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性
南北朝：劉勰
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并情性所鑠，陶染所凝，是以筆區云譎，文苑波詭者矣。故辭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事義淺深，未聞乖其學；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各師成心，其異如面。若總其歸途，則數窮八體∶一曰典雅，二曰遠奧，三曰精約，四曰顯附，五曰繁縟，六曰壯麗，七曰新奇，八曰輕靡。典雅者，熔式經誥，方軌儒門者也；遠奧者，馥采曲文，經理玄宗者也；精約者，核字省句，剖析毫厘者也；顯附者，辭直義暢，切理厭心者也；繁縟者，博喻釀采，煒燁枝派者也；壯麗者，高論宏裁，卓爍異采者也；新奇者，擯古競今，危側趣詭者也；輕靡者，浮文弱植，縹緲附俗者也。故雅與奇反，奧與顯殊，繁與約舛，壯與輕乖，文辭根葉，苑囿其中矣。
若夫八體屢遷，功以學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是以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子云沈寂，故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堅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慮周而藻密；仲宣躁銳，故穎出而才果；公干氣褊，故言壯而情駭；嗣宗俶儻，故響逸而調遠；叔夜俊俠，故興高而采烈；安仁輕敏，故鋒發而韻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辭隱。觸類以推，表里必符，豈非自然之恒資，才氣之大略哉！
夫才由天資，學慎始習，斫梓染絲，功在初化，器成采定，難可翻移。故童子雕琢，必先雅制，沿根討葉，思轉自圓。八體雖殊，會通合數，得其環中，則輻輳相成。故宜摹體以定習，因性以練才，文之司南，用此道也。
贊曰∶
才性異區，文體繁詭。辭為肌膚，志實骨髓。
雅麗黼黻，淫巧朱紫。習亦凝真，功沿漸靡。
譯文
《體性》是《文心雕龍》的第二十七篇，從作品風格（“體”）和作者性格（“性”）的關系來論述文學作品的風格特色。
全篇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從文學創作的根本問題談起，指出創作是作者有了某種情感的沖動，才發而為文的。所以作者的才、氣、學、習等等，就都和作品所表現出來的風格特征有著一定的關系。劉勰認為作品的風格是：“各師成心，其異如面。”因此，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風格。他把各種風格大體上歸納為“典雅”、“遠奧”等八種，并概括地總結了這八種風格的基本特點。在這八種中，劉勰對“新奇”和“輕靡”兩種比較不滿。不過他認為，一個人的風格不限于一種，而往往有參差錯綜或前后不同的發展變化。
第二部分以賈誼、司馬相如、王粲、陸機等十多人的具體情況，來進一步闡明作者性格與作品的風格，完全是“表里必符”的。
第三部分強調作家的成功固然和他的才力有關，但更重要的是依靠長期刻苦地學習。八種風格雖然變化無窮，只要自己努力學習，就可融會貫通。因此，他主張作者從小就應向雅正的作品學習。
“風格即人”，它是作者個性的藝術表現。本篇能結合“體”、“性”兩個方面來探討，這是對的。劉勰以征圣、宗經的觀點來強調或貶低某種風格，這給他的風格論帶來一定局限。但在理論上，他正確地總結了風格形成的主要原因，明確了風格和個性的關系，強調后天學習的重要，這對古代風格論的建立和發展，都是有益的。
（一）
人的感情如果激動了，就形成為語言，道理如果要表達，便體現為文章。這是把隱藏在心中的情和理發表為明顯的語言文字，表里應該是一致的。不過人的才華有平凡和杰出之分，氣質有剛強和柔弱之別，學識有淺薄及湛深之異，習慣有雅正跟邪僻之差。這些都是由人的情性所決定，并受后天的熏陶而成；這就造成創作領域內千變萬化，奇譎如天上流云，詭秘似海上波濤。那么，在寫作上，文辭和道理的平凡或杰出，總是同作者的才華相一致的；作品的教育作用和趣味的剛健或柔弱，難道會和作者的氣質有差別？所述事情和意義的淺顯或湛深，也不會和作者的學識相反；所形成的風格的雅正或邪僻，很少和作者的習慣不同。各人按照自己本性來寫作，作品的風格就像人的面貌一樣彼此互異。歸根到底，不外八種風格：第一種是“典雅”，第二種是“遠奧”，第三種是“精約”，第四種是“顯附”，第五種是“繁縟”，第六種是“壯麗”，第七種是“新奇”，第八種是“輕靡”。所謂“典雅”，就是向經書學習，與儒家走相同的路的。所謂“遠奧”，就是文采比較含蓄而有法度，說理以道家學說為主的。所謂“精約”，就是字句簡練，分析精細的。所謂“顯附”，就是文辭質直，意義明暢，符合事物，使人滿意的。所謂“繁縟”，就是比喻廣博，文采豐富，善于鋪陳，光華四溢的。所謂“壯麗”，就是議論高超，文采不凡的。所謂“新奇”，就是棄舊趨新，以詭奇怪異為貴的。所謂“輕靡”，就是辭藻浮華，情志無力，內容空泛，趨向庸俗的。這八種風格中，“典雅”和“新奇”相反，“遠奧”和“顯附”不同，“繁縟”和“精約”有異，“壯麗”和“輕靡”相別。文章的各種表現，都不出這個范圍了。
（二）
這八種風格常常變化，其成功在于學問；但才華也是個關鍵，這是從先天的氣質來的。培養氣質以充實人的情志，情志確定文章的語言；文章能否寫得精美，無不來自人的情性。因此，賈誼性格豪邁，所以文辭簡潔而風格清新；司馬相如性格狂放，所以說理夸張而辭藻過多；揚雄性格沉靜，所以作品內容含蓄而意味深長；劉向性格坦率，所以文章中志趣明顯而用事廣博；班固性格雅正溫和，所以論斷精密而文思細致；張衡性格深沉通達，所以考慮周到而辭采細密；王粲性急才銳，所以作品鋒芒顯露而才識果斷；劉楨性格狹隘急遽，所以文辭有力而令人驚駭；阮籍性格放逸不羈，所以作品的音調就不同凡響；嵇康性格豪爽，所以作品興會充沛而辭采犀利；潘岳性格輕率而敏捷，所以文辭銳利而音節流暢；陸機性格莊重，所以內容繁雜而文辭隱晦。由此推論，內在的性格與表達于外的文章是一致的。這不是作者天賦資質和作品中所體現的才氣的一般情況嗎？
（三）
作者的才華雖有一定的天賦，但學習則一開始就要慎重；好比制木器或染絲綢，要在開始時就決定功效；若等到器具制成，顏色染定，那就不易再改變了。因此，少年學習寫作時，應先從雅正的作品開始；從根本來尋究枝葉，思路便易圓轉。上述八種風格雖然不同，但只要能融會貫通，就可合乎法則；正如車輪有了軸心，輻條自然能聚合起來。所以應該學習正確的風格來培養自己的習慣，根據自己的性格來培養寫作的才華。所謂創作的指南針，就是指的這條道路。
（四）
總之，由于作者的才華和性格有區別，因而作品的風格也多種多樣。但文辭只是次要的枝葉，而作者的情志才是主要的骨干。正如古代禮服上的花紋是華麗而雅正的，過分追求奇巧就會使雜色攪亂正色。在寫作上，作者的才華和氣質可以陶冶而成，不過需要長期地觀摩浸染才見功效。
劉勰
劉勰（約公元465——520），字彥和，生活于南北朝時期的南朝梁代，中國歷史上的文學理論家、文學批評家。漢族，生于京口（今鎮江），祖籍山東莒縣（今山東省莒縣）東莞鎮大沈莊（大沈劉莊）。他曾官縣令、步兵校尉、宮中通事舍人，頗有清名。晚年在山東莒縣浮來山創辦（北）定林寺。劉勰雖任多種官職，但其名不以官顯，卻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龍》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和文學批評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