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器
南北朝：劉勰
《周書》論士，方之梓材，蓋貴器用而兼文采也。是以樸斫成而丹雘施，垣墉立而雕杇附。而近代詞人，務華棄實。故魏文以為∶“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韋誕所評，又歷詆群才。后人雷同，混之一貫，吁可悲矣！
略觀文士之疵∶相如竊妻而受金，揚雄嗜酒而少算，敬通之不修廉隅，杜篤之請求無厭，班固諂竇以作威，馬融黨梁而黷貨，文舉傲誕以速誅，正平狂憨以致戮，仲宣輕銳以躁競，孔璋傯恫以粗疏，丁儀貪婪以乞貨，路粹餔啜而無恥，潘岳詭禱于愍懷，陸機傾仄于賈郭，傅玄剛隘而詈臺，孫楚狠愎而訟府。諸有此類，并文士之瑕累。文既有之，武亦宜然。
古之將相，疵咎實多。至如管仲孝竊，吳起之貪淫，陳平之污點，絳灌之讒嫉，沿茲以下，不可勝數。孔光負衡據鼎，而仄媚董賢，況班馬之賤職，潘岳之下位哉？王戎開國上秩，而鬻官囂俗；況馬杜之磬懸，丁路之貧薄哉？然子夏無虧于名儒，浚沖不塵乎竹林者，名崇而譏減也。若夫屈賈之忠貞，鄒枚之機覺，黃香之淳孝，徐干之沉默，豈曰文士，必其玷歟？
蓋人稟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難以求備。然將相以位隆特達，文士以職卑多誚，此江河所以騰涌，涓流所以寸折者也。名之抑揚，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蓋士之登庸，以成務為用。魯之敬姜，婦人之聰明耳。然推其機綜，以方治國，安有丈夫學文，而不達于政事哉？彼揚馬之徒，有文無質，所以終乎下位也。昔庾元規才華清英，勛庸有聲，故文藝不稱；若非臺岳，則正以文才也。文武之術，左右惟宜。郤縠敦書，故舉為元帥，豈以好文而不練武哉？孫武《兵經》，辭如珠玉，豈以習武而不曉文也？
是以君子藏器，待時而動。發揮事業，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楩楠其質，豫章其干；攡文必在緯軍國，負重必在任棟梁，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奉時以騁績。若此文人，應《梓材》之士矣。
贊曰∶
瞻彼前修，有懿文德。聲昭楚南，采動梁北。
雕而不器，貞干誰則。豈無華身，亦有光國。
譯文
《程器》是《文心雕龍》的第四十九篇，主要是論述作家的道德品質問題，反對“有文無質”而主張德才兼備。
本篇有四個部分。第一部分論作家注意品德的必要。劉勰以木工制器為喻，說明不應只顧外表的美觀而“務華棄實”；對文人無行的偏見，劉勰深表不滿。
第二部分歷舉司馬相如等十六個作家在品德上的缺點，批評了他們的道德敗壞、貪婪無恥；同時又舉出屈原和六個作家忠君愛國、機敏警覺的優良品質，一以說明并不是所有作家都有毛病，一以暗示后代作者應該向屈原等人學習。此外，還附帶談到管仲等七個古代將相，其品德上的毛病也不小，不過因為他們的地位較高而為人們所原諒罷了。
第三部分進一步提出，作者不但應注意道德品質，還要通曉軍政大事。不過關于政治修養和文學創作的關系，這里未從理論上加以論述，而著重強調文人要兼通文武政事，不要只做“有文無質”的空頭文人。
第四部分提出劉勰所理想的作家，是要有文有質、德才并茂，能夠進可堪當軍國重任，退可保持獨善而垂文后世。
《程器》篇從品德方面來評論作家，是劉勰作家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反對“務華棄實”，是貫穿全書的基本思想之一，本篇則是從正面來論述“實”的必要性。劉勰雖然是以封建道德觀念來評論作家、要求作家的，但從本篇所褒所貶的具體內容來看，在上層社會道德敗壞的齊、梁時期，大都是有益于時的。在文學創作上，針對“近代詞人，務華棄實”的實際情況，強調“有懿文德”，要求“摛文必在緯軍國”等，對挽救當時頹廢的創作風氣，就更有必要。
紀昀說：“觀此一篇，彥和發憤而著書者。……彥和入梁乃仕，故郁郁乃爾耶？”這是有道理的。劉勰寫此書時尚未出仕，正值“待時而動”之際，他主張作家要能“緯軍國”、“任棟粱”等，顯然和他自己對當時現實抱有一定幻想而躍躍欲試有關。正因如此，本篇所論，透露了劉勰自己的一些重要思想，是研究劉勰思想的一篇重要資料。
（一）
《尚書·梓材》中講到人材，比之于工匠把木料做成器具，是要兼有實用和美觀兩個方面。所以，木材經過砍削制成器具之后，還要涂上紅漆，筑成墻垣之后還要加以涂飾。可是后來的作家們，常常只講求外表，不顧實際，所以曹丕認為：“歷代文人常常不注意小節。”韋誕評論作家，也對文人多有指責。后人隨聲附和，以為文人都不注意細節。唉！這真太可悲嘆了。
（二）
現在大略地考察一下作家的毛病：司馬相如曾偷情又受賄，揚雄貪酒又失算；馮衍為人不夠正派，杜篤向官府求索沒有個完；班固獻媚竇憲而作威作福，馬融做梁冀的爪牙而又有貪污行為；孔融因過于傲慢召致殺頭，禰衡也由于態度狂放而喪命；王粲不莊嚴卻急于做官，陳琳無知而過于粗疏；丁儀貪財愛貨，路粹厚著臉皮討吃喝；潘岳參與對愍懷太子的謀害，陸機逢迎賈謐、郭彰等權貴；傅玄剛愎狹隘而謾罵官府，孫楚險惡執拗而愛打官司。諸如此類，都是作家中存在的缺點。文人有過失，武夫也如此。古代的將軍、宰相們，毛病同樣不少：如管仲的偷盜，吳起的貪財好色，陳平的家庭生活有污點，周勃、灌嬰都曾挑撥妒忌他人等。由此以后，例子多得數不完。如孔光身為西漢宰相，尚且獻媚于董賢；何況班固、馬融和潘岳等低微的官吏呢？王戎是西晉的開國大臣，尚且賣官鬻爵，不少人對他議論紛紛；何況司馬相如、杜篤這種窮困的文人，丁儀、路粹之類卑微的小人呢？但孔光雖有毛病，卻無損他仍是有名的儒者；王戎雖有丑聞，也影響不了他仍是竹林之“賢”：這就由于他們名位較高，減少了人們的譏諷。至于屈原、賈誼的忠君愛國，鄒陽、枚乘的機敏警覺，黃香的至孝，徐幹的安于貧賤等，品德高尚的作家也不少，怎能說一切作家都必有過失呢？
（三）
人具有各種才性，各有不同的優缺點，除非圣賢，很難責備求全。但是將軍、宰相因地位高而被原諒，作家則因地位低而常被指責：這緣故就如大江大河能洶涌奔騰而暢通無阻，小溝小水則千曲百折而障礙重重。人的名譽大小，固然如此；職位的高低，也是有原因的。人材是否被重用，要看能不能治事，魯國的敬姜，不過是個聰明的婦女，卻能推論織機的道理，來比喻國家大事。哪有大丈夫專心于文藝，就可不懂得政治呢？像揚雄、司馬相如等人，只會寫作而沒有政治上的實際才能，所以最終地位也不高。從前庾亮很有才華，由于功勛卓著而有聲望，因而他的寫作才能反不為人所稱揚；如果他不是做了高官，也會因文才而得名。文才武術，是可以兼備的。春秋時的卻縠就愛讀古書，所以用為將帥；難道愛好文墨就不能精通武藝嗎？孫武的《兵法》，文筆也很美好；怎能說學習武藝就可不通文墨呢？
（四）
所以一個理想的作家，應該具備良好的才德，等待適當的時機而行動，做出一番事業。因此，必須注意修養，以求充實其才德于內，散發其華采于外；要像楩木、楠木的堅實，像枕木、樟木的高大。寫作必須有助于軍政大事，出仕就要成為國家的棟梁；仕途不利則保全自己的品德而從事寫作，仕途順利便馳騁其才力以建立功業。這樣的作家，就算是《尚書·梓材》中所說的人材了。
（五）
總之，著看過去的優秀作家，有美好的文才和品德。如屈原和賈誼的名聲傳遍楚地，鄒陽和枚乘的文采震動了梁國。如果只有外表而無才德，怎能從根本上給人樹立榜樣？優秀的作家不僅有利于己，也有光于國。
劉勰
劉勰（約公元465——520），字彥和，生活于南北朝時期的南朝梁代，中國歷史上的文學理論家、文學批評家。漢族，生于京口（今鎮江），祖籍山東莒縣（今山東省莒縣）東莞鎮大沈莊（大沈劉莊）。他曾官縣令、步兵校尉、宮中通事舍人，頗有清名。晚年在山東莒縣浮來山創辦（北）定林寺。劉勰雖任多種官職，但其名不以官顯，卻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龍》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和文學批評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