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骨
南北朝：劉勰
《詩》總六義，風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氣之符契也。是以怊悵述情，必始乎風；沈吟鋪辭，莫先于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若豐藻克贍，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負聲無力。是以綴慮裁篇，務盈守氣，剛健既實，輝光乃新。其為文用，譬征鳥之使翼也。
故練于骨者，析辭必精；深乎風者，述情必顯。捶字堅而難移，結響凝而不滯，此風骨之力也。若瘠義肥辭，繁雜失統，則無骨之征也。思不環周，牽課乏氣，則無風之驗也。昔潘勖錫魏，思摹經典，群才韜筆，乃其骨髓峻也；相如賦仙，氣號凌云，蔚為辭宗，乃其風力遒也。能鑒斯要，可以定文，茲術或違，無務繁采。
故魏文稱∶“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故其論孔融，則云“體氣高妙”，論徐干，則云“時有齊氣”，論劉楨，則云“有逸氣”。公干亦云∶“孔氏卓卓，信含異氣；筆墨之性，殆不可勝。”并重氣之旨也。夫翚翟備色，而翾翥百步，肌豐而力沈也；鷹隼乏采，而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文章才力，有似于此。若風骨乏采，則鷙集翰林；采乏風骨，則雉竄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筆之鳴鳳也。若夫熔鑄經典之范，翔集子史之術，洞曉情變，曲昭文體，然后能孚甲新意，雕晝奇辭。昭體，故意新而不亂，曉變，故辭奇而不黷。若骨采未圓，風辭未練，而跨略舊規，馳騖新作，雖獲巧意，危敗亦多，豈空結奇字，紕繆而成經矣？《周書》云∶“辭尚體要，弗惟好異。”蓋防文濫也。然文術多門，各適所好，明者弗授，學者弗師。于是習華隨侈，流遁忘反。若能確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則風清骨峻，篇體光華。能研諸慮，何遠之有哉！
贊曰∶
情與氣偕，辭共體并。文明以健，珪璋乃聘。
蔚彼風力，嚴此骨鯁。才鋒峻立，符采克炳。
譯文
《風骨》是《文心雕龍》的第二十八篇，論述劉勰對文學作品的基本要求。
全篇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首先說明風骨的必要性。所謂“辭之待骨”，就是指文辭的運用必須有骨力；“情之含風”，則指思想感情的表達，要有教育作用。總的要求是：“捶字堅而難移，結響凝而不滯。”即文辭方面要準確不易，教育作用要豐富有力。其次說明沒有風骨的作品的弊病。最后舉潘勖和司馬相如的文章為例，分別說明辭句和內容的感人力量。
第二部分首論文氣，從曹丕、劉楨等人的論述，說明“氣”的重要。這個“氣”，指作家的氣質體現在作品之中而形成的文章特色，因此，和本篇所講的“風”有著密切聯系。次論風骨和文采的關系，認為風骨和文采兼備，才是理想的完美作品。
第三部分講怎樣創造風骨。劉勰認為，必須學習經書，同時也參考子書和史書，進而創立新意奇辭，才能使作品“風清骨峻”，具有較強的感染力量。只強調向書本學習而忽視現實生活的重要作用，這是劉勰論風骨的局限。
風骨和風格有一定聯系，卻又有顯著的區別。正如本篇的“贊”中所說：“情與氣偕，辭共體并。”作為情與辭的最高要求的風骨，和作者的情志、個性是有其必然聯系的，但風骨并不等于風格。因為風格指不同作家的個性在作品中形成的不同特色，風骨則是對一切作家作品的總的要求。
劉勰的風骨論，是針對晉宋以來文學創作中過分追求文采而忽于思想內容的傾向提出的，對后世文學創作和文學評論都有一定的影響。
（一）
《詩經》具備“六義”，第一項是“風”；這是進行教化的根源，同作者的情志和氣質是一致的。所以作者內心興感而要抒發時，就應該先注意風教的問題；而在考慮怎樣用文字來表達時，就應該先注意到骨力。文字應該有骨力，就好比身體必須樹立骨架一樣；情感要能起教化作用，就像人都具有某種氣質似的。文辭如寫得整飭準確，文章便有了骨力；能表達出作者昂揚爽朗的意志和氣概，文章便能起明顯的感化作用。假使辭藻雖繁多，但風教作用不大而骨力軟弱，那么文采必將黯淡無光，音節也難于動人。所以在構思謀篇之前，便須充分培養自己的氣質，做到辭句有力而內容充實，作品方能放射出新的光彩。這對于寫作所起的作用，就像猛禽運用翅膀一樣。所以，懂得怎樣使文章有骨力的作者，文辭一定選擇得精當；懂得怎樣使文章有教化作用的作者，思想感情必然能抒寫得顯豁。文字運用得準確而不能改易，作品發生的影響牢固而沒有止境：這就是講究風教與骨力的功效。如果內容本來不多而辭句過于拖沓，文章寫得雜亂而缺乏條理，這是沒有骨力的表現；如果思想不周密，內容枯燥而文章的氣勢不足，這是無益于教化的說明。從前潘勖寫《冊魏公九錫文》，企圖學習經典的文辭，使別人都不敢下筆了，那是由于文辭骨力的高超；司馬相如寫《大人賦》，被稱為有“凌云之氣”，蔚然成為賦家的宗匠，那是由于它具有巨大的感染力量。若能看到這些重要問題，就可以從事寫作了；假使違背這些基本法則，就不要徒然追求文采的繁多。
（二）
因此，曹丕曾說：“文章的氣勢隨作者的氣質而定，氣質或剛或柔的主要傾向，那是勉強不來的。”所以他評論孔融時就說：“他的風格特色是很卓越的。”他評論徐幹時卻說：“常常有齊地的特點。”他評論劉楨時又說：“有俊逸的特點。”劉楨也說過：“孔融很杰出，的確具有不平常的特色；他的創作中的優點，別人很難超過。”這些話都是重視作者氣質和文章氣勢的意思。野雞有著不同色彩的羽毛，但最多只飛一百步，那是由于肌肉過多而力量缺乏。老鷹沒有什么彩色，卻能一飛沖天，那是由于骨骼強壯而氣概雄健。創作的才華和能力，也和這差不多。如果文章寫得既在內容上能起風教作用，而又在文句上富有骨力，但是缺少辭采，那好像是飛集文壇的老鷹；如果只有辭采而缺乏教化作用和骨力，就恰像文壇上亂跑的野雞。只有既具備動人的辭采，又富于感化作用和骨力的作品，才算是文章中的鳳凰。
（三）
如果學習經書的典范來寫作，同時也參考子書和史書的寫作方法，并深知文學創作的發展變化情況，詳悉各種文章的體勢；然后才能產生新穎的意思，錘煉出奇特的文辭來。明確了各種文章的體勢，就能意思新穎而不紊亂；懂得了創作的繼承和革新，就能文辭奇特而無瑕疵。假如文章的骨力和文采既配合得不圓滿，風教作用和辭藻也聯系得不恰切，卻想擺脫掉原有的規范，追求新的寫作技巧，那么即使得到巧妙的文意，也常常會失敗。難道徒然用些奇特的字句，就錯誤地算作正常的做法了嗎？《尚書·畢命》中說：“文辭應該抓住要點，不能一味追求新異。”這是為了防止文辭的浮濫。不過寫作手法不止一種，各人有自己所喜愛的；所以優秀的作家也難于傳授給別人，學習寫作的人也沒法向別人領教。后人漸漸地走上華侈的道路，越走越遠而不想回頭。如果能夠確立正當的寫作方式，使文章寫得又明暢又有力，那么風教作用既明顯，文辭骨力又高超，全篇都能發射出光芒來了。只要研討上述這些問題，寫作的成功是不會太遠的。
（四）
總之，作家的思想感情和氣質是相配合的，文辭和風格也是統一的。文章必須寫得明暢而有力，才能像珍貴的玉器那樣為人所重視。既要求起更大的教化作用，還要能增強文辭的骨力；這樣才能體現作家的高才，使作品的風教和骨力密切結合而發出光彩。
劉勰
劉勰（約公元465——520），字彥和，生活于南北朝時期的南朝梁代，中國歷史上的文學理論家、文學批評家。漢族，生于京口（今鎮江），祖籍山東莒縣（今山東省莒縣）東莞鎮大沈莊（大沈劉莊）。他曾官縣令、步兵校尉、宮中通事舍人，頗有清名。晚年在山東莒縣浮來山創辦（北）定林寺。劉勰雖任多種官職，但其名不以官顯，卻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龍》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和文學批評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