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記
南北朝：劉勰
大舜云∶“書用識哉！”所以記時事也。蓋圣賢言辭，總為之書，書之為體，主言者也。揚雄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故書者，舒也。舒布其言，陳之簡牘，取象于夬，貴在明決而已。
三代政暇，文翰頗疏。春秋聘繁，書介彌盛。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又子叔敬叔進吊書于滕君，固知行人挈辭，多被翰墨矣。及七國獻書，詭麗輻輳；漢來筆札，辭氣紛紜。觀史遷之《報任安》，東方之《謁公孫》，楊惲之《酬會宗》，子云之《答劉歆》，志氣槃桓，各含殊采；并杼軸乎尺素，抑揚乎寸心。逮后漢書記，則崔瑗尤善。魏之元瑜，號稱翩翩；文舉屬章，半簡必錄；休璉好事，留意詞翰，抑其次也。嵇康《絕交》，實志高而文偉矣；趙至敘離，乃少年之激切也。至如陳遵占辭，百封各意；彌衡代書，親疏得宜：斯又尺牘之偏才也。
詳總書體，本在盡言，言所以散郁陶，托風采，故宜條暢以任氣，優柔以懌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若夫尊貴差序，則肅以節文。戰國以前，君臣同書，秦漢立儀，始有表奏，王公國內，亦稱奏書，張敞奏書于膠后，其義美矣。迄至后漢，稍有名品，公府奏記，而郡將奉箋。記之言志，進己志也。箋者，表也，表識其情也。崔寔奏記于公府，則崇讓之德音矣；黃香奏箋于江夏，亦肅恭之遺式矣。公幹箋記，麗而規益，子桓弗論，故世所共遺。若略名取實，則有美于為詩矣。劉廙謝恩，喻切以至，陸機自理，情周而巧，箋之為美者也。原箋記之為式，既上窺乎表，亦下睨乎書，使敬而不懾，簡而無傲，清美以惠其才，彪蔚以文其響，蓋箋記之分也。
夫書記廣大，衣被事體，筆札雜名，古今多品。是以總領黎庶，則有譜籍簿錄；醫歷星筮，則有方術占式；申憲述兵，則有律令法制；朝市征信，則有符契券疏；百官詢事，則有關刺解牒；萬民達志，則有狀列辭諺：并述理于心，著言于翰，雖藝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務也。
故謂譜者，普也。注序世統，事資周普，鄭氏譜《詩》，蓋取乎此。籍者，借也。歲借民力，條之于版，春秋司籍，即其事也。簿者，圃也。草木區別，文書類聚，張湯、李廣，為吏所簿，別情偽也。錄者，領也。古史《世本》，編以簡策，領其名數，故曰錄也。方者，隅也。醫藥攻病，各有所主，專精一隅，故藥術稱方。術者，路也。算歷極數，見路乃明，《九章》積微，故以為術，《淮南》、《萬畢》，皆其類也。占者，覘也。星辰飛伏，伺候乃見，登觀書云，故曰占也。式者，則也。陰陽盈虛，五行消息，變雖不常，而稽之有則也。律者，中也。黃鐘調起，五音以正，法律馭民，八刑克平，以律為名，取中正也。令者，命也。出命申禁，有若自天，管仲下令如流水，使民從也。法者，象也。兵謀無方，而奇正有象，故曰法也。制者，裁也。上行于下，如匠之制器也。符者，孚也。征召防偽，事資中孚。三代玉瑞，漢世金竹，末代從省，易以書翰矣。契者，結也。上古純質，結繩執契，今羌胡征數，負販記緡，其遺風歟！券者，束也。明白約束，以備情偽，字形半分，故周稱判書。古有鐵券，以堅信誓；王褒髯奴，則券之諧也。疏者，布也。布置物類，撮題近意，故小券短書，號為疏也。關者，閉也。出入由門，關閉當審；庶務在政，通塞應詳。韓非云∶“孫亶回，圣相也，而關于州部。”蓋謂此也。刺者，達也。詩人諷刺，周禮三刺，事敘相達，若針之通結矣。解者，釋也。解釋結滯，征事以對也。牒者，葉也。短簡編牒，如葉在枝，溫舒截蒲，即其事也。議政未定，故短牒咨謀。牒之尤密，謂之為簽。簽者，纖密者也。狀者，貌也。體貌本原，取其事實，先賢表謚，并有行狀，狀之大者也。列者，陳也。陳列事情，昭然可見也。辭者，舌端之文，通己于人。子產有辭，諸侯所賴，不可已也。諺者，直語也。喪言亦不及文，故吊亦稱諺。廛路淺言，有實無華。鄒穆公云“囊漏儲中”，皆其類也。《牧誓》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大雅》云“人亦有言”、“惟憂用老”，并上古遺諺，《詩》《書》所引者也。至于陳琳諫辭，稱“掩目捕雀”，潘岳哀辭，稱“掌珠”、“伉儷”，并引俗說而為文辭者也。夫文辭鄙俚，莫過于諺，而圣賢《詩》《書》，采以為談，況逾于此，豈可忽哉！
觀此眾條，并書記所總∶或事本相通，而文意各異，或全任質素，或雜用文綺，隨事立體，貴乎精要；意少一字則義闕，句長一言則辭妨，并有司之實務，而浮藻之所忽也。然才冠鴻筆，多疏尺牘，譬九方堙之識駿足，而不知毛色牝牡也。言既身文，信亦邦瑞，翰林之士，思理實焉。
贊曰∶
文藻條流，托在筆札。既馳金相，亦運木訥。
萬古聲薦，千里應拔。庶務紛綸，因書乃察。
譯文
《書記》是《文心雕龍》的第二十五篇，文體論的最后一篇。本篇除對書牘和箋記做了重點論述外，還對各種政務中運用的雜文，共六類二十四種，都做了簡要說明。劉勰認為：“文辭鄙俚，莫過于諺。”這種鄙俗的民間諺語，尚為古代圣賢所重視，并采用于經書之中，則其他文辭，“豈可忽哉”！這也是劉勰要全面論述各種雜文的說明。
本篇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論書牘，說明書的含義、起源、魏晉以前書信的寫作和運用情況，最后論書信寫作的基本特點。第二部分論奏記和奏箋。劉勰認為對三公用奏記，對郡守用奏箋，這是就其大致情況而言。奏記和奏箋的區別，在當時并不是很嚴格的。箋記與書表也頗相近，劉勰在這部分的最后，簡要說明了它們的異同。第三部分論二十四種雜文。主要是逐條解說各種名稱的含義，偶舉具體作品加以證明。最后強調這些文辭于己于國的重要，希望文人不要忽視。
本篇以書信為重點，其中評及的部分名篇，如司馬遷的《報任安書》、嵇康的《與山巨源絕交書》等，在文學史上是有重要地位的。值得注意的是，劉勰所肯定的作品中，不僅《與山巨源絕交書》有“每非湯、武而薄周、孔”的離經叛道之論，劉勰仍評以“志高而文偉”；楊惲的《報會宗書》，更是作者橫遭腰斬之禍的主要罪證，劉勰也稱贊它是“志氣盤桓，各含殊采”的好作品之一。本篇所論各種雜文，雖然沒有多大意義，但其中對民間諺語也有一定肯定，認為圣賢不廢，值得注意。此外，如主張書信要“散郁陶，托風采”；所有書記的寫作，都是“意少一字則義闕，句長一言則辭妨”。所以，披沙簡金，其中還是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意見的。
（一）
大舜曾說：“書寫以記載過錯。”因為書是用以記載時事的。凡是古代圣賢的言辭，都總稱為書；書的作用，主要就是用來記言的。揚雄就說：“言，是人的內心發出的聲音；書，則是表達心思的符號。發出聲音，寫成文字，君子與小人的不同就表現出來了。”所以，書就是舒展的意思。把言辭舒展散布開，寫在簡板之上，就成了書；《周易·系辭》用《夬卦》來象征書契，就是取文字以明確斷決為貴的意思。夏、商、周三代的政務不多，書面的文件也很少應用。到了春秋時期，諸侯之間聘問頻繁，持書往來的使者很多：如秦國大夫繞朝贈策書給晉國大夫士會，鄭國大夫子家派使臣送信給晉國大夫趙盾，楚國的屈巫從晉國送信給楚公子側，鄭國大夫子產寄信勸告晉國的士匄。仔細讀這四封書信，其辭就像在相對面談。又如滕文公死后，魯國大夫叔弓為使者到滕國送弔書。由此可見，春秋時期的外交使節，大都已經攜帶書面文件了。到戰國時的獻書，多用奇麗的文字組成。漢以后的書札，文辭氣度紛紜復雜。讀司馬遷的《報任安書》、東方朔的《與公孫弘書》、楊惲的《報會宗書》、揚雄的《答劉歆書》等，寫得志氣宏大，各有異采；都是組織辭采于尺素之上，字里行間蕩漾著方寸之心。到東漢時期的書記，則以崔瑗寫得最好。三國時的阮瑀，曹丕稱其“書記翩翩”；魏文帝搜集孔融的遺作，即使半片竹簡也要收錄；應璩愛好綴集時事，很注意書記的寫作：但這已是較差的作者。魏末嵇康的《與山巨源絕交書》，就是志氣高大、文辭宏偉的作品了。西晉趙至的《與嵇茂齊書》，是年輕人的心情激切之作。至于西漢陳遵，他口授下屬作書，數百封信，各有不同用意；漢末禰衡代黃祖寫信，該親該疏，各得其當：這兩位又是作書的偏才了。仔細總結書這種體制，本在于把話說透徹，是用以舒散郁積的心情，表達美好的言行；因此，應該條理暢達而放任志氣，從容不迫而悅其胸懷。能夠條理暢達和從容不迫，就有效地發揮相互贈答、交流思想的作用了。
（二）
至于尊貴有別，就須嚴肅地合于禮儀。戰國以前，君臣上下都用書；到秦漢時期確立儀法，臣下對帝王開始用表奏；在諸侯王國中，也稱“奏書”；如西漢張敞對膠東王太后的奏書，其意義是美好的。到了東漢，逐漸有了名位等級的不同：對三公上書稱“奏記”，對郡守上書稱“奏箋”。“記”是言志，就是對上表達自己的情志。“箋”就是表，就是表明自己的情志。東漢崔寔給大將軍梁冀的奏記，則是崇尚謙讓的好作品了；黃香給江夏太守的奏箋，就是嚴肅恭敬的遺范了。漢末劉楨的箋記，寫得華麗而有益于規勸，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沒有論及他的箋記，因而一般人都不知道；如拋開名稱而看實質，劉楨的箋記更美于他的詩篇。三國時劉廙的《上疏謝徙署丞相倉曹屬》，所用比喻極為確切；陸機自辯其枉罪的表箋，說理周密而文辭巧妙：這可算是箋表的佳作了。查箋記的格式，上和表奏接近，下與書記相似；要像表奏那樣恭敬，但沒有畏懼的表示；可以像書札那樣從簡，但不能表現得傲慢無禮。用清麗的文筆以施展其才能，借光華的盛采以加強其感人的力量：這就是箋記的基本特點。
（三）
書記的內容十分廣大，它包括各種各樣的事體。筆札的名目更為繁雜，古今門類甚多。關于總領百姓事務的，則有譜、籍、簿、錄；關于醫藥、歷法和星象占卜的，則有方、術、占、試；關于申明法令和講兵法的，則有律、令、法、制；關于朝廷和商業方面講求憑信的，則有符、契、券、疏；關于各種官吏之間詢問事情的，則有關、刺、解、牒；關于百姓表達情志的，則有狀、列、辭、諺等等。所有這些，都是從內心出發來敘述事理，在筆札上寫下言辭；雖然是各種文辭的下品，卻是處理政事的要務。
所謂“譜”，就是普。編著世代相承的統系，必須完整普遍，漢代鄭玄為《詩經》編的《詩譜》，就是取這個意思。
所謂“籍”，就是借。古代每年借用百姓的勞力，要記在簡板上；《左傳》中所說“司晉之典籍”，就指此事。
所謂“簿”，就是圃。和各種草木分別種植于園圃一樣，有關文案也是分類匯集在文簿里面。漢代的張湯、李廣，都曾被官吏按簿問罪，就是為了辨別真偽。
所謂“錄”，就是領。如記載古史的《世本》，就是編成簡策，總的記錄諸侯大夫的戶籍，所以叫做“錄”。
所謂“方”，就是隅。用醫藥治病，各有主治之疾，用藥的人也專精某個方面，所以稱用藥之術為“方”。
所謂“術”，就是路。要用最精的技術推算，道路才看得清楚；《九章算術》積聚了數學的精妙，所以稱之為“術”。淮南王劉安的《萬畢術》，也是這方面的著作。
所謂“占”，就是覘。根據星辰的變化來占驗往來升降的吉兇，要通過觀察才能看清；古人是登上觀臺進行觀察而書寫云物氣色的變化，所以叫做“占”。
所謂“式”，就是則。天地之間陰陽五行的消長盛衰，雖然變化無常，但考察其變化是有一定法則的。
所謂“律”，就是中。樂律由黃鐘起調，五聲都據以正音。用法律來治理百姓，根據周代所制八法就能處理公平。用“律”這個名稱，就是取公平中正之意。
所謂“令”，就是命。發出命令，申明禁戒，有如從天而降。管仲說下令如流水，意思是使百姓順從。
所謂“法”，就是象。軍事上的謀略沒有一定，但戰術的奇正有一定的兵法，所以稱之為“法”。
所謂“制”，就是裁。由上而下貫徹執行，猶如工匠依照規矩制造器具。
所謂“符”，就是孚。為了防上征聘召集的虛偽，就依靠出自內心的誠信。夏、商、周三代用玉制的信物，漢代用銅虎和竹箭代替，魏晉以后從簡，就改用書翰了。
所謂“契”，就是結。上古時期的人很質樸，以結繩為契約；至今羌人胡人驗數，以及商販記錢的辦法，大概就是古代結繩為契的遺風吧。
所謂“券”，就是束。明確的約束，是為了防止虛偽。剖開約券上的文字各執一半，所以周代稱為“判書”。古代還有丹書鐵券，用以確保信誓。漢代王褒的《僮約》，可說是約券的楷模了。
所謂“疏”，就是布。布置陳列事物，只是摘要寫明其大意，所以對短小的字據叫做“疏”。
所謂“關”，就是閉。進出都要經過門，關閉就必須慎重。各種事務決定于當時的政局，政局的順利或阻塞是應該詳細了解的。《韓非子》中曾說：“公孫亶回雖然是圣明之相，卻起于地方官吏。”講的就是這個道理。
所謂“刺”，就是達。《詩經》的作者寫詩以諷刺統治者，《周禮》中說斷獄要向三種人逐一詢問。這種依次到達的方式，就像用針的刺通到底。
所謂“解”，就是釋。解釋凝結積滯的問題，證驗有關之事加以核對。
所謂“牒”，就是葉。用短小的竹簡編成碟，就像樹枝上的樹葉；漢代路溫舒截斷蒲葉編成牒，就是這種事例。議論政事尚未作出決定，便用簡短的牒文相商議。牒文中更為細密的一種叫做“簽”。所謂“簽”，就是細密的意思。
所謂“狀”，就是貌：描述其本原，采取其事實。古代賢人死后，要給他追贈謚號，同時寫一篇死者生平事跡的行狀，這是較重要的一種狀文。
所謂“列”，就是陳。把有關內容一一列舉陳述出來，問題就顯而易見了。
所謂“辭”，就是口頭上的言辭，由自己轉達給他人。《左傳》中說，鄭國于產善于言辭，諸侯都全靠它，可見言辭是不可沒有的。
所謂“諺”，就是直質的話。喪弔父母的話不能有文采，所以弔辭也叫“諺”。民間的諺語，也是有實無華的。春秋時鄒穆公說的“口袋雖漏仍在其中”，就是這類話了。《尚書·牧誓》中說，“古人有言，母雞不司晨。”《詩經·大雅》說：“人亦有言，因憂而老。”這都是古代遺留下來的諺語，《詩經》、《尚書》所引用過的。至于陳琳在《諫何進召外兵》中說的“掩目捕雀”，潘岳在哀弔之作中用的“掌珠”、“伉儷”等，都是引用民間俗語寫成的。文辭的鄙俗，沒有超過諺語的了，可是古代圣賢在《詩經》、《尚書》中，也采為言談，何況不如諺語鄙俗的種種書記，豈能忽視呢！
上述六類各四條，都包括在書記之中：其中有的本是相通的，但文意各不相同；有的完全用質樸之辭，有的則雜以文采。應根據情況的不同來確定體制，而以精當簡要為貴。意思缺少一字就會不全面，一句之中多一個不必要的字也有防害。這都是各級官吏必須實行的，而為追求浮華藻飾的作者所忽略。但有的作者其才氣雖為巨著之冠，卻常常疏于書札小文，這就如善于相馬的九方堙，雖能識別千里駿馬，卻不能辨別馬的毛色和雌雄。文辭不僅可以美化作者自身，也是一個國家的光彩；因此，文壇之土，應該考慮從事實務。
（四）
總之，文章的各種支流，都容納在筆札之中。有的要馳騁文采，有的則運用樸質。優秀的書札使作者聲名顯揚于萬古，影響很快就傳遍千里。眾多紛雜的政務，就靠書記得以明察。
劉勰
劉勰（約公元465——520），字彥和，生活于南北朝時期的南朝梁代，中國歷史上的文學理論家、文學批評家。漢族，生于京口（今鎮江），祖籍山東莒縣（今山東省莒縣）東莞鎮大沈莊（大沈劉莊）。他曾官縣令、步兵校尉、宮中通事舍人，頗有清名。晚年在山東莒縣浮來山創辦（北）定林寺。劉勰雖任多種官職，但其名不以官顯，卻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龍》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和文學批評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