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戰斗決定勝負的時刻
任何戰斗的勝負都不只是在某一時刻決定的，在任何一次戰斗中都有一些很關鍵的時刻，對勝負的決定起著主要的作用。一次戰斗的失敗如同天平的秤盤下降一樣，是漸漸形成的。但是，在任何戰斗中都有一個時刻，能看作是這次戰斗的勝負已定的時刻，過了那個時刻再進行的戰斗，就是一個新的戰斗而不是原來那個戰斗的繼續了。對決定是否能利用援軍有效地繼續這個戰斗來說，對這個時刻有個明確的概念，是很重要的。
在一些無法挽回的戰斗中人們常常無謂地犧牲了生力軍，在還可以扭轉乾坤的戰斗中，卻常常錯過了利用生力軍扭轉局勢的時機。下面兩個例子最能說明這一點。
１８０６年在耶納附近霍亨洛黑侯爵以三萬五千人同拿破侖所帶領的六。七萬人進行會戰，結果失敗了，而且一敗涂地，可以說是差不多全軍覆沒，這時呂歇爾將軍試用以大約一萬二千人的兵力重新恢復會戰，結果在轉瞬之間一樣遭到了毀滅。
與此相反，在同一天，大概二萬五千普軍在奧爾施塔特附近同達烏率領的二萬八千法軍一直戰斗到中午，雖然失敗了，但是軍隊并沒有被瓦解，也沒有比完全沒有騎兵的對方遭受更大的損失。而普軍卻錯過機會，沒有利用卡耳克洛伊特將軍率領的一萬八千名預備隊來扭轉戰勢。假如當時利用了預備隊，那樣這次會戰就不會失敗了。
每個戰斗都是一個整體，各個部分戰斗的結果在這個整體中，匯合出總結果。而戰斗的勝負恰恰就是由這個總結果決定的。這個總結果不一定剛好是我們在第六章中所說的那種勝利。因為有時也許事先沒有計劃取得那樣的勝利，有時則由于敵人過早地撤退了，沒有機會取得那樣的勝利。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即使在敵人頑強抵抗的戰斗中，決定勝負的時刻也往往比構成勝利概念的那個主要成果出現得更為早。
于是我們要問：通常到底什么時刻是勝負已定的時刻？也就是說，從什么時刻起即使用一支相當大的生力軍也不能扭轉局勢的不利局面？
假如撇開本來就無所謂勝負的佯攻不談，那就是：
假如戰斗的目的是奪取一個活動的目標，那么對方丟失這個目標就是勝負已定的時刻。
假如戰斗的目的是占領一個地點，那么對方喪失這個地點多半也就是勝負已定的時刻。但是，只有在這個地點非常難以攻克時才是這樣。如果是一個容易攻占的地點，那么不管它多么重要，敵人也能不冒很大危險把它重新奪回來。
在不能以上述兩種情況決定戰斗勝負的其他所有的場合，特別是在即使以消滅敵人軍隊為主要目的的場合，勝利的一方不再處于松散狀態，不再處于某種軟弱無力的狀態，而失敗的一方逐漸使用兵力（這一點已經在第三篇第十二章中談過）也已經沒有好處，這一時刻就是勝負已定的時刻。因為這個道理，我們在戰略上是根據這一勝負已定的時刻來劃分戰斗單位的。
如果在戰斗中進攻的敵人完全沒有或者只是一小部分發生秩序混亂和失去作戰能力，而我方卻在不同程度上全部處于渙散狀態，那么我們是無法恢復戰斗的；假如敵人全部失去作戰能力，但又重新恢復了，那么我們一樣也是無法恢復戰斗的。
因此，真正參加戰斗的那一部分兵力越小，留作預備隊的那一部分兵力就越大（單是它的存在就可以影響勝負），對方利用生力軍奪回勝利的可能性也就越小。任何統帥和軍隊，只要在戰斗中能最合理地使用兵力，并且到處都能充分利用強大預備隊的精神效果，就能最有把握地取得勝利。在現代，我們必須承認，尤其是在拿破侖親自統率下作戰時，法國軍隊，在這方面是非常出色的。
另外，勝利的一方參加戰斗的兵力越小，消除戰斗的危機狀態和恢復作戰能力的時刻就來得越早。一小隊騎兵在快速追出敵人以后，幾分鐘內就能夠恢復原來的隊形，危機也不會持續得更長。整個騎兵團要恢復隊形卻需要較長的時間。成散兵線的步兵恢復隊形所需要的時間還將更長。至于各兵種組成的部隊，它各個部分的前進方向也許是不同的，戰斗開始后隊形可能發生混亂，并且由于相互間都不明確知道對方的位置，隊形就會更混亂，因而恢復隊形就需要更長的時間。勝利的一方要把在戰斗中分散了的軍隊以及一部分隊形混亂了的部隊重新集合起來，稍作整頓，配置在適當的地點，恢復戰場秩序，是需要很長時間的。我們能說軍隊越大，恢復秩序的時刻就來得越遲。
除此之外，當勝利者還處于危機狀態時，黑夜的到來會推遲恢復秩序的時刻。最后，復雜的地形和遮蔽地也會推遲這一時刻的到來。但我們還必須指出，黑夜對勝利者也是一種有效的掩護手段，因為失敗者利用夜暗進攻取得良好結果的情況是非常少的，象１８１４年３月１０日約克在郎城對馬爾蒙攻擊成功的例子，是不多見的。一樣，遮蔽地和復雜的地形對較長時間處于危機狀態的勝利者也可以起到掩護作用，使他不致受到反擊。所以，黑夜和遮蔽地。復雜的地形，對失敗者恢復戰斗來說，不是更為容易，而是更為困難。
以上我們所談的失敗者的援軍，只是指單純增加的兵力，即從自己后方來的援軍，因為這是一般常見的情況。可是，如果援軍攻擊對方的翼側或背后，情況就完全不同了。
屬于戰略范圍內的翼側攻擊和背后攻擊的效果，我們將在其他地方討論。在這里我們研究的為恢復戰斗而進行的翼側攻擊和背后攻擊主要屬于戰術范圍。我們只是由于必須談到戰術效果，而且必須使我們的概念深入到戰術范疇，因此才討論它。
軍隊向敵人翼側和背后攻擊，能大大提高攻擊的效果，但不一定總是這樣，有時反而也可能削弱攻擊的效果。這個問題和任何其他問題一樣，都是由戰斗的各種條件決定的，我們在這里不去深入討論它。但下面兩點對我們當前研究的問題是十分重要的。
第一。翼側攻擊和背后攻擊對勝負決定后的成果的影響，常常比對勝負決定本身的影響要大。在恢復戰斗時，首先應該爭取的是勝利，而不是計較成果的大小。正是基于這一點，我們應當認為，一支趕來恢復戰斗的援軍，不同原來的軍隊會合而去攻擊敵人的翼側和背后，不如直接去同它會合更為有利。在許多情況下確實是這樣，可我們也必須承認，在更多的情況下并不是這樣，因為在這里下述第二點會起很重要的作用。
第二。通常趕來恢復戰斗的援軍都會帶來出其不意的精神效果。
出其不意地攻擊敵人的翼側和背后，效果總是很大的，因為正處于失敗的危機狀態中的敵人是分散和混亂的，很難抵擋這種攻擊。敵人的兵力，在戰斗初期，是集中的，對翼側攻擊和背后攻擊總是有防備的，因此這種攻擊不會起多大作用，但是到了戰斗的未尾，就完全不同了，這一點不是十分明顯的嗎！
所以，我們必須毫不猶豫地承認，在多數情況下，一支援軍攻擊敵人翼側或背后，能產生更大的效果，就似乎同樣的力在杠桿上作用于力臂較長的一端時能發揮更大的作用一樣。一支從正面進攻不足以恢復戰斗的軍隊，假如攻擊敵人翼側或背后，就能把戰斗恢復起來。精神力量在這里起著主要作用，它的效果幾乎是無法估量的，因而大膽和冒險就有了用武之地。
在難以確定能否挽回一個失利的戰斗時，必須注意上述這一切，必須考慮到上述各種相互影響的力量的作用。
倘若戰斗還不能認為已經結束，那么，援軍所開始的新的戰斗就會與原來的戰斗合而為一，取得共同的結果。于是原來的失利就從賬本中一筆勾銷了。可，如果戰斗的勝負已定，情形就完全不同了，這時就產生兩個各自獨立的結果。在這種情形下，如果援軍兵力有限，不能和敵軍相對抗，那就很難指望新開始的戰斗會獲得有利的結果。如果這支援軍很強大，以至可以不考慮前一個戰斗的結果就能進行下一個戰斗，那么它雖然能夠以勝利的結果來彌補前一個戰斗的失利，甚至或許還有更大的收獲，但絕對不能把前一個戰斗的失利從賬本中勾銷。
在庫涅斯多夫會戰中，腓特烈大帝在有次攻擊時占領了俄軍左翼陣地，繳獲了七十門火炮，但在會戰終了時又都丟了，因此前一部分戰斗的全部成果就從賬本中勾銷了，如果他適可而止，把會戰的后一部分延遲到第二天進行，那么即使失利了，第一次戰斗的收獲也足可以抵銷這個失利。
但是，如果在戰斗還未結束時就已經預先看到戰斗的不利情況，而且把它扭轉了過來，那么這種不利的結果不但可以從我們的賬本上一筆勾銷，而且還能成為更大勝利的基礎。也就是說，如果人們仔細考慮一下戰斗的戰術過程，就不難看出，在戰斗結束之前，各個部分戰斗的一切結果都不過是暫時的，在總結果中不但可能被抵銷掉甚至還可能向相反的方向轉化。我方作戰的軍隊被擊潰得越多，敵人消耗的兵力也就越大，所以敵人的危機狀態也就越嚴重，我方生力軍的優勢也就越大。假如這時總的結果轉化為對我有利，我們從敵人手中奪回了戰利品和戰場，那么敵人以前在奪取戰場和戰利品時所耗費的所有力量都將成為我們的純利，而我們以前的失敗卻成為走向更大勝利的階梯。這時，在勝利的情況下敵人認為值得為之作出犧牲的輝煌戰績就化成烏有，剩下的只是對犧牲掉的兵力的懊惱心情了。勝利的魅力和失敗的災殃就是這樣地使勝利和失敗變幻莫測。
因此，如果我們占決定性的優勢，并且能夠以更大的勝利來報復敵人，那么，最好是在這次戰斗（如果它是相當重要的話）尚未結束之前就扭轉不利的局面，而不是發動第二次戰斗。
１７６０年勞東將軍在累格尼察進行戰斗時，道恩元帥曾試圖去援助他。可是當勞東戰斗失敗時，道恩雖然有足夠的兵力，然而卻沒設法在第二天進攻腓特烈大帝。
可見，在會戰以前進行的浴血前衛戰，只能看作是不得已而采取的下策，如果不是必要，是應當避免的。
我們還應該研究一下另一個問題。
如果一次結束了的戰斗是一件已經完結了的事情，那么它就不能成為決定進行一次新戰斗的理由。決定進行一次新的戰斗，必然是以其他情況為根據的。可是，這個結論同我們必須考慮的一種精神力量——復仇心是互相抵觸的。這種感情，上自最高統帥，下至地位最低的鼓手都不會缺乏，因此，再沒有什么比復仇心更能激揚起軍隊的斗志了。不過，這里有一個前提，這就是被擊潰的只是整個軍隊中不太大的一部分。要不然，復仇心就會由于整個軍隊感到自己無能為力而消失了。
因此，為了立即挽回損失，尤其是在其他條件允許的情況下發動第二次戰斗時，運用上述精神力量是很自然的。在多數情況下這樣的第二次戰斗必然是進攻，這是由事物的性質決定的。
在許多從屬性的戰斗中，可以找到很多這種利用復仇心的例子。可是，規模較大的會戰常常都是由很多其他原因，而不是由這種較弱的精神力量促成的。
可敬的布留赫爾在１８１４年２月１４日在他的兩個軍在蒙米賴被擊敗之后三天，率領第三個軍走上了同一個戰場，毫無疑問，這是復仇心驅使他這樣做的。假如他知道可能與拿破侖本人相遇，那他當然有充分的理由暫時不去復仇。但他當時盼望的是找馬爾蒙報仇，于是他那種高貴的復仇心不但沒有帶來什么好處，相反由于失算而帶來了失敗。
負有共同作戰任務的幾個部隊之間的距離，取決于戰斗的持續時間與決定戰斗勝負的時刻。這種配置如果只是為了進行同一個戰斗，那就是戰術部署。但是，只有當它們距離非常近，不可能進行兩個獨立的戰斗，也就是說在戰略上它們所占據的空間可以看作是一個點的時候，這種配置才能看作是戰術部署。然而，在戰爭中常常可以看到，即使負有共同作戰任務的部隊之間，也必須保持相當距離，盡管它們的主要意圖是共同進行一個戰斗，但它們也可能進行分別戰斗。因此，這種配置屬于戰略部署。
屬于這一類部署的有：分成幾個部分和幾個縱隊的軍隊的行軍，派遣出幾個前衛和側方部隊以及指定支援一個以上戰略點的幾個預備隊，分散宿營的幾個軍的集中，等等。人們能看到，這類戰略部署是常常出現的，它們在戰略上好比是輔幣，而主力軍會戰以及具有同樣重要性的一切則是金幣與銀幣。
§§§第八章｜戰斗是否需經雙方同意”不經雙方同意，戰斗是不會發生的”，格斗就是完全地建立在這個思想上的。一些歷史著作家，正是根據這一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妙論，得出了許許多多模糊的和錯誤的觀念。
這些著作家在論述中總離不了這樣一種提法：一個統帥向另一個統帥挑戰，而后者卻未應戰。
然而，戰斗是一種起了極大變化的搏斗，構成戰斗的基礎的不僅有雙方對斗爭的欲望（即雙方同意戰斗），而且還有同戰斗聯系在一起的目的。這些目的永遠屬于更大的整體，并且不僅如此，即使把整個戰爭看作是一個斗爭時，它的條件和政治目的也是從屬于更大的整體的。因而，要求戰勝對方的這一欲望本身是完全處于從屬的地位的，或者更確切地說，它是不能獨立存在的，它只能看作是更高的意志賴以活動的神經系。”白白地向敵人挑了戰”這句話，在古代民族中間，和在常備軍出現的初期，比起現代來還有一些意義。古代各民族是在沒有任何障礙的開闊的戰場上進行戰斗的，這是一切部署的依據，因此當時的全部軍事藝術全表現在軍隊的部署和編組上，也就是表現在戰斗隊形上。
在那時，軍隊通常都駐扎在營寨中，因此營寨中的陣地被看作是不可侵犯的，只有當敵人離開營寨，象進入比武場一樣，來到開闊的地方，才有可能進行會戰。
假如有人說，漢尼拔白白地向非比阿斯挑了戰，那么，對非比阿斯來說，這句話無疑是表明這一會戰不在他的計劃之內，這句話本身不能證明漢尼拔在物質方面或精神方面占據優勢；然而對漢尼拔來說，這種說法是對的，因為它表明漢尼拔是真正希望進行會戰的。
常備軍出現初期進行的大戰斗以及會戰的情況和古代戰爭類似。也就是說，一支龐大的軍隊必須編成戰斗隊形才能投入戰斗，才可以指揮它進行戰斗。這樣的軍隊是一個龐大的。笨拙的整體，總是要在平原地上才能作戰，在復雜地形。遮蔽地以及山地，那就既不適宜于進攻也不適宜于防御了。因此，防御者在一定程度上也從這里找到了一種避免會戰的手段。這樣的情況雖然漸漸減少，但卻一直繼續到第一次西里西亞戰爭。到了七年戰爭時期，才開始在難以通行的地形上進攻，并且逐漸普遍起來。到了現代，對那些想利用地形的人來說，地形雖然還能增強其力量，但已經不再象魔法那樣能夠束縛戰爭的自然力量了。
三十年來，戰爭發展得更不受地形約束了，對于真正想通過戰斗決定勝負的人來說，再也沒有什么可以阻礙他去找到敵人和進攻敵人了。假如他不這樣做，就不能認為他是想進行戰斗的。因此，向敵人挑戰而敵人沒有應戰這種說法，在今天無非是表明他認為戰斗的時機不很有利。這就等于承認這種說法不恰當，證實他僅僅是想借此掩飾事情的真相而已。
當然，即使在今天，雖然防御者已經不可能拒絕戰斗了，但是，他只要拋棄陣地從而放棄防守陣地的任務，仍然能避免戰斗。如果這樣，進攻者取得的成果就是半個勝利，只能承認他暫時占有優勢。
因此，現在再也不能用向對方挑戰可對方沒有應戰這種口頭上的勝利來掩飾前進者（即進攻者）停滯不前的狀態了。只要防御者沒有后退，那就說明他希望會戰，在他沒有受到攻擊的時候，當然也可以說他是在挑戰，事實上這是不言而喻的。
從另一方面看，在現代，凡是希望和能夠逃避戰斗的人，是不會被迫去進行戰斗的。然而進攻者常常不滿足于從敵人逃避中得到的利益，而迫切要求獲得一次真正的勝利，因此他有時就會通過尤其巧妙的辦法去尋找和運用為數不多的。卻極為可能的手段，迫使這樣的敵人也進行戰斗。
迫使這樣的敵人進行戰斗的最主要的手段有兩種：第一是包圍，使敵人不能后退，或者后退十分困難，所以寧可接受戰斗；第二是奇襲。第二種手段在各種運動都不方便的時代是適用的，但是現在已經很不起作用了。現代的軍隊具有很大的機動性和靈活性，甚至在敵人的眼前也敢退卻，只有在地形極其不利的場合，退卻才會有困難。
在這里，內雷斯海姆會戰能看作是一個例子。這次會戰是１７９６年８月１１日卡爾大公于在勞埃阿布山對莫羅發起的，他的目的只是使自己更易于退卻。但是我們承認，直到現在我們實際上還沒有完全理解這位有名的統帥和著作家當時采用這一行動的理由。
在羅斯巴赫會戰中，假如聯軍的統帥確實沒有進攻腓特烈大帝的意圖，那么這次會戰就會是另一個例子。
關于索爾會戰，腓特烈大帝自己說過，他之所以接受會戰，是因為他感到在敵人面前退卻是危險的。同時，腓特烈大帝也還舉出了接受這次會戰的其他原因。
總的說來，上述情形除了真正的夜襲以外，總是少見的。而采用包圍的方法迫使敵人進行戰斗，主要只能是對單獨的軍，比如在馬克森會戰中對芬克軍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