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術
南北朝：劉勰
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詩》、《書》，別目兩名，自近代耳。顏延年以為∶“筆之為體，言之文也；經典則言而非筆，傳記則筆而非言。”請奪彼矛，還攻其楯矣。何者？《易》之《文言》，豈非言文？若筆為言文，不得云經典非筆矣。將以立論，未見其論立也。予以為∶發口為言，屬翰曰筆，常道曰經，述經曰傳。經傳之體，出言入筆，筆為言使，可強可弱。《六經》以典奧為不刊，非以言筆為優劣也。昔陸氏《文賦》，號為曲盡，然泛論纖悉，而實體未該。故知九變之貫匪窮，知言之選難備矣。
凡精慮造文，各競新麗，多欲練辭，莫肯研術。落落之玉，或亂乎石；碌碌之石，時似乎玉。精者要約，匱者亦鮮；博者該贍，蕪者亦繁；辯者昭晰，淺者亦露；奧者復隱，詭者亦曲。或義華而聲悴，或理拙而文澤。知夫調鐘未易，張琴實難。伶人告和，不必盡窕瓠之中；動角揮羽，何必窮初終之韻；魏文比篇章于音樂，蓋有征矣。夫不截盤根，無以驗利器；不剖文奧，無以辨通才。才之能通，必資曉術，自非圓鑒區域，大判條例，豈能控引情源，制勝文苑哉！
是以執術馭篇，似善弈之窮數；棄術任心，如博塞之邀遇。故博塞之文，借巧儻來，雖前驅有功，而后援難繼。少既無以相接，多亦不知所刪，乃多少之并惑，何妍蚩之能制乎！若夫善弈之文，則術有恒數，按部整伍，以待情會，因時順機，動不失正。數逢其極，機入其巧，則義味騰躍而生，辭氣叢雜而至。視之則錦繪，聽之則絲簧，味之則甘腴，佩之則芬芳，斷章之功，于斯盛矣。
夫驥足雖駿，纆牽忌長，以萬分一累，且廢千里。況文體多術，共相彌綸，一物攜貳，莫不解體。所以列在一篇，備總情變，譬三十之輻，共成一轂，雖未足觀，亦鄙夫之見也。
贊曰∶
文場筆苑，有術有門。務先大體，鑒必窮源。
乘一總萬，舉要治繁。思無定契，理有恒存。
譯文
《總術》是《文心雕龍》的第四十四篇，綜合論證寫作方法的重要性。劉勰的創作理論是很廣泛的，從根本原則到具體技巧問題，都分別作了專篇論述。本篇是總的論述掌握創作方法的重要。
全篇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論“文”、“筆”之分。自晉、宋以后，“文”、“筆”之分逐步明確起來。劉勰對這種區分，基本上是贊同的，所以，上卷是“論文敘筆”，按“文”、“筆”兩大類分別列論。但對顏延之的“文”、“筆”、“言”之分，則取反對態度。
第二部分在對論創作技巧的《文賦》進行批評之后，提出“研術”的重要意義。劉勰認為文學創作和音樂一樣，樂師雖不一定能掌握一切樂器和曲調，但必須懂得音樂的基本方法。所以說：“才之能通，必資曉術。”只有全面研究各種文學體裁，明確寫作的基本法則，才能在文學創作上取得勝利。
第三部分以下棋和擲采為喻，來進一步說明掌握寫作方法的必要。下棋是要講究方法的，掌握了寫作方法的作家，就同會下棋的人一樣，可以獲得成功。擲采則是碰機會，不懂得寫作方法的人就和擲采一樣，即使偶有所得，卻不能取得完全成功。因此，劉勰要求作家必須“執術馭篇”，而不要在寫作上去碰運氣。
“文”、“筆”之辨，是晉、宋以來文學發展的一個重要標志。正所謂“文場筆苑，有術有門”。多種多樣的“文”和“筆”的出現，表現方法問題也隨之復雜和重要起來。因此，有必要“務大體”，窮根求源，探索“乘一總萬”的寫作方法。本篇把“文”、“筆”之辨和“執術馭篇”兩個問題，“列在一篇”來討論，其原因就在這里。本篇雖未提出什么新的創作理論，但對文學創作提出一個總的要求，卻是很值得重視的。劉勰要求文學作品應寫得：“義味騰躍而生，辭氣叢雜而至。視之則錦繪，聽之則絲簧，味之則甘腴，佩之則芬芳。”除了內容充沛，辭采豐富外，這里還突出強調了文學作品的藝術性及其感人力量。劉勰在他的創作論的總結中提出這種要求或理想，這很有助于我們對其整個創作論的理解。《神思》以下各篇，正是為如何創造出這樣理想的作品所做的分論。
（一）
近來人們常常說，文章有“文”和“筆”兩種；他們認為不講究音節的是“筆”，講究音節的是“文”。文本來是補充和修飾語言的，按理說可以包含《詩經》、《尚書》兩方面的作品；至于分成兩種，那是晉代以后的事。顏延之以為：“筆”這種體裁，是有文采的“言”；儒家經書是“言”而不是“筆”，而傳注乃是“筆”不是“言”。我現在就借顏延之的矛，來反攻他的盾。為什么這樣說呢？《周易》中的《文言》，豈不是有文采的“言”嗎？假如“筆”是有文采的“言”，那么就不能說經書不是“筆”了。顏延之想建立新的論點，可是我看他的論點還不能建立起來。我認為：口頭說的叫做“言”，書面寫的叫做“筆”；說明永久性道理的叫做“經”，解釋經書的叫做“傳”。經和傳的體裁，就顯然不應屬于“言”而應屬于“筆”了；用筆寫來代替口說，文采可多可少。儒家經典以其內容深刻而不可磨滅，并不是以顏延之所謂無文采的“言”和有文采的“筆”來定其高下的。
（二）
從前陸機的《文賦》，據說談得很詳細；但是里邊多講瑣碎的問題，卻沒有抓住要點。可見事物的變化是無窮的，而真正懂得寫作的人卻較少。一般作家精心撰文，都努力爭取新奇華麗，常常只注意文辭的選擇，而不去鉆研寫作的方法。譬如在成堆的玉中，不免有些和石塊相類；在稀有的石頭中，偶然也有好像玉的。同樣，用心寫作的人，文章比較簡潔；可是文思貧乏的人，篇幅也多短小。才華豐富的人，常常下筆千言；但是文風雜亂的人，也寫得非常冗長。善于雄辯的人，條理十分清楚；不過學識淺薄的人，辭句也極顯露。思想深刻的人，寫出來有時難懂；可是故作怪僻的人，也有晦澀的毛病。有的文章意義豐富，而聲調音節顯得較差；有的文章講道理比較拙劣，而文句卻很潤澤。正如音樂一樣，敲鐘彈琴都不容易。一個樂師要演奏得音調和諧，不必大小樂器都會掌握；要能運用樂器，發揮作用，何須兼通一切曲調？曹丕把寫作比作音樂，是有根據的，因為都要求掌握法則。如果不能截斷彎曲的樹根，那就無法考驗刀鋸是否鋒利；同樣，如果不能分析深刻的寫作道理，也就不能看出作者是否有妙才。要使文才妙用無礙，就必須依靠通曉寫作方法。若非全面考察各種體裁，普遍明確各種法則，怎能掌握思想情感的來龍去脈，在文壇上獲得成功呢？
（三）
因此，如果能掌握方法來進行寫作，就像會下圍棋的人那樣講究技巧；如果拋棄方法而任意寫作，就像擲采的人那樣碰機會。所以，像擲采那樣寫作的文章，只依靠偶然得來，即使開始能寫成幾句，后邊也難于繼續。這樣，在內容少的時候，固然無法寫下去；在內容多的時候，也不知如何剪裁。既然不管內容多少都會感到困惑，那怎能掌握寫作的好壞呢？至于像會下棋那樣寫作的文章，則是在方法上按照一定的技巧，按部就班地和思想情感相配合；利用恰當的時機，一般是不會出錯的。技巧運用得很好，時機非常適合，就可在內容上做到意味濃郁動人，在文辭上也使得氣勢蓬勃起來。這種佳作，看在眼里像五彩的錦繡，聽在耳里像琴笙演奏的音樂，嘗在嘴里像肥美的肴饌，戴在身上像芬芳的香草：寫作的效用，這算達到極點了。千里馬雖然快，但韁繩不能太長；如有萬分之一的差錯，那就會影響到千里之行。何況文章各種體裁的寫作方法是多種多樣的，各方面都要密切配合；如果其中有一點不協調，全文都要受影響。所以集中在本篇，全面考慮文學創作的種種不同情況，要像三十條車輻一樣，必須配合在一個車轂里。這里談得雖很膚淺，也算我的一得之愚吧。
（四）
總之，在創作領域里，方法是多種多樣的。必須首先注意總體，徹底認清基本寫作原理；這樣就能根據基本原理來掌握各種技巧，抓住要點來駕馭一切。文思雖沒有一定的規則，寫作的基本原理卻是有定的。
劉勰
劉勰（約公元465——520），字彥和，生活于南北朝時期的南朝梁代，中國歷史上的文學理論家、文學批評家。漢族，生于京口（今鎮江），祖籍山東莒縣（今山東省莒縣）東莞鎮大沈莊（大沈劉莊）。他曾官縣令、步兵校尉、宮中通事舍人，頗有清名。晚年在山東莒縣浮來山創辦（北）定林寺。劉勰雖任多種官職，但其名不以官顯，卻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龍》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和文學批評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