勢運
唐代：趙蕤
(百六之運，推遷改移，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君子小人，無賢不肖，至人無可奈何。知其不由智力也。)
夫天下有君子焉，有小人焉，有禮讓焉。此數事者，未必其性也，未必其行也，皆勢運之耳。何以言之？《文子》曰：“夫人有余則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物多則欲省，求贍則爭止。”(議曰：《管子》云：“衣食足，知榮辱。”此有余則讓者也。《漢書》曰：“韓信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及在漢中，蕭何言于高祖曰：“韓信者，國士無雙。”此不足則爭者也。故傅子曰：“夫授夷、叔以事而薄其祿，父母餓于前，妻子喂于后，能守志不移者，鮮矣。”)
《淮南子》曰：“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爭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者，有所余也。”故世治則小人守正，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為奸，而刑不能禁也。(慎子曰：“桀、紂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內皆亂。關龍逢、王子比干不與焉，而謂之皆亂，其亂者眾也。堯舜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內皆治，而丹朱、商均不與焉，而謂之皆治，其治者眾也。)故《莊子》曰：“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智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智失也。時勢適然。”《新語》曰：“以近河之地濕，近山之木長者，以類相及也。四瀆東流，則百川無西行者，小象大而少從多也。”
是知世之君子，未必君子(議曰：匡衡云：“循禮恭讓，則人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尚義高節，則人興行；寬柔惠和，則眾相愛。此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由是言之，世之君子，乃上之所化也。)。世之小人，未必小人(議曰：《尚書》云：“殷罔弗小大，好草竊奸究。卿士師師，非度罔獲。”此言殷之季世，卿士君子并為非法，無得其中，皆從上化耳。故知世之小人，未必小人。)。世之禮讓，未必禮讓(議曰：《左傳》云：“范宣子好讓，其下皆讓；欒黡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形善也。”夫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形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由此言之，夫欒黡之讓，勢運之耳。故知世之禮讓，未必禮讓也。)。夫勢運者，不可不察。(議曰：政論云：“雖有素富，骨清者，不能百一，不可為天下通變。”故知君子、小人本無定質，盡隨勢運者多矣。)
譯文
[天下大事，隨著時間的推移在不斷地變遷流逝，既不會因堯舜賢德而停滯，也不會因桀紂無道而消失。誰是君子小人？何為賢惠愚妄？都沒個定準，這是至高至明的圣人也沒辦法的事情。由此可知，一個人的好壞，并不完全取決于他的智力。]
天下有品德高尚的君子，有品格卑下的小人，也有推崇互相謙讓之風的時候。但上述情況，未必出于人的本性，或出于事所當然，都是大的形勢造成的。為什么這樣說呢？《文子》上說：“人們富余時才會退讓，而不足時便會爭斗。退讓就產生了禮義，爭斗就會發生暴亂。財富多了欲望就減少，獲取的多了爭斗就會停止下來。[《管子》上說：“衣食豐足之后，才會有榮辱的觀念產生。”這是說有余就會退讓。《漢書》上說：“韓信是普通人的時候，貧困潦倒，品行不正，不能被推舉為官。待到在漢中投奔劉邦，肖何向劉邦推薦他說：“韓信是國家難得的人才，天下沒有能比得上他的。”這是由于他是普通人時，衣食不足啊！所以傅玄說：“假如給伯夷、伯齊一個小官職，只發給他不多的俸祿，開始是父母挨餓，接著是老婆孩子吃不飽飯，不改變其節操的可能性就會很少了。”]
《淮南子》上說：“在水里游泳的人不能拯救淹在水里的人，由于他自己的手足抽不出空來救別人。在火災中被燒傷的人不能救火，因為他自己的燒傷疼得厲害。在樹林子中沒有賣木柴的，在湖上沒有賣魚的，因為沒有人缺少這種東西。”所以太平盛世，道德卑下的小人也會奉公守法，不義之財也誘惑不了他。但在世道混亂的時候，品格高尚的君子也會干壞事，法律也禁止不住他。[慎到說：“夏桀、商紂當天子的時候，天下一片混亂。關龍逢，王子比干雖然是賢者，但人們還是稱那時為亂世，就是因為作亂的人多啊。
唐堯、虞舜當天子的時候，天下太平，雖然丹朱、商均作亂，但人們還把那時稱為太平盛世，就是因為守法的人多啊。]所以《莊子》說：“在堯、舜的時代，天下沒有不得志的人，并不是因為人都聰明。在桀、紂的時代，天下沒有顯達的人，并不是因為人都愚笨了。這都是形勢造成的。”《新語》說：
“靠近河邊的土地總是濕潤的，造近山邊的樹木，總是長得很高，那是同類互相影響的原因。長江、黃河、淮河、濟水古稱四讀，都是向東流入大海的，所以眾多的小河也沒有向西流的，這是小河仿效大河，水少的追隨水多的原因啊。”
因此可知，世上的君子，未必本質上就是君子。[匡衡曾經說過：“英明的君主恭敬謙讓，百姓也就不互相爭斗了；君主好仁德禮樂，下民也就不會兇暴；君主推崇道義節操，百姓也會按道義節操行事；君主寬厚慈愛，百姓也會互相關心愛護。有這四種原因，所以有道之君不靠嚴刑峻法也能化導天下，使天下成為太平盛世。”由此說來，社會的君子，是明主化導的結果。]
世上的小人，未必本質上就是小人。[《尚書》上說：“殷商的法律并不可通融，然而社會風氣卻極壞，草野盜賊成群，朝廷內外，大夫互相勾結，狼狽為奸，上行下效，法律卻治不了。”這是說商朝的末世，大夫們都干非法的事，沒有遵紀守法的，這也都是君主化導的結果，因此可以明白，世上的小人，未必本質上就是小人。]世上的禮讓，也未必出于人們的本性。[《左傳》上說：“晉國的范宣子執政，他好禮讓，大夫們也都好禮讓。欒厭雖然橫暴，也不敢違抗這種禮讓之風，因而晉國安定，幾代人都仰仗范宣子樹立起來的民風，安定地生活。這是榜樣好啊。”在周朝開始興盛的時候，那時的詩中唱道：“以文王為榜樣，眾多國家也都講誠信了。”這就是榜樣好的緣故。
待到周朝衰落時，那時的詩中唱道：“大夫不公平，讓我做的事比別人都多。”
這就是說沒有謙讓了。由此說來，欒厭那樣的謙讓，是時勢造成的。因此，世人的謙讓，未必出于人們的本性。]所以君子也好，小人也好，謙讓也好，都是時勢造成的。這個道理是不能不考察明白的。[《政論》上說：“世上雖然有生來就品質高尚的人，但百里不能挑一，不能做為天下的普遍標準。”
因而可以明白君子、小人本來沒有固定不變的品質，大都是隨著時勢的推移變化而變化的。]
趙蕤
趙蕤 (ruí），字太賓，梓州鹽亭人（今四川省鹽亭縣兩河鎮趙家壩人），約生于唐高宗顯慶四年 ( 公元 659 年 )，卒于唐玄宗天寶元年( 公元742年)。唐代杰出的道家與縱橫家 。趙蕤和李白是唐代的“蜀中二杰”,以“趙蕤術數,李白文章”并稱。