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對
南北朝：劉勰
“周爰咨謀”，是謂為議。議之言宜，審事宜也。《易》之《節卦》∶“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周書》曰∶“議事以制，政乃弗迷”。議貴節制，經典之體也。
昔管仲稱軒轅有明臺之議，則其來遠矣。洪水之難，堯咨四岳，宅揆之舉，舜疇五人；三代所興，詢及芻蕘。春秋釋宋，魯桓預議。及趙靈胡服，而季父爭論；商鞅變法，而甘龍交辯：雖憲章無算，而同異足觀。迄至有漢，始立駁議。駁者，雜也，雜議不純，故曰駁也。自兩漢文明，楷式昭備，藹藹多士，發言盈庭；若賈誼之遍代諸生，可謂捷于議也。至如吾丘之駁挾弓，安國之辯匈奴，賈捐之之陳于珠崖，劉歆之辨于祖宗：雖質文不同，得事要矣。若乃張敏之斷輕侮，郭躬之議擅誅；程曉之駁校事，司馬芝之議貨錢；何曾蠲出女之科，秦秀定賈充之謚：事實允當，可謂達議體矣。漢世善駁，則應劭為首；晉代能議，則傅咸為宗。然仲瑗博古，而銓貫有敘；長虞識治，而屬辭枝繁。及陸機斷議，亦有鋒穎，而腴辭弗剪，頗累文骨。亦各有美，風格存焉。
夫動先擬議，明用稽疑，所以敬慎群務，弛張治術。故其大體所資，必樞紐經典，采故實于前代，觀通變于當今。理不謬搖其枝，字不妄舒其藻。又郊祀必洞于禮，戎事必練于兵，佃谷先曉于農，斷訟務精于律。然后標以顯義，約以正辭，文以辨潔為能，不以繁縟為巧；事以明核為美，不以環隱為奇：此綱領之大要也。若不達政體，而舞筆弄文，支離構辭，穿鑿會巧，空騁其華，固為事實所擯，設得其理，亦為游辭所埋矣。昔秦女嫁晉，從文衣之媵，晉人貴媵而賤女；楚珠鬻鄭，為薰桂之櫝，鄭人買櫝而還珠。若文浮于理，末勝其本，則秦女楚珠，復存于茲矣。
又對策者，應詔而陳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獻說也。言中理準，譬射侯中的；二名雖殊，即議之別體也。古者造士，選事考言。漢文中年，始舉賢良，晁錯對策，蔚為舉首。及孝武益明，旁求俊乂，對策者以第一登庸，射策者以甲科入仕，斯固選賢要術也。觀晁氏之對，驗古明今，辭裁以辨，事通而贍，超升高第，信有征矣。仲舒之對，祖述《春秋》，本陰陽之化，究列代之變，煩而不慁者，事理明也。公孫之對，簡而未博，然總要以約文，事切而情舉，所以太常居下，而天子擢上也。杜欽之對，略而指事，辭以治宣，不為文作。及后漢魯丕，辭氣質素，以儒雅中策，獨入高第。凡此五家，并前代之明范也。魏晉以來，稍務文麗，以文紀實，所失已多。及其來選，又稱疾不會，雖欲求文，弗可得也。是以漢飲博士，而雉集乎堂；晉策秀才，而麏興于前，無他怪也，選失之異耳。夫駁議偏辨，各執異見；對策揄揚，大明治道。使事深于政術，理密于時務，酌三五以熔世，而非迂緩之高談；馭權變以拯俗，而非刻薄之偽論；風恢恢而能遠，流洋洋而不溢，王庭之美對也。難矣哉，士之為才也！或練治而寡文，或工文而疏治。對策所選，實屬通才，志足文遠，不其鮮歟！
贊曰∶
議惟疇政，名實相課。斷理必剛，攡辭無懦。
對策王庭，同時酌和。治體高秉，雅謨遠播。
譯文
《議對》是《文心雕龍》的第二十四篇，論述“議”、“對”兩種相近的文體。“議”有議論的意思，它和一般議論文的不同，就在于是向帝王的陳說。“對”指“對策”和“射策”兩種，這是就考試科目的不同而分的，總的都叫“策”。“策”分三種：“一曰制策，天子稱制以問而對者是也；二曰試策，有司以策試士而對者是也；三曰進策，著策而上進者是也。”（《文體明辨序說·序》）劉勰所論的“策”，主要指第一種。
本篇分“議”、“對”兩大部分，共四段。第一段講“議”的含義、起源和評論魏晉以前的主要作品，第二段論“議”體的基本要求，第三段講“對”的含義、起源和評論魏晉以前的主要作品，第四段論“對”體的基本要求。
劉勰在本篇強調用“議對”來“弛張治術”、“大明治道”等，自然是從維護封建統治政權出發的；對有關作品的評論，多以帝王的意見為依據，這都反映了劉勰的思想局限。其中強調寫什么必須熟悉什么：“郊祀必洞于禮，戎事必練于兵，田谷先曉于農，斷訟務精于律。”雖也是為了更好地為封建政教服務，但這樣不僅有可能把封建政治處理得較好一點，從寫作理論上看，寫戰爭必懂軍事，寫種田必懂農業，這種主張以及本篇對“空騁其華”的反對等，是有一定普遍意義的。
（一）
周代的祖先和豳人的商討，就是所謂“議”。“議”是講求適宜，研究怎樣合于事理的。《周易·節卦》的象辭說：“君子節制禮儀，使之有定，議論德行，使之適宜。”《尚書·周官》中說：“辦事必須根據古義加以評議，政事才不迷亂。”可見“議”以控制得當為貴，這是儒家經典的精神。早在春秋時期的管仲就說過，軒轅黃帝曾立“明臺之議”，可見“議”的源頭已很長遠了。唐堯時期洪水造成災難，帝堯曾向管理四方諸侯的四岳提出詢問；帝舜為了舉出能任百揆等官的人選，曾向群臣征求意見，確定了禹、稷、契、皋陶、伯益等五人；夏、商、周三代辦事，征詢意見直到打柴草的人。春秋時期楚國釋放宋襄公，魯僖公曾參與此事的商議。戰國時趙武靈王要換用胡人的衣服，他的叔父不同意而進行了反覆爭論；商鞅在秦國變法，反對者甘龍和他進行了辯論：雖然“議”的基本法則尚未確定下來，但以上辯論是頗為可觀的。到了漢代，“駁議”的體制才正式確立。所謂“駁”，就是雜；議論是紛紜復雜的，所以叫做“駁”。從兩漢文化昌明之后，典范的奏議顯著而完備了；當時人才濟濟，好的奏議充滿朝廷：如賈誼代替所有老臣草議，可說是寫奏議最敏捷的作者了。又如吾丘壽王對禁民挾帶弓弩的反駁，韓安國和反對與匈奴和親者的辯論，賈捐之反對用大軍平定朱崖郡叛亂的議論，劉歆關于不應毀武帝宗廟的爭辯等，雖然內容和文辭各不相同，但都抓住奏議的要領了。至于東漢張敏反對“輕侮法”，郭躬議論秦彭并非擅自殺人，三國時魏國程曉駁斥校事官的流弊，司馬芝建議再鑄五銖錢，晉代何曾要求免除對已嫁婦女不合理的刑律，秦秀議論怎樣定賈充的謚號等，都寫得符合實際，公允恰當，可說是通曉奏議體制的了。漢代善于寫駁議的，當以應劭為首；晉代長于寫奏議的，則以傅咸為高。但應劭博通古事，而銓衡貫通，頗有條理；傅咸很懂治道，卻寫得枝蔓紛繁。至于陸機的《晉書限斷議》，尚為銳利，但未刪減其繁雜的文辭，頗有影響于文章的骨力：這些也還各有優點和一定的教育意義。
（二）
凡有行動，首先要加以議論；要明了事物，必須把可疑的問題考察清楚。這是為了嚴肅慎重地處理各種政務，使治國之道緩急適度。所以，寫議奏的主要依據，必須以儒家經典為典范，繼承前代的傳統，研究當今的變化；說理不應在枝節問題上大發謬論，用詞不應在文采藻飾上過分鋪張。論祭祀，必須深悉禮儀；寫戰爭，必須懂得軍事；講種田，首先要通曉農業；議斷案，務須精通法律。然后突出其重大意義，運用公允嚴正的文辭。議奏文以明辨簡潔為能，不以繁富的采飾為巧；論事以明白核實為美，不以深幽隱晦為奇：這就是議奏文的基本要領了。如果不通曉國家政治，而隨意搬弄文墨，東拉西扯地構成文辭，牽強附會地湊成小巧，這種徒然施展華麗的文章，固然要被事實所拋棄；即使講出一些道理，也被大量的文采所淹沒了。從前秦穆公的女兒嫁給晉國的公子，隨從大批服飾艷麗的陪嫁女，晉國人便重視陪嫁人而輕視秦穆公之女；楚國有人賣珠給鄭國，用熏了桂香、裝飾了玫瑰的精制匣子，鄭國人只買盛珠的匣子而把珠退回。如果文飾淹沒了所講的道理，形式勝過了所表達的內容，那末，秦人嫁女、楚人賣珠的故事，便又出現在今天了。
（三）
又一種叫做“對策”，是應帝王的詔命而陳述政事的；一種叫做“射策”，是就自己探取的試題而呈獻意見的。對答中旨，說理準確，就像對著箭靶以射中目的。所以，“對策”、“射策”雖是兩個不同的名稱，但都是奏議的體制之一。古代學成的人，是通過口頭上考核入官。到西漢文帝中期，選任官吏才開始有舉賢良的制度；晁錯的《舉賢良文學對策》，是當時高中的優秀作品。到漢武帝時期，策士制度大放光明，廣泛搜求杰出人才。參加對策的人，第一名提升任用；參加射策的人，考入甲科者授官：這的確是選拔賢才的重要方法。讀晁錯的《賢良文學對策》，引用古今事理為證驗，措辭簡潔，用事貫通而豐富，他的試策名列前茅，事實證明他確是寫得不錯的。董仲舒的《舉賢良對策》，根據《春秋》的道理，本于陰陽之氣的變化，考察歷代的發展變化，寫得雖多卻不混亂，就因為作者深明事理。公孫弘的《舉賢良對策》，簡略而不夠廣博，但能抓住要點來運用文辭，論事確切而情意明顯；因此，主考官列為下第，漢武帝卻提升為第一名。杜欽的《白虎殿對策》，雖然簡略卻有專指；他的文辭是為治世而發，不是為做文章而寫。其后，東漢的魯丕，文辭樸素，以博雅入選，獨中高第。以上五家，都是前代最顯著的典范。魏晉以后的對策，逐漸追求文采華麗，用華麗之文來對待具體的政事，已有很大缺陷了，何況像晉元帝時的應試者，即使到場，也稱病不敢對答。這時就雖想求得對策之文，卻不可能了。所以，漢成帝鴻嘉二年，正當博士舉行飲酒禮的時候，一群野雞飛集于堂上；晉成帝咸和六年，正當策試秀才之際，一只獐子跑到堂前：這不是別的怪事，而是有失于選拔人才所出現的不正常現象。
（四）
駁議側重于辨析事理，各有其不同的見解；對策主要用以正面闡明自己的觀點，目的在于發揚光大治國之道。因此，論事要深明政術，說理要切合實際；應參考漢代文武之世的經驗來治理當世，而不是不切實際的高談闊論；要能隨機應變以拯救世事，而非刻薄的欺人之談；要如廣闊的風而吹送得遙遠，像充滿的水卻不外溢：這就是朝廷的美對了。文人應具備的才力，真是不易呀！有的熟練治理，卻缺乏文才；有的精于文辭，對政事卻很生疏；對策所需的人才，確是全面的通才，文質兼備的人，歷史上不是很少么？
（五）
總之，“議”用于商討政事，應該名實相符。分析道理要有力量，運用文辭不能軟弱。在帝王之前對策，眾多的應試者同時斟酌對答；只要把握好議對文應有益于治道的特點，雅正的謀議就能遠為傳播。
劉勰
劉勰（約公元465——520），字彥和，生活于南北朝時期的南朝梁代，中國歷史上的文學理論家、文學批評家。漢族，生于京口（今鎮江），祖籍山東莒縣（今山東省莒縣）東莞鎮大沈莊（大沈劉莊）。他曾官縣令、步兵校尉、宮中通事舍人，頗有清名。晚年在山東莒縣浮來山創辦（北）定林寺。劉勰雖任多種官職，但其名不以官顯，卻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龍》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和文學批評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