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
宋代：范曄
王充 王符 仲長統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徒焉。充少孤，鄉里稱孝。后到京師，受業太學，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后歸鄉里，屏居教授。仕郡為功曹，以數諫爭不合去。
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絕慶吊之禮，戶牖墻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余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
刺史董勤辟為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友人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充才學，肅宗特詔公車征，病不行。年漸七十，志力衰耗，乃造《養性書》十六篇，裁節嗜欲，頤神自守。永元中，病卒于家。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為鄉人所賤。自和、安之后，世務游宦，當涂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進。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三十余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其指訐時短，討謫物情，足以觀見當時風政，著其五篇云爾。
《貴忠篇》曰：
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后不恨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偷天官以私己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況乃犯天，得無咎乎？夫五代之臣，以道事君，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衍，本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杖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為功，天以為賊；息夫、董賢，主以為忠，天以為盜。《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鑒。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疏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于家，細人謗讟于道。前人以敗，后爭襲之，誠可傷也。
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子其何異哉？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于飽也；貴臣常禍，傷于寵也。哺乳多則生癇病，富貴盛而致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乃有仆死深牢，銜刀都市，豈非無功于天，有害于人者乎？夫鳥以山為埤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為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貴戚愿其宅吉而制為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耳。
不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太山之安；為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豈不惑哉！豈不惑哉！
《浮侈篇》曰：
王者以四海為家，兆人為子。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饑；一婦不織，天下受其寒。今舉俗舍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為巧，充盈都邑，務本者少，浮食者眾。“商邑翼翼，四方是極。”今察洛陽，資末業者什于農夫，虛偽游手什于末業。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不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饑寒？饑寒并至，則民安能無奸軌？奸軌繁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者多，則咎征并臻。下民無聊，而上天降災，則國危矣。
夫貪生于富，弱生于強，亂生于化，危生于安。是故明王之養民，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微防萌，以斷其邪。故《易》美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人固不可恣也。
今人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習調欺。或以謀奸合任為業，或以游博持掩為事。丁夫不扶犁鋤，而懷丸挾彈，攜手上山邀游，或好取土作丸賣之，外不足御寇盜，內不足禁鼠雀。或作泥車瓦狗諸戲弄之具，以巧詐小兒，此皆無益也。
《詩》刺“不績其麻，市也婆娑”。又婦人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妻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憤憤，易為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路側，風寒所傷，奸人所利，盜賊所中。或增禍重崇，至于死亡，而不知誣所欺誤，反恨事神之晚，此妖妄之甚者也。
或刻畫好繒，以書祝辭；或虛飾巧言，希致福祚；或糜折金彩，令廣分寸；或斷截眾縷，繞帶手腕；或裁切綺E067，縫紩成幡。皆單費百縑，用功千倍，破牢為偽，以易就難，坐食嘉谷，消損白日。夫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皆所宜禁也。
昔孝文皇帝躬衣弋綈，革舄韋帶。而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廬第，奢過王制，固亦甚矣。且其徒御仆妾，皆服文組彩牒，錦銹綺紈，葛子升越，D12F中女布。犀象珠玉，虎魄玳瑁，石山隱飾，金銀錯鏤，窮極麗靡，轉相夸咤。其嫁娶者，車軿數里，緹帷竟道，騎奴侍童，夾轂并引。富者競欲相過，貧者恥其不逮，一饗之所費，破終身之業。古者必有命然后乃得衣繒絲而乘車馬，今雖不能復古，宜令細民略用孝文之制。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槨，桐木為棺，葛采為緘，下不及泉，上不泄臭。中世以后，轉用楸梓槐柏杶樗之屬，各因方土，栽用膠漆，使其堅足恃，其用足任，如此而已。今者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檽、梓、豫章之木。邊遠下土，亦競相放效。夫檽、梓、豫章，所出殊遠，伐之高山，引之窮谷，入海乘淮，逆河溯洛，工匠雕刻，連累日月，會眾而后動，多牛而后致，重且千斤，功將萬失，而東至樂浪，西達郭煌，費力傷農于萬里之地。古者墓而不墳，中世墳而不崇。仲尼喪母，冢高四尺，遇雨而崩，弟子請修之，夫子泣曰：“古不修墓。”及鯉也死，有棺無槨。文帝葬芷陽，明帝葬洛南，皆不臧珠寶，不起山陵，墓雖卑而德最高。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金縷玉匣，檽、梓、楩、楠，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務崇華侈。案鄗畢之陵，南城之冢，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以為褒君愛父，不在于聚財，揚名顯親，無取于車馬。昔晉靈公多賦以雕墻，《春秋》以為不君；華元、樂舉厚葬文公，君子以為不臣。況于群司士庶，乃可僭侈主上，過天道乎？
《實貢篇》曰：
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論，而時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今以大漢之廣土，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正，而官無善吏，位無良臣。此豈時之無賢，諒由取之乖實。夫志道者少與，逐俗者多疇，是以朋黨用私，背實趨華。其貢士者，不復依其質干，準其才行，但虛造聲譽，妄生羽毛。略計所舉，歲且二百。覽察其狀，則德侔顏、冉，詳核厥能，則鮮及中人，皆總務升官，自相推達。夫士者貴其用也，不必求備。故四友雖美，能不相兼；三仁齊政，事不一節。高祖佐命，出自亡秦；光武得士，亦資暴莽。況太平之時，而云無士乎！
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如響。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丑化好者矣。智者棄短取長，以致其功。今使貢士必核以實，其有小疵，勿強衣飾，出處默語，各因其方，則蕭、曹、周、韓之倫，何足不致，吳、鄧、梁、竇之屬，企踵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愛日篇》曰：
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為民者，以有谷也。谷之所以豐殖者，以有民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化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閑暇而力有余；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舒長者，非謂羲和安行，乃君明民靜而力有余也。促短者，非謂分度損減，乃上暗下亂，力不足也。孔子稱“既庶則富之，既富乃教之”。是故禮義生于富足，盜竊起于貧窮；富足生于寬暇，貧窮起于無日。圣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國之基也，故務省徭役，使之愛日。是以堯敕羲和，欽若昊天，敬授民時。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于是遂蠲其制。今冤民仰希申訴，而令長以神自畜，百姓廢農桑而趨府廷者，相續道路，非朝餔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或連日累月，更相瞻視；或轉請鄰里，饋糧應對。歲功既虧，天下豈無受其饑者乎？
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此言之，中才以上，足議曲直，鄉亭部吏，亦有任決斷者，而類多枉曲，蓋有故焉。夫理直則恃正而不橈，事曲則諂意以行賕。不橈故無恩于吏，行賕故見私于法。若事有反復，吏應坐之，吏以應坐之故，不得不枉之于庭。以羸民之少黨，而與豪吏對訟，其勢得無屈乎？縣承吏言，故與之同。若事有反復，縣亦應坐之，縣以應坐之故，而排之于郡。以一民之輕，而與一縣為訟，其理豈得申乎？事有反復，郡亦坐之，郡以共坐之故，而排之于州。以一民之輕，與一郡為訟，其事豈獲勝乎？既不肯理，故乃遠詣公府，公府復不能察，而當延以日月。貧弱者無以曠旬，強富者可盈千日。理訟若此，何枉之能理乎？正士懷怨結而不見信，猾吏崇奸軌而不被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窮也。
且除上天感痛致災，但以人功見事言之。自三府州郡，至于鄉縣典司之吏，辭訟之民，官事相連，更相檢對者，日可有十萬人。一人有事，二人經營，是為日三十萬人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人受其饑者也。然則盜賊何從而銷，太平何由而作乎？《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可無思哉！可無思哉！
《述赦篇》曰：
凡療病者，必知脈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后為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為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后為之禁，故奸可塞而國可安也。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于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何以明之哉？夫勤敕之人，身不蹈非，又有為吏正直，不避強御，而奸猾之黨橫加誣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闕庭自明者，萬無數人；數人之中得省問者，百不過一；既對尚書而空遣去者，復什六七矣。其輕薄奸軌，既陷罪法，怨毒之家冀其辜戮，以解畜憤，而反一概悉蒙赦釋，令惡人高會而夸咤，老盜服臧而過門，孝子見仇而不得討，遭盜者睹物而不敢取，痛莫甚焉！
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奸軌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也；貴威奸懲惡，除人害也。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寇賊奸軌，難為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與之更新，頤育萬民，以成大化。非以養奸活罪，放縱天賊也。夫性惡之民，民之豺狼，雖得放宥之澤，終無改悔之心。旦脫重梏，夕還囹圄，嚴明令尹，不能使其繼絕。何也？凡敢為大奸者，才必有過于眾，而能自媚于上者也。多散誕得之財，奉以諂諛之辭，以轉相驅，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不為顧哉？論者多曰：“久不赦則奸軌熾而吏不制，宜數肆眚以解散之。”此未昭政亂之本源，不察禍福之所生也。
后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貸得雁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臥不迎，既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雁美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言書生道義之為貴也。符竟不仕，終于家。
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也。少好學，博涉書記，贍于文辭。年二十余，游學青、徐、并、冀之間，與交友者多異之。并州刺史高F8B5，袁紹甥也。素貴有名，招致四方游土，士多歸附。統過F8B5，F8B5善待遇，訪以當時之事。統謂F8B5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為君深戒也。”F8B5雅自多，不納其言，統遂去之。無幾，F8B5以并州叛，卒至于敗。并、冀之士皆以是異統。
統性俶儻，敢直言，不矜小節，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生。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常以為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論之曰：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場圃筑前，果園樹后。舟車足以代步涉之艱，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亨羔豚以奉之。躕躇畦苑，游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游鯉，弋高鴻。諷于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消搖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又作詩二篇，以見其志，辭曰：
飛鳥遺跡，蟬蛻亡殼。騰蛇棄鱗，神龍喪角。至人能變，達士拔俗。乘云無轡，騁風無足。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沆瀣當餐，九陽代燭。恒星艷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內，恣心所欲。人事可遺，何為局促？
大道雖夷，見幾者寡。任意無非，適物無可。古來繞繞，委曲如瑣。百慮何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棄《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火。抗志山棲，游心海左。元氣為舟，微風為BB79。敖翔太清，縱意容冶。
尚書令荀彧聞統名，奇之，舉為尚書郎。后參丞相曹操軍事。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恒發憤嘆息。因著論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余萬言。
獻帝遜位之歲，統卒，時年四十一。友人東海繆襲常稱統才章足繼西京董、賈、劉、楊。今簡撮其書有益政者，略載之云。
《理亂篇》曰：
豪杰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時，并偽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不知去就，疑誤天下，蓋不可數也。角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伉，勢不足復校，乃始羈首系頸，就我之銜紲耳。夫或曾為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為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蔚蔚，皆匈詈腹詛，幸我之不成，而以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為終死之分邪？
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于我矣。豪杰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圣；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
彼后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聘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目極角牴之觀，耳窮鄭、衛之聲。入則耽于婦人，出則馳于田獵。荒廢庶政，棄亡人物，澶漫彌流，無所底極。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說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餓狼守庖廚，饑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斫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并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為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仇也。至于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沉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伐，政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
又政之為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賢愚之分，以開盛衰之數也。日不如古，彌以遠甚，豈不然邪？漢興以來，相與同為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于茨棘之間，無所益損于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于四方；廢居積貯，滿于都城。琦賂寶貸，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伎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睇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茍能運智詐者，則得之焉；茍能得之者，人不以為罪焉。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棄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肯為之者邪！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寵，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B23F高天，E575厚地，猶恐有鎮厭之禍也。逮至清世，則復入于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耄矣，不能及寬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于衰亂之時。是使奸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掛不赦之罪辜。茍目能辯色，耳能辯聲，口能辯味，體能辯寒溫者，將皆以修潔為諱惡，設智巧以避之焉，況肯有安而樂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
昔春秋之時，周氏之亂世也。逮乎戰國，則又甚矣。秦政乘并兼之勢，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漢用兵之苦，甚于戰國之時也。漢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計其殘夷滅亡之數，又復倍乎秦、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此則又甚于亡新之時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難三起，中間之亂，尚不數焉。變而彌猜，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于盡矣。嗟乎！不知來世圣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此之數，欲何至邪？
《損益篇》曰：
作有利于時，制有便于物者，可為也。事有乖于數，法有玩于時者，可改也。故行于古有其跡，用于今無其功者，不可不變。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漢之初興，分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以殺生之權。于是驕逸自恣，志意無厭。魚肉百姓，以盈其欲；報蒸骨血，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軌之奸，下有暴亂殘賊之害。雖借親屬之恩，蓋源流形勢使之然也。降爵削土，稍稍割奪，卒至于坐食奉祿而已。然其洿穢之行，淫昏之罪，猶尚多焉。故淺其根本，輕其恩義，猶尚假一日之尊，收士民之用，況專之于國，擅之于嗣，豈可鞭笞叱咤，而使唯我所為者乎？時政凋敝，風俗移易，純樸已去，智惠已來。出于禮制之防，放于嗜欲之域久矣，固不可授之以柄，假之以資者也。是故收其奕世之權，校其從橫之勢，善者早登，否者早去，故下土無壅滯之士，國朝無專貴之人。此變之善，可遂行者也。
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于州郡，田畝連于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竅三辰龍章之肥；不為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榮樂過于封君，勢力侔于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為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寄死不斂，冤枉窮困，不敢自理。雖亦由網禁疏闊，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趾，齊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實莫由也。此變有所敗，而宜復者也。
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下髡鉗則得鞭笞。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于人。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至于死哉！夫雞狗之攘窮，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皆非值于死者也。殺之則甚重，髡之則甚輕。不制中刑以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參差，殺生安得不過謬乎？今患刑輕之不足以懲惡，則假臧貨以成罪，托疾病以諱殺。科條無所準，名實不相應，恐非帝王之通法，圣人之良制也。或曰：過刑惡人，可也；過刑善人，豈可復哉？曰：若前政以來，未曾枉害善人者，則有罪不死也，是為忍于殺人，而不忍于刑人也。今令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有序，名實有正，非殺人逆亂鳥獸之行甚重者，皆勿殺。嗣周氏之秘典，續呂侯之祥刑，此又宜復之善者也。
《易》曰：“陽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陰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然則寡者，為人上者也；眾者，為人下者也。一伍之長，才足以長一伍者也；一國之君，才足以君一國者也；天下之王，才足以王天下者也。愚役于智，猶枝之附干，此理天下之常法也。制國以分人，立政以分事，人遠則難綏，事總則難了。今遠州之縣，或相去數百千里，雖多山陵洿澤，猶有可居人種谷者焉。當更制其境界，使遠者不過二百里。明版籍以相數閱，審什伍以相連持，限失田以斷并兼，定五刑以救死亡，益君長以興政理，急農桑以豐委積，去末作以一本業，敦教學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厲風俗，核才藝以敘官宜，簡精悍以習師田，修武器以存守戰，嚴禁令以防僭差，信賞罰以驗懲勸，糾游戲以杜奸邪，察苛刻以絕煩暴。審此十六者以為政務，操之有常，課之有限，安寧勿懈墮，有事不迫遽，圣人復起，不能易也。
向者，天下戶過千萬，除其老弱，但戶一丁壯，則千萬人也。遺漏既多。又蠻夷戎狄居漢地者尚不在焉。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為其什五之長，推什長已上，則百萬人也。又十取之，則佐史之才已上十萬人也。又十取之，則可使在政理之位者萬人也。以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以才智用者謂之士，士貴耆老。充此制以用天下之人，猶將有儲，何嫌乎不足也？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夫如此，然后可以用天性，究人理，興頓廢，屬斷絕，網羅遺漏，拱柙天人矣。
或曰：善為政者，欲除煩去苛，并官省職，為之以無為，事之以無事，何子言之云云也？曰：“若是，三代不足摹，圣人未可師也。君子用法制而至于化，小人用法制而至于亂。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亂，行之不同也。茍使豺狼牧羊豚，盜跖主征稅，國家昏亂，吏人放肆，則惡復論損益之間哉！夫人待君子然后化理，國待蓄積乃無憂患。君子非自農桑以求衣食者也，蓄積非橫賦斂以取優饒者也。奉祿誠厚，則割剝貿易之罪乃可絕也；畜積誠多，則兵寇水旱之災不足苦也。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以為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為勞。天災流行，開倉庫以稟貸，不亦仁乎？衣食有余，損靡麗以散施，不亦義乎？彼君子居位為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四馬。今反謂薄屋者為高，藿食者為清，既失天地之性，又開虛偽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績不咸熙，未必不由此也。得拘潔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以廉舉而以貪去，非士君子之志也。夫選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機置阱以待天下之君子也。
盜賊兇荒，九州代作，饑饉暴至，軍旅卒發，橫稅弱人，割奪吏祿，所恃者寡，所取者猥，萬里懸乏，首尾不救，徭役并起，農桑失業，兆民呼嗟于昊天，貧窮轉死于溝壑矣。今通肥饒之率，計稼穡之入，令畝收三斛，斛取一斗，未為甚多。一歲之間，則有數年之儲，雖興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廣愛幸之賜，猶未能盡也。不循古法，規為輕稅，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災，未逮三年，校計騫短，坐視戰士之蔬食，立望餓殍之滿道，如之何為君行此政也？二十稅一，名之曰貊，況三十稅一乎？夫薄吏祿以豐軍用，緣于秦征諸侯，續以四夷，漢承其業，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今田無常主，民無常居，吏食日稟，班祿未定。可為法制，畫一定科，租稅十一，更賦如舊。今者土廣民稀，中地未墾；雖然，猶當限以大家，勿令過制。其地有草者，盡曰官田，力堪農事，乃聽受之。若聽其自取，后必為奸也。
《法誡篇》曰：
《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卿為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多終其身。漢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慍數世之失權，忿強臣之竅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駕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亂離斯瘼，怨氣并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為災，此皆戚宦之宦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于死免，乃足為叫呼蒼天，號滕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于清愨謹慎。循常飛故者。是婦女之檢柙，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邪？勢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勛立于國家，績加于生民，不亦遠乎？
昔文帝之于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徒嘉之志。夫見任如此，則何患于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托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入于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廉恥之分，開引自裁之端。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常，曾莫之悟。嗚呼，可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猶知難之，況明哲君子哉！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疏之勢異地。母后之黨，左右之人，有此至親之勢，故其貴任萬世。常然之敗，無世而無之，莫之斯鑒，亦可痛矣。未若置丞相自總之。若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夫使為政者，不當與之婚姻；婚姻者，不當使之為政也。如此，在位病人，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后可以分此罪矣。
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也。曰：人實難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竇憲、鄧騭、梁冀之徒，籍外戚之權，管國家之柄；及其伏誅，以一言之詔，詰朝而決，何重之畏乎？今夫國家漏神明于C841近，輸權重于婦黨，算十世而為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詭邪！
論曰：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大略歸乎寧固根柢，革易時敝也。夫遭運無恒，意見偏雜，故是非之論，紛然相乖。嘗試妄論之，以為世非胥、庭，人乘F775飲，化跡萬肇，情故萌生。雖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推變；山川之奧，未足況其紆險。則應俗適事，難以常條。如使用審其道，則殊涂同會；才爽其分，則一豪以乖。何以言之？若夫玄圣御世，則天同極，施舍之道，宜無殊典。而損益異運，文樸遞行。用時居晦，回B8 79于曩時；興戈陳俎，參差于上世。及至戴黃屋， 服絺衣，豐薄不齊，而致化則一；亦有宥公族，黥國儲，寬慘巨隔，而防非必同。此其分波而共源，百慮而一致者也。若乃偏情矯用，則枉直必過。故葛屨履霜，敝由崇儉；楚楚衣服，戒在窮賒；疏禁厚下，以尾大陵弱；斂威峻罰，以苛薄分崩。斯《曹》、《魏》之刺，所以明乎國風；周、秦末軌，所以彰于微滅。故用舍之端，興敗資焉。是以繁簡唯時，寬猛相濟。刑書鐫鼎，事有可詳；三章在令，取貴能約。太叔致猛政之褒，國子流遺愛之涕，宣孟改冬日之和，平陽循畫一之法。斯實弛張之弘致，可以征其統乎！數子之言當世失得皆究矣，然多謬通方之訓，好申一隅之說。貴清靜者，以席上為腐議；束名實者，以柱下為誕辭。或推前王之風，可行于當年；有引救敝之規，宜流于長世。稽之篤論，將為敝矣。如以舟無推陸之分，瑟非常調之音，不限局以疑遠，不拘玄以防素，則化樞各管其極，理略可得而言與？
贊曰：“管視好偏，群言難一。救樸雖文，矯遲必疾。舉端自理，滯隅則失。詳觀時蠹，成昭政術。
譯文
（王充、王符、仲長統）
◆王充傳，王充，字仲任，是會稽上虞人，他的祖先從魏郡元城搬遷到這里。
王充少時死了父親，同鄉稱贊他很孝順。后來他到京城，在太學里學習，拜扶風人班彪做老師。他博覽群書而不拘泥于章句。他家里貧窮沒有書籍，常常到洛陽書店里翻閱那些出賣的書，看過一遍就能記誦下來。于是他就通曉了諸子百家的學說。后來，他回到家鄉，隱居下來教書。在州郡擔任過功曹，因為多次勸諫長官，意見不合離去。王充喜歡發表議論，乍聽起來好像很怪異，仔細想想卻有道理，有根據。他以為那些見識淺薄的儒生死守住書本上的章句，失掉了書中的精髓和真諦。于是閉門深思，謝絕那些賀喜吊喪的應酬。家中的門上、窗戶上、墻壁上都放著刀和筆，撰寫了《論衡》八十五篇，共二十多萬字，解釋了物類的異同，匡正了當時人對某些事物的疑惑。刺史董勤征召為從事，后又調任治中。他自己辭去職務回家。他的朋友同郡人謝夷吾上書朝廷，推薦王充的才學，肅宗特意下詔公車府征召他，他因病沒有成行。他將近七十歲的時候，記憶衰退。精力耗損，寫了《養性書》十六篇，論述節制嗜欲，保養精神，自守心志的道理。
永元年間，他病死于家中。
◆王符傳，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年少時好學，有志氣操守，和馬融、竇章、張衡、崔瑗等是好朋友。安定的風習是瞧不起小老婆生的孩子，而王符沒有外家，所以鄉里瞧不起他。自從和帝、安帝之后，當時盛行流動做官，有權勢的人互相推薦，可是王符卻耿直不和世俗相同，因此不能做官。而內心很不舒坦，于是隱居在家著書三十余篇，來諷刺當時政治的得失，不讓自己的名姓被人家知道，所以書名叫《潛夫論》。書中指責當時的毛病，議論風俗人情，從中足可看出當時的政治風尚。這里選出其中五篇于后：一、《貴忠篇》帝王最尊敬的是上天，上天最慈愛的是人。現在人臣受君王的重托，治理上天所愛的百姓，怎么能不讓他們平安而順利地得到養育和救濟呢？因此君子在職位時就應想到如何利人，在上面的就應想到如何引進賢人，所以居上位而下面不怨恨，位在前列而后面的不會違迕。《書經》上講的“天工可用人力來代替”，就是這個意思。君王取法天上星宿的排列而建立大大小小的官制，所以明主不敢因偏私而隨便授官，忠臣也不敢虛心假意地接受官職。偷人家的錢財還叫作強盜，何況偷天官來謀一己的私利呢！犯了罪，一定受懲罰，何況犯了天條，能夠不承認罪過嗎？唐、虞、夏、商、周五代之臣，用正道侍奉國君，恩澤達到草木，仁慈遍及全國土地，所以他們的福祚流傳很廣，本支百代歷久不衰。末代的臣子，用諂媚的態度討好國君，不想到如何順從天意，專靠殺伐來壓迫百姓。像白起、蒙恬，秦朝認為他們功勞很大，上天卻認為他們是殺人的魔鬼；息夫、董賢，君主認為是忠臣，上天卻認為是盜賊。
《易經》上說過：“道德很差而居高位，智力很小而想干大事，這就少有成功的了。”因此，品德不相稱，災禍必嚴酷；能力不相稱，災殃必擴大。那些竊官位的人，老天爺早就奪去了他照自己的鏡子。即使有敏銳的觀察力，行仁義的志向，一旦有錢有勢了，就背離親屬拋棄故舊，失掉了本心，疏遠骨肉之親而接近寵幸的小人，對親友很淡薄，對犬馬卻很優厚，寧可讓千萬貫錢串子發霉而不肯借一文錢給別人，明明知道糧食在倉庫霉爛而不肯借貸給別人一斗，因此骨肉之親在家中埋怨，老百姓在路上咒罵。前人已經失敗，后面的人仍照老路走，真可叫人嘆息呀！看看前朝那些貴人治國之用心，與對待嬰兒有什么區別？嬰兒有常見病，貴臣有常見錯誤，父母有常見過失，人君有常見過錯。嬰兒的常見病，是吃得過多，消化不良；貴臣常見的錯誤，是寵信不當的人，嬰兒哺乳過多容易發生疾病，富貴過盛容易產生驕傲。愛兒子變為害兒子，驕寵臣子而讓他們走向滅亡的，不止一兩人。懲罰的極刑，竟有仆死在深牢之內，有的殺了頭掛在都市示眾，這難道不是對上天沒有功，對百姓卻有害嗎？那些鳥把山當作矮墻而在上面作窩，，魚兒認為泉淺而把它作為自己的窩穴，最后得到的卻是釣鉤。貴戚希望住宅吉利而取一個美名，想讓其門堅固而用鐵作樞紐，最后失敗的原因，并不是禁忌太少而門樞朽了，而是由于財貨太多產生驕傲僭越的緣故。如果不上順天心，下養百姓，而想使點小聰明，假借君王的威信，得罪天地，欺騙神明。這等于伏在累卵之上，而想得到泰山般的安穩；走在朝露附桐葉般的人生路上，而想立功百世，難道不糊涂吧！難道不糊涂嗎！二、《浮侈篇》國王把四海當作自己的家，億萬人民當作自己的兒子。如果每個農民不種田，天下人一定挨餓；每個婦女不織布，天下人一定受凍。現在的風俗是丟失農業這個根本，都去做生意買賣，牛馬車輛，塞滿道路，游手好閑和投機取巧的，都邑到處都是，從事農桑的人少了，吃閑飯的多了。
《詩經》上說“：商的都城非常整齊，居于四方的中心。”現在看到洛陽，做買賣的十倍于農夫，弄虛作假、游手好閑的十倍于做買賣的人。這就是一個農民種田，供百人吃飯，一個婦女織布，供百人穿衣，一個人的勞動供百個人的享受，誰能供養得起！天下百郡千縣，萬數市邑，都像這樣。本來不能相供應，那么百姓怎得不忍饑挨凍？饑寒交迫，老百姓怎能不干越軌的事？犯罪的人增多，官吏怎能不用嚴酷的刑罰？嚴刑峻罰加身，老百姓怎能不怨天恨地？愁怨的人多了，那么過錯懲罰都來了。老百姓生活無著落，加上老天爺降災，那么國家就危險了。貧困是由于富足時不節約，懦弱是由于強大時不謙虛，禍亂是由于太平時不修德，危險是由于平安時不謹慎。所以賢明之君對待百姓，常常擔心他們的疾苦，慰勞他們的艱辛，并且加強教育，小心謹慎，防患未然，斷絕邪惡的根源。因此，《易經》贊美以制度規定節約，不耗費人民的財產，不侵害人民的利益。
《詩經》的《七月》篇，大至耕田種桑，小至冬天絞麻繩，一一進行教育，自春到冬，終而復始。由此看來，人本來就不可放恣哩。現在人們穿衣講求奢華，飲食講求高貴，為了滿足口舌的享受而講究烹飪。有人合謀干壞事；有的從事游戲與賭博；壯年人不扶犁耕田，而挾著彈丸打鳥，攜手上山游玩；有的取土作丸賣假藥，這些人對外不能抵御敵寇，對內不能停止鼠竊雀偷。有的人作泥車瓦狗等玩具，欺騙小孩，這都是毫無益處的事。《詩經》曾經諷刺有些女人“不績麻，到市上去歌舞玩耍”，現在有些婦女連飯也不做，不養蠶織布，而去學巫婆，裝神弄鬼，欺騙老百姓，使無知婦女上當受騙。老弱病殘的人家，有人生病，心里著急，特別害怕。可巫婆們卻要他們離家外出，躲在崎嶇的山路，染受風寒，被壞人利用，被盜賊鉆了空子。有的病情加重，直至死去。卻不知這是被巫婆所騙，反而后悔敬神太晚了，這就是妖妄特別厲害的情況。有的人把好綢子剪破，寫上一些祝辭；有的用花言巧語，求神降福；有的耗費金纟采，裁成方寸小塊；有的截斷長線，纏在手腕之上；有的裁剪錦綢，縫成長幡。都是無故浪費材料，花去不少功夫，變牢固為虛假，把容易變繁難，吃了好的糧食，虛度大好時光。山林不能被野火燒光，江海不能把漏杯塞滿，都是應該禁止的。從前孝文皇帝親自穿著黑色的繒布，用皮革做鞋和帶，生活十分儉樸。可是現在京師的貴戚，衣服飲食，車馬住房，奢侈超過侯王，本來太過分了。就是他們的車夫、馬夫，奴仆姬妾，都是穿花綢子，高級衣料，葛布貢布，應有盡有。用具服飾有犀角象牙，珍珠、寶石，琥珀玳瑁，文采石山，金銀首飾，極盡華麗，互相炫耀。他們嫁女娶媳，車輛綿延數里，紅色車衣遮滿道路，奴仆們騎馬駕車，并排行進。有錢的總想賽過別人，無錢的總覺不如人家，一餐酒席的費用，破費終身的家業。古時必有王命誥封才能穿綢緞、乘車馬，現在雖然不能完全恢復古制，也應使老百姓大略按孝文帝時的制度行事才好。古之葬禮，鋪上厚厚的柴草，埋在野外，不封土，不種樹，喪期也無定數。后代圣人改用棺材，用桐木作棺，用葛纟采封口，下面不沾黃泉，上面不泄露臭氣。中世以后，改用楸梓槐柏木屯樗這類的木材，因各地土質，選用不同的膠漆，使它堅固可靠，耐用罷了。現在京師貴戚，必用江南出產的木需梓豫樟等木材，邊遠地方，爭相仿效。
至于木需梓豫樟，產地很遠，從高山上砍下，從深谷中運出，經過海河，轉向黃河洛水，工匠加工，連年累月，必須許多勞動力才能搬動，許多牛拉才能運走，重所千斤，需萬夫，而東到樂浪西達敦煌，費力傷農，經過萬里之遠。古時只修豐墓，不筑墳堆，中世雖筑墳堆但不壘得很高。孔子的母親死了，冢高四尺，碰上大雨就垮了，孔子的學生請求把它修復一下，孔子哭著說：“古時候是不修墓的。”后來孔子的兒子伯鯉死了，只有內棺，沒有外木郭。漢文帝葬在芷陰，明帝葬在洛南，都不用珠寶殉葬，不堆起山陵，墓雖低下而德行最高。現在京師貴戚，郡豪富之家，父母在世時不怎么孝敬，死后卻大辦喪事。有的用金縷玉匣殉葬，棺木必用木需梓木便相，埋葬許多珍珠寶貝、偶人車馬，造起大墳，廣種松柏，還蓋有廬舍祠堂，父葬在南城，也不能說曾子不孝。他們認為尊君愛父，不在于花錢越多越好，揚名顯親，也不在乎多用車馬作排場。從前晉靈公多征賦稅來修飾圍墻，《春秋》評他不是好君主，宋華元、樂舉厚葬宋文公，君子認為他們不算好臣子。何況一般官吏和士群眾，竟敢僭越主上，超過國家規定嗎？三、《實貢篇》國有賢臣就興旺，用了諂諛之臣就衰敗；君主有了忠臣就安定，用了佞臣就危險。這是古今的定論，也是大家所公認的道理。然而哀國危君，接連不斷，難道當時沒有忠信正直的人嗎？的確是苦于正道行不通的緣故啊。十步的范圍，一定有茂草；十戶人家，一定有忠信的人。商朝那么亂還有三位賢人(箕子、微子和比干)，衛國那么小，還有許多君子(蘧瑗、史狗、吏魚酋、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等)。現在大漢廣大的土地上，士民多而富足，朝廷政治清明，上下又能諧和一致，但官中沒有好的官，在位的良臣不多。
這難道是這時沒有賢人？想必是使用不當吧。那些愿行正道的人用得很少，同流合污的卻用得很多，因此，朋黨成群，互相營私，背離樸實，趨向華麗。選拔人才時，不重視其實干的本領，衡量其才行，只是虛張聲勢，亂加溢美之詞。粗略估計，每年將近兩百人得到提拔。看看他們的履歷，個個品德像顏回、冉有，詳細考察其才能，很少達到中等人才的標準，都是只務升官、互相推舉。選士本應重在才干，不必求全責備。所以孔門四友(顏回、子貢、子師、子由)雖各有長處，但不是每人都很完美。商朝三仁(箕子、微子、比干)同在一朝，但治國的大事并不十分理想。輔助漢高祖得天下的臣子來自亡秦；光武帝用了很多人才，不少是從王莽那里來的。何況太平之時，能說沒有人才嗎？明君的號令好比聲音，忠臣的響應就像回聲。聲波的長短，聲音的大小，輕重快慢，一定要互相呼應。何況治玉要用石頭，洗金要用鹽水，洗綢子要用魚，漂白布要用灰。一般事物本來就有用賤的治理貴的，用丑的變為美的。聰明的人能夠棄短取長，收到功效。現在選拔人才，一定要嚴加考核其實績，有小毛病的，不必勉強掩蓋其過失，他們一進一退，一默一語，各有自己的方式，那么蕭何、曹參、周勃、韓信這類文臣武將，哪能不會到來；吳、鄧、梁、竇等類人才，踮起腳跟就可看到。
孔子說過“：沒有好好思量，如果思量了，有什么遙遠呢？”四、《愛日篇》國之能成為國，因為有老百姓。民之能成為民，因為能生產谷物。谷物能夠豐收，因為有人民在勞動。農業能夠建成，因為有時間和勞力。太平國家的日子過得舒適而漫長，所以百姓悠閑而勞力有剩余；混亂國家的日子過得急促而短暫，所以百姓困倦而勞力不足。日子過得舒而長，并不是說太陽走得慢些，而是由于君主英明、百姓安靜而勞力有多哩。日子過得短促，不是說歷書上的分度減少了，而是上面昏聵、下面紊亂而疲于奔命，總覺勞動不足哩。孔子說過：“人口多了就應使他們富足，已經富足了就應加強教育。”因此，禮義來源于富足，盜賊來自于貧窮；富足來源于時日寬暇，貧窮來源于謀生無日。圣人深深懂得勞力是人民謀生的根本，國家的基礎。所以務必減少百姓的差役，使他們愛惜時日，不違農時。因此堯帝命令太陽之神羲和，敬重上天，給百姓充足的時間。漢明帝時，國家曾一度規定用月朔為正的“反支月”不受理百姓的投訴，皇帝聽了很感奇怪，便說：“百姓放棄勞動時間，不遠萬里來朝廷，如果再加限制不許接見，難道是治理國家的本意嗎！”于是廢除這種不合理的制度。現在含冤的百姓仰望申訴可是官吏們卻難見如神，百姓耽擱勞動時間而到官府告狀的，路上絡繹不絕，不到太陽偏西不得通報，不是高興的時候不接見。有的連續幾天，甚至十天半月，才能見到官吏；有的請求鄰里，送糧食才能答話。農時耽誤過多，天下難道不受饑餓嗎？孔子說“：聽官司我和別人差不多。”從他這話看，有中等才能以上的人，就能夠評議誰是誰非，鄉里亭部小吏，也有會斷案的，可是多半出現判斷不公，使人受冤枉，這是有緣故的。
凡自以為道理充足的一方總是認為得理走天下，決不隨便屈服，而道理欠缺的一方就采取巴結行賄的辦法。不屈服的一方對官吏不給好處，行賄的一方所以得到官吏徇情枉法。如果事情有反覆，官吏應該有罪責，官吏因為有罪責，不能不在上弄權枉法。老百姓是弱而小的一方，而控告豪強的官吏，勢力懸殊能不敗訴嗎？縣官相信定吏的話，所以判案只能維持原判。如果事有反覆，縣長應有罪責，縣長因為有罪，而推到上級郡那里。一方是老百姓，而對方是縣吏，這種官司打下去，老百姓能夠勝訴嗎？事有反覆，郡也有罪，郡因為有罪，而上訴到了州。老百姓和郡打官司，還有獲勝的希望嗎？州官不肯受理，所以百姓只得遠到公府里來。公府不能詳細審理，于是拖延時間。貧弱的百姓拖不到十天，強富的可以拖到千日。這樣打官司，有什么冤案能夠清理呢？正義之士懷著滿腔怒火而得不到伸冤，狡猾的官吏搞歪門邪道而逃避罪罰，這就是老百姓之所以受壓迫，而天下越來越困窮的緣故。除了上天感痛降災之外，只要看看人為的災難就可知道。從三府州郡，到郡縣司法的官吏，以及打官司的百姓，受官司的牽連，另相檢舉、找證人對簿公堂的，每天大約有十萬人。一個人有事，兩個人參謀，這就等于每天有三十萬人耽擱農業勞動時間了。用中等農民作標準算一下，就每年有三百萬人要挨餓了。這樣一來，盜賊怎么會消滅，太平日子從哪里來呢？《詩經》上說：“不要回顧混亂，哪個沒有父母？”老百姓生活的條件不足，君王怎能得到富足？能不值得深思嗎？能不引起深思嗎？五、《述赦篇》醫生替人治病，必須知道病人脈搏的虛實，氣結在何處，然后才能處方，所以病可治好，還能長壽。治理國家的人，必須先知道百姓的疾苦，禍亂的根源在何處，然后采取措施，所以壞人壞事才可制止，國家才能安定。現在害百姓最苦的沒有比連續用錢贖罪而獲得赦免的了。
赦免贖罪的次數多，那么惡人得勢，好人遭殃。怎么證明呢？謹慎小心的人，不會犯錯誤，又有正派的官吏，不怕強暴的人，可是成群的奸猾之徒竟敢亂加誣蔑，就因為他們知道反正不久即可獲得赦免的緣故。好心正直的人，被人侵怨而能到朝廷申冤的，一萬人中沒有幾個；幾個人中間得到官吏過問的，一百人中不過一人；經過尚書審問而遣他空手回去的，又有十分之六七。那些為非作歹的人，已經觸犯法律，被害的人家希望按罪重判，解除心頭之恨，可反而一概得到赦免釋放，讓惡人趾高氣揚；有些慣盜竟穿著好衣服從門前揚長而過，孝順的人看見仇人不敢聲討，被盜者看見贓物而不敢取回，痛苦哪有比這更厲害的呢！培養雜草的使莊稼受損失，包庇壞人的使百姓受害。《書經》上說“：周文王嚴格執法對壞人從不赦免。”先王制定刑法，不是喜歡讓人受皮肉之苦，使人短命；而是在于懲罰壞人，為民除害。所以經書上說：“上天命令有德之人，獲得五服五章的獎勵；上天討伐有罪之人，采用五種不同的刑罰。”《詩經》諷刺執法不公的人道“：這個應該判罪，你反而替他開脫。”古時只有開始受天命為君的人，在天下大亂之后，違法亂紀者太多，一時難得一一追究，所以不得不采取一次大赦，給他們改過自新的機會，使廣大百姓得到安居，來促成天下大治。絕不是對壞人姑息養奸，更不是放縱壞人。那些性惡之人，是一班豺狼，即使得到寬宥赦免，始終沒有改悔之心。有些人早上解除鐐銬，晚上又被抓回來，雖有嚴明的官吏，也不能使他們洗手不干。為什么呢？凡是敢做大壞事的人，一定有過人的能耐，而能討好上級。例如多塞一些不義之財，多說一些討好人家的話，來使對方軟化，如果沒有第五倫那樣廉潔正直，誰不顧及錢財呢？有些人常議論說“：長久不赦罪就會使壞人猖獗而官吏制止不住，應該多方開導來瓦解他們。”這是不懂得政亂的根本來源，不明白禍福的起因呢。后來度遼將軍皇甫規解除官職回到安定，同鄉人有用貨財買到雁門太守的人，也離職回家，用名片去進見皇甫規。皇甫規躺著睡覺不出來迎接，那人已經進門后，便問道：“你以前在郡守任里吃雁肉，味道不錯吧！”不久，又有人報告王符在門口求見。皇甫規素來聽到王符的聲名，于是連忙起床，衣服的帶子尚未系好，趿著鞋子出來迎接，握著王符的手進屋，和他坐在一起，極為歡快。
當時人便這樣說道：“二千石的府尹，抵不上一介布衣之士。”就是說書生道德品質之高貴。王符終于沒有做官，老死在家里。
◆仲長統，傳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少年時好學，廣泛涉獵書籍，長于文辭。年二十余，游學于青州、徐州、并州、冀州之間，與交友的多數認為他異于常人。并州刺史高干，袁紹的外侄，素來貴而有名，招致四方游士，士人多歸附他。仲長統經過高干那里，高干很好地招待他，問以當時的大事。長統對高干說“：君有雄志而沒有雄才，好結交士子但不能選擇人才，所以替君擔憂，請深以為戒。”高干常覺自己不錯，不采納他的話，長統就離開了。不多時，高干以并州背叛，卒至失敗。并州冀州之士都因此而異其有知人之明。仲長統性倜儻，敢于直言，不計較小節，默語無常，時人有的稱他為狂生。每逢州郡命召，常稱病不去。常認為凡游說帝王的人，想立身揚名罷了，可是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想建房子住在清曠之地，以悅其志。他的論調是“：假使居住有良田廣宅，背山面水，溝池環繞，竹木四布，場圃在前，果園在后。舟車可以代步涉之勞，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食，妻子沒有苦身之勞累。好朋友到來，有酒肴招待，節日盛會，殺豬宰羊以奉之。在畦苑散步，在平林游玩，在清水之濱濯足，乘涼風習習，釣釣魚，射射鳥。在舞雩之下諷詠，在高堂之上吟哦。在閨房養神，想老子之玄虛，呼吸新鮮空氣，求至人之仿佛。與少數知己，論道講書，俯仰天地之間，評點人物之是非。彈《南風》之琴，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難，永保性命之期。這樣，就可以升在霄漢之上，出乎宇宙之外了。難道還羨慕入帝王之門么！”又作詩二篇，以表現其志向。
詩說：“飛鳥留遺跡，鳴蟬蛻軀殼。
騰蛇棄鱗甲，神龍喪頭角。
至人能變化，達士貴脫俗。
乘云無鞍轡，騁風不知足。
垂露成帳帷，張霄成巾幄。
沆瀣當晚餐，九陽代蠟燭。
恒星艷如珠，朝霞潤如玉。
六合任我游，恣心之所欲。
人事均可遺，何必為局促。”
“大道雖平坦，見幾者實寡。
任意無是非，適物無不可。
古來繞繞彎，委曲實繁瑣。
百慮又何為，至要還在我。
寄愁于上天，埋憂在地下。
叛散在《五經》，天棄《風》與《雅》。
百家太雜碎，請用一把火。
抗志在山棲，游心于海左。
元氣變為舟，微風可為舵。
敖翔在太清，縱意在容冶。”尚書令荀..聽到仲長統的大名，很覺奇怪，舉他作尚書郎。后來參與丞相曹操軍事。每論說古今及當時風俗行事，常發憤嘆息。因著論名叫《昌言》，共三十四篇，十多萬字。獻帝遜位那年，仲長統死去，時年四十一歲。
范曄
范曄（公元398年—公元445年），字蔚宗，南朝宋史學家，順陽（今河南淅川南）人。官至左衛將軍，太子詹事。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范曄因為“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眾家《后漢書》為一家之作”，開始撰寫《后漢書》，至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謀反罪被殺止，寫成了十紀，八十列傳。原計劃作的十志，未及完成。今本《后漢書》中的八志三十卷，是南朝梁劉昭從司馬彪的《續漢書》中抽出來補進去的。其中《楊震暮夜卻金》已編入小學教材，《強項令》選入中學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