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渠書原文
：司馬遷
《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災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為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于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澤既灑，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
自是之后，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西方則通渠漢水、云夢之野，東方則通溝江淮之間。于吳，則通渠三江、五湖。于齊，則通菑濟之間。于蜀，蜀守冰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則用溉，百姓饗其利。至于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
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
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并北山東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余頃，收皆畝一鐘。于是關中為沃野，無兇年，秦以富強，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
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堤，于是東郡大興卒塞之。
其后四十有余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于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于是天子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鼢fén為丞相，其奉邑食鄃。鄃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災，邑收多。鼢言于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為強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于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
是時鄭當時為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余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余頃，又可得以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谷。”天子以為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后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
其后河東守番系言：“漕從山東西，歲百余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堧棄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谷二百萬石以上。谷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
其后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坂，回遠。今穿褒斜道，少坂，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余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谷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于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于巴蜀。”天子以為然，拜湯子卬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
其后莊熊羆言：“臨晉民愿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余頃故鹵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于是為發卒萬余人穿渠，自征引洛水至商顏山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頹以絕商顏，東至山嶺十余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余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
自河決瓠子后二十余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旱，干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于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于河，令群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窴決河。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楗。
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晧晧旰旰兮閭殫為河！殫為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沸郁兮柏冬日。延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方遠游。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嚙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一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污兮浚流難。搴長茭兮沈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御水！頹林竹兮楗石災，宣房塞兮萬福來。”于是卒塞瓠子，筑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
自是之后，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軹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為溉田，各萬余頃。佗小渠披山信道者，不可勝言。然其著者在宣房。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太湟，上姑蘇，望五湖；東窺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
司馬遷
司馬遷（前145年-不可考），字子長，夏陽(今陜西韓城南)人，一說龍門(今山西河津)人。西漢史學家、散文家。司馬談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敗降之事辯解而受宮刑，后任中書令。發奮繼續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稱為史遷、太史公、歷史之父。他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創作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原名《太史公書》）。被公認為是中國史書的典范，該書記載了從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期，到漢武帝元狩元年，長達3000多年的歷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