然，凡是從歷史上研究這些問題的人，都不應只注意歷史評論家那些說教和自鳴得意的術語。渲染的詞藻，而必須正視事實本身。比如在１７６１年的西里西亞戰局中，就有過以出敵不意聞名的一天。那是７月２２日。腓特烈大帝在向尼斯附近的諾森行軍時，比勞東將軍搶先一步，這就使奧軍和俄軍不能在上西里西亞會師，因此他贏得了四個星期的時間。但誰如果仔細閱讀一下大史學家們關于這一事件的記載，并不抱偏見地看這些記載，那么，他就決不可能認為７月２２日的行軍具有這樣大的意義，而只能看出對這次行軍的充滿矛盾的流行看法，并且看出在那個以機動聞名的時代里，勞東的行動有很多是無道理的。在渴望了解真相和獲得確證的今天，人們怎么能容忍那些流行的歷史證明呢？
要在戰爭過程中利用出敵不意獲得巨大的效果，就必須迅速地定下決心。積極地活動和進行強行軍。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侖是大家公認在這方面造詣最深的統帥，但是，從他們的戰例中也可以看到，即便充分地做到了這一切，也不是總能取得預期的效果。腓特烈大帝在１７６０年７月曾非常出敵不意地從包岑襲擊拉西將軍，轉而又襲擊德累斯頓，在整個這段插曲中他不但實際上一無所得，而且丟失了格拉次要塞，使自己的處境顯著地惡化。
拿破侖在１８１３年曾經兩次忽然從德累斯頓襲擊布留赫爾（至于他上勞西次突入波希米亞就根本不用提了），兩次都根本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而且是浪費兵力和時間，撲了個空，而且反而使德累斯頓差不多陷于十分危險的境地。
因此，在戰爭中要通過出敵不意取得巨大的效果，只依靠指揮官的活動。魄力和果斷是不夠的，還必須具備其他有利條件。可是，我們不是想完全否認出敵不意可能取得巨大的效果，只想指出巨大的效果與其他有利的條件是分不開的，而這些條件并不是經常具備的，也很少是指揮官所能夠創造出來的。
１７６０年的累格尼察會戰是這樣。腓特烈大帝在這次會戰中取得了輝煌的勝利。他剛剛占領了一個陣地，在當夜又轉移了，這完全出乎勞東的意料之外，所以使勞東損失了七十門炮和一萬人。雖然當時腓特烈大帝為了避免會戰，或者至少為了打亂敵人的計劃，常常采取忽東忽西地運動的原則，但是１４日夜間轉移陣地，卻恰好不是由于這個原因，而象他自己所說的那樣，是因為他不喜歡１４日的陣地。因此，偶然性在這里也起著很大的作用。假如勞東的進攻不是偶然地碰上了腓特烈大帝在夜間轉移了陣地，不是偶然地碰上了難以通過的地形，那么，后果就可能不是這樣了。
在這方面，這兩位統帥也提供了另外兩個突出的例子。１８１４年，當布留赫爾的軍隊離開主力軍團向馬恩河下游移動時，拿破侖對它進行了一次著名的襲擊。要想用兩天出敵不意的行軍取得比這更大的戰果是不容易的。首尾相隔三日行程的布留赫爾的軍隊被逐個擊破了，遭受了相當于一次主力會戰失敗時那樣的損失。這完全是出敵不意的效果，因為，假如布留赫爾預料到拿破侖可能對他襲擊，他就根本不會這樣組織行軍了。這次出敵不意的襲擊所取得的效果同布留赫爾行軍組織的錯誤是分不開的。然拿破侖并不了解這些情況，因此，他的成功摻雜著一種幸運的偶然性。
就是在較高的和最高的戰略范圍內，也有一些利用出敵不意獲得巨大成果的戰例。為了證實這點，我們只需指出以下幾個例子就夠了：大選帝侯同瑞典人作戰時，從弗蘭肯到波莫瑞以及從馬克到撲烈哥爾河的兩次輝煌的進軍，１７５７年的戰局；１８００年拿破侖越過阿爾卑斯山的那次有名的行動。在１７５７年的戰局中，另一支軍隊交出戰區并投降。在１８００年這個戰例中，一支軍隊投降后讓出了整個地區。最后，還能舉出腓特烈大帝侵入西里西亞作為一場完全出敵不意的戰爭的例子。上述各例中的戰果都是很巨大的。可是，如果不把這種情況同一個國家由于缺乏活動力和毅力而沒作好戰爭準備的情況（如１７５６年的薩克森和１８１２年的俄國）混為一談，這種情況在歷史上還是罕見的。
現在還要談談關于出敵不意的關鍵問題。即：只有能夠左右對方的人才能做到出敵不意，只有行動正確的人才能左右對方。如果為了出敵不意采用了錯誤的措施，那么不僅不能取得良好的結果，相反會招致惡果，至少敵人對我們的這種措施不需特別擔心，他會從我們的錯誤中找到防止不幸的對策。進攻比防御包含更多積極行動，所以，出敵不意自然也就更多地為進攻者所采用，但是這也不是絕對的，正如我們在后面就要談到的那樣。進攻者和防御者也可能同時采取出敵不意的行動，這時，誰的措施最恰當，誰就一定會占上風。
按理應該如此，但實際生活并不這樣嚴格地符合這一準則，而且原因非常簡單。出敵不意的精神作用，通常能使最壞的事情變成好事，并使對方不能正常地定下決心。尤其是在這里，我們所指的不僅僅是對方的高級指揮官，同時還指每一個指揮官，因為出敵不意會令部隊渙散，所以每個指揮官的個性在這時都十分容易表現出來。
在這里，很多問題都取決于雙方總的情況的對比。假如在總的精神方面占有的優勢，能使對方士氣低落和驚慌失措，那么利用出敵不意就能取得更大的效果，甚至在原本應該失敗時也會取得好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